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舟笑道：“我怎麽強詞奪理了。”
周平雄說道：“照你這麽說，封建帝王榨取百姓的血汗還有理了，藏富於民竟然被你說的如此不堪。”
柏舟說道：“是的，封建帝王，秦皇漢武，都榨取百姓的血汗。可是我並不讚成用今天的眼光和角度去理解古代的藏富於民。因為古代的時候，很多老百姓根本就算不上是什麽‘民’，他們頂多隻能算作是個‘人’。藏富於民，很多時候隻不過是藏富於官罷了。從宋代以來，一方麵科舉盛行，一方麵讀書人開始大量入世經商，遂形成一個新的強有力的社會群體‘儒商’。商人上可以交通達官貴人，下可以相與地主士紳，隻要給他們數十年的和平時光，他們便能很快結成一個由政府官員、豪商、地方紳士地主組成的利益共同體，也就是集權力、資本、和土地為一體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共同體不但操控市場、壟斷資源，還能左右朝政、煽動輿論、自我標榜。北宋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一群體的打壓之下終至破產。宋、明政權的終結，都與黨爭有著很大的關係，黨爭的本質，就是官商士紳內部分贓不均而起的內訌；國難當頭，他們往往做意氣之爭、利益之爭，而不顧國家興亡、百姓死活。而偏偏在古代，這一利益群體，才是‘藏富於民’的真正受益者。真正的百姓，靠挖地是不可能積累財富的；所謂的藏富於民，隻不過是這一官商士紳群體的一個噱頭，簡單來說就是不希望中央政府幹涉他們在各個地方為所欲為魚肉一方罷了。”
“你、你，簡直胡說八道。”這時候周平雄額頭的青筋更加的凸起了，他大聲說道：“不管你如何狡辯，都改變了不了一個事實，重農抑商政策，在事實上，扼殺了文景時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束縛了經濟的活力。”
“哈哈，哈哈哈。”柏舟忽然仰麵大笑起來，笑過之後，他對周平雄說道：“扼殺了資本主義萌芽，束縛了經濟的活力，這個罪名確實不小啊。如果秦皇漢武沒有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而是繼續無為而治，讓文景時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繼續茁壯生長，說不定我們中華文明在兩千年前就已經步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然後一千年前說不定就步入了社會主義，按照這種速度，現在說不定都進入了共產主義。正是因為秦皇漢武亂搞一起，搞得我們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周平雄說道：“你不用冷嘲熱諷，難道我錯了嗎？”
柏舟看著周平雄，他大聲說道：“錯，你們當然錯了，你們不僅錯了，而且錯的離譜。”
“我們怎麽錯的離譜。”
柏舟說道：“現在曆史課本上，很喜歡提什麽中國曆史上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說漢代文景時期，還有說明代中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結果被扼殺了。很多人將這種結果歸咎於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認為是統治階層為了維護小農經濟，維護自身統治有意為之。”
周平雄冷冷地說道：“難道不是嗎？”
柏舟說道：“當然不是。很多研究曆史的人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他們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認為封建社會之後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之後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是社會主義。有人以為歐洲從近代以來稱霸世界是因為率先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而歐洲之所以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是因為重商政策所致。這種推斷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歐洲之所以能成為近代文明的領頭羊，之所以最先步入資本主義，並不是重商主義所致，至少重商主義不是其中的單一要素。我們總是用今天的發生的事情和眼光來理解古代的事情，以為重商就能導致社會化大生產，就能必然促進工業化。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麽迴事。歐洲之所以能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期、進入工業社會，是因為工業化所需要的很多要素已經具備了；工業化所需要的科學技術、社會製度理論、法製觀念、人文精神等等等已經具備了，而這些條件的具備，並不是什麽重商主義所促成。
“牛頓在十五世紀就構建了他的科學體係；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就已經進行宗教改革；更不要說從十四世紀就已經開始的萌芽的現代人文精神。難道這些都是因為十七世紀之後的重商主義才促成的嗎？當然不是。歐洲之所以能進入工業化社會，是因為在長期的各種社會運動、啟蒙運動之後，已經處在了萬事俱備隻欠東風的局麵，重商主義、工業革命的興起，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並非是僅僅靠著重商主義就能促進社會的進步。
“就像現在甚囂塵上的一種需求決定論，現在有些商人、經濟學家將需求放在一個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位置上，u看書 .uukanshu.om 認為有了需求市場就會繁榮、經濟就能發展，一味迎合所謂需求，認為有了需求就能解決一切經濟問題。這種想法的荒謬顯而易見。需求是可以被引導的，並非是需求引導一切。在非洲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當外國人把手機帶進去之後，他們也有了使用手機的需求，難道他們就能生產手機？喬布斯弄出蘋果手機之前，難道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有著使用智能手機的需求？難道不是他的預見引導了一種需求。即便你說這是一種潛在的市場需求，被喬布斯看見了，可是如果喬布斯沒有美國頂尖的科技支撐的話，這種需求也不會變成現實。西遊記裏麵就有了千裏眼、順風耳的需求，但是隻有在現代科技條件下，這些原本在神話裏麵出現的想象才能成為現實。發展經濟，注意力不應該隻看見表麵上的需求，更應該看到背後基礎學科的支撐，背後的社會環境、法製乃至意識觀念的支撐。僅僅有需求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並非一切需求都是合理的，對於需求，需要更多的思考。
“簡單來說，大的社會變革往往是長期的、多種曆史要素的積累而導致，絕對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單一要素來解釋，想當然地假定。再迴到本題，指責秦皇漢武重農抑商扼殺了什麽資本主義的發展、束縛了經濟是荒謬的。很多人總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問題，他們看見現在商業發達、商人的活躍可以讓社會繁榮、經濟發展，於是也想當然地認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重商將導致繁榮和安定，就像他們認為商業乃是促進歐洲成為步入現代文明的領頭羊一樣。”
周平雄說道：“照你這麽說，封建帝王榨取百姓的血汗還有理了，藏富於民竟然被你說的如此不堪。”
柏舟說道：“是的，封建帝王，秦皇漢武，都榨取百姓的血汗。可是我並不讚成用今天的眼光和角度去理解古代的藏富於民。因為古代的時候，很多老百姓根本就算不上是什麽‘民’，他們頂多隻能算作是個‘人’。藏富於民，很多時候隻不過是藏富於官罷了。從宋代以來，一方麵科舉盛行，一方麵讀書人開始大量入世經商，遂形成一個新的強有力的社會群體‘儒商’。商人上可以交通達官貴人，下可以相與地主士紳，隻要給他們數十年的和平時光，他們便能很快結成一個由政府官員、豪商、地方紳士地主組成的利益共同體，也就是集權力、資本、和土地為一體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共同體不但操控市場、壟斷資源，還能左右朝政、煽動輿論、自我標榜。北宋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一群體的打壓之下終至破產。宋、明政權的終結，都與黨爭有著很大的關係，黨爭的本質，就是官商士紳內部分贓不均而起的內訌；國難當頭，他們往往做意氣之爭、利益之爭，而不顧國家興亡、百姓死活。而偏偏在古代，這一利益群體，才是‘藏富於民’的真正受益者。真正的百姓，靠挖地是不可能積累財富的；所謂的藏富於民，隻不過是這一官商士紳群體的一個噱頭，簡單來說就是不希望中央政府幹涉他們在各個地方為所欲為魚肉一方罷了。”
“你、你，簡直胡說八道。”這時候周平雄額頭的青筋更加的凸起了，他大聲說道：“不管你如何狡辯，都改變了不了一個事實，重農抑商政策，在事實上，扼殺了文景時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束縛了經濟的活力。”
“哈哈，哈哈哈。”柏舟忽然仰麵大笑起來，笑過之後，他對周平雄說道：“扼殺了資本主義萌芽，束縛了經濟的活力，這個罪名確實不小啊。如果秦皇漢武沒有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而是繼續無為而治，讓文景時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繼續茁壯生長，說不定我們中華文明在兩千年前就已經步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然後一千年前說不定就步入了社會主義，按照這種速度，現在說不定都進入了共產主義。正是因為秦皇漢武亂搞一起，搞得我們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周平雄說道：“你不用冷嘲熱諷，難道我錯了嗎？”
柏舟看著周平雄，他大聲說道：“錯，你們當然錯了，你們不僅錯了，而且錯的離譜。”
“我們怎麽錯的離譜。”
柏舟說道：“現在曆史課本上，很喜歡提什麽中國曆史上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說漢代文景時期，還有說明代中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結果被扼殺了。很多人將這種結果歸咎於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認為是統治階層為了維護小農經濟，維護自身統治有意為之。”
周平雄冷冷地說道：“難道不是嗎？”
柏舟說道：“當然不是。很多研究曆史的人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他們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認為封建社會之後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之後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是社會主義。有人以為歐洲從近代以來稱霸世界是因為率先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而歐洲之所以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是因為重商政策所致。這種推斷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歐洲之所以能成為近代文明的領頭羊，之所以最先步入資本主義，並不是重商主義所致，至少重商主義不是其中的單一要素。我們總是用今天的發生的事情和眼光來理解古代的事情，以為重商就能導致社會化大生產，就能必然促進工業化。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麽迴事。歐洲之所以能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期、進入工業社會，是因為工業化所需要的很多要素已經具備了；工業化所需要的科學技術、社會製度理論、法製觀念、人文精神等等等已經具備了，而這些條件的具備，並不是什麽重商主義所促成。
“牛頓在十五世紀就構建了他的科學體係；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就已經進行宗教改革；更不要說從十四世紀就已經開始的萌芽的現代人文精神。難道這些都是因為十七世紀之後的重商主義才促成的嗎？當然不是。歐洲之所以能進入工業化社會，是因為在長期的各種社會運動、啟蒙運動之後，已經處在了萬事俱備隻欠東風的局麵，重商主義、工業革命的興起，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並非是僅僅靠著重商主義就能促進社會的進步。
“就像現在甚囂塵上的一種需求決定論，現在有些商人、經濟學家將需求放在一個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位置上，u看書 .uukanshu.om 認為有了需求市場就會繁榮、經濟就能發展，一味迎合所謂需求，認為有了需求就能解決一切經濟問題。這種想法的荒謬顯而易見。需求是可以被引導的，並非是需求引導一切。在非洲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當外國人把手機帶進去之後，他們也有了使用手機的需求，難道他們就能生產手機？喬布斯弄出蘋果手機之前，難道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有著使用智能手機的需求？難道不是他的預見引導了一種需求。即便你說這是一種潛在的市場需求，被喬布斯看見了，可是如果喬布斯沒有美國頂尖的科技支撐的話，這種需求也不會變成現實。西遊記裏麵就有了千裏眼、順風耳的需求，但是隻有在現代科技條件下，這些原本在神話裏麵出現的想象才能成為現實。發展經濟，注意力不應該隻看見表麵上的需求，更應該看到背後基礎學科的支撐，背後的社會環境、法製乃至意識觀念的支撐。僅僅有需求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並非一切需求都是合理的，對於需求，需要更多的思考。
“簡單來說，大的社會變革往往是長期的、多種曆史要素的積累而導致，絕對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單一要素來解釋，想當然地假定。再迴到本題，指責秦皇漢武重農抑商扼殺了什麽資本主義的發展、束縛了經濟是荒謬的。很多人總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問題，他們看見現在商業發達、商人的活躍可以讓社會繁榮、經濟發展，於是也想當然地認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重商將導致繁榮和安定，就像他們認為商業乃是促進歐洲成為步入現代文明的領頭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