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儒生一般要求“通五經、貫六藝”。
“六藝”就是要求他們必須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的“樂”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樂理和樂器。
在夜行長江的航船上，蘇老泉焚香斂坐，沐手撫琴，左右開弓地為兩個兒子彈起了“琴操十二操”的《文王操》，彼時，江空月出，琴聲奇絕。
舟船順流而下， 故鄉眉山漸行漸遠。蘇父這一舉動絕非簡單的消遣之舉，而是作為促成兒子們成為合格儒生的言傳身教。
船行至離瀘州七十裏的南井口時，蘇氏父子專門泊舟岸邊，等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鄉任孜的前來相會。
任孜，字尊聖，眉山人。曾以學問氣節雄冠鄉閭，累官至光祿寺丞，後來的名聲與蘇洵相上下。這個任尊聖此時為簡州平泉縣（今四川平泉鎮）令，蘇氏父子特意泊船南井口，就是期待與之相見。
結果是等到天快要黑了老任尚未等到，正當蘇老泉悻悻地準備要走之際，好在任孜終於趕來了。他鄉遇故知， 才使得蘇軾父子跋涉在浩渺江湖間的宦遊孤獨之心，於他鄉得到了些許的慰藉。
船過瀘州，東行一百二十餘裏即到合江縣。
合江縣今天仍屬四川瀘州市，是長江上遊置縣最早的三個縣之一，今天已被認定為“千年古縣”。合江縣因舊稱安樂縣，境內現有安樂山、安樂溪等名勝。安樂山在縣東八十三裏，也便是安樂縣舊時取名的來由。
蘇軾在過安樂山時，聽到當地人的傳說：說山上有一種樹，不知樹為何名字，隻見葉子似荔枝葉那麽長，每片葉子上都有文字樣的圖案。圖案或密或疏，有點像昆蟲咬噬過的痕跡，又像道士或巫師畫的符篆。
就連後世的陸遊也曾描述過這種樹葉：黃牛廟後的樹叢中，有一種葉子似冬青的又不是冬青，誰都叫不上名字。秋天的落葉上有黑色的類似符篆的文字，且每片葉子上的圖案都不盡相同。
也有人說，樹葉上出現的符篆，那是因為張道陵曾經在這座山上修過道的緣故。
張道陵（34—156），字輔漢，原名張陵，東漢豐縣（今江蘇徐州豐縣）人，是我國道教的創始人。因其最初創立的五鬥米道又稱天師道，故又稱張天師。
關於張道陵入蜀的原因，一是“聞蜀人多純厚，易於教化，且多名山”，對自己創教有利。二是“聞巴蜀疹氣危害人體，百姓為病疫災厄所困”，他遂產生了用符、丹為人治病的念頭。
入川後，張天師先居陽平山，後住鶴鳴山，最後還到過西城山、葛潰山、秦中山、昌利山、湧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等地，專門精思煉誌。
關於老張曾在合江縣的安樂山上修煉過的記載，很遺憾，暫未找到相關的文字記載。但這也許不影響蘇軾的聯想，他在詩中寫到：天師化去知何在，滿樹秋葉豈能神。（《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雲此山乃》）
船過瀘州後，長江水道折而奔向東北方向。
蘇軾在船上看到兩岸的山峰猶如走馬，倏忽之間就過去了數百座，山形也千姿百態，有的槎牙變態，有的雜遝如奔，山上的小徑遠觀則好似縈繞的飄帶。
站在船上，剛想與岸上近在咫尺的行人打個招唿時，無奈小船已像飛鳥般地順流而下了。轉瞬之間，蘇軾父子已被帶到了渝州（今重慶）的地界。
在渝州停留時，蘇軾給青神縣的的老鄉王道矩寄了一封書信，迴憶了二人曾在一起共論唐史的純真友誼。過涪州（古巴國，今重慶市涪陵區）時，蘇軾撿到了一隻名叫山胡的小鳥。
這種鳥學名叫黑喉噪鶥，因叫聲響亮動聽，俗稱“山胡鳥”，自古常被作為觀賞鳥飼養。對於舟行江上的枯燥生活而言，這隻山胡鳥想必會給年輕的蘇軾兄弟帶來一定的快樂體驗的。
船過渝州、涪州，再經明月峽，就到了忠州（今重慶忠縣）豐都縣。
明月峽，位於四川廣元嘉陵江西陵峽東段，因峽兩岸的山岩多呈銀白色，並和青峰、江水相輝映，使整個峽江好像鍍上了一層朦朧的月光，因此得名。
峽中多有奇峰怪石：有山勢嵯峨半插雲天的天柱峰，有宏麗幽深的黃顙洞，還有被茶聖陸羽稱之為“天下第四泉”的蛤蟆碚，有騰空飛架的仙人橋，有裁雲剪霧的青峰“三把刀”，可謂是天然的中國交通“博物館”，也充分展現了李白筆下“蜀道難”之現實情形。
在豐都縣，蘇氏父子專程拜見了當地的李知縣，在李知縣或是縣府工作人員的陪同下，遊覽並在仙都觀題了詩。當然對於已經進士及第的蘇軾兄弟而言，這也是官場社交的正常遊戲規則。
李知縣告訴蘇氏父子，之所以知道幾位先生要來，是因為這山上有一頭年老的山鹿，一般的猛獸與獵人都無法傷到它。如若有客人遠道而來，老鹿將徹夜長鳴，所以就知道了有客要來的信息，坐地守候，從來還不曾有過差錯。（其實，按現在的推斷，這也許是高情商的李知縣待客說辭的官場套路，也說不定）
鹿本為瑞獸，據說鹿千年才能化為蒼色，再過五百年方能變成白色。因此白色的鹿，古時以為祥瑞。
蘇軾父子均感到稀奇，於是都作詩記述了此事。
舟行長江中，天上忽然飄起鵝毛大雪。作為文人的蘇軾父子自然不會錯過這樣的好機會。於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詩的遊戲，聊以解悶。
他們此次作詩的目的是描摹雪景之狀，但要效仿歐陽修創立的體例，即比喻雪不能用鹽、玉、鶴、鷺、絮、蝶以及飛舞等字眼，並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潔、素等修飾之語。超常的難度，隻能用一些類比或聯想的方式去遣詞造句，來達到描述雪的意象。
讓我們僅抽取蘇軾的兩句詩，看他是怎麽寫的：
“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帷。沾裳細看巧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為。”（《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
就這樣，蘇軾僅用寥寥數語，雪花的晶瑩與雪天的寒冷已被刻畫得栩栩如生了。
在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品裏，這種比喻的運用按說也並不鮮見，和蘇軾一樣寫雪比較精彩的句子還比如有：麵堆金井，誰調湯餅；玉滿天山，難刻佩環。等等。
途經忠州南賓縣（今四川豐都）時，映入蘇軾眼簾的是，在這個與屈原沒有任何關係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而此時，距屈原投汨羅江已經過去一千多年了。身為一代青年才俊的蘇軾，在兩年前就已進士及第，正是意氣風發之時，於是有感於屈原的高潔品性，和後人對屈原的尊崇，寫下《屈原塔》這首詩。
蘇軾認為，忠州原本並無此塔，可能是後人為了追思戰國時期楚國三閭大夫屈原的需要，才專門建造的。
屈原我們都知道，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是“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被譽為“詩魂”、“中華詩祖”、“辭賦之祖”。從他開始，我們中華民族才有了專門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
屈原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因為屈原是在端午節這一天死去的，所以“端午”便演變成了我國老百姓紀念屈原的傳統節日。聞一多先生認為把端午節和屈原捆綁在一起，是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中才出現的，而“端午節”卻是早已存在的。
文化學者胡適先生甚至懷疑是否真的有屈原這麽一個人存在，因為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之前，史書上沒有關於屈原的記載。在司馬遷之前至戰國屈原所在時期幾百年這段時間裏，對屈原的記載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才首次出現的，如果真的有屈原這麽牛的一個人，史書上是不該缺席的，司馬遷有可能是根據道聽途說的故事寫成的《屈原列傳》。
遊覽完了屈原塔，蘇氏父子還興致勃勃地遊覽了忠州城南數十裏的長江對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關於“望夫台”，仍是由一類老套的傳說版本化來：昔人出遊，數年累歲而不還，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為石。
可蘇軾看在眼裏的卻隻有舟行江上，人來人往，“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望夫台在忠州南數十裏》），“望夫石”的凝立不動，正投射出人世間熙來攘往的過客匆匆。
中國的文學是一脈相承的。自《詩經》與屈原創立《楚辭》以來，前赴後繼出現的繼承衣缽者有：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等數不清的文學精英。
到了劉禹錫，又發明了竹枝詞。再到宋代的蘇軾，更是對竹枝詞也情有獨鍾。
竹枝詞，是一種詩體，是由古代巴蜀間的民歌演變過來的竹枝，又名“巴渝辭”“竹枝子”等。
劉禹錫在任夔州刺史時把當地民歌變成了文人的詩體，對後代影響很大。之後的人們對竹枝詞越來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竹枝詞”的特點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聲，其餘的字平仄不拘。
此時，流連於忠州的蘇軾經過考證，認為竹枝詞本為楚聲，其特點“幽怨惻怛”，若無深深的悲情，斷不能歌之！比如古楚人因為懷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懷王或者是同情楚霸王的這類場景，就最適合用這種曲調。
為了表達自己心中的這種情調，蘇軾親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別押平聲韻。由於蘇軾的爺爺叫蘇序，為了避開爺爺的名諱，蘇軾隻好把自己作於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蘇軾日後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此處理，不再贅述。
諸位若是對竹枝詞感興趣的話，可網搜一下劉禹錫著名的《竹枝詞九首》和蘇軾的《竹枝歌並引》一讀。
“六藝”就是要求他們必須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的“樂”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樂理和樂器。
在夜行長江的航船上，蘇老泉焚香斂坐，沐手撫琴，左右開弓地為兩個兒子彈起了“琴操十二操”的《文王操》，彼時，江空月出，琴聲奇絕。
舟船順流而下， 故鄉眉山漸行漸遠。蘇父這一舉動絕非簡單的消遣之舉，而是作為促成兒子們成為合格儒生的言傳身教。
船行至離瀘州七十裏的南井口時，蘇氏父子專門泊舟岸邊，等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鄉任孜的前來相會。
任孜，字尊聖，眉山人。曾以學問氣節雄冠鄉閭，累官至光祿寺丞，後來的名聲與蘇洵相上下。這個任尊聖此時為簡州平泉縣（今四川平泉鎮）令，蘇氏父子特意泊船南井口，就是期待與之相見。
結果是等到天快要黑了老任尚未等到，正當蘇老泉悻悻地準備要走之際，好在任孜終於趕來了。他鄉遇故知， 才使得蘇軾父子跋涉在浩渺江湖間的宦遊孤獨之心，於他鄉得到了些許的慰藉。
船過瀘州，東行一百二十餘裏即到合江縣。
合江縣今天仍屬四川瀘州市，是長江上遊置縣最早的三個縣之一，今天已被認定為“千年古縣”。合江縣因舊稱安樂縣，境內現有安樂山、安樂溪等名勝。安樂山在縣東八十三裏，也便是安樂縣舊時取名的來由。
蘇軾在過安樂山時，聽到當地人的傳說：說山上有一種樹，不知樹為何名字，隻見葉子似荔枝葉那麽長，每片葉子上都有文字樣的圖案。圖案或密或疏，有點像昆蟲咬噬過的痕跡，又像道士或巫師畫的符篆。
就連後世的陸遊也曾描述過這種樹葉：黃牛廟後的樹叢中，有一種葉子似冬青的又不是冬青，誰都叫不上名字。秋天的落葉上有黑色的類似符篆的文字，且每片葉子上的圖案都不盡相同。
也有人說，樹葉上出現的符篆，那是因為張道陵曾經在這座山上修過道的緣故。
張道陵（34—156），字輔漢，原名張陵，東漢豐縣（今江蘇徐州豐縣）人，是我國道教的創始人。因其最初創立的五鬥米道又稱天師道，故又稱張天師。
關於張道陵入蜀的原因，一是“聞蜀人多純厚，易於教化，且多名山”，對自己創教有利。二是“聞巴蜀疹氣危害人體，百姓為病疫災厄所困”，他遂產生了用符、丹為人治病的念頭。
入川後，張天師先居陽平山，後住鶴鳴山，最後還到過西城山、葛潰山、秦中山、昌利山、湧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等地，專門精思煉誌。
關於老張曾在合江縣的安樂山上修煉過的記載，很遺憾，暫未找到相關的文字記載。但這也許不影響蘇軾的聯想，他在詩中寫到：天師化去知何在，滿樹秋葉豈能神。（《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雲此山乃》）
船過瀘州後，長江水道折而奔向東北方向。
蘇軾在船上看到兩岸的山峰猶如走馬，倏忽之間就過去了數百座，山形也千姿百態，有的槎牙變態，有的雜遝如奔，山上的小徑遠觀則好似縈繞的飄帶。
站在船上，剛想與岸上近在咫尺的行人打個招唿時，無奈小船已像飛鳥般地順流而下了。轉瞬之間，蘇軾父子已被帶到了渝州（今重慶）的地界。
在渝州停留時，蘇軾給青神縣的的老鄉王道矩寄了一封書信，迴憶了二人曾在一起共論唐史的純真友誼。過涪州（古巴國，今重慶市涪陵區）時，蘇軾撿到了一隻名叫山胡的小鳥。
這種鳥學名叫黑喉噪鶥，因叫聲響亮動聽，俗稱“山胡鳥”，自古常被作為觀賞鳥飼養。對於舟行江上的枯燥生活而言，這隻山胡鳥想必會給年輕的蘇軾兄弟帶來一定的快樂體驗的。
船過渝州、涪州，再經明月峽，就到了忠州（今重慶忠縣）豐都縣。
明月峽，位於四川廣元嘉陵江西陵峽東段，因峽兩岸的山岩多呈銀白色，並和青峰、江水相輝映，使整個峽江好像鍍上了一層朦朧的月光，因此得名。
峽中多有奇峰怪石：有山勢嵯峨半插雲天的天柱峰，有宏麗幽深的黃顙洞，還有被茶聖陸羽稱之為“天下第四泉”的蛤蟆碚，有騰空飛架的仙人橋，有裁雲剪霧的青峰“三把刀”，可謂是天然的中國交通“博物館”，也充分展現了李白筆下“蜀道難”之現實情形。
在豐都縣，蘇氏父子專程拜見了當地的李知縣，在李知縣或是縣府工作人員的陪同下，遊覽並在仙都觀題了詩。當然對於已經進士及第的蘇軾兄弟而言，這也是官場社交的正常遊戲規則。
李知縣告訴蘇氏父子，之所以知道幾位先生要來，是因為這山上有一頭年老的山鹿，一般的猛獸與獵人都無法傷到它。如若有客人遠道而來，老鹿將徹夜長鳴，所以就知道了有客要來的信息，坐地守候，從來還不曾有過差錯。（其實，按現在的推斷，這也許是高情商的李知縣待客說辭的官場套路，也說不定）
鹿本為瑞獸，據說鹿千年才能化為蒼色，再過五百年方能變成白色。因此白色的鹿，古時以為祥瑞。
蘇軾父子均感到稀奇，於是都作詩記述了此事。
舟行長江中，天上忽然飄起鵝毛大雪。作為文人的蘇軾父子自然不會錯過這樣的好機會。於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詩的遊戲，聊以解悶。
他們此次作詩的目的是描摹雪景之狀，但要效仿歐陽修創立的體例，即比喻雪不能用鹽、玉、鶴、鷺、絮、蝶以及飛舞等字眼，並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潔、素等修飾之語。超常的難度，隻能用一些類比或聯想的方式去遣詞造句，來達到描述雪的意象。
讓我們僅抽取蘇軾的兩句詩，看他是怎麽寫的：
“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帷。沾裳細看巧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為。”（《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
就這樣，蘇軾僅用寥寥數語，雪花的晶瑩與雪天的寒冷已被刻畫得栩栩如生了。
在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品裏，這種比喻的運用按說也並不鮮見，和蘇軾一樣寫雪比較精彩的句子還比如有：麵堆金井，誰調湯餅；玉滿天山，難刻佩環。等等。
途經忠州南賓縣（今四川豐都）時，映入蘇軾眼簾的是，在這個與屈原沒有任何關係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而此時，距屈原投汨羅江已經過去一千多年了。身為一代青年才俊的蘇軾，在兩年前就已進士及第，正是意氣風發之時，於是有感於屈原的高潔品性，和後人對屈原的尊崇，寫下《屈原塔》這首詩。
蘇軾認為，忠州原本並無此塔，可能是後人為了追思戰國時期楚國三閭大夫屈原的需要，才專門建造的。
屈原我們都知道，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是“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被譽為“詩魂”、“中華詩祖”、“辭賦之祖”。從他開始，我們中華民族才有了專門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
屈原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因為屈原是在端午節這一天死去的，所以“端午”便演變成了我國老百姓紀念屈原的傳統節日。聞一多先生認為把端午節和屈原捆綁在一起，是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中才出現的，而“端午節”卻是早已存在的。
文化學者胡適先生甚至懷疑是否真的有屈原這麽一個人存在，因為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之前，史書上沒有關於屈原的記載。在司馬遷之前至戰國屈原所在時期幾百年這段時間裏，對屈原的記載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才首次出現的，如果真的有屈原這麽牛的一個人，史書上是不該缺席的，司馬遷有可能是根據道聽途說的故事寫成的《屈原列傳》。
遊覽完了屈原塔，蘇氏父子還興致勃勃地遊覽了忠州城南數十裏的長江對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關於“望夫台”，仍是由一類老套的傳說版本化來：昔人出遊，數年累歲而不還，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為石。
可蘇軾看在眼裏的卻隻有舟行江上，人來人往，“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望夫台在忠州南數十裏》），“望夫石”的凝立不動，正投射出人世間熙來攘往的過客匆匆。
中國的文學是一脈相承的。自《詩經》與屈原創立《楚辭》以來，前赴後繼出現的繼承衣缽者有：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等數不清的文學精英。
到了劉禹錫，又發明了竹枝詞。再到宋代的蘇軾，更是對竹枝詞也情有獨鍾。
竹枝詞，是一種詩體，是由古代巴蜀間的民歌演變過來的竹枝，又名“巴渝辭”“竹枝子”等。
劉禹錫在任夔州刺史時把當地民歌變成了文人的詩體，對後代影響很大。之後的人們對竹枝詞越來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竹枝詞”的特點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聲，其餘的字平仄不拘。
此時，流連於忠州的蘇軾經過考證，認為竹枝詞本為楚聲，其特點“幽怨惻怛”，若無深深的悲情，斷不能歌之！比如古楚人因為懷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懷王或者是同情楚霸王的這類場景，就最適合用這種曲調。
為了表達自己心中的這種情調，蘇軾親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別押平聲韻。由於蘇軾的爺爺叫蘇序，為了避開爺爺的名諱，蘇軾隻好把自己作於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蘇軾日後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此處理，不再贅述。
諸位若是對竹枝詞感興趣的話，可網搜一下劉禹錫著名的《竹枝詞九首》和蘇軾的《竹枝歌並引》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