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曆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的三朝重臣，也是北宋硬核外交的天花板。範仲淹稱他有“王佐之才”，極力向朝廷舉薦他；晏殊說他才質俱佳，於是把女兒嫁給了他。他兩度出使遼國，在談判中陳述利害，不卑不亢，使遼興宗息兵寧事，達成 “慶曆增幣”，讓南北的百姓數十年不見戰事。他妥善安置數十萬災民，救活五十餘萬人，並招募萬餘青壯年當兵。他以一介書生之軀，守住了大宋為數不多的風骨。
他就是被稱為北宋第一外交家的鄭國公——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今河南省洛陽市）人。 北宋時期政治家、外交家、謀略家、文學家。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富弼出生於洛陽。洛陽是北宋的西京，人文薈萃，富弼自幼浸染於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中。年輕時的富弼堅持學習，氣量大度。範仲淹見到他時，驚歎於他的才華與氣度，讚其為 “王佐才也”，並將他的文章推薦給王曾、晏殊等重臣。晏殊對富弼也頗為看好，不僅賞識其才華，還將女兒許配給他。《宋史·富弼傳》記載：“少篤學，有大度，範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北宋政壇這麽多大佬的賞識和引導，為富弼的人生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
公元1030年，北宋天聖八年。富弼聽從範仲淹的建議，參加製科考試。在這場選拔特殊人才的考試中，富弼憑借出眾的學識與見解，被推舉為茂才異等，考入第四等，登科及第，授官將作監丞，出知河南府長水縣（今河南洛寧）。一個月後，應知河陽軍李迪邀請，任簽書河陽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入仕途的富弼，滿懷熱忱，欲一展宏圖。然而，命運的波瀾很快襲來。次年，富弼的父親富言逝世，他毅然辭官，迴鄉守孝三年，盡顯孝道。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孝期已滿的富弼迴歸朝堂，卻逢範仲淹因抗議郭皇後不當廢黜而遭貶謫。富弼秉持正義，上書朝廷，直言此舉 “一舉二失”，認為皇後不應被廢，範仲淹作為忠臣諫諍亦不該被貶。他的直言不諱，觸怒了權貴，被貶為絳州（今山西運城新絳縣）通判。但富弼並未因此而氣餒，在絳州任職期間，他依然盡職盡責，關注民生疾苦，為當地百姓謀福祉。
公元1037年，北宋景佑四年。富弼被召試館職，憑借自身才華擢升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後又被沂國公王曾辟為鄆州（今山東東平縣）通判，跟隨其到鄆州任職。在此期間，富弼積累了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對北宋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也為他日後在朝堂上的大展身手奠定了堅實基礎。
富弼迴歸朝堂後，正值北宋內憂外患之際。
公元1038年，北宋景佑五年。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政權，公然與北宋分庭抗禮，要求北宋承認其合法地位。北宋朝廷對此反應不一，或主和，或主戰，議論紛紛卻無定論。富弼洞察局勢，深知西夏此舉對北宋的威脅，遂上疏《論西夏八事奏》，條陳己見。他提出斬殺西夏來使以揚國威，四方征兵、征調國庫錢財以作軍用，而非加重賦稅、重賞立下戰功者等八條建議，試圖從外交、軍事、財政等多方麵應對西夏的挑釁，展現出非凡的戰略眼光。
公元1040年，北宋寶元三年。富弼被召為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兼知諫院。此時，朝廷在西北集結大量兵備，全力應對西夏的威脅，然而在東南九道卻疏於防守，存在極大的軍事隱患。富弼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問題，立即上諫，請求在每個要道各招募數千士兵，進行嚴格訓練和周密布防，以備不測之需。他深知，國家安全需全方位保障，一處疏漏都可能導致大禍。同時，他還建議減少軍隊冗費以充實國用，減輕稅收施行仁政，以緩解百姓壓力，穩固國家根基。
同年正月，出現日食現象。按照古代天人感應的觀念，日食被視為不祥之兆，預示著人間政治的失德或失誤。富弼借機上諫，請求撤銷宴樂，在別館中賜下酒飯招待西夏使者，以顯示朝廷對天象的敬畏和對局勢的審慎。宋仁宗起初並未采納，富弼進一步諫言，稱若契丹得知北宋在日食之時仍宴樂不止，定會輕視北宋朝廷，這將是朝廷的莫大恥辱。果不其然，後來得知契丹果真撤銷宴會，宋仁宗懊悔不已，對富弼的遠見卓識愈發看重。
此前，宋仁宗因臣子上諫其過失，一怒之下將上諫者貶逐，並下令禁止朝臣越權言事，堵塞了言路。富弼深知廣開言路對朝政清明的重要性，借日食之事上疏，痛陳利弊，表明應對天象變化，莫不過廣通言路，請求廢除越權言事的禁令。他言辭懇切，曉以大義，終於說服宋仁宗允準此事，使得朝堂上下又能暢所欲言，為解決諸多問題營造了良好氛圍。
富弼又上諫稱皇上每日需批閱的奏章繁多，難免有所疏漏，應選拔賢能侍臣分擔批閱，再挑選其中切實可行的建議施行。他的這一建議，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讓皇帝能更精準地把握朝政大局，及時應對各種問題。在處理事務時，富弼始終以國家利益為重，不避權貴，敢於直言，其諫言往往切中要害，為宋仁宗時期的朝政穩定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公元1042年，北宋慶曆二年。北宋局勢愈發危急。西夏李元昊的叛亂尚未平息，北方的遼國趁火打劫，遼興宗耶律宗真派使者前來，以宋朝違背 “澶淵之盟” 為由，索要關南十縣土地。遼國陳兵邊境，劍拔弩張，北宋朝廷上下震恐。宋仁宗深知此事棘手，若處理不當，北宋將陷入兩麵受敵的絕境。朝堂之上，眾人麵麵相覷，無人敢應下這艱難的出使任務。
富弼得知此事後，毅然挺身而出，他深知此行艱險萬分，卻毫不退縮，向宋仁宗莊重請命：“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在國家危難之際，富弼展現出非凡的擔當與勇氣，帶著朝廷的期望與重托，踏上了出使遼國的征程。
富弼抵達遼國後，立刻感受到了緊張壓抑的氛圍。遼興宗親自接見，一見麵便言辭犀利地指責北宋，稱宋朝違背盟約，在雁門等地屯駐重兵，堵塞雁門，增加塘水、修繕城壘，還廣泛招兵，有攻打遼國之意，遼國臣子對此極為不滿，紛紛勸他出兵，他表示隻要北宋歸還關南十縣土地，便可不計較，否則定然發兵南下。富弼聽後，冷靜沉著，迅速梳理出遼興宗話語中的關鍵要點，隨後不卑不亢地迴應。
他先解釋道，北宋屯兵雁門，純粹是為防備西夏，與遼國毫無關聯；招兵買馬也是為補充軍隊缺額，並非針對遼國。接著，對於關南十縣土地歸屬問題，富弼曉諭曆史，稱這片土地很久以前本就是中原國土，雖晉朝石敬瑭曾割讓給契丹，但周世宗柴榮又奮力奪迴，如今時代變遷，各執一詞，難以說清，還是遵守 “澶淵之盟” 為妥。最後，針對遼國大臣的主戰言論，富弼直擊要害，直言大宋將領亦想攻打遼國，隻因天下和平，君主獨享好處，戰爭勝利功勞歸武將，失敗損失歸君主，大臣們主戰多為自身利益考量。且大宋精兵百萬，真要開戰，遼國未必能勝，隻是宋朝天子珍惜和平，不願輕易動武。富弼一番言辭，邏輯縝密，既維護了北宋尊嚴，又點明利弊，讓讓遼興宗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決策。最終，遼興宗放棄了割地的要求。
雖然遼興宗放棄了割地，但他仍不死心，試圖在其他方麵獲取利益。次日，遼興宗邀富弼一同打獵，看似休閑，實則暗藏玄機。打獵途中，遼興宗靠近富弼，低聲透露，臣子們堅持要北宋獻出十縣土地才肯罷休。富弼心中一動，明白遼國君臣內部意見不一，索要土地或為勒索財物。他思索片刻，誠懇說道：“你們索要土地，說到底不過是想要土地上的稅賦，如此興兵動武，隻會讓兩國百姓生靈塗炭。我們可以適當增加歲幣，以求兩國和平，這於雙方都有益處。” 其實，在出使前，宋仁宗為避免戰爭，已同意在必要時增加歲幣，富弼此言，既契合朝廷底線，又拋出和平解決的橄欖枝。
遼興宗聽後，心中一動，開始認真思考富弼的提議。富弼趁機進一步闡述增加歲幣對遼國的好處，既能滿足遼國的經濟需求，又能維護兩國的和平關係。通過這次打獵場上的對話，富弼成功地摸清了遼國的真實底線，為後續的談判奠定了基礎。
富弼第一次出使遼國，成功化解了割地危機，帶著初步的談判成果迴到北宋。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平息。遼國在收到北宋關於增加歲幣的初步意向後，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雙方需要進一步協商。於是，富弼不得不準備第二次出使遼國。
就在富弼即將出發之際，意外發生了。宋仁宗在簽署國書時，對之前與富弼商議好的措辭進行了修改。富弼發現後，大驚失色。外交場合，措辭至關重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嚴重後果。富弼立刻進宮麵見宋仁宗，據理力爭。然而，宰執大臣們卻認為這隻是小事，無需大驚小怪。富弼憤怒地說道：“此乃國家大事，若因措辭不當，使遼國抓住把柄，引發戰爭，誰能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在富弼的堅持下，宋仁宗最終重新修改了國書，恢複了原來的措辭。
富弼再次踏上遼國的土地。這一次，遼興宗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要求北宋在增加歲幣的文書中，使用 “獻” 字，意為北宋向遼國進獻歲幣。富弼堅決反對，他義正言辭地說道：“陛下，宋遼兩國，乃兄弟之國，地位平等。‘獻’字有尊卑之分，大宋絕不能接受。若遼國執意如此，恐怕會破壞剛剛恢複的和平局麵。”
遼興宗見富弼態度堅決，又提出用 “納” 字。富弼依然不為所動，他說道：“‘納’字同樣有失平等，大宋向來以誠信和尊嚴對待邦交，絕不會在這種原則問題上讓步。陛下若真心希望維護兩國和平，就不應在這些字眼上糾纏。” 富弼的強硬態度，讓遼興宗意識到北宋在這個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最終，遼興宗不得不放棄這一不合理要求，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達成了協議。
富弼兩次出使遼國，憑借著卓越的外交智慧、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成功地化解了宋遼之間的危機，避免了一場可能爆發的戰爭。他的出使成果，不僅維護了北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為北宋爭取到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
富弼出使歸來，北宋朝廷局勢依舊嚴峻。宋仁宗深知國家積弊已久，急切期望進行變革以圖自強。
公元1043年，北宋慶曆三年。宋仁宗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命他們主持改革事宜，期望二人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範仲淹與富弼攜手，殫精竭慮，針對北宋的種種弊端，提出了十條綱領性的改革主張，揭開了 “慶曆新政” 的序幕。
其一為明黜陟，即給官員製定嚴格的考核績效製度，改變以往論資排輩的用人方式。官員若有大功大善，便可破格提拔；若無突出功績，絕不輕易升遷。如此一來，讓有能者居其位，無能者退其職，激勵官員積極作為，一掃官場慵懶之風。
其二是抑僥幸，嚴格限製高官子弟憑借恩蔭輕易入朝為官的途徑。當時，恩蔭製度泛濫，大量官員子弟僅憑家世便占據要職，堵塞了寒門子弟的晉升之路，還導致官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新政旨在減少這種不合理現象，為真正有才華、有抱負的人騰出空間，讓官場氣象煥然一新。
其三是精貢舉，是從入仕源頭進行改革。一方麵大力振興教育，培養實用人才；另一方麵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摒棄以往單純注重辭藻華麗的文風，強調選拔 “不專辭藻，必明理道” 之人，力求讓科舉選出的官員能真正為國家的治理與發展出謀劃策。
其四是擇官長，著重於地方官員的選拔。要求詳細考察官員的曆任功過、舉薦人數等情況，由中書省進行嚴謹審核，確保所選之人德才兼備，能夠勝任地方治理之重任，為百姓謀福祉。
其五是均公田，目的是均衡官員的公田收入。公田作為官員的一項福利，分配不均導致部分官員生活富足卻貪腐滋生，部分官員則因收入微薄難以廉潔自守。重新分配公田，既能保障官員基本生活，又能促使他們廉潔從政，恪盡職守。
其六是厚農桑，聚焦於農業發展。鼓勵各地官府與百姓積極探尋農桑之事的利弊，每年二月組織開展為期半個月的農田水利工程，並將成果上報。通過這些舉措，大力推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為國家的經濟根基注入活力。
其七是修武備，鑒於北宋冗兵卻戰鬥力不強的困境，嚐試將募兵製改迴唐代府兵製，讓士兵農忙時務農，農閑時訓練，既減輕財政負擔，又能提高軍隊素質，增強國防力量，確保國家邊疆安穩。
其八是減徭役，旨在減輕農民負擔。通過合並基層單位，裁撤不必要的差役人數，讓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農業生產，促進農村經濟繁榮，緩解社會矛盾。
其九是覃恩信，要求朝廷務必落實各項惠民政策，不得讓減負等措施淪為一紙空文。讓百姓切實感受到朝廷的恩澤，增強民眾對朝廷的信任與擁護，穩固國家統治基礎。
其十是重命令，強調朝廷法令的嚴肅性與權威性。重視法令的製定與執行，做到有令必行，有法必依，杜絕朝令夕改的亂象，樹立朝廷公信力，確保政令暢通無阻。
這些改革措施，切中北宋時弊，大部分得到宋仁宗的采納，並頒行全國。富弼在新政推行過程中，全力輔助範仲淹，不遺餘力地落實各項政策。然而，新政觸動了保守派官僚貴族的既得利益，他們視新政如眼中釘、肉中刺，聯合起來百般阻撓。他們散布謠言，惡意攻擊範仲淹等革新派人士結黨營私、濫用職權，試圖混淆視聽，誤導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對新政滿懷期待，但麵對保守派強大的反對勢力，漸漸心生猶豫。加之改革過程中，一些複雜問題逐漸浮現，讓宋仁宗對改革的信心產生動搖。
公元1045年，北宋慶曆五年。宋仁宗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範仲淹被貶至鄧州，短暫的 “慶曆新政” 宣告失敗。慶曆新政失敗後，富弼自請外出，以資政殿學士任河北宣撫使。兩年後，被授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任京東路安撫使。
彼時，正值河朔一帶洪水泛濫，災情極為嚴重，五十餘萬災民流離失所，紛紛湧入青州境內。富弼見此慘狀，心急如焚，毫不猶豫地動員所屬各州縣，全力騰挪公私房舍十萬餘間，用以妥善安置災民。有人憂心忡忡地勸他謹慎行事，莫要一次性接納如此眾多的災民，以免萬一出事，難以向朝廷交代。富弼卻目光堅定，決然迴應道：“我豈能因一己之安危，而棄數十萬百姓的性命於不顧？”
他將災民分散安置，組織當地官吏分區管理，確保各項救助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同時，富弼苦口婆心地勸說本地富戶捐獻糧食，開倉賑糧，以供應災民的飲食所需。為了讓災民能夠自救求生，他還下令，山林坡澤中一切可供食用的物產，任憑災民采集。
在救災過程中，富弼充分發揮地方鄉紳的力量，借鑒前朝的納粟補官製，鼓勵他們幫助災民渡過難關，並安排小吏將各戶捐贈明細記錄在冊，待災情過後依據捐贈多寡替他們上奏請求賞賜，極大地調動了富戶豪紳的積極性，使得政府籌集到更多的救災錢物，惠及了更多災區饑民。
為了保障災民的身體健康，富弼及時製定區域隔離防控瘟疫的方針。他籌劃征集了大量政府與私人空閑住所，用來安置來到青州的災民，並將本地受災區域劃分，進行有序的隔離和救助。還在交通要道處張貼布告，引導災民們及時分散到鄰近的村莊中去，妥善安置災後流民，保證流民有棲身之處，以此降低伴生性瘟疫的風險。他還為在災難中的死者設置大塚葬之，曰 “叢塚”，保護災民生存環境的衛生，避免瘟疫的發生。
富弼還極為重視人情關懷，每隔五日，便派人帶著酒肉飯糗前去慰藉災民，其心意真摯誠懇，讓參與救災的官吏與災民們都深受感動，人人皆願為救災盡力。
到了第二年夏天，青州一帶糧食豐收，富弼依據災民的實際情況，為他們發放歸家口糧，幫助他們順利返迴家鄉。富弼成功救活了大量災民，還從災民中招募選拔了一批青壯年當兵，既解決了流民為患的問題，又充實了軍隊力量。
富弼這一係列賑災方法，簡便易行卻又周密可靠，成效卓著，與以往將災民聚集在城郭中，煮粥賑濟，導致疫病流行、災民相互踐踏的混亂救災方式截然不同。此後，他的救災模式成為典範，各地紛紛效仿。朝廷得知富弼的功績後，欲對他進行獎賞，富弼卻堅辭不受，他認為救災濟民本就是地方官的職責所在，能救活數萬人，遠比追求高官厚祿要有意義得多。
富弼在青州任職三年多，政績斐然，深得民心。他離開青州時，百姓在瀑水澗旁修築 “富公亭” 以作紀念，後改建為 “富公祠”，以銘記他的恩澤。
公元1055年，北宋 至和二年。富弼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他與文彥博一同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然而，命運似乎總愛考驗這位忠臣，同年，富弼的母親病逝，他依循禮製，辭官迴鄉守孝。
宋英宗即位後，對富弼這位老臣極為敬重，召他為樞密使。但富弼因足疾纏身，難以勝任繁重政務，無奈解職，英宗進封他為祁國公，以表尊崇。
公元1068年，北宋熙寧元年。富弼入朝覲見。此時的宋神宗年輕氣盛，銳意進取，向富弼詢問治國之道與邊疆事宜。富弼知道宋神宗心懷壯誌，卻仍誠懇勸諫：“陛下即位不久，應當廣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他深知戰爭勞民傷財，國家曆經多年動蕩，亟需休養生息，積蓄力量。宋神宗雖未當場表態，但富弼的話語無疑在他心中埋下了思考的種子。
公元1069年，北宋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宰相，開啟變法之路。富弼與王安石在治國理念上存在諸多分歧，他深知變法牽扯甚廣，稍有不慎便會引發社會動蕩，故而多次以足疾為由，請求辭官歸鄉。宋神宗對這位老臣頗為倚重，多次挽留，詢問他何人可堪大用，富弼舉薦文彥博，對王安石卻避而不談。最終，富弼被授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後改任亳州。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旨在增加財政收入，緩解國家的財政困境。但富弼認為，此舉雖在短期內可聚斂財利，卻會使民心離散，動搖國家根基，故而堅決不執行。提舉官趙濟彈劾富弼抗旨不遵，侍禦史鄧綰也請求嚴懲，富弼因此被罷相，以左仆射之職改判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富弼順勢請求退休，宋神宗念其多年功績，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讓他退居洛陽。
在洛陽，富弼常與司馬光等舊黨人士交遊，他們一同對新法進行深入探討，愈發覺察到其中隱藏的弊端。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或許是為了富國強兵，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然而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卻因操之過急、用人不當等諸多問題，給百姓生活帶來了諸多負麵影響。
青苗法，作為變法的重要舉措之一，本意是在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助其度過難關，待秋收後再連本帶利歸還，既解百姓燃眉之急，又可為朝廷增加財政收入。但實際執行時，卻演變成了強製攤派，地方官員為求政績，不管農民是否需要，一律強令借貸，且利息頗高，許多農民不堪重負，紛紛破產。富弼痛心疾首，多次上書朝廷，直言青苗法 “名為便民，實乃擾民”，懇請神宗皇帝能洞察其中利害，廢除這一害民之法。
免役法推行後，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百姓輪流服役的繁雜模式，改為繳納免役錢由官府雇人代役，看似合理，實則加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貧苦農戶的負擔。原本無需服役的富戶、權貴，憑借權勢與財力，設法轉嫁負擔，使得底層百姓苦不堪言。富弼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悲憤寫道：“免役之法，行之未久，已見民力凋敝，如此下去，恐生大亂。” 他向朝廷諫言，應重新審視免役法，根據百姓實際貧富狀況合理分攤役錢，莫讓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市易法旨在平抑物價，限製大商人對市場的壟斷，由官府參與商業經營。可在實施中，官府憑借權力低價收購商品，高價賣出，與民爭利，致使許多中小商販紛紛破產失業，商業市場一片蕭條。富弼看在眼裏，急在心頭，他在洛陽組織當地士紳聯名上書，痛陳市易法對民間商業的毀滅性打擊，唿籲朝廷迴歸自由市場，讓商業自然發展，莫要過多幹預。
富弼的這些諫言，在當時被王安石的新黨視為守舊、頑固不化之舉。新黨人士認為，富弼等舊黨因循守舊，隻知維護舊有的利益格局，不懂與時俱進，變革創新。但富弼心中明白，他所堅持的，並非是對舊製的盲目守護，而是基於對國家社稷、黎民百姓的深沉考量。國家政策的變革，須穩步推進，貼合國情民意，若一味求新求快，不顧實際後果，必然會引發社會動蕩，動搖國本。
在洛陽的歲月裏，富弼不顧自身處境艱難，始終以筆為劍，以言為刃，與新黨推行的新法據理力爭。他的言論雖未能即刻扭轉新法推行的大勢，卻如暗夜中的火把，為那些在新法困境中掙紮的百姓帶來一絲希望，也為後世評判王安石變法提供了不同視角，讓後人能更為全麵、客觀地審視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變革。
公元1083年，北宋元豐六年。富弼在洛陽家中安然逝世，終年八十歲。宋神宗聞訊，輟朝三日，親撰祭文祭奠，追贈太尉稱號，上諡號 “文忠”，以表彰他一生的忠誠與功績。北宋元佑元年，富弼配享宋神宗廟庭。
富弼一生，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從政五十餘載，為北宋的穩定與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勳。
他初入仕途，便以直言敢諫聞名，心懷家國，關注民生，為朝廷的決策提供諸多良策，力挽狂瀾於內憂外患之際。慶曆新政，他與範仲淹攜手並肩，試圖為北宋破除積弊，雖壯誌未酬，卻為後世的改革者照亮了前行之路，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出使遼國，他憑借非凡的智慧與勇氣，唇槍舌劍之間，維護了國家尊嚴，穩定了邊疆局勢，使百姓免受戰火塗炭。在地方任職時，他濟世安民，無論是抗洪救災，還是安置流民，都展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與悲憫的為民情懷。
富弼為人清正廉潔，好善嫉惡，恭儉好修，備受時人敬重。範仲淹讚其為 “王佐才也”，歐陽修稱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葉清臣亦言 “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蘇軾更是將他與韓琦、範仲淹、歐陽修並稱為人傑。
富弼的一生，如同一座巍峨的豐碑，鐫刻著忠誠、智慧、擔當與仁愛。他以一介書生的身軀，守住了大宋的風骨。
他就是被稱為北宋第一外交家的鄭國公——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今河南省洛陽市）人。 北宋時期政治家、外交家、謀略家、文學家。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富弼出生於洛陽。洛陽是北宋的西京，人文薈萃，富弼自幼浸染於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中。年輕時的富弼堅持學習，氣量大度。範仲淹見到他時，驚歎於他的才華與氣度，讚其為 “王佐才也”，並將他的文章推薦給王曾、晏殊等重臣。晏殊對富弼也頗為看好，不僅賞識其才華，還將女兒許配給他。《宋史·富弼傳》記載：“少篤學，有大度，範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北宋政壇這麽多大佬的賞識和引導，為富弼的人生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
公元1030年，北宋天聖八年。富弼聽從範仲淹的建議，參加製科考試。在這場選拔特殊人才的考試中，富弼憑借出眾的學識與見解，被推舉為茂才異等，考入第四等，登科及第，授官將作監丞，出知河南府長水縣（今河南洛寧）。一個月後，應知河陽軍李迪邀請，任簽書河陽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入仕途的富弼，滿懷熱忱，欲一展宏圖。然而，命運的波瀾很快襲來。次年，富弼的父親富言逝世，他毅然辭官，迴鄉守孝三年，盡顯孝道。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孝期已滿的富弼迴歸朝堂，卻逢範仲淹因抗議郭皇後不當廢黜而遭貶謫。富弼秉持正義，上書朝廷，直言此舉 “一舉二失”，認為皇後不應被廢，範仲淹作為忠臣諫諍亦不該被貶。他的直言不諱，觸怒了權貴，被貶為絳州（今山西運城新絳縣）通判。但富弼並未因此而氣餒，在絳州任職期間，他依然盡職盡責，關注民生疾苦，為當地百姓謀福祉。
公元1037年，北宋景佑四年。富弼被召試館職，憑借自身才華擢升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後又被沂國公王曾辟為鄆州（今山東東平縣）通判，跟隨其到鄆州任職。在此期間，富弼積累了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對北宋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也為他日後在朝堂上的大展身手奠定了堅實基礎。
富弼迴歸朝堂後，正值北宋內憂外患之際。
公元1038年，北宋景佑五年。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政權，公然與北宋分庭抗禮，要求北宋承認其合法地位。北宋朝廷對此反應不一，或主和，或主戰，議論紛紛卻無定論。富弼洞察局勢，深知西夏此舉對北宋的威脅，遂上疏《論西夏八事奏》，條陳己見。他提出斬殺西夏來使以揚國威，四方征兵、征調國庫錢財以作軍用，而非加重賦稅、重賞立下戰功者等八條建議，試圖從外交、軍事、財政等多方麵應對西夏的挑釁，展現出非凡的戰略眼光。
公元1040年，北宋寶元三年。富弼被召為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兼知諫院。此時，朝廷在西北集結大量兵備，全力應對西夏的威脅，然而在東南九道卻疏於防守，存在極大的軍事隱患。富弼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問題，立即上諫，請求在每個要道各招募數千士兵，進行嚴格訓練和周密布防，以備不測之需。他深知，國家安全需全方位保障，一處疏漏都可能導致大禍。同時，他還建議減少軍隊冗費以充實國用，減輕稅收施行仁政，以緩解百姓壓力，穩固國家根基。
同年正月，出現日食現象。按照古代天人感應的觀念，日食被視為不祥之兆，預示著人間政治的失德或失誤。富弼借機上諫，請求撤銷宴樂，在別館中賜下酒飯招待西夏使者，以顯示朝廷對天象的敬畏和對局勢的審慎。宋仁宗起初並未采納，富弼進一步諫言，稱若契丹得知北宋在日食之時仍宴樂不止，定會輕視北宋朝廷，這將是朝廷的莫大恥辱。果不其然，後來得知契丹果真撤銷宴會，宋仁宗懊悔不已，對富弼的遠見卓識愈發看重。
此前，宋仁宗因臣子上諫其過失，一怒之下將上諫者貶逐，並下令禁止朝臣越權言事，堵塞了言路。富弼深知廣開言路對朝政清明的重要性，借日食之事上疏，痛陳利弊，表明應對天象變化，莫不過廣通言路，請求廢除越權言事的禁令。他言辭懇切，曉以大義，終於說服宋仁宗允準此事，使得朝堂上下又能暢所欲言，為解決諸多問題營造了良好氛圍。
富弼又上諫稱皇上每日需批閱的奏章繁多，難免有所疏漏，應選拔賢能侍臣分擔批閱，再挑選其中切實可行的建議施行。他的這一建議，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讓皇帝能更精準地把握朝政大局，及時應對各種問題。在處理事務時，富弼始終以國家利益為重，不避權貴，敢於直言，其諫言往往切中要害，為宋仁宗時期的朝政穩定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公元1042年，北宋慶曆二年。北宋局勢愈發危急。西夏李元昊的叛亂尚未平息，北方的遼國趁火打劫，遼興宗耶律宗真派使者前來，以宋朝違背 “澶淵之盟” 為由，索要關南十縣土地。遼國陳兵邊境，劍拔弩張，北宋朝廷上下震恐。宋仁宗深知此事棘手，若處理不當，北宋將陷入兩麵受敵的絕境。朝堂之上，眾人麵麵相覷，無人敢應下這艱難的出使任務。
富弼得知此事後，毅然挺身而出，他深知此行艱險萬分，卻毫不退縮，向宋仁宗莊重請命：“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在國家危難之際，富弼展現出非凡的擔當與勇氣，帶著朝廷的期望與重托，踏上了出使遼國的征程。
富弼抵達遼國後，立刻感受到了緊張壓抑的氛圍。遼興宗親自接見，一見麵便言辭犀利地指責北宋，稱宋朝違背盟約，在雁門等地屯駐重兵，堵塞雁門，增加塘水、修繕城壘，還廣泛招兵，有攻打遼國之意，遼國臣子對此極為不滿，紛紛勸他出兵，他表示隻要北宋歸還關南十縣土地，便可不計較，否則定然發兵南下。富弼聽後，冷靜沉著，迅速梳理出遼興宗話語中的關鍵要點，隨後不卑不亢地迴應。
他先解釋道，北宋屯兵雁門，純粹是為防備西夏，與遼國毫無關聯；招兵買馬也是為補充軍隊缺額，並非針對遼國。接著，對於關南十縣土地歸屬問題，富弼曉諭曆史，稱這片土地很久以前本就是中原國土，雖晉朝石敬瑭曾割讓給契丹，但周世宗柴榮又奮力奪迴，如今時代變遷，各執一詞，難以說清，還是遵守 “澶淵之盟” 為妥。最後，針對遼國大臣的主戰言論，富弼直擊要害，直言大宋將領亦想攻打遼國，隻因天下和平，君主獨享好處，戰爭勝利功勞歸武將，失敗損失歸君主，大臣們主戰多為自身利益考量。且大宋精兵百萬，真要開戰，遼國未必能勝，隻是宋朝天子珍惜和平，不願輕易動武。富弼一番言辭，邏輯縝密，既維護了北宋尊嚴，又點明利弊，讓讓遼興宗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決策。最終，遼興宗放棄了割地的要求。
雖然遼興宗放棄了割地，但他仍不死心，試圖在其他方麵獲取利益。次日，遼興宗邀富弼一同打獵，看似休閑，實則暗藏玄機。打獵途中，遼興宗靠近富弼，低聲透露，臣子們堅持要北宋獻出十縣土地才肯罷休。富弼心中一動，明白遼國君臣內部意見不一，索要土地或為勒索財物。他思索片刻，誠懇說道：“你們索要土地，說到底不過是想要土地上的稅賦，如此興兵動武，隻會讓兩國百姓生靈塗炭。我們可以適當增加歲幣，以求兩國和平，這於雙方都有益處。” 其實，在出使前，宋仁宗為避免戰爭，已同意在必要時增加歲幣，富弼此言，既契合朝廷底線，又拋出和平解決的橄欖枝。
遼興宗聽後，心中一動，開始認真思考富弼的提議。富弼趁機進一步闡述增加歲幣對遼國的好處，既能滿足遼國的經濟需求，又能維護兩國的和平關係。通過這次打獵場上的對話，富弼成功地摸清了遼國的真實底線，為後續的談判奠定了基礎。
富弼第一次出使遼國，成功化解了割地危機，帶著初步的談判成果迴到北宋。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平息。遼國在收到北宋關於增加歲幣的初步意向後，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雙方需要進一步協商。於是，富弼不得不準備第二次出使遼國。
就在富弼即將出發之際，意外發生了。宋仁宗在簽署國書時，對之前與富弼商議好的措辭進行了修改。富弼發現後，大驚失色。外交場合，措辭至關重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嚴重後果。富弼立刻進宮麵見宋仁宗，據理力爭。然而，宰執大臣們卻認為這隻是小事，無需大驚小怪。富弼憤怒地說道：“此乃國家大事，若因措辭不當，使遼國抓住把柄，引發戰爭，誰能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在富弼的堅持下，宋仁宗最終重新修改了國書，恢複了原來的措辭。
富弼再次踏上遼國的土地。這一次，遼興宗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要求北宋在增加歲幣的文書中，使用 “獻” 字，意為北宋向遼國進獻歲幣。富弼堅決反對，他義正言辭地說道：“陛下，宋遼兩國，乃兄弟之國，地位平等。‘獻’字有尊卑之分，大宋絕不能接受。若遼國執意如此，恐怕會破壞剛剛恢複的和平局麵。”
遼興宗見富弼態度堅決，又提出用 “納” 字。富弼依然不為所動，他說道：“‘納’字同樣有失平等，大宋向來以誠信和尊嚴對待邦交，絕不會在這種原則問題上讓步。陛下若真心希望維護兩國和平，就不應在這些字眼上糾纏。” 富弼的強硬態度，讓遼興宗意識到北宋在這個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最終，遼興宗不得不放棄這一不合理要求，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達成了協議。
富弼兩次出使遼國，憑借著卓越的外交智慧、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成功地化解了宋遼之間的危機，避免了一場可能爆發的戰爭。他的出使成果，不僅維護了北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為北宋爭取到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
富弼出使歸來，北宋朝廷局勢依舊嚴峻。宋仁宗深知國家積弊已久，急切期望進行變革以圖自強。
公元1043年，北宋慶曆三年。宋仁宗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命他們主持改革事宜，期望二人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範仲淹與富弼攜手，殫精竭慮，針對北宋的種種弊端，提出了十條綱領性的改革主張，揭開了 “慶曆新政” 的序幕。
其一為明黜陟，即給官員製定嚴格的考核績效製度，改變以往論資排輩的用人方式。官員若有大功大善，便可破格提拔；若無突出功績，絕不輕易升遷。如此一來，讓有能者居其位，無能者退其職，激勵官員積極作為，一掃官場慵懶之風。
其二是抑僥幸，嚴格限製高官子弟憑借恩蔭輕易入朝為官的途徑。當時，恩蔭製度泛濫，大量官員子弟僅憑家世便占據要職，堵塞了寒門子弟的晉升之路，還導致官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新政旨在減少這種不合理現象，為真正有才華、有抱負的人騰出空間，讓官場氣象煥然一新。
其三是精貢舉，是從入仕源頭進行改革。一方麵大力振興教育，培養實用人才；另一方麵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摒棄以往單純注重辭藻華麗的文風，強調選拔 “不專辭藻，必明理道” 之人，力求讓科舉選出的官員能真正為國家的治理與發展出謀劃策。
其四是擇官長，著重於地方官員的選拔。要求詳細考察官員的曆任功過、舉薦人數等情況，由中書省進行嚴謹審核，確保所選之人德才兼備，能夠勝任地方治理之重任，為百姓謀福祉。
其五是均公田，目的是均衡官員的公田收入。公田作為官員的一項福利，分配不均導致部分官員生活富足卻貪腐滋生，部分官員則因收入微薄難以廉潔自守。重新分配公田，既能保障官員基本生活，又能促使他們廉潔從政，恪盡職守。
其六是厚農桑，聚焦於農業發展。鼓勵各地官府與百姓積極探尋農桑之事的利弊，每年二月組織開展為期半個月的農田水利工程，並將成果上報。通過這些舉措，大力推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為國家的經濟根基注入活力。
其七是修武備，鑒於北宋冗兵卻戰鬥力不強的困境，嚐試將募兵製改迴唐代府兵製，讓士兵農忙時務農，農閑時訓練，既減輕財政負擔，又能提高軍隊素質，增強國防力量，確保國家邊疆安穩。
其八是減徭役，旨在減輕農民負擔。通過合並基層單位，裁撤不必要的差役人數，讓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農業生產，促進農村經濟繁榮，緩解社會矛盾。
其九是覃恩信，要求朝廷務必落實各項惠民政策，不得讓減負等措施淪為一紙空文。讓百姓切實感受到朝廷的恩澤，增強民眾對朝廷的信任與擁護，穩固國家統治基礎。
其十是重命令，強調朝廷法令的嚴肅性與權威性。重視法令的製定與執行，做到有令必行，有法必依，杜絕朝令夕改的亂象，樹立朝廷公信力，確保政令暢通無阻。
這些改革措施，切中北宋時弊，大部分得到宋仁宗的采納，並頒行全國。富弼在新政推行過程中，全力輔助範仲淹，不遺餘力地落實各項政策。然而，新政觸動了保守派官僚貴族的既得利益，他們視新政如眼中釘、肉中刺，聯合起來百般阻撓。他們散布謠言，惡意攻擊範仲淹等革新派人士結黨營私、濫用職權，試圖混淆視聽，誤導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對新政滿懷期待，但麵對保守派強大的反對勢力，漸漸心生猶豫。加之改革過程中，一些複雜問題逐漸浮現，讓宋仁宗對改革的信心產生動搖。
公元1045年，北宋慶曆五年。宋仁宗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範仲淹被貶至鄧州，短暫的 “慶曆新政” 宣告失敗。慶曆新政失敗後，富弼自請外出，以資政殿學士任河北宣撫使。兩年後，被授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任京東路安撫使。
彼時，正值河朔一帶洪水泛濫，災情極為嚴重，五十餘萬災民流離失所，紛紛湧入青州境內。富弼見此慘狀，心急如焚，毫不猶豫地動員所屬各州縣，全力騰挪公私房舍十萬餘間，用以妥善安置災民。有人憂心忡忡地勸他謹慎行事，莫要一次性接納如此眾多的災民，以免萬一出事，難以向朝廷交代。富弼卻目光堅定，決然迴應道：“我豈能因一己之安危，而棄數十萬百姓的性命於不顧？”
他將災民分散安置，組織當地官吏分區管理，確保各項救助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同時，富弼苦口婆心地勸說本地富戶捐獻糧食，開倉賑糧，以供應災民的飲食所需。為了讓災民能夠自救求生，他還下令，山林坡澤中一切可供食用的物產，任憑災民采集。
在救災過程中，富弼充分發揮地方鄉紳的力量，借鑒前朝的納粟補官製，鼓勵他們幫助災民渡過難關，並安排小吏將各戶捐贈明細記錄在冊，待災情過後依據捐贈多寡替他們上奏請求賞賜，極大地調動了富戶豪紳的積極性，使得政府籌集到更多的救災錢物，惠及了更多災區饑民。
為了保障災民的身體健康，富弼及時製定區域隔離防控瘟疫的方針。他籌劃征集了大量政府與私人空閑住所，用來安置來到青州的災民，並將本地受災區域劃分，進行有序的隔離和救助。還在交通要道處張貼布告，引導災民們及時分散到鄰近的村莊中去，妥善安置災後流民，保證流民有棲身之處，以此降低伴生性瘟疫的風險。他還為在災難中的死者設置大塚葬之，曰 “叢塚”，保護災民生存環境的衛生，避免瘟疫的發生。
富弼還極為重視人情關懷，每隔五日，便派人帶著酒肉飯糗前去慰藉災民，其心意真摯誠懇，讓參與救災的官吏與災民們都深受感動，人人皆願為救災盡力。
到了第二年夏天，青州一帶糧食豐收，富弼依據災民的實際情況，為他們發放歸家口糧，幫助他們順利返迴家鄉。富弼成功救活了大量災民，還從災民中招募選拔了一批青壯年當兵，既解決了流民為患的問題，又充實了軍隊力量。
富弼這一係列賑災方法，簡便易行卻又周密可靠，成效卓著，與以往將災民聚集在城郭中，煮粥賑濟，導致疫病流行、災民相互踐踏的混亂救災方式截然不同。此後，他的救災模式成為典範，各地紛紛效仿。朝廷得知富弼的功績後，欲對他進行獎賞，富弼卻堅辭不受，他認為救災濟民本就是地方官的職責所在，能救活數萬人，遠比追求高官厚祿要有意義得多。
富弼在青州任職三年多，政績斐然，深得民心。他離開青州時，百姓在瀑水澗旁修築 “富公亭” 以作紀念，後改建為 “富公祠”，以銘記他的恩澤。
公元1055年，北宋 至和二年。富弼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他與文彥博一同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然而，命運似乎總愛考驗這位忠臣，同年，富弼的母親病逝，他依循禮製，辭官迴鄉守孝。
宋英宗即位後，對富弼這位老臣極為敬重，召他為樞密使。但富弼因足疾纏身，難以勝任繁重政務，無奈解職，英宗進封他為祁國公，以表尊崇。
公元1068年，北宋熙寧元年。富弼入朝覲見。此時的宋神宗年輕氣盛，銳意進取，向富弼詢問治國之道與邊疆事宜。富弼知道宋神宗心懷壯誌，卻仍誠懇勸諫：“陛下即位不久，應當廣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他深知戰爭勞民傷財，國家曆經多年動蕩，亟需休養生息，積蓄力量。宋神宗雖未當場表態，但富弼的話語無疑在他心中埋下了思考的種子。
公元1069年，北宋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宰相，開啟變法之路。富弼與王安石在治國理念上存在諸多分歧，他深知變法牽扯甚廣，稍有不慎便會引發社會動蕩，故而多次以足疾為由，請求辭官歸鄉。宋神宗對這位老臣頗為倚重，多次挽留，詢問他何人可堪大用，富弼舉薦文彥博，對王安石卻避而不談。最終，富弼被授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後改任亳州。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旨在增加財政收入，緩解國家的財政困境。但富弼認為，此舉雖在短期內可聚斂財利，卻會使民心離散，動搖國家根基，故而堅決不執行。提舉官趙濟彈劾富弼抗旨不遵，侍禦史鄧綰也請求嚴懲，富弼因此被罷相，以左仆射之職改判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富弼順勢請求退休，宋神宗念其多年功績，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讓他退居洛陽。
在洛陽，富弼常與司馬光等舊黨人士交遊，他們一同對新法進行深入探討，愈發覺察到其中隱藏的弊端。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或許是為了富國強兵，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然而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卻因操之過急、用人不當等諸多問題，給百姓生活帶來了諸多負麵影響。
青苗法，作為變法的重要舉措之一，本意是在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助其度過難關，待秋收後再連本帶利歸還，既解百姓燃眉之急，又可為朝廷增加財政收入。但實際執行時，卻演變成了強製攤派，地方官員為求政績，不管農民是否需要，一律強令借貸，且利息頗高，許多農民不堪重負，紛紛破產。富弼痛心疾首，多次上書朝廷，直言青苗法 “名為便民，實乃擾民”，懇請神宗皇帝能洞察其中利害，廢除這一害民之法。
免役法推行後，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百姓輪流服役的繁雜模式，改為繳納免役錢由官府雇人代役，看似合理，實則加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貧苦農戶的負擔。原本無需服役的富戶、權貴，憑借權勢與財力，設法轉嫁負擔，使得底層百姓苦不堪言。富弼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悲憤寫道：“免役之法，行之未久，已見民力凋敝，如此下去，恐生大亂。” 他向朝廷諫言，應重新審視免役法，根據百姓實際貧富狀況合理分攤役錢，莫讓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市易法旨在平抑物價，限製大商人對市場的壟斷，由官府參與商業經營。可在實施中，官府憑借權力低價收購商品，高價賣出，與民爭利，致使許多中小商販紛紛破產失業，商業市場一片蕭條。富弼看在眼裏，急在心頭，他在洛陽組織當地士紳聯名上書，痛陳市易法對民間商業的毀滅性打擊，唿籲朝廷迴歸自由市場，讓商業自然發展，莫要過多幹預。
富弼的這些諫言，在當時被王安石的新黨視為守舊、頑固不化之舉。新黨人士認為，富弼等舊黨因循守舊，隻知維護舊有的利益格局，不懂與時俱進，變革創新。但富弼心中明白，他所堅持的，並非是對舊製的盲目守護，而是基於對國家社稷、黎民百姓的深沉考量。國家政策的變革，須穩步推進，貼合國情民意，若一味求新求快，不顧實際後果，必然會引發社會動蕩，動搖國本。
在洛陽的歲月裏，富弼不顧自身處境艱難，始終以筆為劍，以言為刃，與新黨推行的新法據理力爭。他的言論雖未能即刻扭轉新法推行的大勢，卻如暗夜中的火把，為那些在新法困境中掙紮的百姓帶來一絲希望，也為後世評判王安石變法提供了不同視角，讓後人能更為全麵、客觀地審視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變革。
公元1083年，北宋元豐六年。富弼在洛陽家中安然逝世，終年八十歲。宋神宗聞訊，輟朝三日，親撰祭文祭奠，追贈太尉稱號，上諡號 “文忠”，以表彰他一生的忠誠與功績。北宋元佑元年，富弼配享宋神宗廟庭。
富弼一生，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從政五十餘載，為北宋的穩定與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勳。
他初入仕途，便以直言敢諫聞名，心懷家國，關注民生，為朝廷的決策提供諸多良策，力挽狂瀾於內憂外患之際。慶曆新政，他與範仲淹攜手並肩，試圖為北宋破除積弊，雖壯誌未酬，卻為後世的改革者照亮了前行之路，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出使遼國，他憑借非凡的智慧與勇氣，唇槍舌劍之間，維護了國家尊嚴，穩定了邊疆局勢，使百姓免受戰火塗炭。在地方任職時，他濟世安民，無論是抗洪救災，還是安置流民，都展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與悲憫的為民情懷。
富弼為人清正廉潔，好善嫉惡，恭儉好修，備受時人敬重。範仲淹讚其為 “王佐才也”，歐陽修稱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葉清臣亦言 “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蘇軾更是將他與韓琦、範仲淹、歐陽修並稱為人傑。
富弼的一生，如同一座巍峨的豐碑，鐫刻著忠誠、智慧、擔當與仁愛。他以一介書生的身軀，守住了大宋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