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八年（1075），蘇軾在密州任上，曾經的老朋友王詵駙馬，給蘇軾又送來了官酒、果子及中藥等物。
早在京師期間，蘇軾與當朝的駙馬爺王詵關係最鐵，時常在一起評詩論畫。我們前麵說過，王詵出身高貴，手裏有不少書畫中的精品與幹貨，而蘇軾有的是極高的天賦與鑒賞水平，二人在藝術修養上是一對互為知音的好兄弟。
在這一窮鄉僻壤還能夠收到駙馬爺的禮物問候，讓蘇軾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在密州，蘇軾有一天突發鄉思，就給當年一起在川中玻璃江瑞草橋邊草地上把酒言歡、一同交遊的小夥伴王淮奇寫信。
蘇軾告訴王淮奇，密州的風土飲食都還可以，隻是因為減免了百姓們的租稅，使得公庫空虛。由於正逢災年的饑饉蔓延，強盜沒有一天不出來打劫，好在近期抓了五六十人，局麵才稍微穩定下來。
蘇軾對王淮奇說，自己新修葺了一座高台（即超然台），有時候登高望鄉，下來後便會悵然一整天。近日自己的酒量稍加見長，每天可以飲十五銀盞，他日若迴到瑞草橋邊，一定會去找您一醉方休的。
蘇軾還給在杭州時的朋友李行中寫信，與李行中一起再來追憶一下在杭州時遊山玩水的快樂時光。在鬆江時，蘇軾就聽說有一位自霅川徙居鬆江的秀才李行中，此人性情高潔，拒絕仕途，其居自名醉眠亭。
李行中，字無悔，福建化州人，徙居鬆江（今屬上海），曾任南寧知軍、瓊州知府等職。蘇軾在杭州時常與之遊從，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蘇軾為其題寫“醉眠”，後該亭成了文人雅士集會的沙龍。
閑下來時，又收到杭州鹽官縣安國寺大和尚居則的請求，要蘇軾為其所在的寺院寫一篇記文。
這位居則和尚，九歲時即出家為僧，十九歲時得了一場大病眼看就要死了，他就在佛祖麵前立下誓願，表示終身遵守佛祖的訓誡，等有錢了就建造千手千眼菩薩。
結果病愈後，由於財力不足，居則就節衣縮食三十年之久。用一點點積累起來的財物，建立起七丈高的佛像，又建了四重的高閣來供奉這尊佛像。
這不，佛像塑成了，高閣也建成了，就想請蘇軾給寫一篇記文。
蘇軾對於居則鍥而不舍的精神十分讚賞，曾將這件事以一個段子的形式講給東南一帶的士子們聽，同時對於那些任性欺蒙佛祖的人，蘇軾是極為痛恨的。
於是，蘇軾就提筆寫下了一篇《鹽官大悲閣記》。
按說，寫記文這件事本身並沒有什麽，頂多算是一種民間意義的活動。
可是蘇軾在記文中談到了古人取士要考天文、地理、音樂、曆法、宗廟祭祀、等多方麵的知識，而今天卻要士子們去學一些古代已經將要失傳的老掉牙的經義之作。毫無疑問，這些徒發的議論，又被後來的反對派咬定是借此譏諷朝廷更改科場法度的荒謬不便了。
寫完居則的記文，中間是發了一些議論。蘇軾還在給鳧繹先生下的詩集序文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
那是父親還在世的時候，有一天，蘇老泉從外麵迴來，取出幾篇詩文對蘇軾說，你來見識一下這樣的詩文，當今世上此類東西不多了。當蘇軾看時，發現裏麵的詩文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沒有一點空泛的議論。而當今的士子甚至士大夫寫起文章來，沒有一個不是拋開現實中的人事而高談闊論的。
如今蘇軾到了魯地，就開始搜集鳧繹先生的遺文，還很幸運地在鳧繹先生兒子處找到了老先生的文集。
原來，鳧繹先生叫顏太初，字醇之，為古代大師兗公顏淵的第四十七代孫。兒子叫顏複，見蘇軾將父親的詩集認真地抄錄下來，態度畢恭畢敬的，就趁熱打鐵地想請蘇軾給詩集作一篇序文。
不過小顏也沒有讓蘇軾白作，他將家藏的河北易縣超級製墨大師李廷珪親手製作的墨塊贈給了蘇軾。
據傳，唐人李廷珪製的墨質量恆定，不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能保存，就是扔進溝中，也可數月不壞。蘇軾見這些墨曆經了這麽多年，墨色還是那樣黑，就知道這是李廷珪的真品無疑。
有了李廷珪的好墨，蘇軾立即展紙研墨，一氣嗬成地手書《試墨貼》一道，此貼後被其侄蘇大通寄給了黃庭堅欣賞。黃庭堅看了此貼後，驚唿該貼“如鸞鳳之雛，一日墜地，便非孔翠可擬，況山雞輩也。”
蘇軾在密州任上時，州郡內常有盜竊之事發而未獲，上頭的安撫、轉運司深為擔憂。有段時間，終於派遣了由三班使臣帶隊的悍卒數千人下來捕盜。結果，這些悍卒們兇暴恣行，比竊賊更為可恨，經常私闖民宅，打家竊舍，甚至將要發生殺人的妄動。
密州被誣陷的百姓們皆畏罪驚散，甚至被逼到將要聚眾叛亂的地步。
老百姓將這些悍卒的行為告到知州蘇大人這裏，蘇軾麵對呈上來的狀紙看都不看，就故意扔到一邊，說，我們朝廷派下來的三班使臣及一眾將領還不至於會這樣！
話雖這樣說，暗地裏蘇軾卻讓這幫悍卒自相揭發，最終供出了其中的害群之馬，將其繩之以法後，密州的亂象遂於悄無聲息之間被平息了。
在清朝乾隆時期的《諸城縣誌》中，有著這樣的記載：
諸城有一處蘇軾題寫的石刻，內容有九個字：禹功、傳道、明叔、子瞻遊。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蘇軾曾與喬敘（字禹功）、章傳（字傳道）、趙杲卿（字明叔）一起出遊。
題名的石刻有說位於舊諸城的縣學裏的，有說被置於超然台上的，難得的是，這九個字的書體竟為八分書，也就是隸書。故有後世學者驚唿，“坡書遍天下，而八分僅見此石”、“東坡分隸，世所罕見，此九字，可謂文豹之一斑也”。
另有江湖傳聞，後世的清代學者翁方綱就收藏有該九字隸書的拓片，隻是該石刻已經蕩然無存了。
熙寧九年（1076），四十一歲的蘇軾被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為職事官，正七品，與祠部郎中共同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漏刻、國忌、廟諱、醫藥、僧尼簿籍等。朝中傳聞，環慶路都監兼第四將充安南行營副將李孝孫曾向朝廷乞召蘇軾為侍從。
此時，包大人的外甥文勳正出任密州的從事官。
我們前麵說到過，文勳十分擅長寫篆書，深得李斯的運筆之妙。而蘇軾在到任密州之後，於民間得到一本秦朝時期的石刻拓本，文勳聽說後，就在蘇軾處拿到了這一拓本，並精心地臨摹下來，刻石後放在了超然台上。
蘇軾認為，秦政雖然殘暴無道，但秦人創立的某些製度及規矩，倒是遠勝其他朝代。尤其是該朝創立的篆書就十分工巧，後世極難超越。
正月十三，文勳就要還朝了，作為好友兼“東道主”的蘇知州，在為文勳送行的酒宴上作《蝶戀花》以贈。“深惜今年正月暖，燈光酒色搖金盞”，可見二人的深情厚誼。
正月十五這天，蘇軾焚香沐手後，在自己早先作的《赤溪山主頌》題了跋。
赤溪山主即是趙棠，此人原籍蜀中，是後蜀孟昶時節度使趙廷隱的後人。
趙棠曾做出過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主動棄官與一位經常神神叨叨，與人語時答非所問的所謂“神經病患者”潘盎一起出遊。世人由此認為趙棠也是一個不正常的人，但是張方平先生卻認為老趙絕對是個明智達理的人，以至於後來還為他寫了墓誌銘。
趙棠的兒子名叫趙昶，現任大理寺丞、藤州（今廣西藤縣東北）知州。
蘇軾與小趙有所交往，小趙就將父親死後焚屍得到的幾升舍利子分給了蘇軾四十八顆，不過，後來蘇軾將這些舍利子轉交給寶月大師的孫子（大師有孫子，令人費解）悟清，讓其拿迴到寺院裏供養。
後來，蘇軾還從小趙的手裏得到了趙棠的十幾篇文章，閱後覺得趙棠的思維及邏輯深為清晰，至少在蘇軾眼中，“赤溪山主”趙棠絕非常人眼中的那些模樣，所以一有功夫，又在《赤溪山主頌》後題了跋。
自去年滕元發被調離青州，由京東安撫使向經（字審禮）接任，到如今不滿一年，舉足輕重的青州知州按照當時的慣例，一般由京東路安撫使兼任。兼任者陳薦（字彥升），是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出知青州的。
二月二十一，蘇軾將自己不久前作的兩首用韻頗有特色的“尖”、“叉”二險韻、窄韻詩，又書寫了一遍，可能是對自己這兩首運用自如、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毫無牽強拚湊之跡的詩比較滿意吧。
接著，蘇軾又於寒食日後登上了超然台，眺望著這暮春煙雨，觸動了鄉思，遂賦《望江南》詞意遣懷。
這首詞寄寓了自己這一時期對有家難迴、有誌難酬的無奈與悵惘，同時表達了蘇軾豁達超脫的襟懷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人生態度。
三月初三，意猶未盡的蘇軾又自書《超然台記》，還與同僚巡查民情後會飲流杯亭，席上還賦了一首聲情悲壯雄渾的《滿江紅》詞。
總體來說，雖然密州時期的這些詞是在超然台上寫就，但詞裏詞外流露出的蘇軾的心情卻一點也不超然。雖然《滿江紅》裏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卻是蘇軾極想入世求用，雖暫時受挫、卻越挫越勇的內心獨白。
此時的蘇軾，依然還是渴望求用，但與《江城子·密州出獵》相比，心情還是有了不小的變化。較之《密州出獵》時少了些盲從，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隨性，多了些謹慎。經曆了太多希望與失望的交替折磨後，現在的蘇軾既不是初任鳳翔通判時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時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養已到了相當的程度，他已經學會了時時刻刻、事事處處為自己留足了一定的退路。
早在京師期間，蘇軾與當朝的駙馬爺王詵關係最鐵，時常在一起評詩論畫。我們前麵說過，王詵出身高貴，手裏有不少書畫中的精品與幹貨，而蘇軾有的是極高的天賦與鑒賞水平，二人在藝術修養上是一對互為知音的好兄弟。
在這一窮鄉僻壤還能夠收到駙馬爺的禮物問候，讓蘇軾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在密州，蘇軾有一天突發鄉思，就給當年一起在川中玻璃江瑞草橋邊草地上把酒言歡、一同交遊的小夥伴王淮奇寫信。
蘇軾告訴王淮奇，密州的風土飲食都還可以，隻是因為減免了百姓們的租稅，使得公庫空虛。由於正逢災年的饑饉蔓延，強盜沒有一天不出來打劫，好在近期抓了五六十人，局麵才稍微穩定下來。
蘇軾對王淮奇說，自己新修葺了一座高台（即超然台），有時候登高望鄉，下來後便會悵然一整天。近日自己的酒量稍加見長，每天可以飲十五銀盞，他日若迴到瑞草橋邊，一定會去找您一醉方休的。
蘇軾還給在杭州時的朋友李行中寫信，與李行中一起再來追憶一下在杭州時遊山玩水的快樂時光。在鬆江時，蘇軾就聽說有一位自霅川徙居鬆江的秀才李行中，此人性情高潔，拒絕仕途，其居自名醉眠亭。
李行中，字無悔，福建化州人，徙居鬆江（今屬上海），曾任南寧知軍、瓊州知府等職。蘇軾在杭州時常與之遊從，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蘇軾為其題寫“醉眠”，後該亭成了文人雅士集會的沙龍。
閑下來時，又收到杭州鹽官縣安國寺大和尚居則的請求，要蘇軾為其所在的寺院寫一篇記文。
這位居則和尚，九歲時即出家為僧，十九歲時得了一場大病眼看就要死了，他就在佛祖麵前立下誓願，表示終身遵守佛祖的訓誡，等有錢了就建造千手千眼菩薩。
結果病愈後，由於財力不足，居則就節衣縮食三十年之久。用一點點積累起來的財物，建立起七丈高的佛像，又建了四重的高閣來供奉這尊佛像。
這不，佛像塑成了，高閣也建成了，就想請蘇軾給寫一篇記文。
蘇軾對於居則鍥而不舍的精神十分讚賞，曾將這件事以一個段子的形式講給東南一帶的士子們聽，同時對於那些任性欺蒙佛祖的人，蘇軾是極為痛恨的。
於是，蘇軾就提筆寫下了一篇《鹽官大悲閣記》。
按說，寫記文這件事本身並沒有什麽，頂多算是一種民間意義的活動。
可是蘇軾在記文中談到了古人取士要考天文、地理、音樂、曆法、宗廟祭祀、等多方麵的知識，而今天卻要士子們去學一些古代已經將要失傳的老掉牙的經義之作。毫無疑問，這些徒發的議論，又被後來的反對派咬定是借此譏諷朝廷更改科場法度的荒謬不便了。
寫完居則的記文，中間是發了一些議論。蘇軾還在給鳧繹先生下的詩集序文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
那是父親還在世的時候，有一天，蘇老泉從外麵迴來，取出幾篇詩文對蘇軾說，你來見識一下這樣的詩文，當今世上此類東西不多了。當蘇軾看時，發現裏麵的詩文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沒有一點空泛的議論。而當今的士子甚至士大夫寫起文章來，沒有一個不是拋開現實中的人事而高談闊論的。
如今蘇軾到了魯地，就開始搜集鳧繹先生的遺文，還很幸運地在鳧繹先生兒子處找到了老先生的文集。
原來，鳧繹先生叫顏太初，字醇之，為古代大師兗公顏淵的第四十七代孫。兒子叫顏複，見蘇軾將父親的詩集認真地抄錄下來，態度畢恭畢敬的，就趁熱打鐵地想請蘇軾給詩集作一篇序文。
不過小顏也沒有讓蘇軾白作，他將家藏的河北易縣超級製墨大師李廷珪親手製作的墨塊贈給了蘇軾。
據傳，唐人李廷珪製的墨質量恆定，不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能保存，就是扔進溝中，也可數月不壞。蘇軾見這些墨曆經了這麽多年，墨色還是那樣黑，就知道這是李廷珪的真品無疑。
有了李廷珪的好墨，蘇軾立即展紙研墨，一氣嗬成地手書《試墨貼》一道，此貼後被其侄蘇大通寄給了黃庭堅欣賞。黃庭堅看了此貼後，驚唿該貼“如鸞鳳之雛，一日墜地，便非孔翠可擬，況山雞輩也。”
蘇軾在密州任上時，州郡內常有盜竊之事發而未獲，上頭的安撫、轉運司深為擔憂。有段時間，終於派遣了由三班使臣帶隊的悍卒數千人下來捕盜。結果，這些悍卒們兇暴恣行，比竊賊更為可恨，經常私闖民宅，打家竊舍，甚至將要發生殺人的妄動。
密州被誣陷的百姓們皆畏罪驚散，甚至被逼到將要聚眾叛亂的地步。
老百姓將這些悍卒的行為告到知州蘇大人這裏，蘇軾麵對呈上來的狀紙看都不看，就故意扔到一邊，說，我們朝廷派下來的三班使臣及一眾將領還不至於會這樣！
話雖這樣說，暗地裏蘇軾卻讓這幫悍卒自相揭發，最終供出了其中的害群之馬，將其繩之以法後，密州的亂象遂於悄無聲息之間被平息了。
在清朝乾隆時期的《諸城縣誌》中，有著這樣的記載：
諸城有一處蘇軾題寫的石刻，內容有九個字：禹功、傳道、明叔、子瞻遊。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蘇軾曾與喬敘（字禹功）、章傳（字傳道）、趙杲卿（字明叔）一起出遊。
題名的石刻有說位於舊諸城的縣學裏的，有說被置於超然台上的，難得的是，這九個字的書體竟為八分書，也就是隸書。故有後世學者驚唿，“坡書遍天下，而八分僅見此石”、“東坡分隸，世所罕見，此九字，可謂文豹之一斑也”。
另有江湖傳聞，後世的清代學者翁方綱就收藏有該九字隸書的拓片，隻是該石刻已經蕩然無存了。
熙寧九年（1076），四十一歲的蘇軾被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為職事官，正七品，與祠部郎中共同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漏刻、國忌、廟諱、醫藥、僧尼簿籍等。朝中傳聞，環慶路都監兼第四將充安南行營副將李孝孫曾向朝廷乞召蘇軾為侍從。
此時，包大人的外甥文勳正出任密州的從事官。
我們前麵說到過，文勳十分擅長寫篆書，深得李斯的運筆之妙。而蘇軾在到任密州之後，於民間得到一本秦朝時期的石刻拓本，文勳聽說後，就在蘇軾處拿到了這一拓本，並精心地臨摹下來，刻石後放在了超然台上。
蘇軾認為，秦政雖然殘暴無道，但秦人創立的某些製度及規矩，倒是遠勝其他朝代。尤其是該朝創立的篆書就十分工巧，後世極難超越。
正月十三，文勳就要還朝了，作為好友兼“東道主”的蘇知州，在為文勳送行的酒宴上作《蝶戀花》以贈。“深惜今年正月暖，燈光酒色搖金盞”，可見二人的深情厚誼。
正月十五這天，蘇軾焚香沐手後，在自己早先作的《赤溪山主頌》題了跋。
赤溪山主即是趙棠，此人原籍蜀中，是後蜀孟昶時節度使趙廷隱的後人。
趙棠曾做出過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主動棄官與一位經常神神叨叨，與人語時答非所問的所謂“神經病患者”潘盎一起出遊。世人由此認為趙棠也是一個不正常的人，但是張方平先生卻認為老趙絕對是個明智達理的人，以至於後來還為他寫了墓誌銘。
趙棠的兒子名叫趙昶，現任大理寺丞、藤州（今廣西藤縣東北）知州。
蘇軾與小趙有所交往，小趙就將父親死後焚屍得到的幾升舍利子分給了蘇軾四十八顆，不過，後來蘇軾將這些舍利子轉交給寶月大師的孫子（大師有孫子，令人費解）悟清，讓其拿迴到寺院裏供養。
後來，蘇軾還從小趙的手裏得到了趙棠的十幾篇文章，閱後覺得趙棠的思維及邏輯深為清晰，至少在蘇軾眼中，“赤溪山主”趙棠絕非常人眼中的那些模樣，所以一有功夫，又在《赤溪山主頌》後題了跋。
自去年滕元發被調離青州，由京東安撫使向經（字審禮）接任，到如今不滿一年，舉足輕重的青州知州按照當時的慣例，一般由京東路安撫使兼任。兼任者陳薦（字彥升），是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出知青州的。
二月二十一，蘇軾將自己不久前作的兩首用韻頗有特色的“尖”、“叉”二險韻、窄韻詩，又書寫了一遍，可能是對自己這兩首運用自如、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毫無牽強拚湊之跡的詩比較滿意吧。
接著，蘇軾又於寒食日後登上了超然台，眺望著這暮春煙雨，觸動了鄉思，遂賦《望江南》詞意遣懷。
這首詞寄寓了自己這一時期對有家難迴、有誌難酬的無奈與悵惘，同時表達了蘇軾豁達超脫的襟懷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人生態度。
三月初三，意猶未盡的蘇軾又自書《超然台記》，還與同僚巡查民情後會飲流杯亭，席上還賦了一首聲情悲壯雄渾的《滿江紅》詞。
總體來說，雖然密州時期的這些詞是在超然台上寫就，但詞裏詞外流露出的蘇軾的心情卻一點也不超然。雖然《滿江紅》裏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卻是蘇軾極想入世求用，雖暫時受挫、卻越挫越勇的內心獨白。
此時的蘇軾，依然還是渴望求用，但與《江城子·密州出獵》相比，心情還是有了不小的變化。較之《密州出獵》時少了些盲從，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隨性，多了些謹慎。經曆了太多希望與失望的交替折磨後，現在的蘇軾既不是初任鳳翔通判時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時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養已到了相當的程度，他已經學會了時時刻刻、事事處處為自己留足了一定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