嘉佑元年（1056）春天，蘇家父子正式動身。
過成都時，父子三人先去拜訪了益州知州張方平（說明蘇老泉會來事兒，絕非一個隻知道讀書的書呆子），張知州十分熱情地接待了蘇氏父子，還修書一封，將蘇洵作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薦給了歐陽修，並勉勵蘇軾兄弟抓緊複習，準備接下來的六科考試。
“六科”乃唐宋時科舉取士的六種科目。
唐六科為明經、進士、秀才、明法、明書、明算。到了宋景德、天聖年間時，其六科為：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博達墳典，明於教化；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詳明政理，可使從政；五、識洞韜略，運籌決勝；六、軍謀宏遠，材任邊寄。
對於六科這種“小兒科”，蘇軾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風拂麵中兄弟倆得空遊覽了成都的大慈寺極樂院，觀看了盧楞伽筆跡。
盧楞伽，一作棱伽，唐時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詳。自汴入蜀，為畫聖吳道子弟子。此人畫風細致，咫尺間山水之寥廓，形象精備。尤擅佛像、經變，畫過許多壁畫，肅宗乾元（758）初在成都大聖慈寺，曾畫《行道高僧像》數堵，由顏真卿親筆題字，時稱“二絕”。
嘉佑元年（1056）三月是個閏月，三蘇父子此時從成都啟程，走陸路，經過劍門關，先到鳳翔府眉縣的橫渠鎮（宋大儒張載的故裏），遊覽了崇壽院，再經扶風縣過長安，經華清宮出關中，來到河南府的澠池縣。六年後，在該縣一寺舍裏留宿時，蘇軾在老僧奉閑的牆壁上題了首詩《和子由澠池懷舊》（這首詩後來一度還很出名）。
三四個月的舟車勞頓，五六月間父子三人終於抵達了京師開封。
關於蘇軾這次的陸路出川之行，曆代的史料中記載均不詳，“經劍門，穿秦嶺”，隻能大致敘述一個輪廓。耕文軒主人認為，主要是陸行騎驢較為顛簸，沒有舟行閑適，寫詩極為不便，所以就沒有流傳下來多少文字，就使得這次陸行出川顯得較為撲朔迷離。至於專家學者對此行程的更為高深與離奇的推斷，不知道最終能得出一個什麽有別於我的結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時正值大雨天氣（蘇老泉在給韓琦的書信中有所提及）由於人地生疏，蘇氏父子隻得暫時借住於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當，蘇洵即作《上歐陽內翰第一書》，然後又將自己的得意之作《洪範論》、 《史論》呈給了歐陽修。作為當世文壇一哥或二哥（注：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閱後竟如獲至寶、大加稱讚，稱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於權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
這還不算，歐陽修又連忙上書朝廷，極力推薦蘇洵入朝為官，有著歐陽內翰的親力舉薦，一時間滿朝文武爭相一睹蘇老泉的風采，並對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蘇老泉的聲名在京師文人圈子甚至權力圈裏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適朝廷的皇榜發榜，範師道、王疇、胡俛、韓彥、王瓘、宋敏等人考中開封舉人。
這批人後來都成了朝廷命官：
範師道字貫之，吳縣（今蘇州市相城區）人，範仲淹的老鄉，侍禦史。
王疇字景彝，曹州（今山東曹縣）人，開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閣。
胡俛字公瑾，侍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賢校理。
立秋後，蘇洵終於等來了屬於他的機會。
應開封府解，著蘇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彥祖）、顧臨（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試景德寺，也就是到開封府的景德寺參加考試。這說明不管什麽人推薦，就像當今社會的公務員考試一樣，北宋的官場也需要走流程，——主要還是堵別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濟州钜野（今山東巨野縣）人，王禹偁曾孫。
顧臨，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胡宗愈，常州晉陵（今常州市區）人。
參加考試前，蘇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饋贈，一支他自己珍藏已久的諸葛筆。
名頭不小的諸葛筆乃唐宋時名筆，亦名“散卓筆”。諸葛氏製筆有術，出自南唐製筆高手諸葛氏。其技藝精湛，鋒毫尖銳，外形圓潤，鋪下不軟，提起不散。
據說，宣城特產的諸葛筆，筆頭用鼠須製成，故又稱“鼠須筆”。相傳此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真正做到了“尖、齊、圓、健”四德具備。
諸葛筆在當時也算是筆中的馳名品牌，以此相贈，方顯兩人的交情。蘇軾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長事他君懿伯伯的。
蘇軾兄弟二人也參加了此次考試。
不久後榜出，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人袁轂（字容直，一字公濟）高居榜首，蘇軾名列第二，蘇轍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蘇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蘇軾書寫。
這年，刑部員外郎、知製誥石昌言出使北國前往契丹，慶賀契丹國母生辰。蘇老泉為他寫下這篇贈序，就是讓他借鑒曆史經驗，不怕強敵威脅，發揚民族正氣，奪取外交勝利。因為蘇洵之父名序，所以這篇贈序改稱引。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市）人，少孤力學，登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知製誥。仁宗朝上疏力請廣言路，尊儒術，防壅蔽，禁奢侈。其言皆有益於國，時人稱之。石、蘇兩家均眉州大戶，世有通家之誼，因此在京師是蘇氏父子標準的老鄉。
受到歐陽修激賞的蘇洵，又再接再厲地上書《上韓樞密書》、《權書》於時任樞密使的韓琦，與之論及製兵之豪縱在厲威武（此人拉關係的能力著實不一般，讀書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雞血一般的蘇老泉認為當世之大患為：大臣都愛好聲名而懼怕譏謗，好名則會多樹私恩，害怕譏謗則會執法不堅。那麽，造成兵冗而驕的責任應由誰來負責呢？
作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老蘇當然不能直接指責皇帝，隻能要求主管軍政的大臣對此負責。先把皇帝開脫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縱至此”的責任歸咎於樞密府，是由於大臣“好名”、“懼謗”、“樹私恩”、“執法不堅”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蘇洵旁敲側擊的對象是大將軍狄青。
其實，蘇洵並不了解狄青，他的長篇大論的依據也無非隻是道聽途說、人雲亦雲。真正的一代名將狄青出身微賤，以功以忠擢升重臣。狄青生前勇猛善戰，長於用兵，治軍嚴整。逝世後宋神宗為追念其功績，曾下令將狄青的畫像掛在禁中，並親手禦製祭文予以悼念。
作為樞密使的韓琦自然不是吃幹飯的，不會僅聽信蘇洵紙上談兵式的一麵之辭。因此，對於蘇洵的上書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讀書人的理想就與致仕緊密相聯的。蘇洵聽說了一個好消息——張方平從益州調任京師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見。（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財政長官。三司總理財政，成為僅次於中書﹑樞密院的重要機構，號稱“計省”，三司的長官三司使被稱為“計相”，地位略低於參知政事。）
在張府上，張安道（張方平字安道）微笑著問這位老朋友蘇老泉道：
令公子近來所讀何書？
老蘇趕忙答道，犬子這段時間在重讀《前漢》。
張安道又問，全書他讀完過兩遍了嗎？
老蘇歸家後以此詢問蘇軾，誰知蘇軾不屑地說：此老難道真的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人讀過三遍的嗎？
後世有人評論，小蘇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要知道張安道當年曾借過別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還，就說已經看完。要知道此人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功底是何等地深厚，就連前輩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傳蘇老泉曾帶著兩個兒子去拜訪張文定（張方平的諡號），張文定趁著蘇軾兄弟正在準備科舉考試，有意出題考一下他們。因此共出六道題，令人拿給蘇氏兄弟，而文定卻在隔壁的密室裏暗自窺視。
隻見兩兄弟得到考題後，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蘇轍在一道題上有疑問，指著給哥哥看，哥哥不言，隻是用筆管敲了幾下桌麵，說“管子注”，蘇轍還是沒有聽明白，哥哥就用筆將此題目勾去，然後就一揮而就做完了題目。
張文定讀完了蘇軾的文章後，更為驚喜，原來被蘇軾勾去的那個題目，並無出處，隻是為了考驗蘇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題。
次日，張文定見到了蘇老泉，不無驚喜地說，兩個兒子都是天才，隻不過大兒子明敏可愛，但小兒子卻是少年持重，日後的成就可能要高過其兄長了！
張方平這個人很有氣量，在鎮守西蜀時，認識眉山的蘇洵及其子蘇軾、 蘇轍，深表器重，並積極為之延譽。曾推薦蘇軾為諫官，後來蘇軾因作詩被朝廷誣陷下獄治罪之時，張方平也受到牽連，但他卻能不顧個人安危，依然奏章論救，所以蘇軾終身都很敬重張方平大人。
在京師開封，兄弟倆一有時間就聚於一起，潛心研讀和探究《公羊》、《轂梁》及《左氏》三傳。與大多數讀書人一樣，書讀多了，蘇軾兄弟同樣對不學無術之輩，六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紈絝子弟往往看不上眼，特別是對京師那些醉生夢死的富家子弟側目而視，“頗見紈絝中，齒牙厭梁肉。”（《《寄周安孺茶》》）。
嘉佑二年（1057）正月初六，由翰林學士歐陽修（字永叔）主持的貢舉開考，翰林學士王珪（字禹玉）、龍圖閣直學士梅摯（字公儀）、知製誥韓絳（子華）、集賢殿修撰範鎮（字景仁）這幾個人協助知貢舉主持本屆考試。
《宋史·選舉誌》：凡進士，試詩、賦、論一首，策五道。參加這次省試，蘇軾撰寫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
由於當時的士子崇尚的是險怪奇澀的文風，還美其名曰“太學體”，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等都對此深惡痛絕並大力加以抑製，因此但凡是遇到這類考卷，一律會被淘汰掉。最離譜的是這類考卷甚至出現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枰圖”、“禹操畚鍤”、“傳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說。
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麵對千人一麵的詭異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這種危險的局麵。梅聖俞當時與歐陽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考卷，趕緊拿給歐陽文忠公看。
歐陽修非常驚奇，以為遇到了異人，第一念頭就是將此人錄為頭等，但又轉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對每年的頭名狀元格外敏感，同時又有預感是自己的門下士曾鞏（字子固）所作，要是錄為第一，那麽就會在官場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隻好忍痛割愛將此人錄為第二。
過成都時，父子三人先去拜訪了益州知州張方平（說明蘇老泉會來事兒，絕非一個隻知道讀書的書呆子），張知州十分熱情地接待了蘇氏父子，還修書一封，將蘇洵作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薦給了歐陽修，並勉勵蘇軾兄弟抓緊複習，準備接下來的六科考試。
“六科”乃唐宋時科舉取士的六種科目。
唐六科為明經、進士、秀才、明法、明書、明算。到了宋景德、天聖年間時，其六科為：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博達墳典，明於教化；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詳明政理，可使從政；五、識洞韜略，運籌決勝；六、軍謀宏遠，材任邊寄。
對於六科這種“小兒科”，蘇軾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風拂麵中兄弟倆得空遊覽了成都的大慈寺極樂院，觀看了盧楞伽筆跡。
盧楞伽，一作棱伽，唐時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詳。自汴入蜀，為畫聖吳道子弟子。此人畫風細致，咫尺間山水之寥廓，形象精備。尤擅佛像、經變，畫過許多壁畫，肅宗乾元（758）初在成都大聖慈寺，曾畫《行道高僧像》數堵，由顏真卿親筆題字，時稱“二絕”。
嘉佑元年（1056）三月是個閏月，三蘇父子此時從成都啟程，走陸路，經過劍門關，先到鳳翔府眉縣的橫渠鎮（宋大儒張載的故裏），遊覽了崇壽院，再經扶風縣過長安，經華清宮出關中，來到河南府的澠池縣。六年後，在該縣一寺舍裏留宿時，蘇軾在老僧奉閑的牆壁上題了首詩《和子由澠池懷舊》（這首詩後來一度還很出名）。
三四個月的舟車勞頓，五六月間父子三人終於抵達了京師開封。
關於蘇軾這次的陸路出川之行，曆代的史料中記載均不詳，“經劍門，穿秦嶺”，隻能大致敘述一個輪廓。耕文軒主人認為，主要是陸行騎驢較為顛簸，沒有舟行閑適，寫詩極為不便，所以就沒有流傳下來多少文字，就使得這次陸行出川顯得較為撲朔迷離。至於專家學者對此行程的更為高深與離奇的推斷，不知道最終能得出一個什麽有別於我的結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時正值大雨天氣（蘇老泉在給韓琦的書信中有所提及）由於人地生疏，蘇氏父子隻得暫時借住於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當，蘇洵即作《上歐陽內翰第一書》，然後又將自己的得意之作《洪範論》、 《史論》呈給了歐陽修。作為當世文壇一哥或二哥（注：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閱後竟如獲至寶、大加稱讚，稱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於權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
這還不算，歐陽修又連忙上書朝廷，極力推薦蘇洵入朝為官，有著歐陽內翰的親力舉薦，一時間滿朝文武爭相一睹蘇老泉的風采，並對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蘇老泉的聲名在京師文人圈子甚至權力圈裏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適朝廷的皇榜發榜，範師道、王疇、胡俛、韓彥、王瓘、宋敏等人考中開封舉人。
這批人後來都成了朝廷命官：
範師道字貫之，吳縣（今蘇州市相城區）人，範仲淹的老鄉，侍禦史。
王疇字景彝，曹州（今山東曹縣）人，開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閣。
胡俛字公瑾，侍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賢校理。
立秋後，蘇洵終於等來了屬於他的機會。
應開封府解，著蘇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彥祖）、顧臨（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試景德寺，也就是到開封府的景德寺參加考試。這說明不管什麽人推薦，就像當今社會的公務員考試一樣，北宋的官場也需要走流程，——主要還是堵別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濟州钜野（今山東巨野縣）人，王禹偁曾孫。
顧臨，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胡宗愈，常州晉陵（今常州市區）人。
參加考試前，蘇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饋贈，一支他自己珍藏已久的諸葛筆。
名頭不小的諸葛筆乃唐宋時名筆，亦名“散卓筆”。諸葛氏製筆有術，出自南唐製筆高手諸葛氏。其技藝精湛，鋒毫尖銳，外形圓潤，鋪下不軟，提起不散。
據說，宣城特產的諸葛筆，筆頭用鼠須製成，故又稱“鼠須筆”。相傳此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真正做到了“尖、齊、圓、健”四德具備。
諸葛筆在當時也算是筆中的馳名品牌，以此相贈，方顯兩人的交情。蘇軾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長事他君懿伯伯的。
蘇軾兄弟二人也參加了此次考試。
不久後榜出，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人袁轂（字容直，一字公濟）高居榜首，蘇軾名列第二，蘇轍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蘇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蘇軾書寫。
這年，刑部員外郎、知製誥石昌言出使北國前往契丹，慶賀契丹國母生辰。蘇老泉為他寫下這篇贈序，就是讓他借鑒曆史經驗，不怕強敵威脅，發揚民族正氣，奪取外交勝利。因為蘇洵之父名序，所以這篇贈序改稱引。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市）人，少孤力學，登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知製誥。仁宗朝上疏力請廣言路，尊儒術，防壅蔽，禁奢侈。其言皆有益於國，時人稱之。石、蘇兩家均眉州大戶，世有通家之誼，因此在京師是蘇氏父子標準的老鄉。
受到歐陽修激賞的蘇洵，又再接再厲地上書《上韓樞密書》、《權書》於時任樞密使的韓琦，與之論及製兵之豪縱在厲威武（此人拉關係的能力著實不一般，讀書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雞血一般的蘇老泉認為當世之大患為：大臣都愛好聲名而懼怕譏謗，好名則會多樹私恩，害怕譏謗則會執法不堅。那麽，造成兵冗而驕的責任應由誰來負責呢？
作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老蘇當然不能直接指責皇帝，隻能要求主管軍政的大臣對此負責。先把皇帝開脫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縱至此”的責任歸咎於樞密府，是由於大臣“好名”、“懼謗”、“樹私恩”、“執法不堅”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蘇洵旁敲側擊的對象是大將軍狄青。
其實，蘇洵並不了解狄青，他的長篇大論的依據也無非隻是道聽途說、人雲亦雲。真正的一代名將狄青出身微賤，以功以忠擢升重臣。狄青生前勇猛善戰，長於用兵，治軍嚴整。逝世後宋神宗為追念其功績，曾下令將狄青的畫像掛在禁中，並親手禦製祭文予以悼念。
作為樞密使的韓琦自然不是吃幹飯的，不會僅聽信蘇洵紙上談兵式的一麵之辭。因此，對於蘇洵的上書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讀書人的理想就與致仕緊密相聯的。蘇洵聽說了一個好消息——張方平從益州調任京師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見。（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財政長官。三司總理財政，成為僅次於中書﹑樞密院的重要機構，號稱“計省”，三司的長官三司使被稱為“計相”，地位略低於參知政事。）
在張府上，張安道（張方平字安道）微笑著問這位老朋友蘇老泉道：
令公子近來所讀何書？
老蘇趕忙答道，犬子這段時間在重讀《前漢》。
張安道又問，全書他讀完過兩遍了嗎？
老蘇歸家後以此詢問蘇軾，誰知蘇軾不屑地說：此老難道真的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人讀過三遍的嗎？
後世有人評論，小蘇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要知道張安道當年曾借過別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還，就說已經看完。要知道此人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功底是何等地深厚，就連前輩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傳蘇老泉曾帶著兩個兒子去拜訪張文定（張方平的諡號），張文定趁著蘇軾兄弟正在準備科舉考試，有意出題考一下他們。因此共出六道題，令人拿給蘇氏兄弟，而文定卻在隔壁的密室裏暗自窺視。
隻見兩兄弟得到考題後，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蘇轍在一道題上有疑問，指著給哥哥看，哥哥不言，隻是用筆管敲了幾下桌麵，說“管子注”，蘇轍還是沒有聽明白，哥哥就用筆將此題目勾去，然後就一揮而就做完了題目。
張文定讀完了蘇軾的文章後，更為驚喜，原來被蘇軾勾去的那個題目，並無出處，隻是為了考驗蘇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題。
次日，張文定見到了蘇老泉，不無驚喜地說，兩個兒子都是天才，隻不過大兒子明敏可愛，但小兒子卻是少年持重，日後的成就可能要高過其兄長了！
張方平這個人很有氣量，在鎮守西蜀時，認識眉山的蘇洵及其子蘇軾、 蘇轍，深表器重，並積極為之延譽。曾推薦蘇軾為諫官，後來蘇軾因作詩被朝廷誣陷下獄治罪之時，張方平也受到牽連，但他卻能不顧個人安危，依然奏章論救，所以蘇軾終身都很敬重張方平大人。
在京師開封，兄弟倆一有時間就聚於一起，潛心研讀和探究《公羊》、《轂梁》及《左氏》三傳。與大多數讀書人一樣，書讀多了，蘇軾兄弟同樣對不學無術之輩，六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紈絝子弟往往看不上眼，特別是對京師那些醉生夢死的富家子弟側目而視，“頗見紈絝中，齒牙厭梁肉。”（《《寄周安孺茶》》）。
嘉佑二年（1057）正月初六，由翰林學士歐陽修（字永叔）主持的貢舉開考，翰林學士王珪（字禹玉）、龍圖閣直學士梅摯（字公儀）、知製誥韓絳（子華）、集賢殿修撰範鎮（字景仁）這幾個人協助知貢舉主持本屆考試。
《宋史·選舉誌》：凡進士，試詩、賦、論一首，策五道。參加這次省試，蘇軾撰寫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
由於當時的士子崇尚的是險怪奇澀的文風，還美其名曰“太學體”，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等都對此深惡痛絕並大力加以抑製，因此但凡是遇到這類考卷，一律會被淘汰掉。最離譜的是這類考卷甚至出現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枰圖”、“禹操畚鍤”、“傳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說。
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麵對千人一麵的詭異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這種危險的局麵。梅聖俞當時與歐陽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考卷，趕緊拿給歐陽文忠公看。
歐陽修非常驚奇，以為遇到了異人，第一念頭就是將此人錄為頭等，但又轉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對每年的頭名狀元格外敏感，同時又有預感是自己的門下士曾鞏（字子固）所作，要是錄為第一，那麽就會在官場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隻好忍痛割愛將此人錄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