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七年（1062）八月初一，蘇軾的二伯蘇渙卒於利州（今四川廣元市）路提點刑獄任上，年六十二。
蘇軾寫下了《祭伯父提刑文》，迴想起去年在京師舟中的相送揮別，恍若昨日。
據蘇轍《伯父墓表》所記：伯父名蘇渙，最初取字“公群”，後來又取字“文父”。年少時很聰明有悟性，和他結交的朋友都是當時的上了歲數的有德行的人。天聖元年（1023），參加鄉試，次年中舉後被任命為鳳翔府寶雞縣主簿。不久，調任鳳州司法。
當時王蒙正擔任鳳州知州，因為與章獻太後是親家，就仗勢欺人，驕傲蠻橫。王蒙正知道蘇公賢能，常常屈心下意，禮待伯父，把郡中事務托付給蘇公打理。伯父雖然因為職務關係侍奉他，但是鄙視他的為人。王蒙正曾經向朝廷舉薦過他，又給朝中當權者致簡，力薦蘇公。蘇公告訴郡中駐京辦事機構的官吏，壓下王蒙正的奏章並把王蒙正寫給權要的私人信件藏起來。不久，王蒙正失勢落馬，當時的士人因此稱讚蘇公。
後來，伯父被選任為祥符縣（今開封市祥符區）知縣，鄉裏從事抄寫工作的吏員張宗長久以來作奸犯科、以權謀私。因為害怕蘇公，就借口有病，過了一百來天就辭職了，又引薦他的兒子代替自己。蘇公說：“按照當朝律令，抄寫人員應該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張宗向來侍奉權貴，就向州府申訴，州府發函給祥符縣，蘇公把張宗打了一頓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來到州府，傳達皇帝的旨意，讓張宗擔任書手，蘇公根據律令拒不接受詔命。
誰知，又有一個宦官前來傳詔道：“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給予他這個職位。”蘇公對府尹李珣說：“一個平民百姓尚且能如此枉法，官府難道也要被他人左右了嗎？你為何不以縣衙不同意的原因來爭辯呢？”李珣聽了蘇公的話很慚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很是震驚，隨即派內侍查徹查此事。
因為張宗賄賂了溫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這件事。打了假傳詔命的宦官一頓棍子，將之貶斥，整個府中都很震動，此事甚至驚動到了“包青天”！
“孝肅公”包拯見到蘇公，讚歎道：“你憑借著一個縣令的身份能夠堅守剛正不阿的底線，比那些言事官不知要強多少倍啊！”
後來，蘇渙被朝廷升任為利州路提點刑獄，這便是蘇渙在其後輩眼中的光輝形象。
重陽節那天，蘇軾沒有參加鳳翔府的府會，獨自前往普門寺僧閣閑逛。蘇軾剛入官場時，並不叫蘇東坡。他除了本名蘇軾外，還有一個雅號，叫作蘇賢良。
“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俗話說，“詩言誌”，蘇賢良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詩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迷茫都化成了對胞弟蘇轍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鳳翔當地已降小雪。
太守安排蘇賢良兼任府學教授，職責就是“訓迪學校生徒,課藝業勤惰,評品行優劣,以聽於學政”。雪天閑來無事，衙廨裏又陰冷無比，令年輕氣盛、活力四射的蘇軾隻覺得府衙內的屋廬冷僻幽深，英雄竟無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這種場合迴憶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舟上，父子三人寫的詩把詩篋都放滿了，又想到在鄭州西門與弟弟分別時，兩人早已是淚濕衣襟。還有少年時，在家從事父親學習《易經》於東窗下，“車馬敲門都不應”的溫馨。
而如今，腹中藏著萬卷書，在這裏卻不被重用，還處處要被各種俗務勞煩，真是令人淚奔啊！
初冬時節，與李彭年一同送崔岐歸二曲時口占一詩。
二曲即長安附近的韋曲、杜曲，與王曲一樣皆近山。曲,應為周圍之山或水流曲折迂迴的曲折地貌。
唐有韋曲鎮，在今西安市長安區，因韋姓諸族聚居而得名。以東五裏即今長安城區東少陵原東南端，有杜曲，為諸杜世居之地，合稱韋杜 。當今的韋曲鎮成了西安的後花園，長安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擁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資源。如今已在逐漸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為西安南郊又一大綜合性商圈。
李癢，字彭年，京兆萬年（唐時長安城朱雀大街以東為萬年縣）人，官至水部員外郎。這個人極有才但多病，並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據後來蘇軾迴憶，想當年蘇軾就是把這一首口占的詩作寄給李彭年，李彭年讀到詩中“為問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逐流年。”（《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後竟嚎啕大哭。
這年冬，蘇軾生了場病。據我臆測，蘇軾本為川人，一旦到了位於黃土高原的鳳翔府時，氣候幹燥，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誌的不甚暢達，一入冬也就病倒了。這場病的病因其實並無記載，但這場病的發生也給蘇軾的身體狀況打了“預防針”。因為以後的歲月，蘇軾還要為應對到各地漂泊做好體能上的準備。
一日，正在養病的蘇軾突然聞知弟弟蘇轍被任命為商州軍事推官，掌州府助理軍政之事，從八品。
但又得知，蘇轍卻以老父身旁無子服侍為由，稟明聖上暫不赴任，被朝廷批準。
本來蘇轍早就被擬任為商州推官，但時任知製誥的王安石不肯批準，故任命遲遲未下。到了該年秋天，任命方下來，這時候的蘇軾已經外任鳳翔府，老父在京畿為朝廷編撰禮書，身旁無人照料，所以隻有委屈一下蘇轍了。
病中的蘇軾想到這一切，心中不免對弟弟的遭遇憐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後，曾在殿試的策問中因敢於直言時政得失，被舉為直言。當時司馬光給蘇轍評為第三等，但範景仁以為蘇轍的言辭對朝廷不敬，要把蘇轍刷下來。
仁宗說，我們本來是以直言招人的，總不能因為士子的直言而棄之吧。若是那樣，天下人該如何看我們！宰相不知所措，隻好將蘇轍除為商州推官，然就是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壓了下來。
弟弟蘇轍一心報國的宏願此時也已經消磨殆盡，蘇軾自己的仕途亦不順。
於是，病中的蘇軾一口氣寫下了三首詩以抒懷。勸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為弟弟打抱不平；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最後聯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憐，隻有對方知道自己的內心，可是兩人隻有在夢中相見，“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仍在病中的蘇軾，大雪連下數日都未曾起來觀雪，這似乎不符合他的秉性。一個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縮在陰冷的府衙裏瑟瑟發抖，屋簷上堆雪欲墜，窗紙嗚嗚鳴響，上天似乎有意要給蘇軾的仕途來一個下馬威。
幸好，邛州依政縣（治所在今四川邛崍市東南五十五裏牟禮鎮永豐村）的老鄉趙薦在這時給蘇軾寄來了一首詩。
趙薦（字賓興）正在鳳翔府北三十裏的的屬縣虢縣任縣令，作為上下級衙門，平時兩人應有過私下往來。雪天贈詩，對於蘇軾這樣的文人來說，絕對堪比雪中送炭。
展讀之時，在蘇軾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詞。但我們注意到，這兩個人的詩作都是用的仄韻，人在心情不好時，一般不用平聲韻作詩。“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隻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和趙郎中見戲二首》）想必這個趙縣令的雪天心情也與蘇軾一樣，要麽不得其誌，要麽職場關係緊張，總之是作了去聲二十一個仄韻詩，至於什麽原因咱就不再瞎猜了。
嘉佑七年（1062）歲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經泛起，遠在鳳翔府的蘇軾自然憶起了眉山老家的過年風俗。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唿為別歲；達旦不眠，為守歲。家鄉的風俗盡管與鳳翔當地略有出入，但歲暮思歸的心情卻是一樣的。
於是，蘇軾再次作了三首詩寄給弟弟，把家鄉的饋歲、別歲以及守歲的鄉俗三事詳盡地迴味了一番。
該過年了，蘇軾想到尚在監禁中的老百姓，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洪水卷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糧斛，陳糧年深日久黴變損失；或布帛質量低劣，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渣潰爛，虛計以為實欠；或未繳納的贓物，交當時主典之吏負責；或敗折之課，均於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們無罪，但限於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釋放他們。蘇軾是掌管欠賬事宜的，還得時常違心地去向他們催賬，官吏們經常鞭笞他們。因此，蘇軾思前想後，決定向時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財政長官）鬥膽進言，想讓蔡襄大人釋放他們迴家過年。
說到這裏，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這裏的“蔡”就是指蔡襄（字君謨），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其正楷端莊沉著，行書淳淡婉美，草書參用飛白法，謂之“散草”，自成一體，非常精妙，宋仁宗尤愛其書。
大多數人都會認為，蔡襄是個蘇軾的小弟或跟班，實際上蔡襄從年齡上大蘇軾二十四歲，還是官職高過蘇軾無數級的上司。所以說，蘇軾給蔡襄上書，結尾處還怕恐怕冒犯蔡襄這位財政部部長的官威，以至於誠惶誠恐（幹冒威重，退增恐悚）。
縣令胡允文來找到蘇軾，要蘇軾做一篇《鳳鳴驛記》，主要是歌頌一下宋選在任時勤政善政的功德。
蘇軾確實也感到了宋選任太守後驛館的變化，以前蘇軾進京舉進士從鳳翔府經過時，驛館簡陋得無法居住，而宋選任太守後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驛館。所以，蘇軾是欣然命筆、一揮而就，完成了胡縣令布置的“作業”。
臨近年底，蘇軾與恩公陝西轉運副使（俗稱漕司，轉運使除掌握一路或數路財賦外，還兼領考察地方官吏、維持治安、清點刑獄、舉賢薦能等職責）陸詵（音深）在鳳翔府下屬的扶風縣相遇，這個陸詵曾在任內舉薦過蘇軾出任台閣清要任使，所以說是有恩於蘇軾的。
蘇軾寫下了《祭伯父提刑文》，迴想起去年在京師舟中的相送揮別，恍若昨日。
據蘇轍《伯父墓表》所記：伯父名蘇渙，最初取字“公群”，後來又取字“文父”。年少時很聰明有悟性，和他結交的朋友都是當時的上了歲數的有德行的人。天聖元年（1023），參加鄉試，次年中舉後被任命為鳳翔府寶雞縣主簿。不久，調任鳳州司法。
當時王蒙正擔任鳳州知州，因為與章獻太後是親家，就仗勢欺人，驕傲蠻橫。王蒙正知道蘇公賢能，常常屈心下意，禮待伯父，把郡中事務托付給蘇公打理。伯父雖然因為職務關係侍奉他，但是鄙視他的為人。王蒙正曾經向朝廷舉薦過他，又給朝中當權者致簡，力薦蘇公。蘇公告訴郡中駐京辦事機構的官吏，壓下王蒙正的奏章並把王蒙正寫給權要的私人信件藏起來。不久，王蒙正失勢落馬，當時的士人因此稱讚蘇公。
後來，伯父被選任為祥符縣（今開封市祥符區）知縣，鄉裏從事抄寫工作的吏員張宗長久以來作奸犯科、以權謀私。因為害怕蘇公，就借口有病，過了一百來天就辭職了，又引薦他的兒子代替自己。蘇公說：“按照當朝律令，抄寫人員應該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張宗向來侍奉權貴，就向州府申訴，州府發函給祥符縣，蘇公把張宗打了一頓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來到州府，傳達皇帝的旨意，讓張宗擔任書手，蘇公根據律令拒不接受詔命。
誰知，又有一個宦官前來傳詔道：“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給予他這個職位。”蘇公對府尹李珣說：“一個平民百姓尚且能如此枉法，官府難道也要被他人左右了嗎？你為何不以縣衙不同意的原因來爭辯呢？”李珣聽了蘇公的話很慚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很是震驚，隨即派內侍查徹查此事。
因為張宗賄賂了溫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這件事。打了假傳詔命的宦官一頓棍子，將之貶斥，整個府中都很震動，此事甚至驚動到了“包青天”！
“孝肅公”包拯見到蘇公，讚歎道：“你憑借著一個縣令的身份能夠堅守剛正不阿的底線，比那些言事官不知要強多少倍啊！”
後來，蘇渙被朝廷升任為利州路提點刑獄，這便是蘇渙在其後輩眼中的光輝形象。
重陽節那天，蘇軾沒有參加鳳翔府的府會，獨自前往普門寺僧閣閑逛。蘇軾剛入官場時，並不叫蘇東坡。他除了本名蘇軾外，還有一個雅號，叫作蘇賢良。
“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俗話說，“詩言誌”，蘇賢良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詩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迷茫都化成了對胞弟蘇轍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鳳翔當地已降小雪。
太守安排蘇賢良兼任府學教授，職責就是“訓迪學校生徒,課藝業勤惰,評品行優劣,以聽於學政”。雪天閑來無事，衙廨裏又陰冷無比，令年輕氣盛、活力四射的蘇軾隻覺得府衙內的屋廬冷僻幽深，英雄竟無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這種場合迴憶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舟上，父子三人寫的詩把詩篋都放滿了，又想到在鄭州西門與弟弟分別時，兩人早已是淚濕衣襟。還有少年時，在家從事父親學習《易經》於東窗下，“車馬敲門都不應”的溫馨。
而如今，腹中藏著萬卷書，在這裏卻不被重用，還處處要被各種俗務勞煩，真是令人淚奔啊！
初冬時節，與李彭年一同送崔岐歸二曲時口占一詩。
二曲即長安附近的韋曲、杜曲，與王曲一樣皆近山。曲,應為周圍之山或水流曲折迂迴的曲折地貌。
唐有韋曲鎮，在今西安市長安區，因韋姓諸族聚居而得名。以東五裏即今長安城區東少陵原東南端，有杜曲，為諸杜世居之地，合稱韋杜 。當今的韋曲鎮成了西安的後花園，長安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擁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資源。如今已在逐漸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為西安南郊又一大綜合性商圈。
李癢，字彭年，京兆萬年（唐時長安城朱雀大街以東為萬年縣）人，官至水部員外郎。這個人極有才但多病，並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據後來蘇軾迴憶，想當年蘇軾就是把這一首口占的詩作寄給李彭年，李彭年讀到詩中“為問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逐流年。”（《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後竟嚎啕大哭。
這年冬，蘇軾生了場病。據我臆測，蘇軾本為川人，一旦到了位於黃土高原的鳳翔府時，氣候幹燥，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誌的不甚暢達，一入冬也就病倒了。這場病的病因其實並無記載，但這場病的發生也給蘇軾的身體狀況打了“預防針”。因為以後的歲月，蘇軾還要為應對到各地漂泊做好體能上的準備。
一日，正在養病的蘇軾突然聞知弟弟蘇轍被任命為商州軍事推官，掌州府助理軍政之事，從八品。
但又得知，蘇轍卻以老父身旁無子服侍為由，稟明聖上暫不赴任，被朝廷批準。
本來蘇轍早就被擬任為商州推官，但時任知製誥的王安石不肯批準，故任命遲遲未下。到了該年秋天，任命方下來，這時候的蘇軾已經外任鳳翔府，老父在京畿為朝廷編撰禮書，身旁無人照料，所以隻有委屈一下蘇轍了。
病中的蘇軾想到這一切，心中不免對弟弟的遭遇憐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後，曾在殿試的策問中因敢於直言時政得失，被舉為直言。當時司馬光給蘇轍評為第三等，但範景仁以為蘇轍的言辭對朝廷不敬，要把蘇轍刷下來。
仁宗說，我們本來是以直言招人的，總不能因為士子的直言而棄之吧。若是那樣，天下人該如何看我們！宰相不知所措，隻好將蘇轍除為商州推官，然就是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壓了下來。
弟弟蘇轍一心報國的宏願此時也已經消磨殆盡，蘇軾自己的仕途亦不順。
於是，病中的蘇軾一口氣寫下了三首詩以抒懷。勸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為弟弟打抱不平；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最後聯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憐，隻有對方知道自己的內心，可是兩人隻有在夢中相見，“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仍在病中的蘇軾，大雪連下數日都未曾起來觀雪，這似乎不符合他的秉性。一個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縮在陰冷的府衙裏瑟瑟發抖，屋簷上堆雪欲墜，窗紙嗚嗚鳴響，上天似乎有意要給蘇軾的仕途來一個下馬威。
幸好，邛州依政縣（治所在今四川邛崍市東南五十五裏牟禮鎮永豐村）的老鄉趙薦在這時給蘇軾寄來了一首詩。
趙薦（字賓興）正在鳳翔府北三十裏的的屬縣虢縣任縣令，作為上下級衙門，平時兩人應有過私下往來。雪天贈詩，對於蘇軾這樣的文人來說，絕對堪比雪中送炭。
展讀之時，在蘇軾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詞。但我們注意到，這兩個人的詩作都是用的仄韻，人在心情不好時，一般不用平聲韻作詩。“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隻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和趙郎中見戲二首》）想必這個趙縣令的雪天心情也與蘇軾一樣，要麽不得其誌，要麽職場關係緊張，總之是作了去聲二十一個仄韻詩，至於什麽原因咱就不再瞎猜了。
嘉佑七年（1062）歲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經泛起，遠在鳳翔府的蘇軾自然憶起了眉山老家的過年風俗。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唿為別歲；達旦不眠，為守歲。家鄉的風俗盡管與鳳翔當地略有出入，但歲暮思歸的心情卻是一樣的。
於是，蘇軾再次作了三首詩寄給弟弟，把家鄉的饋歲、別歲以及守歲的鄉俗三事詳盡地迴味了一番。
該過年了，蘇軾想到尚在監禁中的老百姓，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洪水卷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糧斛，陳糧年深日久黴變損失；或布帛質量低劣，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渣潰爛，虛計以為實欠；或未繳納的贓物，交當時主典之吏負責；或敗折之課，均於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們無罪，但限於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釋放他們。蘇軾是掌管欠賬事宜的，還得時常違心地去向他們催賬，官吏們經常鞭笞他們。因此，蘇軾思前想後，決定向時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財政長官）鬥膽進言，想讓蔡襄大人釋放他們迴家過年。
說到這裏，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這裏的“蔡”就是指蔡襄（字君謨），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其正楷端莊沉著，行書淳淡婉美，草書參用飛白法，謂之“散草”，自成一體，非常精妙，宋仁宗尤愛其書。
大多數人都會認為，蔡襄是個蘇軾的小弟或跟班，實際上蔡襄從年齡上大蘇軾二十四歲，還是官職高過蘇軾無數級的上司。所以說，蘇軾給蔡襄上書，結尾處還怕恐怕冒犯蔡襄這位財政部部長的官威，以至於誠惶誠恐（幹冒威重，退增恐悚）。
縣令胡允文來找到蘇軾，要蘇軾做一篇《鳳鳴驛記》，主要是歌頌一下宋選在任時勤政善政的功德。
蘇軾確實也感到了宋選任太守後驛館的變化，以前蘇軾進京舉進士從鳳翔府經過時，驛館簡陋得無法居住，而宋選任太守後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驛館。所以，蘇軾是欣然命筆、一揮而就，完成了胡縣令布置的“作業”。
臨近年底，蘇軾與恩公陝西轉運副使（俗稱漕司，轉運使除掌握一路或數路財賦外，還兼領考察地方官吏、維持治安、清點刑獄、舉賢薦能等職責）陸詵（音深）在鳳翔府下屬的扶風縣相遇，這個陸詵曾在任內舉薦過蘇軾出任台閣清要任使，所以說是有恩於蘇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