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代十國時期後晉第一功臣,也是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的心腹謀士。他長相醜陋但才華出眾,以 “磨穿鐵硯” 的決心進士及第。他兩次執政,協調各方關係,穩定內外局麵,體現了出眾的政治謀略。另一方麵,他因主張割讓燕雲十六州,導致中原漢族在四百多年間被北方胡族壓製,被稱為萬世罪人。


    他就是為一世梟雄哭出一個王朝的絕世宰相——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洛陽人,五代十國時期後晉開國功臣、宰相,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的心腹謀士。


    桑維翰出身平凡,父親桑拱曾任河南尹張全義的客將,這樣的家庭背景雖未給他帶來潑天的富貴,卻也讓他自幼浸潤在一個略通文墨、知曉世事的環境之中。桑維翰自幼聰穎,擅長詞賦,但長相醜陋,身短麵廣,在人群中格外紮眼,常遭他人側目。


    但桑維翰並未因此自慚形穢,反而對著鏡子,目光灼灼,發出 “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麵” 的豪言。《舊五代史·桑維翰列傳》記載:“維翰身短麵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鑒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麵!”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性明惠,善詞賦。”在桑維翰心中,相貌不過是皮囊,真正能定乾坤、安社稷的,是藏於胸臆間的韜略與抱負,他立誌要成為宰輔之臣,在這亂世中闖出一片天地,成就不世之功。


    後來,桑維翰踏上科舉之路,本以為能憑滿腹經綸一展身手,卻不想因主考官嫌棄 “桑”姓與“喪”同音,認為不吉利,而被無情黜落。這當頭一棒,打得桑維翰一蹶不振,可桑維翰豈是輕易言棄之人?他憤恨之下寫了《日出扶桑賦》,以磅礴的文辭、豪邁的氣勢抒發自己的誌向,猶如一隻被困淺灘的蛟龍,雖遇困境,卻依然渴望翱翔九天。不僅如此,他目光堅定,鑄了一方鐵硯,擲地有聲地宣稱:鐵鑄的硯台磨穿了,我才改變自己讀書求仕的誌向。那沉甸甸的鐵硯,是桑維翰決心的見證,他要用日複一日的苦讀,將其磨穿,讓世人知曉他的恆心與毅力。


    公元925年,後唐同光三年。桑維翰終於進士及第,據說這是他父親桑拱請求張全義幫忙的結果。


    公元931年,後唐長興二年。後唐明宗的駙馬石敬瑭出任河陽節度使(治孟州),桑維翰被石敬瑭羅致帳下,任掌書記。此後石敬瑭調任河東、成德等地節度使,桑維翰一直追隨左右,成為石敬瑭的心腹謀士。


    後唐末年,政治腐朽,朝堂之上黨爭激烈,各方勢力傾軋不休;朝外藩鎮割據,驕兵悍將們擁兵自重,對中央號令陽奉陰違,百姓在苛捐雜稅與戰火紛飛中苦不堪言,賣兒鬻女、流離失所者隨處可見。石敬瑭在亂世中手握重兵,漸生異誌,他望著搖搖欲墜的後唐江山,心中盤算著自己的出路。


    公元936年,後唐清泰三年。後唐末帝李從珂懷疑石敬瑭在太原擁兵自重,圖謀不軌,他聽從薛文遇之建議,下令石敬瑭移鎮鄆州。石敬瑭深感自身處境危險,如芒在背,他向將佐們問計之時,眾人皆畏懼不敢言。桑維翰敏銳地察覺到天下大勢即將巨變,他與劉知遠挺身而出。桑維翰與劉知遠力勸石敬瑭不僅要違抗李從珂的命令,而且還要起兵奪位。


    麵對石敬瑭與李從珂雙方明顯的實力差距,桑維翰更是提出了聯絡契丹之策,建議石敬瑭拿出真心,放下身段去侍奉契丹主耶律德光,請求耶律德光發兵援助,這樣大業就能夠成功。《資治通鑒》記載:“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唿夕至,何患無成?”


    在桑維翰看來,當下形勢危急,後唐朝廷既已對石敬瑭心懷惡意,主動示弱求饒絕非長久之計,唯有與契丹結盟,方可在亂世中尋得一線生機。石敬瑭聽後,心中雖仍有猶豫,但在桑維翰的極力勸說下,也開始傾向於這條險路。


    同年,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叛,並讓桑維翰起草了向契丹稱臣的表文,表文中的內容驚世駭俗:事成後割讓幽雲十六州,石敬瑭願稱 “兒皇帝”,以侍奉父親的禮節對待耶律德光,並誓言永不背棄。


    此表文一出,石敬瑭帳下諸多將領紛紛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是賣國求榮之舉,將使華夏大地門戶洞開,後患無窮。就連石敬瑭的另一位謀主劉知遠都覺得過分,劉知遠政治眼光長遠,認為此舉極為不妥,他極力勸阻石敬瑭。然而,此時的石敬瑭已經失去了理智,在他眼中,個人利益遠比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重要。於是,石敬瑭不顧劉知遠的忠言,毅然決然地送出了桑維翰寫的表文。耶律德光看後欣喜若狂,覺得真是天助自己,於是約定八月以後傾國來援。


    石敬瑭舉兵叛亂後,後唐朝廷迅速反應,派張敬達率五萬大軍氣勢洶洶地攻打晉陽。石敬瑭的軍隊初戰不利,陷入苦戰,晉陽城中人心惶惶。值此生死存亡之際,桑維翰再次展現出非凡的決斷力,他建議石敬瑭堅定降附契丹的決心,並親自奔走聯絡。當得知盧龍節度使趙德鈞也在暗中賄賂耶律德光,妄圖使契丹轉而支持自己稱帝時,石敬瑭驚恐萬分,唯恐契丹倒戈。桑維翰挺身而出,星夜奔赴契丹大營。


    在契丹大營中,桑維翰不顧尊嚴,跪於帳前,從清晨直至日暮,涕淚橫飛,向耶律德光力辯援石敬瑭之必要。他言辭懇切,聲淚俱下,向耶律德光描繪出一幅契丹扶持石敬瑭稱帝後,能從後晉獲取無盡財富與利益的美好圖景。《舊五代史·桑維翰列傳》記載:“跪於帳前,自旦之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隨即,耶律德光親率契丹大軍,協助石敬瑭解了晉陽之圍,並一路勢如破竹,幫助石敬瑭建立了後晉。桑維翰的這一舉動,雖然幫助石敬瑭暫時穩固了政權,但也為他留下了千古罵名。


    石敬瑭稱帝後,桑維翰因功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不久,楊光遠殺張敬達,歸降石敬瑭,晉安寨陷落,後唐滅亡已成定局。在耶律德光的要求下,石敬瑭又任命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權知樞密使事,賜“推忠興運致理功臣”號。一時間,桑維翰位極人臣,榮耀加身,實現了年少時“公輔之望”的夢想。


    後晉建立之初,桑維翰憑借擁立之功,位居宰輔,朝堂之上,他一言九鼎,成為後晉政權的核心決策者之一。在治國理政方麵,他展現出了非凡的才能與遠見卓識。


    公元937年,後晉天福二年。桑維翰向石敬瑭提出“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的內政外交方針。


    在對外政策上,他極力主張與契丹維持良好關係。後晉政權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契丹貴族的幫助,而當時契丹的勢力已經十分強大,足以影響中原政局。後晉建立之初,國家勢力較弱,不足以與契丹抗衡。因此,桑維翰建議石敬瑭采取卑辭厚禮的政策,以維持與契丹的和平關係。這種策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國家的尊嚴和領土完整,但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卻為後晉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時間。


    在內政方麵,桑維翰重視軍事、經濟、用人等多個方麵,為後晉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張削弱藩鎮勢力,加強中央集權;重視軍事建設,訓練士兵,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同時,他也注重經濟發展,鼓勵農業生產,開通商路,以豐富國家的財富。他還複置學士院,注意選賢任能,除官公正。這些措施的實施,穩定了中原的局勢,鞏固了草創的後晉政權。


    後晉雖在石敬瑭與桑維翰的經營下初立根基,但外有契丹如虎視眈眈,內有朝堂暗流湧動,桑維翰身處權力中心,周旋其中,心力交瘁。


    契丹以 “父皇帝”“上國” 自居,對後晉予取予求,不斷索要金銀財寶、綾羅綢緞,稍有不滿便陳兵邊境,以武力相威脅,後晉上下敢怒不敢言。桑維翰身為宰輔,深知契丹的威脅猶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為求一時和平,隻能極力安撫,在契丹使者麵前卑躬屈膝,言辭極盡諂媚,以換取短暫的安寧。他多次勸諫石敬瑭不可與契丹輕易交惡,在國力未盛、羽翼未豐之時,需忍辱負重,避免兵戈相向,以免生靈塗炭、社稷傾頹。


    然而,桑維翰的這一主張卻遭到朝中諸多勢力的反對。以景延廣等為首的武將集團,對契丹的傲慢無禮早已滿腔怒火,他們恥於向契丹稱臣納貢,認為這是對華夏尊嚴的踐踏,力主強硬對抗,以戰止戰,恢複中原王朝的赫赫威名。朝堂之上,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休,互不相讓,矛盾日益尖銳。


    在地方,藩鎮割據的局麵並未因後晉的建立而徹底改變,各鎮節度使擁兵自重,心懷鬼胎。他們有的暗中與契丹勾結,妄圖借助外族勢力擴充地盤;有的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截留賦稅,私蓄兵力,時刻準備在亂世中渾水摸魚。桑維翰為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勢力,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如調任、分化、打壓等,但這些舉措觸動了藩鎮的既得利益,引發了他們更為強烈的反彈,叛亂此起彼伏,讓桑維翰應接不暇。


    公元938年,後晉天福三年。範延光投降。在平叛期間,主將楊光遠多次提出非分之請,屢被桑維翰依法抑製,楊光遠起初不知情,向宣徽使劉處讓抱怨,劉處讓因桑維翰等兼任樞密使侵蝕其權力而對其不滿,所以就向楊光遠透露都是桑維翰等宰相在暗中阻止。於是在平叛之後,楊光遠秘密上表向石敬瑭述說桑維翰等宰相的過失。石敬瑭雖然內心知道其中緣由,但楊光遠畢竟手握重兵,所以順從其意,罷免桑維翰和李崧樞密使的兼職,分別加兵部尚書和工部尚書的虛銜。


    桑維翰知道石敬瑭忌憚天雄節度使楊光遠的勢力,請求分割天雄軍的兵馬,加楊光遠太尉虛銜,調任西京(洛陽)守兼河陽節度使,得到石敬瑭的采納,楊光遠由此心懷不滿。


    公元939年,後晉天福四年。楊光遠上疏彈劾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洛陽、開封),與民爭利”。石敬瑭迫於其壓力,外放桑維翰為彰德軍節度使(治相州),並檢校司空、兼侍中。次年,桑維翰調任泰寧節度使(治兗州),加檢校司徒。


    公元941年,後晉天福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請求聯合吐穀渾等部共擊契丹,桑維翰料定其必反,擔心石敬瑭難以拒絕安重榮的請求,便上書力言擊契丹的“七不可”,並請石敬瑭巡幸鄴都(魏州),以填補鄴都留守劉知遠不在任上之缺,防備安重榮。石敬瑭覽奏後恍然大悟,聽從其建議,於八月巡幸鄴都。十二月,安重榮果然起兵,被迅速鎮壓。


    在這場內外交困的政治漩渦中,桑維翰既要應對契丹的無理要求,又要與朝中的反對派周旋,還要平息藩鎮的叛亂,殫精竭慮,卻難以挽迴後晉江河日下的頹勢,他的政治生涯也在這重重困境中逐漸走向末路。


    公元942年,後晉天福七年。桑維翰獲加檢校太保,加特進,封開國公。同年,桑維翰來鄴都謁見石敬瑭,改授晉昌軍節度使(治京兆府)。桑維翰出任晉昌軍節度使八天後,石敬瑭憂鬱成疾病逝。石敬瑭死後,他的養子石重貴繼位,加桑維翰為檢校太傅。


    公元943年,後晉天福八年。石重貴將桑維翰召還中央,任侍中、監修國史。


    石重貴這位少帝年輕氣盛,不滿於向契丹稱臣納貢的屈辱地位,在景延廣等強硬派的慫恿下,逐漸改變對契丹的政策,隻稱孫而不稱臣,試圖以此找迴些許尊嚴。桑維翰雖極力反對與契丹徹底決裂,多次上疏陳述利弊,懇請石重貴維持與契丹的修好關係,避免兵戈相向。然而,此時的朝堂已非他所能掌控,他的意見被石重貴與景延廣等人視作軟弱,置之不理。後晉與契丹的關係愈發緊張,戰爭一觸即發。


    公元944年,後晉開運元年。以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叛投契丹為契機,耶律德光大舉南下,雖在澶州之戰中被擊退,但仍給後晉造成不小的衝擊與損失。在這段期間,所有軍機要務都由景延廣主持,桑維翰等宰相完全被排除在決策範圍外。戰後,景延廣成為眾矢之的,桑維翰先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說服石重貴將他外放西京;又指使自己的黨羽中受到石重貴寵幸者向石重貴進言:“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於是石重貴恢複樞密院,升桑維翰為中書令,再次兼任樞密使。


    同年,桑維翰獲加弘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並受封為魏國公。桑維翰第二次掌權期間,石重貴對他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桑維翰也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一次性調動十五名節度使防備契丹,無人敢抗命,其膽略為時人所服。


    然而,隨著權力的日益膨脹,桑維翰漸漸迷失在權力的漩渦之中。四方官員為求仕途順暢,紛紛向他奉上奇珍異寶,起初他還略有推辭,到後來,竟坦然收受,廣受賄賂。他家的庫房之中,金銀堆積如山,珠玉寶器琳琅滿目,奢華程度令人咋舌。


    他的這一行為,引得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彈劾之聲不絕於耳,那些曾經對他心懷敬仰的清廉之士,也不禁搖頭歎息,痛心疾首。再加上桑維翰與石重貴的寵臣李彥韜、馮玉有隙,兩人在石重貴麵前攻訐桑維翰,石重貴想立即罷黜他,後經劉昫、李崧等勸解才作罷。桑維翰聽說後,請求讓馮玉當樞密副使。


    公元945年,後晉開運二年。石重貴直接任命馮玉為樞密使,分桑維翰之權。後來,桑維翰提議罷免或調離跋扈的順國節度使杜威,被石重貴拒絕。桑維翰知道自己再次被疏遠,便不再談及國家大事,借口足疾而請求辭位。


    同年,馮玉被提拔為宰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完全取代了桑維翰的地位,與桑維翰衝突更甚。桑維翰在正旦將至之際派女仆入宮問候太後起居,順便問及皇弟石重睿是否讀書,要為他選擇師傅教導。當時正在患病的石重貴聽到這話後,轉述給馮玉,馮玉提醒說桑維翰有廢立之意,石重貴便對桑維翰疑心倍增。李守貞、馮玉、李彥韜趁機加緊排擠桑維翰,認為開封尹趙瑩柔而易製,便向石重貴提議以桑維翰代趙瑩為開封尹,趙瑩接任中書令。桑維翰從此稱自己有足疾,很少進宮朝見,也杜門謝客。


    桑維翰被邊緣化以後,石重貴繼續采取對契丹的強硬政策,拒絕按契丹要求派景延廣和桑維翰到契丹解釋情況,導致兵連禍結。


    公元946年,後晉開運三年。石重貴任命杜重威為主帥,率十萬大軍北伐契丹。杜重威本就心懷異誌,在戰場上竟率軍投降契丹,還引狼入室,致使契丹鐵騎如入無人之境,直逼後晉都城開封。


    公元947年,後晉開運四年。後晉因杜重威投降而被契丹滅亡。在杜重威投降前夕,桑維翰聽到契丹兵鋒已至恆州滹沱河上的中度橋的消息,十分焦急,請求謁見石重貴,提議禦駕親征以穩固前線軍心,但石重貴正在苑中調鷹,拒絕接見,他又上門找宰相趙瑩、李崧、馮玉等人,他們都對桑維翰的建議不以為然。


    桑維翰對自己的親信說:“如果是天命未改倒也罷了,光看人事的話,晉國就要滅亡了。”


    果然宋彥筠兵敗、杜重威等諸將投降,都城開封被降將張彥澤攻破。有人勸桑維翰逃離開封,桑維翰說:“我身為一國大臣,能逃到哪裏去?”隨後他被張彥澤拘禁。


    同年,桑維翰被張彥澤派壯士縊殺,時年四十九歲。這位在五代亂世中曾叱吒風雲的人物,就此落幕。


    縱觀桑維翰的一生,人們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爭議從未停歇。


    在傳統史觀的審視下,桑維翰最為人詬病之處,便是他力主割讓幽雲十六州。這片廣袤的土地,北起長城沿線,南至河北、山西北部,囊括了幽(今北京)、薊(今天津薊縣)、瀛(今河北河間)、涿(今河北涿州)等諸多戰略要地,自秦漢以來,便是中原王朝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幽雲十六州地勢險要,山巒起伏,長城橫亙其間,控扼著北方的交通要道,進可攻、退可守,猶如中原的北大門。一旦失去此地,北方鐵騎便能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中原腹地,黃河以北的千裏平原再無險可守,百姓直接暴露在胡馬的鐵蹄之下,陷入無盡的戰亂與苦難之中。此後數百年間,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相繼南下,憑借幽雲十六州的地利,肆意侵擾中原,燒殺搶掠,百姓流離失所,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原王朝被迫處於被動防禦的劣勢地位,曆經無數次血與火的洗禮,方才在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時,重新奪迴這片失地。


    桑維翰力主割讓幽雲十六州,無疑是將中原大地推向了深淵。從這個角度看,桑維翰是民族的罪人。他成就了一個“兒皇帝”,卻丟失了一片好河山,讓華夏大地蒙羞,百姓遭殃,其罪當誅,為萬世所唾棄。


    然而,若撥開曆史的迷霧,深入五代那個亂世的漩渦中心,又能看到桑維翰的另一番麵貌。五代十國,政權更迭如走馬燈,戰亂頻仍,百姓渴望的是一個能結束亂世、帶來安定的政權。桑維翰輔佐石敬瑭建立後晉,在一定程度上,讓中原地區暫時擺脫了混亂的局麵,獲得了短暫的喘息之機。他執政期間,重視農桑,輕徭薄賦,百姓的生活相較於戰亂時有所改善;他整頓吏治,嚴懲貪腐,使得官場風氣為之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升;他打破傳統觀念,發展商業,為國家開辟了新的財源,為後晉的穩定與發展付出了諸多努力,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與治國方略。


    站在更高的曆史維度審視,桑維翰的一生猶如一麵鏡子,折射出人性與時代的複雜。他身處亂世,麵臨著艱難抉擇,一方麵是個人的政治抱負與理想,渴望在亂世中建立不世之功,成為宰輔之臣,名垂青史;另一方麵,是殘酷的現實,中原王朝的衰敗、石敬瑭的野心以及契丹的強大威脅,迫使他在道德與生存、短期利益與長遠國運之間權衡取舍。他的選擇雖有失大義,卻也是時代裹挾下的無奈之舉。


    桑維翰的一生,是個人野心與時代困境碰撞的悲劇,是理想與現實衝突的無奈寫照。站在曆史的長河彼岸迴望,桑維翰給予我們的,不僅是對人物是非功過的評判,更是對亂世政治、民族氣節、曆史抉擇的深刻反思。他提醒著我們,在追逐權力與夢想的道路上,不可因一時之利,出賣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時,也讓人們看到,曆史並非簡單的黑白分明,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曆史都有著複雜的成因與多麵的呈現,唯有全麵、深入地探究,才能汲取其中的智慧與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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