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宋“連中三元”的狀元宰相，也是宋仁宗趙禎頗為倚重的智囊。他剛正不阿，敢於直諫，對宋真宗造天書、修宮殿之舉予以規諫。宋仁宗即位後，他協助劉太後穩定政局，巧用智謀驅逐權臣丁謂，有力地穩定了朝局。他主張選拔人才不拘一格，曾舉薦範仲淹、包拯等人。他曆經三朝，兩度拜相，為政期間，秉持公正，為北宋的穩定與繁榮立下了赫赫功勳。
他就是綿裏藏針的北宋一代賢相——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東省青州市）人。北宋“連中三元”的狀元宰相，政治家，謀略家，文學家，詩人。宋仁宗趙禎頗為倚重的智囊。
公元978年，北宋太平興國三年。王曾出生於青州益都縣興儒鄉秀士裏（今山東省青州市鄭母鎮）。他的祖上為太原王氏一脈，於唐末五代時避難居於青州益都，遂定居於此。王曾八歲時，便父母雙亡，淪為孤子，幸得叔父王宗元悉心撫養，視如己出。王曾自幼聰慧過人，悟性極高，對知識有著強烈的渴望。在叔父王宗元的支持下，王曾拜同裏張震為師。張震乃是當地名儒，學養深厚，教學嚴謹。在他的悉心教導下，王曾擅作詩文在當地聲名遠揚。《宋史·王曾傳》：記載：“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裏人張震，善為文辭。”
少年時代的王曾，眉目如畫，一表人才，為人端厚，進止有禮，寡言少語，卻心懷壯誌。他曾作《早梅》詩一首：“雪壓喬林凍欲摧，始知天意欲春迴。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詩中讚頌傲雪淩霜、芳冠百花的早梅，以梅花自喻，展現出不畏艱苦、進取爭先的雄心壯誌，流露出科舉中狀元、入仕為宰相的遠大抱負。他拿著這首詩拜見素有文名的大臣薛奎，薛奎讀罷大喜，讚歎道：“足下看來不但要中狀元，還要做宰相呢！” 此詩一出，王曾的才華與誌向更是傳為佳話。
公元1002年，北宋鹹平五年。王曾滿懷壯誌，踏上了科舉之路。
科舉之路，荊棘叢生，困難重重，然而王曾卻憑借著紮實的學問功底、敏捷的思維以及沉穩的心態，在解試中，名列榜首，奪得解元。緊接著，在省試的考場上，王曾再次力壓群雄，高中省元。最後在殿試中，王曾被宋真宗禦筆欽點為狀元。《宋史·王曾傳》記載：“鹹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王曾由此成為北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連中三元”之人，消息傳出，整個京城為之轟動，士人們對他欽佩有加。當時著名文學家楊億見到王曾所作的《有物混成賦》後，讚歎說：“這是輔佐帝王的人才。”金殿傳臚後，王曾以將作監丞的身份擔任濟州通判。
王曾並未被這突如其來的榮耀衝昏頭腦，他依舊謙遜有禮，保持著那份沉穩與淡定。在給叔父王宗元的信中，他寫道：“曾今日殿前，唱名忝第一，此乃先世積德，大人不必過喜。”字裏行間盡顯他的感恩之心與不驕不躁的品質。
王曾擔任濟州通判的任期滿後，被召迴朝廷。按照慣例，王曾應當在學士院接受考試，宰相寇準認為他才能出眾，特意在政事堂對他進行測試，之後授予他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的官職。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遼軍大舉進攻北宋，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陽），威脅東京（今開封）。宋真宗在宰相寇準的力勸下親征，宋軍士氣大振，最終打退了遼軍。次年，宋真宗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最終與遼訂立和約，史稱“澶淵之盟”。“澶淵之盟”簽訂後，宋、遼之間派遣特使聘問，國書上稱遼為北朝，宋自稱南朝。王曾認為：“稱契丹的國號就足夠了。”但因為使者已經出發，最終沒有更改。
宋真宗在位前期，銳意進取，勤於政事，朝堂上下洋溢著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宋真宗逐漸沉迷於祥瑞、封禪等迷信活動，妄圖借此粉飾太平，彰顯自己的功績，朝堂風氣也隨之變得烏煙瘴氣。
公元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此時的王曾因為能力出眾，升任右正言、知製誥兼史館修撰。
當時各地都上奏祥瑞出現，宋真宗與大臣們談及各地上奏的祥瑞之事，滿心歡喜，認為這是上天對他統治的嘉許。王曾卻敏銳地察覺到其中的不妥，他深知祥瑞之說多為虛妄，不過是地方官員阿諛奉承、迎合上意之舉，若皇帝沉醉其中，必將滋生驕傲自滿之心，對朝政危害極大。於是，王曾委婉進諫道：“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 他以道家 “功成弗居” 的智慧，勸諫真宗保持謙遜，莫要因祥瑞而居功自傲，要為日後可能出現的災禍預留餘地，以免遭眾人非議。宋真宗聽後，雖然心中不悅，但表麵上還是點頭稱是，對王曾的勸諫並未真正放在心上。
公元1008年，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在宰相王欽若的蠱惑下，欲效仿古代帝王封禪泰山，以彰顯自己的文治武功，進一步鞏固統治。一時間，各地官員紛紛迎合，上言出現各種祥瑞，為封禪造勢。王曾深知封禪之舉勞民傷財，於國於民並無實際益處，內心堅決反對。但鑒於宋真宗對此事熱情高漲，朝中大臣大多隨聲附和，他知道直言強諫恐難以奏效，反而會觸怒龍顏，便選擇委婉表達自己的看法。
恰逢宋真宗召王曾詢問封禪之事，王曾答道：“陛下至德，雖符瑞可驗，然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恐難舉行。且封禪耗費巨大，百姓勞役之苦，不可不察。願陛下三思而後行。” 宋真宗對王曾的話置若罔聞，執意推進封禪事宜，並於同年十月，派王曾前往山東籌劃封禪大典相關事務。王曾雖滿心無奈，但君命難違，隻得奉命行事。在籌備過程中，他目睹地方百姓為迎合封禪，被迫承擔繁重的勞役賦稅，生活苦不堪言，心中愈發憂慮。然而，他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減輕百姓的負擔，確保大典籌備工作不致過度擾民。
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聽信王欽若之言，為供奉 “天書”，下詔耗費巨資，大建玉清昭應宮，工程規模宏大，極盡奢華。同時，他還任命宰相王欽若為會靈觀使，主導道觀修築事宜。王曾對真宗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的行為極為痛心，對王欽若等奸臣借此機會中飽私囊、專權跋扈更是深惡痛絕。他毅然挺身而出，上奏真宗，痛陳修築玉清昭應宮的 “五不便”：其一，工程耗費巨大，國庫空虛，將加重百姓賦稅負擔，使民不聊生；其二，大量征用民夫，致使農事荒廢，影響國家根本；其三，道觀修築耗時長久，官員精力皆被牽製，無暇顧及民生政務；其四，迷信祥瑞、尊崇道教之風盛行，易使社會風氣趨於浮躁，民眾沉迷虛幻，不利國家長治久安；其五，奸佞當道，借工程之便結黨營私，將腐蝕朝廷根基。
宋真宗覽奏後，龍顏大怒，責問王曾：“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 王曾毫不畏懼，叩首答道：“君從諫則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王曾以忠誠與正義迴應宋真宗的斥責，表明自己身為臣子，明知進諫可能觸怒皇帝，但為了國家與百姓的利益，絕不能沉默不語。
公元1011年，北宋大中祥符四年。王曾升任尚書主客郎中，後又知審官院、通進銀台司、勾當三班院。
公元1016年，北宋大中祥符九年。王曾以右諫議大夫為參知政事。
此時的王曾，雖然官越做越高，但由於他剛正不阿，敢於直諫，在朝中樹敵頗多，時常受到排擠打壓。以宰相王欽若為首的奸臣，更是在宋真宗麵前屢進讒言，詆毀王曾。
公元1017年，北宋天禧元年。在宰相王欽若的排擠和陷害下，王曾被罷為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次年離京出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後又調鎮天雄軍，複任參知政事，遷官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公元1022年，北宋乾興元年。宋真宗病重，朝廷局勢波譎雲詭，各方勢力蠢蠢欲動。劉皇後久參朝政，權勢漸大，有臨朝稱製之意；宰相丁謂心懷叵測，妄圖借機獨攬大權，與宦官雷允恭相互勾結，把持內外事務，對年幼的太子趙禎構成了巨大威脅。
王曾敏銳地察覺到局勢的危急，深知若不采取果斷措施，北宋朝廷必將陷入混亂，江山社稷危在旦夕。他私下找到與劉皇後關係密切的外戚錢惟演，語重心長地說道：“漢朝的呂後、唐朝的武則天皆因竊居大位，連累娘家人。你身為皇後至親，當勸說皇後在皇上駕崩後擁太子登基，太後輔政，如此方為劉家之福。若皇後臨朝稱製，必遭天下疑心，恐成劉家之禍，你亦難脫幹係。” 錢惟演聽後，深以為然，入宮將王曾之言轉達給劉皇後。劉皇後本就聰慧過人，權衡利弊後，放棄了臨朝稱製的念頭，轉而支持太子登基。
不久，宋真宗駕崩。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遺詔。他深知這份遺詔關乎大宋江山的未來走向，每一個字都重如千鈞。當寫到 “以明肅皇後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 時，宰相丁謂匆匆趕來，心懷鬼胎地提出去掉 “權” 字，欲讓劉太後全權掌控朝政。王曾目光如炬，嚴詞拒絕道：“皇帝年幼，太後執掌朝政，本已是國運不佳的無奈之舉。稱‘權’，意在表明太後聽政隻是暫時的，為後世立規，此字斷不可去。況且增減詔令自有章法，豈容隨意破壞！” 丁謂見王曾態度堅決，又懼於他的威望，隻得作罷。王曾憑借著自己的智慧與果敢，確保了遺詔內容符合大宋的根本利益，維護了皇權的正統性，保障了太子趙禎穩定繼位。
宋真宗駕崩後，年僅十三歲的趙禎即位，是為宋仁宗。北宋王朝迎來了新的時代，也麵臨著新的挑戰。
宋仁宗即位後，太後聽政成為既定事實，但朝堂之上圍繞權力的爭奪卻愈發激烈。王曾與丁謂在太後聽政儀式及權力分配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
王曾提議仿照東漢舊製，太後與皇帝每五日一同臨朝，太後坐於皇帝右側，垂簾聽政，共同商議軍國大事。他認為如此既能體現太後對皇帝的輔佐之意，又可避免太後專權，確保朝政清明。丁謂卻另有盤算，他提出皇帝每月初一、十五接見大臣，遇大事由太後與皇帝召集輔臣決斷，小事則由內侍雷允恭傳奏禁中，由太後 “畫可” 後頒布執行。丁謂此計，意在將太後與皇帝隔開，自己則通過雷允恭掌控內外信息，進而獨攬大權。
王曾一眼看穿丁謂的陰謀，痛心疾首地指出：“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 然而，丁謂仗著自己是宰相，又有太後撐腰，對王曾的反對置若罔聞。不久，雷允恭在負責真宗陵寢修建時，擅自做主將墓地往高處遷移，結果導致陵墓進水，工程一塌糊塗。王曾抓住這一契機，暗中調查，掌握了丁謂與雷允恭勾結的鐵證。
王曾佯裝謙卑地對丁謂說：“我老王至今尚無子嗣，想讓弟弟的兒子入嗣。退朝後，請您與我一同向太後匯報，行不？” 丁謂見王曾如此低聲下氣，心中得意，便隨口應道：“此等小事，你自行去講便是。” 王曾心中暗喜，進宮後，他將雷允恭擅自移陵之事詳細稟報太後，並直言丁謂與之勾結，包藏禍心。劉太後聽聞，勃然大怒，對丁謂的信任瞬間崩塌。隨後，劉太後召集內閣大臣議事，獨獨不通知丁謂。丁謂察覺大事不妙，匆匆趕到劉太後座前，卻發現簾內空無一人，頓時方寸大亂，隻得拿著手板猛敲額頭，狼狽至極。幾天後，詔令下達，丁謂被罷相，發配海南，抄沒家產；雷允恭則被亂棍打死。王曾憑借著非凡的智謀與勇氣，一舉鏟除了丁謂這一權臣，為朝廷除去一大害，朝野上下無不拍手稱快。
丁謂倒台後，王曾因功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等職，成為宋仁宗朝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他與劉太後之間的矛盾卻並未因丁謂的離去而消弭。
劉太後雖非武則天般有稱帝之心，但久掌朝政，難免有專權之意，對權力的掌控欲愈發強烈。王曾秉持著維護皇權、堅守祖製的原則，多次與劉太後發生衝突。劉太後欲在天安殿受尊號冊，王曾堅決反對，認為此舉不合禮製，劉太後應在便殿受冊。劉太後雖心中不悅，但最終還是聽從了王曾的建議。
後來，劉太後的姻親、內宮都知江德明仗著劉太後的權勢，幹預朝政，王曾毫不留情地予以裁抑，多次在朝堂上彈劾其不法行為，令江德明威風掃地。劉太後對王曾的不滿日益加深，時常在朝堂之上對他冷言冷語，諸多決策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見。
公元1029年，北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因遭雷擊起火，化為灰燼。這本是一場天災，劉太後卻借機將王曾罷相，外放青州。
王曾雖被貶謫，卻並未心生怨懟，他一如既往地心係百姓。在青州任上，他關心民生疾苦，輕徭薄賦，鼓勵農桑，使得當地百姓安居樂業。百姓為他畫像、立生祠以紀念，表敬愛之情。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劉太後病故，仁宗皇帝終於親政。王曾被召迴朝廷，擔任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再次成為宋仁宗的股肱之臣。然而，此時的朝堂之上，又出現了新的矛盾與紛爭。
呂夷簡與王曾同朝為相，起初，二人曾攜手合作，為仁宗朝的穩定與發展付出諸多努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呂夷簡逐漸變得專斷獨行，在用人、施政等諸多方麵與王曾產生了嚴重分歧。
在官員任免問題上，呂夷簡常常憑借個人喜好提拔親信，排除異己，將朝廷官職視為私物，肆意安排。王曾對此極為不滿，他堅持用人唯賢，認為官職乃國家公器，應為有才能、有品德之人所擔任，不應成為權臣結黨營私的工具。於是，王曾多次在朝堂上與呂夷簡據理力爭，試圖糾正他的用人不當之舉。 二人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朝堂氣氛劍拔弩張。
此外，在對待西夏戰事、推行新政等諸多國家大事上，二人亦是意見不合。呂夷簡主張以和為貴，對西夏采取妥協退讓之策，以求一時安寧；王曾則認為應加強邊防，整軍備戰，以強硬姿態應對外敵，方能保大宋邊疆長治久安。在推行新政方麵，呂夷簡態度保守，擔心改革觸動既得利益者，引發朝堂動蕩；王曾卻積極支持改革，認為唯有破舊立新，才能使大宋擺脫積弊，煥發生機。
由於二人矛盾日益尖銳，朝堂之上逐漸形成了以呂夷簡和王曾為首的兩個陣營，士大夫們紛紛選邊站隊，明爭暗鬥，朝廷政務陷入僵局。仁宗皇帝雖多次調解，但二人積怨已深，難以調和。
公元1037年，北宋景佑四年。仁宗皇帝無奈之下，將王曾與呂夷簡同時罷相，這場持續多年的宰相之爭，以兩敗俱傷的結局落下帷幕。
公元1038年，北宋寶元元年。王曾罹患疥症，在任上逝世，享年六十一歲。宋仁宗為之輟朝二日，追贈侍中，諡號“文正”。在古代，“文正” 乃文人諡號的極致，是對臣子品行、才學、功績的最高褒獎，獲此殊榮者，寥寥無幾。王曾以其一生的堅守與付出，贏得了這份殊榮，實至名歸。
縱觀王曾的一生，他曆經三朝，兩次拜相，其卓越的為政才能與深遠影響貫穿於北宋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
在政治領域，王曾展現出非凡的洞察力與果敢的決斷力。真宗朝時，麵對皇帝沉迷祥瑞、大興土木之舉，他不顧個人安危，直言進諫，痛陳利弊，盡顯忠臣本色。如在玉清昭應宮修築一事上，他力陳 “五不便”，雖觸怒龍顏，卻堅守正道，為國家社稷與百姓民生發聲。在仁宗朝，他顧命輔政，巧妙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確保皇權平穩過渡。鏟除丁謂一黨時，他精心謀劃，以智慧與謀略一舉扭轉朝堂局勢，為仁宗朝的清明政治奠定基礎。
用人方麵，王曾獨具慧眼，秉持唯才是舉、公正無私的原則。他深知人才乃治國之本，不拘一格選拔賢能，範仲淹、包拯等諸多名臣皆得益於他的舉薦。且他舉薦人才時，從不圖迴報，不搞結黨營私，默默為朝廷輸送新鮮血液，使得朝堂之上人才濟濟，為北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支撐。
地方治理上，王曾同樣政績斐然。無論是外放應天府、青州，還是任職鄆州等地，他都心係百姓，關注民生疾苦。輕徭薄賦，鼓勵農桑，興修水利，發展教育，一係列舉措使得當地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在青州任上，百姓自發為他畫像立祠，足見其深受百姓愛戴，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文化領域，王曾以其深厚的學養與卓越的文學才華，為北宋文化發展添磚加瓦。他的詩詞文章，如《早梅》《有物混成賦》等，氣勢恢宏，意境深遠，展現出高超的文學造詣，不僅在當時廣為流傳，為士林所稱頌，還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北宋文化的繁榮興盛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王曾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謀略家，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他謙遜有禮，不驕不躁，麵對榮譽與權力，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剛正不阿，敢於與邪惡勢力抗爭，為正義發聲，即便身處困境，也絕不妥協。他去世後所獲 “文正” 諡號，正是對他一生功績與品德的至高讚譽。
他就是綿裏藏針的北宋一代賢相——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東省青州市）人。北宋“連中三元”的狀元宰相，政治家，謀略家，文學家，詩人。宋仁宗趙禎頗為倚重的智囊。
公元978年，北宋太平興國三年。王曾出生於青州益都縣興儒鄉秀士裏（今山東省青州市鄭母鎮）。他的祖上為太原王氏一脈，於唐末五代時避難居於青州益都，遂定居於此。王曾八歲時，便父母雙亡，淪為孤子，幸得叔父王宗元悉心撫養，視如己出。王曾自幼聰慧過人，悟性極高，對知識有著強烈的渴望。在叔父王宗元的支持下，王曾拜同裏張震為師。張震乃是當地名儒，學養深厚，教學嚴謹。在他的悉心教導下，王曾擅作詩文在當地聲名遠揚。《宋史·王曾傳》：記載：“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裏人張震，善為文辭。”
少年時代的王曾，眉目如畫，一表人才，為人端厚，進止有禮，寡言少語，卻心懷壯誌。他曾作《早梅》詩一首：“雪壓喬林凍欲摧，始知天意欲春迴。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詩中讚頌傲雪淩霜、芳冠百花的早梅，以梅花自喻，展現出不畏艱苦、進取爭先的雄心壯誌，流露出科舉中狀元、入仕為宰相的遠大抱負。他拿著這首詩拜見素有文名的大臣薛奎，薛奎讀罷大喜，讚歎道：“足下看來不但要中狀元，還要做宰相呢！” 此詩一出，王曾的才華與誌向更是傳為佳話。
公元1002年，北宋鹹平五年。王曾滿懷壯誌，踏上了科舉之路。
科舉之路，荊棘叢生，困難重重，然而王曾卻憑借著紮實的學問功底、敏捷的思維以及沉穩的心態，在解試中，名列榜首，奪得解元。緊接著，在省試的考場上，王曾再次力壓群雄，高中省元。最後在殿試中，王曾被宋真宗禦筆欽點為狀元。《宋史·王曾傳》記載：“鹹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王曾由此成為北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連中三元”之人，消息傳出，整個京城為之轟動，士人們對他欽佩有加。當時著名文學家楊億見到王曾所作的《有物混成賦》後，讚歎說：“這是輔佐帝王的人才。”金殿傳臚後，王曾以將作監丞的身份擔任濟州通判。
王曾並未被這突如其來的榮耀衝昏頭腦，他依舊謙遜有禮，保持著那份沉穩與淡定。在給叔父王宗元的信中，他寫道：“曾今日殿前，唱名忝第一，此乃先世積德，大人不必過喜。”字裏行間盡顯他的感恩之心與不驕不躁的品質。
王曾擔任濟州通判的任期滿後，被召迴朝廷。按照慣例，王曾應當在學士院接受考試，宰相寇準認為他才能出眾，特意在政事堂對他進行測試，之後授予他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的官職。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遼軍大舉進攻北宋，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陽），威脅東京（今開封）。宋真宗在宰相寇準的力勸下親征，宋軍士氣大振，最終打退了遼軍。次年，宋真宗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最終與遼訂立和約，史稱“澶淵之盟”。“澶淵之盟”簽訂後，宋、遼之間派遣特使聘問，國書上稱遼為北朝，宋自稱南朝。王曾認為：“稱契丹的國號就足夠了。”但因為使者已經出發，最終沒有更改。
宋真宗在位前期，銳意進取，勤於政事，朝堂上下洋溢著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宋真宗逐漸沉迷於祥瑞、封禪等迷信活動，妄圖借此粉飾太平，彰顯自己的功績，朝堂風氣也隨之變得烏煙瘴氣。
公元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此時的王曾因為能力出眾，升任右正言、知製誥兼史館修撰。
當時各地都上奏祥瑞出現，宋真宗與大臣們談及各地上奏的祥瑞之事，滿心歡喜，認為這是上天對他統治的嘉許。王曾卻敏銳地察覺到其中的不妥，他深知祥瑞之說多為虛妄，不過是地方官員阿諛奉承、迎合上意之舉，若皇帝沉醉其中，必將滋生驕傲自滿之心，對朝政危害極大。於是，王曾委婉進諫道：“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 他以道家 “功成弗居” 的智慧，勸諫真宗保持謙遜，莫要因祥瑞而居功自傲，要為日後可能出現的災禍預留餘地，以免遭眾人非議。宋真宗聽後，雖然心中不悅，但表麵上還是點頭稱是，對王曾的勸諫並未真正放在心上。
公元1008年，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在宰相王欽若的蠱惑下，欲效仿古代帝王封禪泰山，以彰顯自己的文治武功，進一步鞏固統治。一時間，各地官員紛紛迎合，上言出現各種祥瑞，為封禪造勢。王曾深知封禪之舉勞民傷財，於國於民並無實際益處，內心堅決反對。但鑒於宋真宗對此事熱情高漲，朝中大臣大多隨聲附和，他知道直言強諫恐難以奏效，反而會觸怒龍顏，便選擇委婉表達自己的看法。
恰逢宋真宗召王曾詢問封禪之事，王曾答道：“陛下至德，雖符瑞可驗，然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恐難舉行。且封禪耗費巨大，百姓勞役之苦，不可不察。願陛下三思而後行。” 宋真宗對王曾的話置若罔聞，執意推進封禪事宜，並於同年十月，派王曾前往山東籌劃封禪大典相關事務。王曾雖滿心無奈，但君命難違，隻得奉命行事。在籌備過程中，他目睹地方百姓為迎合封禪，被迫承擔繁重的勞役賦稅，生活苦不堪言，心中愈發憂慮。然而，他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減輕百姓的負擔，確保大典籌備工作不致過度擾民。
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聽信王欽若之言，為供奉 “天書”，下詔耗費巨資，大建玉清昭應宮，工程規模宏大，極盡奢華。同時，他還任命宰相王欽若為會靈觀使，主導道觀修築事宜。王曾對真宗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的行為極為痛心，對王欽若等奸臣借此機會中飽私囊、專權跋扈更是深惡痛絕。他毅然挺身而出，上奏真宗，痛陳修築玉清昭應宮的 “五不便”：其一，工程耗費巨大，國庫空虛，將加重百姓賦稅負擔，使民不聊生；其二，大量征用民夫，致使農事荒廢，影響國家根本；其三，道觀修築耗時長久，官員精力皆被牽製，無暇顧及民生政務；其四，迷信祥瑞、尊崇道教之風盛行，易使社會風氣趨於浮躁，民眾沉迷虛幻，不利國家長治久安；其五，奸佞當道，借工程之便結黨營私，將腐蝕朝廷根基。
宋真宗覽奏後，龍顏大怒，責問王曾：“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 王曾毫不畏懼，叩首答道：“君從諫則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王曾以忠誠與正義迴應宋真宗的斥責，表明自己身為臣子，明知進諫可能觸怒皇帝，但為了國家與百姓的利益，絕不能沉默不語。
公元1011年，北宋大中祥符四年。王曾升任尚書主客郎中，後又知審官院、通進銀台司、勾當三班院。
公元1016年，北宋大中祥符九年。王曾以右諫議大夫為參知政事。
此時的王曾，雖然官越做越高，但由於他剛正不阿，敢於直諫，在朝中樹敵頗多，時常受到排擠打壓。以宰相王欽若為首的奸臣，更是在宋真宗麵前屢進讒言，詆毀王曾。
公元1017年，北宋天禧元年。在宰相王欽若的排擠和陷害下，王曾被罷為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次年離京出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後又調鎮天雄軍，複任參知政事，遷官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公元1022年，北宋乾興元年。宋真宗病重，朝廷局勢波譎雲詭，各方勢力蠢蠢欲動。劉皇後久參朝政，權勢漸大，有臨朝稱製之意；宰相丁謂心懷叵測，妄圖借機獨攬大權，與宦官雷允恭相互勾結，把持內外事務，對年幼的太子趙禎構成了巨大威脅。
王曾敏銳地察覺到局勢的危急，深知若不采取果斷措施，北宋朝廷必將陷入混亂，江山社稷危在旦夕。他私下找到與劉皇後關係密切的外戚錢惟演，語重心長地說道：“漢朝的呂後、唐朝的武則天皆因竊居大位，連累娘家人。你身為皇後至親，當勸說皇後在皇上駕崩後擁太子登基，太後輔政，如此方為劉家之福。若皇後臨朝稱製，必遭天下疑心，恐成劉家之禍，你亦難脫幹係。” 錢惟演聽後，深以為然，入宮將王曾之言轉達給劉皇後。劉皇後本就聰慧過人，權衡利弊後，放棄了臨朝稱製的念頭，轉而支持太子登基。
不久，宋真宗駕崩。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遺詔。他深知這份遺詔關乎大宋江山的未來走向，每一個字都重如千鈞。當寫到 “以明肅皇後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 時，宰相丁謂匆匆趕來，心懷鬼胎地提出去掉 “權” 字，欲讓劉太後全權掌控朝政。王曾目光如炬，嚴詞拒絕道：“皇帝年幼，太後執掌朝政，本已是國運不佳的無奈之舉。稱‘權’，意在表明太後聽政隻是暫時的，為後世立規，此字斷不可去。況且增減詔令自有章法，豈容隨意破壞！” 丁謂見王曾態度堅決，又懼於他的威望，隻得作罷。王曾憑借著自己的智慧與果敢，確保了遺詔內容符合大宋的根本利益，維護了皇權的正統性，保障了太子趙禎穩定繼位。
宋真宗駕崩後，年僅十三歲的趙禎即位，是為宋仁宗。北宋王朝迎來了新的時代，也麵臨著新的挑戰。
宋仁宗即位後，太後聽政成為既定事實，但朝堂之上圍繞權力的爭奪卻愈發激烈。王曾與丁謂在太後聽政儀式及權力分配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
王曾提議仿照東漢舊製，太後與皇帝每五日一同臨朝，太後坐於皇帝右側，垂簾聽政，共同商議軍國大事。他認為如此既能體現太後對皇帝的輔佐之意，又可避免太後專權，確保朝政清明。丁謂卻另有盤算，他提出皇帝每月初一、十五接見大臣，遇大事由太後與皇帝召集輔臣決斷，小事則由內侍雷允恭傳奏禁中，由太後 “畫可” 後頒布執行。丁謂此計，意在將太後與皇帝隔開，自己則通過雷允恭掌控內外信息，進而獨攬大權。
王曾一眼看穿丁謂的陰謀，痛心疾首地指出：“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 然而，丁謂仗著自己是宰相，又有太後撐腰，對王曾的反對置若罔聞。不久，雷允恭在負責真宗陵寢修建時，擅自做主將墓地往高處遷移，結果導致陵墓進水，工程一塌糊塗。王曾抓住這一契機，暗中調查，掌握了丁謂與雷允恭勾結的鐵證。
王曾佯裝謙卑地對丁謂說：“我老王至今尚無子嗣，想讓弟弟的兒子入嗣。退朝後，請您與我一同向太後匯報，行不？” 丁謂見王曾如此低聲下氣，心中得意，便隨口應道：“此等小事，你自行去講便是。” 王曾心中暗喜，進宮後，他將雷允恭擅自移陵之事詳細稟報太後，並直言丁謂與之勾結，包藏禍心。劉太後聽聞，勃然大怒，對丁謂的信任瞬間崩塌。隨後，劉太後召集內閣大臣議事，獨獨不通知丁謂。丁謂察覺大事不妙，匆匆趕到劉太後座前，卻發現簾內空無一人，頓時方寸大亂，隻得拿著手板猛敲額頭，狼狽至極。幾天後，詔令下達，丁謂被罷相，發配海南，抄沒家產；雷允恭則被亂棍打死。王曾憑借著非凡的智謀與勇氣，一舉鏟除了丁謂這一權臣，為朝廷除去一大害，朝野上下無不拍手稱快。
丁謂倒台後，王曾因功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等職，成為宋仁宗朝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他與劉太後之間的矛盾卻並未因丁謂的離去而消弭。
劉太後雖非武則天般有稱帝之心，但久掌朝政，難免有專權之意，對權力的掌控欲愈發強烈。王曾秉持著維護皇權、堅守祖製的原則，多次與劉太後發生衝突。劉太後欲在天安殿受尊號冊，王曾堅決反對，認為此舉不合禮製，劉太後應在便殿受冊。劉太後雖心中不悅，但最終還是聽從了王曾的建議。
後來，劉太後的姻親、內宮都知江德明仗著劉太後的權勢，幹預朝政，王曾毫不留情地予以裁抑，多次在朝堂上彈劾其不法行為，令江德明威風掃地。劉太後對王曾的不滿日益加深，時常在朝堂之上對他冷言冷語，諸多決策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見。
公元1029年，北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因遭雷擊起火，化為灰燼。這本是一場天災，劉太後卻借機將王曾罷相，外放青州。
王曾雖被貶謫，卻並未心生怨懟，他一如既往地心係百姓。在青州任上，他關心民生疾苦，輕徭薄賦，鼓勵農桑，使得當地百姓安居樂業。百姓為他畫像、立生祠以紀念，表敬愛之情。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劉太後病故，仁宗皇帝終於親政。王曾被召迴朝廷，擔任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再次成為宋仁宗的股肱之臣。然而，此時的朝堂之上，又出現了新的矛盾與紛爭。
呂夷簡與王曾同朝為相，起初，二人曾攜手合作，為仁宗朝的穩定與發展付出諸多努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呂夷簡逐漸變得專斷獨行，在用人、施政等諸多方麵與王曾產生了嚴重分歧。
在官員任免問題上，呂夷簡常常憑借個人喜好提拔親信，排除異己，將朝廷官職視為私物，肆意安排。王曾對此極為不滿，他堅持用人唯賢，認為官職乃國家公器，應為有才能、有品德之人所擔任，不應成為權臣結黨營私的工具。於是，王曾多次在朝堂上與呂夷簡據理力爭，試圖糾正他的用人不當之舉。 二人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朝堂氣氛劍拔弩張。
此外，在對待西夏戰事、推行新政等諸多國家大事上，二人亦是意見不合。呂夷簡主張以和為貴，對西夏采取妥協退讓之策，以求一時安寧；王曾則認為應加強邊防，整軍備戰，以強硬姿態應對外敵，方能保大宋邊疆長治久安。在推行新政方麵，呂夷簡態度保守，擔心改革觸動既得利益者，引發朝堂動蕩；王曾卻積極支持改革，認為唯有破舊立新，才能使大宋擺脫積弊，煥發生機。
由於二人矛盾日益尖銳，朝堂之上逐漸形成了以呂夷簡和王曾為首的兩個陣營，士大夫們紛紛選邊站隊，明爭暗鬥，朝廷政務陷入僵局。仁宗皇帝雖多次調解，但二人積怨已深，難以調和。
公元1037年，北宋景佑四年。仁宗皇帝無奈之下，將王曾與呂夷簡同時罷相，這場持續多年的宰相之爭，以兩敗俱傷的結局落下帷幕。
公元1038年，北宋寶元元年。王曾罹患疥症，在任上逝世，享年六十一歲。宋仁宗為之輟朝二日，追贈侍中，諡號“文正”。在古代，“文正” 乃文人諡號的極致，是對臣子品行、才學、功績的最高褒獎，獲此殊榮者，寥寥無幾。王曾以其一生的堅守與付出，贏得了這份殊榮，實至名歸。
縱觀王曾的一生，他曆經三朝，兩次拜相，其卓越的為政才能與深遠影響貫穿於北宋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
在政治領域，王曾展現出非凡的洞察力與果敢的決斷力。真宗朝時，麵對皇帝沉迷祥瑞、大興土木之舉，他不顧個人安危，直言進諫，痛陳利弊，盡顯忠臣本色。如在玉清昭應宮修築一事上，他力陳 “五不便”，雖觸怒龍顏，卻堅守正道，為國家社稷與百姓民生發聲。在仁宗朝，他顧命輔政，巧妙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確保皇權平穩過渡。鏟除丁謂一黨時，他精心謀劃，以智慧與謀略一舉扭轉朝堂局勢，為仁宗朝的清明政治奠定基礎。
用人方麵，王曾獨具慧眼，秉持唯才是舉、公正無私的原則。他深知人才乃治國之本，不拘一格選拔賢能，範仲淹、包拯等諸多名臣皆得益於他的舉薦。且他舉薦人才時，從不圖迴報，不搞結黨營私，默默為朝廷輸送新鮮血液，使得朝堂之上人才濟濟，為北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支撐。
地方治理上，王曾同樣政績斐然。無論是外放應天府、青州，還是任職鄆州等地，他都心係百姓，關注民生疾苦。輕徭薄賦，鼓勵農桑，興修水利，發展教育，一係列舉措使得當地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在青州任上，百姓自發為他畫像立祠，足見其深受百姓愛戴，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文化領域，王曾以其深厚的學養與卓越的文學才華，為北宋文化發展添磚加瓦。他的詩詞文章，如《早梅》《有物混成賦》等，氣勢恢宏，意境深遠，展現出高超的文學造詣，不僅在當時廣為流傳，為士林所稱頌，還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北宋文化的繁榮興盛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王曾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謀略家，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他謙遜有禮，不驕不躁，麵對榮譽與權力，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剛正不阿，敢於與邪惡勢力抗爭，為正義發聲，即便身處困境，也絕不妥協。他去世後所獲 “文正” 諡號，正是對他一生功績與品德的至高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