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不容易捋順了王安石的生平經曆與變法的背景及內容之後，我們今後的工作重心就是要詳述一下蘇軾在這場變法中的各種舉動了。
熙寧二年（1069）八月十四，正是汴京城裏秋高氣爽，丹桂飄香的中秋時節。
蘇軾受詔作為國子監舉人考試官，開始了為國選材，當然主要是為王安石網羅鷹犬與走狗。同為考試官的還有：
集賢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
密閣校理錢藻；
館閣校勘顧臨；
監察禦史裏行張戩（字天祺，今寶雞市眉縣人，張載最小的弟弟）；
比部郎中張吉；
這是一次比較嚴肅的考試，從豪華的監考官陣容就可見一斑，考試的題目正是蘇軾出的。
由於當時神宗皇帝獨寵王安石，造成了王安石的凡事獨斷專行，剛愎自用。蘇軾欲借此抨擊一下王安石，所以就在此次的國學秋試的策問中選用的題目為：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蘇軾先是闡述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並以此讓考生們詳細分析成功失敗的根源以及所作所為相同而結果相反究竟是什麽原因。
明眼人一看，其主旨有影射當朝慫恿神宗變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之嫌。果然，當王安石得知了這件事後，立即勃然大怒。
後來，神宗皇帝數次想起用蘇軾，都被王安石想方設法地阻撓並攪黃了。
八月十六，蘇轍因不滿王安石的一些政策，向朝廷請辭條例司的官職，結果又被任命為河南府留守推官（推官，是古代官名。唐朝始置，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防禦使、采訪處置使下皆設一員，位次於判官、掌書記，掌推勾獄訟之事），蘇轍未赴新任。
王安石想任命孫立節（字介夫）來接替蘇轍的條例司職務，誰知性格剛強的孫立節直接迴懟過去。
他對王安石說，王公的話太過分了，你應當找那些比我強的人。像我這樣的人，也是不肯到條例司來的。王安石被噎得說不出話來，孫立節見王安石站起來徑直走入房裏，自己也快步離開。
蘇軾也就是此時才開始認識了孫立節，由於政見相同，以至於成為了世交——後來孫立節兒子孫勰（字誌康）的墓誌銘就是蘇軾的三子蘇過給撰寫的。
此時的司馬光老先生接到朝廷的聖旨，被要求為朝廷選取諫官。
“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神宗皇帝的話言猶在耳，司馬光老先生更是不敢怠慢，迴到家就開始左挑右選，選好了四個人的名字密奏朝廷，並稱這四個人都為自己所素知。
這四個人分別是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在密奏中，老先生是這樣評價蘇軾的：直史館蘇軾，製策人優等，文學富瞻，曉達時務，勁直敢言。
很可惜，神宗皇帝並未采納老先生的舉薦，至少說蘇軾此次並未入選。明眼人都知道，這是王安石的又一次使壞。
一個月後，朝廷裏任命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與右直言、直集賢苑孫覺兩人開始同修皇上的起居注。
起居注，是記錄古代帝王一言一行的文書，相當於皇帝的私人日記。但是不是由皇帝本人來寫，而是要專職人員把皇帝的所有言行都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來，有點像流水賬。
傳說最早的起居注，起源於漢武帝時期。到晉朝時，國家設置專門的官員，來編寫起居注，後來的王朝大都繼承了這個傳統。
起居注不僅記錄皇帝的私生活，還會記錄皇帝會見大臣們的情況。而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的實施，需要皇帝和大臣們共同討論決定。這些都會被記錄下來，這就為國史館編纂曆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起居注更是要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身邊有個人時時的盯著自己，所以皇帝說話做事，肯定更加謹慎了。起居注雖然記錄了皇帝的言行，但是皇帝是不能看的。古代為什麽不讓皇帝看起居注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皇帝幹擾記錄的客觀性。
因為人非聖賢，不可能所有行為都正確，但是負責記錄的官員，卻會把所有的事情記錄下來。而其中一些不良行為，皇帝肯定不希望流傳出去，這樣會影響形象的。
封建社會的本質，決定了皇權的至高無上。雖然規定皇帝不允許看起居注，但是如果皇帝動用權力，想要翻看甚至修改起居注，即使有正直的大臣出麵阻止，在皇權麵前也會顯得無可奈何。
所以，當前留下來的起居注，同樣需要我們認真辨別，記錄是否真實可信。
關於人的日常生活的記錄，可以說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記錄，甚至詳細到一天吃了幾頓飯，每頓飯幾個菜。一般都是有專人在旁邊記錄的。起居注的作用也很多，舉個例子，如果皇帝突然生病，就可以通過起居注查找病因。
唐宋時期於門下省設“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記皇帝言行。這種官職雖然不高，但是能夠隨時接觸到皇帝，也是許多人覬覦的對象。本來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蘇軾與孫覺這兩個人的，但是王安石從中說，蘇軾豈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蘇軾這個人很有文采，並且朕見他為人也很平靜。朝內大臣中司馬光、韓維、王存都很稱道此人。
王安石道：像這種險惡的小人，老臣不敢無緣無故地評價。蘇軾曾作過的《賈誼論》，裏麵說對於周勃、灌嬰之類的大臣，要賈誼從容地、逐漸地和他們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慮，大臣不猜忌，這樣以後，整個國家就會按自己的主張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又曾附麗歐陽修，歐陽修修作了《正統論》，章望之提出了有別於歐陽修的“霸統”觀點，蘇軾就立馬作論攻擊章望之，其實蘇軾的論斷論都無道理。
王安石還添油加醋地說：非但如此，在蘇軾遭遇父喪後，韓琦等人送來的金帛，明麵上蘇軾均未接受。但卻在扶柩歸川時，用官家的船隻販賣數船蘇木（一種中藥材）入川，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司馬光曾誣陷呂惠卿受人錢財，還誇讚蘇軾為人平靜，這真是厚顏無恥啊！
王安石最後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間變風俗、息邪說，如果突然間起用了蘇軾這種人，那麽朝廷上下的士子們怎麽能夠辨別陛下的好惡所在呢？當然了，蘇軾這個人也並非沒有才智，以此人的聲望來講，這個人確實不可偏廢了。內個啥？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讓這廝去補缺。但凡他這種通判資曆的無名小卒，怎麽能夠有級別去修起居注呢？
於是，神宗皇帝無奈聽信了王安石的“讒言”，就把蘇軾修起居注的美差給擼了。
果不其然，隨後的任命下來：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開封府推官。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蘇軾本為文士，對官場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雜事務刁難和絆住他的手腳。然而，後來的蘇軾在開封府推官任上卻幹得有聲有色，“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還有一種說法是，王安石起初與蘇軾之間並無過節，隻是呂惠卿嫉妒蘇軾的才華而從中挑撥兩人的關係，才最終造成王安石數度對蘇軾仕途的打壓，但這些還都隻是傳說。
上任後，作為開封府推官的蘇軾就給神宗皇帝上了點眼藥——就是上了一道《諫買浙燈狀》。
此狀中的措辭極為嚴肅認真，“陛下遊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不僅如此，還有更狠的，“此不過以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且賣等皆細民，安可賤售其值！故臣願急罷之。”
當蘇軾還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等著神宗震怒而後降罪之際，忽然傳來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議，把買燈之事給取消了！
這讓蘇軾受寵若驚，一種憂國憂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來就搞出了一個更大的動作，以自己三十四歲、自以為成熟的年齡上書二十一歲的神宗皇帝，開始開懷暢談起了新法的不便。
蘇軾在反對新法方麵以大膽敢言著稱，通過各種方式製造輿論，成為反對派的代表之一。
在論戰中，蘇軾與司馬光等人站在一起，形成了“保守派”的陣營，但蘇軾並非簡單的“保守派”，他一生都未放棄在仁宗朝提出的革新主張。
蘇軾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
他針對製置三司條例司的設立，強調其與中書、宰相的功能相重合，認為這不僅增加了冗員和冗費，還導致了朝廷體製的混亂，使得民眾和官員感到困擾。
強調國家的根本在於“道德”與“風俗”評判體係的建立，而不應簡單以“強弱”與“富貧”的表象來評價國家的狀況。這種強調道德倫理的觀點，反映了蘇軾對傳統價值觀的堅守，認為國家的強大與否不僅僅取決於經濟實力，更在於社會倫理的健康。
蘇軾還對王安石壓製諫官言論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認為這種手段是毫無道理的，不僅違背了言官製度的初衷，還可能導致國家的大害。
殊不知，宋神宗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真的是著麵臨一係列危機：如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
據《宋史·食貨誌》記載，治平二年（1065）的時候，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餘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並、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困乏之際，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所製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於是乎，年輕的趙頊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趙頊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趙頊與王安石晤麵，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襄助自己成就宏圖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趙頊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持有著密切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頭上澆涼水的人，一種可能是神宗的長輩比如英宗，可是英宗業已駕崩；再一種就隻能是臣僚中的頭腦發熱者，我們這裏姑且稱之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寧二年（1069），年輕的宋神宗銳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變法推行之際，剛剛從政不久的蘇軾便上書神宗，陳述新法之利弊，反對王安石的一些措施，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
《上神宗皇帝書》開篇便說：“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此時，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保守派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後來，蘇軾也因此次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不出意外地被貶為杭州通判。
看過《上神宗皇帝書》原文的人都知道，作為惜字如金的文言文，蘇軾竟然寫了大約一萬字的篇幅，裏麵盡是旁征博引、妙語連珠，很有當今重點高中文科班學生的優秀雜文習作之風，從文采的角度來講毫無破綻，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畢竟是政治，它本身是無比殘酷的。
所以此時的蘇軾，還隻能叫蘇軾。
熙寧二年（1069）八月十四，正是汴京城裏秋高氣爽，丹桂飄香的中秋時節。
蘇軾受詔作為國子監舉人考試官，開始了為國選材，當然主要是為王安石網羅鷹犬與走狗。同為考試官的還有：
集賢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
密閣校理錢藻；
館閣校勘顧臨；
監察禦史裏行張戩（字天祺，今寶雞市眉縣人，張載最小的弟弟）；
比部郎中張吉；
這是一次比較嚴肅的考試，從豪華的監考官陣容就可見一斑，考試的題目正是蘇軾出的。
由於當時神宗皇帝獨寵王安石，造成了王安石的凡事獨斷專行，剛愎自用。蘇軾欲借此抨擊一下王安石，所以就在此次的國學秋試的策問中選用的題目為：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蘇軾先是闡述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並以此讓考生們詳細分析成功失敗的根源以及所作所為相同而結果相反究竟是什麽原因。
明眼人一看，其主旨有影射當朝慫恿神宗變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之嫌。果然，當王安石得知了這件事後，立即勃然大怒。
後來，神宗皇帝數次想起用蘇軾，都被王安石想方設法地阻撓並攪黃了。
八月十六，蘇轍因不滿王安石的一些政策，向朝廷請辭條例司的官職，結果又被任命為河南府留守推官（推官，是古代官名。唐朝始置，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防禦使、采訪處置使下皆設一員，位次於判官、掌書記，掌推勾獄訟之事），蘇轍未赴新任。
王安石想任命孫立節（字介夫）來接替蘇轍的條例司職務，誰知性格剛強的孫立節直接迴懟過去。
他對王安石說，王公的話太過分了，你應當找那些比我強的人。像我這樣的人，也是不肯到條例司來的。王安石被噎得說不出話來，孫立節見王安石站起來徑直走入房裏，自己也快步離開。
蘇軾也就是此時才開始認識了孫立節，由於政見相同，以至於成為了世交——後來孫立節兒子孫勰（字誌康）的墓誌銘就是蘇軾的三子蘇過給撰寫的。
此時的司馬光老先生接到朝廷的聖旨，被要求為朝廷選取諫官。
“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神宗皇帝的話言猶在耳，司馬光老先生更是不敢怠慢，迴到家就開始左挑右選，選好了四個人的名字密奏朝廷，並稱這四個人都為自己所素知。
這四個人分別是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在密奏中，老先生是這樣評價蘇軾的：直史館蘇軾，製策人優等，文學富瞻，曉達時務，勁直敢言。
很可惜，神宗皇帝並未采納老先生的舉薦，至少說蘇軾此次並未入選。明眼人都知道，這是王安石的又一次使壞。
一個月後，朝廷裏任命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與右直言、直集賢苑孫覺兩人開始同修皇上的起居注。
起居注，是記錄古代帝王一言一行的文書，相當於皇帝的私人日記。但是不是由皇帝本人來寫，而是要專職人員把皇帝的所有言行都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來，有點像流水賬。
傳說最早的起居注，起源於漢武帝時期。到晉朝時，國家設置專門的官員，來編寫起居注，後來的王朝大都繼承了這個傳統。
起居注不僅記錄皇帝的私生活，還會記錄皇帝會見大臣們的情況。而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的實施，需要皇帝和大臣們共同討論決定。這些都會被記錄下來，這就為國史館編纂曆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起居注更是要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身邊有個人時時的盯著自己，所以皇帝說話做事，肯定更加謹慎了。起居注雖然記錄了皇帝的言行，但是皇帝是不能看的。古代為什麽不讓皇帝看起居注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皇帝幹擾記錄的客觀性。
因為人非聖賢，不可能所有行為都正確，但是負責記錄的官員，卻會把所有的事情記錄下來。而其中一些不良行為，皇帝肯定不希望流傳出去，這樣會影響形象的。
封建社會的本質，決定了皇權的至高無上。雖然規定皇帝不允許看起居注，但是如果皇帝動用權力，想要翻看甚至修改起居注，即使有正直的大臣出麵阻止，在皇權麵前也會顯得無可奈何。
所以，當前留下來的起居注，同樣需要我們認真辨別，記錄是否真實可信。
關於人的日常生活的記錄，可以說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記錄，甚至詳細到一天吃了幾頓飯，每頓飯幾個菜。一般都是有專人在旁邊記錄的。起居注的作用也很多，舉個例子，如果皇帝突然生病，就可以通過起居注查找病因。
唐宋時期於門下省設“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記皇帝言行。這種官職雖然不高，但是能夠隨時接觸到皇帝，也是許多人覬覦的對象。本來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蘇軾與孫覺這兩個人的，但是王安石從中說，蘇軾豈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蘇軾這個人很有文采，並且朕見他為人也很平靜。朝內大臣中司馬光、韓維、王存都很稱道此人。
王安石道：像這種險惡的小人，老臣不敢無緣無故地評價。蘇軾曾作過的《賈誼論》，裏麵說對於周勃、灌嬰之類的大臣，要賈誼從容地、逐漸地和他們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慮，大臣不猜忌，這樣以後，整個國家就會按自己的主張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又曾附麗歐陽修，歐陽修修作了《正統論》，章望之提出了有別於歐陽修的“霸統”觀點，蘇軾就立馬作論攻擊章望之，其實蘇軾的論斷論都無道理。
王安石還添油加醋地說：非但如此，在蘇軾遭遇父喪後，韓琦等人送來的金帛，明麵上蘇軾均未接受。但卻在扶柩歸川時，用官家的船隻販賣數船蘇木（一種中藥材）入川，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司馬光曾誣陷呂惠卿受人錢財，還誇讚蘇軾為人平靜，這真是厚顏無恥啊！
王安石最後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間變風俗、息邪說，如果突然間起用了蘇軾這種人，那麽朝廷上下的士子們怎麽能夠辨別陛下的好惡所在呢？當然了，蘇軾這個人也並非沒有才智，以此人的聲望來講，這個人確實不可偏廢了。內個啥？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讓這廝去補缺。但凡他這種通判資曆的無名小卒，怎麽能夠有級別去修起居注呢？
於是，神宗皇帝無奈聽信了王安石的“讒言”，就把蘇軾修起居注的美差給擼了。
果不其然，隨後的任命下來：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開封府推官。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蘇軾本為文士，對官場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雜事務刁難和絆住他的手腳。然而，後來的蘇軾在開封府推官任上卻幹得有聲有色，“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還有一種說法是，王安石起初與蘇軾之間並無過節，隻是呂惠卿嫉妒蘇軾的才華而從中挑撥兩人的關係，才最終造成王安石數度對蘇軾仕途的打壓，但這些還都隻是傳說。
上任後，作為開封府推官的蘇軾就給神宗皇帝上了點眼藥——就是上了一道《諫買浙燈狀》。
此狀中的措辭極為嚴肅認真，“陛下遊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不僅如此，還有更狠的，“此不過以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且賣等皆細民，安可賤售其值！故臣願急罷之。”
當蘇軾還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等著神宗震怒而後降罪之際，忽然傳來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議，把買燈之事給取消了！
這讓蘇軾受寵若驚，一種憂國憂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來就搞出了一個更大的動作，以自己三十四歲、自以為成熟的年齡上書二十一歲的神宗皇帝，開始開懷暢談起了新法的不便。
蘇軾在反對新法方麵以大膽敢言著稱，通過各種方式製造輿論，成為反對派的代表之一。
在論戰中，蘇軾與司馬光等人站在一起，形成了“保守派”的陣營，但蘇軾並非簡單的“保守派”，他一生都未放棄在仁宗朝提出的革新主張。
蘇軾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
他針對製置三司條例司的設立，強調其與中書、宰相的功能相重合，認為這不僅增加了冗員和冗費，還導致了朝廷體製的混亂，使得民眾和官員感到困擾。
強調國家的根本在於“道德”與“風俗”評判體係的建立，而不應簡單以“強弱”與“富貧”的表象來評價國家的狀況。這種強調道德倫理的觀點，反映了蘇軾對傳統價值觀的堅守，認為國家的強大與否不僅僅取決於經濟實力，更在於社會倫理的健康。
蘇軾還對王安石壓製諫官言論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認為這種手段是毫無道理的，不僅違背了言官製度的初衷，還可能導致國家的大害。
殊不知，宋神宗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真的是著麵臨一係列危機：如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
據《宋史·食貨誌》記載，治平二年（1065）的時候，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餘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並、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困乏之際，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所製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於是乎，年輕的趙頊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趙頊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趙頊與王安石晤麵，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襄助自己成就宏圖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趙頊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持有著密切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頭上澆涼水的人，一種可能是神宗的長輩比如英宗，可是英宗業已駕崩；再一種就隻能是臣僚中的頭腦發熱者，我們這裏姑且稱之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寧二年（1069），年輕的宋神宗銳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變法推行之際，剛剛從政不久的蘇軾便上書神宗，陳述新法之利弊，反對王安石的一些措施，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
《上神宗皇帝書》開篇便說：“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此時，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保守派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後來，蘇軾也因此次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不出意外地被貶為杭州通判。
看過《上神宗皇帝書》原文的人都知道，作為惜字如金的文言文，蘇軾竟然寫了大約一萬字的篇幅，裏麵盡是旁征博引、妙語連珠，很有當今重點高中文科班學生的優秀雜文習作之風，從文采的角度來講毫無破綻，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畢竟是政治，它本身是無比殘酷的。
所以此時的蘇軾，還隻能叫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