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千古諫臣的楷模，也是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他一生三次易主，輾轉於不同勢力之間，積累了深厚的政治閱曆。他剛正不阿，麵對皇帝的決策，總能據理力爭。無論是國家製度的構建，還是對外政策的製定，他皆以犀利言辭剖析利害。他的諫言如同一劑良藥，雖苦卻利於國家治理。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麵明鏡，也是貞觀之治的關鍵人物。
他就是影響大唐盛世的巨鹿驕子——魏征。
魏徵，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陽縣（今河北省晉州市鼓城村附近）人。唐朝初年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唐太宗李世民重要的謀臣和諫臣。
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魏征出生於巨鹿魏氏這一名門望族。其先祖魏歆博洽經史，在漢成帝時期官居巨鹿太守；曾祖父魏釗仕於北魏孝文帝，被授予建忠將軍；祖父魏彥則在北魏孝明帝時期官拜驃騎長史；父親魏長賢，早年在北齊朝廷擔任著作左郎，然而因上書譏諷朝政，被貶為上黨屯留縣令。
魏征年少時，父親便不幸去世，由於他不善經營家中產業，家道逐漸衰落，生活變得頗為困苦。即便身處這樣落魄潦倒的境地，魏征卻胸有大誌，一心向學。他喜好讀書，涉獵的範圍十分廣泛，尤其喜好縱橫之說。《舊唐書·魏征傳》記載：“徵少孤貧，落拓有大誌，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這份學識與誌向也為他後續踏入仕途、施展抱負埋下了伏筆。後來，為了維持生計，魏征選擇出家做了道士，可他那顆入世之心從未熄滅，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機，能夠憑借自己的才學，在這亂世之中闖出一片天地。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各路英雄豪傑紛紛崛起，局勢動蕩不安。在這樣的背景下，武陽郡丞元寶藏起義響應瓦崗李密。這個時候，魏征前去投奔了元寶藏。李密每次收到元寶藏送來的文書，都會對其文采稱讚有加，後來得知這些文書皆是魏征所寫，便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召見魏征，任命他為元帥府文學參軍，負責掌記室相關工作。
魏征感激李密對自己的賞識，一心想為李密出謀劃策，壯大瓦崗勢力，於是獻上十條密策。這些計策皆是魏征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的，從戰略、戰術以及內部管理等多方麵為瓦崗的發展規劃了藍圖。可惜的是，李密卻並沒有采納魏征的這些建議。
公元618年，隋大業十四年。王世充轉攻洛口，被李密擊敗。當時魏征敏銳地察覺到了瓦崗軍存在的隱患，他向李密的長史鄭頲獻策稱，李密雖然多次取得勝利，但自身損兵折將過多，而且瓦崗並沒有府庫，將士們即便立下戰功也無法得到相應的賞賜，長此以往，作戰士氣必然會受到影響。所以，他建議不如加固深溝高壘，與敵人相持，等到敵人糧草用盡，便可不戰而退，屆時再追而擊之，這才是取勝之道。並且，東都的糧食用盡後，王世充無計可施必定會決一死戰，而窮寇往往難與爭鋒，所以不宜與其交戰。但鄭頲卻不以為然，認為這不過是老生常談，並未將魏征的建議放在心上。魏征見自己的良策不被重視，覺得李密等人目光短淺，一氣之下，拂袖離去。
後來，李密輕率出戰，果然遭到慘敗，魏征也跟隨李密歸降李唐。
魏征歸降李唐後，卻未得到唐朝的重用，依舊隻能等待一個能夠真正賞識他、讓他施展才華的機會。當時，李密原來的部下李積占據著李密原來管轄的領土，東到大海，南到長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 李密投降李唐後，李積不知何去何從。魏征見狀，便毛遂自薦，請求前往去說服李積歸唐，於是他被授予秘書丞趕赴黎陽。經過魏征寫信勸導，李積決心歸唐，並開倉運糧，接濟淮安王李神通。
不久，夏王竇建德率軍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擋不住，轉駐黎陽，又被竇建德擊敗。魏征、李神通、李積等人都被竇建德俘虜。竇建德也看出魏征很有才華，於是起用魏征為起居舍人。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淵派秦王李世民率軍攻打王世充，竇建德率軍支援王世充。五月，李世民擊敗竇建德，並將其生擒，魏征也隨裴矩來到長安，實現了二次歸唐。太子李建成聽聞魏征的名聲，請他擔任太子洗馬，禮遇甚厚。《舊唐書·魏征傳》記載：“隱太子聞其 名，引直洗馬，甚禮之。”
魏征也是盡心盡力輔佐太子李建成，他見秦王李世民的功勳日益見長，意識到了潛在的危機，便勸說李建成應盡早鞏固自己太子的地位，並積極地為其出謀劃策。
當時劉黑闥在山東作亂，李元吉前往鎮壓卻遭遇失敗，魏征審時度勢，建議太子李建成向朝廷請戰，由自己去平定劉黑闥。他向李建成進言，如此一來既能立下軍功，同時還可以結交山東一帶的豪傑，使太子的地位更加穩固。李建成聽取了魏征的建議。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魏征跟隨太子李建成前往山東，采用招撫的政策，成功瓦解了農民起義軍，取得了勝利，也借此結交了眾多山東豪傑，壯大了自身的勢力，在李家父子以及朝堂之中都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魏征有著敏銳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謀略，他對李建成可謂是忠心耿耿，一心想要助力李建成坐穩太子之位，進而在未來順利繼承大統。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震驚朝野的玄武門之變爆發，李世民誅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這場政變的勝利。李世民知曉魏征此前身為李建成的重要謀士，曾多次為李建成出謀劃策來對付自己，於是便質問魏征為何要離間他們兄弟。魏征卻並未膽怯退縮，他直言不諱地對李世民說，如果當初太子聽從了他的建議，就不會有如今這樣的災禍了。《舊唐書·魏征傳》記載：“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李世民本就素聞魏征的名聲，此刻見他如此耿直，不僅沒有生氣，反而越發器重他的這份品性，再加上一直以來也看重魏征的才能，便決定接納他，並且給予禮遇，任命魏征擔任詹事主簿一職。不久，李世民擢升魏征為諫議大夫。
就這樣，魏征改換門庭，開始輔佐李世民。而這也開啟了他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新階段，此後他與李世民君臣攜手，共同在曆史上留下了諸多佳話，為唐朝的繁榮發展貢獻出了巨大的力量。
魏征以其耿直敢言的性格聞名於世，在朝堂之上，他多次不顧唐太宗的龍顏，大膽地直言進諫，履行著諫臣的重要職責。
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魏征被擢升為尚書左丞。貞觀初年，天下初定，經濟逐步發展，百姓生活也開始富裕起來，李世民卻漸漸滋生了驕奢忘本的情緒，大修廟宇宮殿，廣求珍寶，四處巡遊，勞民傷財。魏征對此深感憂慮，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而《諫太宗十思疏》便是其中極為重要的第二疏。李世民看後猛然警醒，對魏征的諫言十分重視，還寫了《答魏征手詔》，表示願意從諫改過，並將這篇文章置於案頭，奉為座右銘，時刻提醒自己。
到了貞觀十三年，魏征見李世民近歲頗好奢縱，恐其不能克終儉約，故而呈上《十漸不克終疏》奏章直諫。文中毫不避諱地指出李世民的十條缺點，諸如迷戀財物、輕用民力、追求享受、熱衷盤遊之娛、酷愛打獵、誌在嬉遊、荒於政事、“不複專心治道”、勞弊尤甚、奴役百姓等等。這些話語近乎指責，言辭犀利且直接，可李世民畢竟有著非凡的器量，他深知魏征的忠心以及諫言的重要性，認為這篇文章 詞強理直，不僅沒有怪罪魏征，還將其書於屏風之上，以便每日早晚反複琢磨思索，警惕自己。同時，又賜魏征黃金十斤，廄馬二匹，以獎勵魏征的直言極諫。
還有一次，唐太宗從長安去洛陽，因當地供應的東西不好，便很生氣。魏征當即對李世民說，隋煬帝就是因為無限製地追求享樂而滅亡的。現在因為供應不好就發脾氣，以後必然上行下效，各地方拚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滿意。供應是有限的，人的奢侈欲望是無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劇又該重演了。李世民聽了這番話，頓時肅然心驚，此後便格外注意節儉。
魏征進諫時，隻要是他認定正確的意見，必定會當麵直諫，堅持到底，從不在背後私下議論。有一迴，李世民對長孫無忌說，魏征每次向我進諫時，隻要我沒接受他的意見，他總是不答應，不知是什麽原因呢？未等長孫無忌答話，魏征便接過話頭說，陛下做事不對，我才進諫。如果陛下不聽我的勸告，我又立即順從陛下的意見，那就隻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豈不違背了我進諫的初衷了嗎？
李世民提議讓魏征當著大臣的麵假裝應承一下，顧全自己的體麵，退朝之後，再單獨進諫。魏征卻迴懟說，從前，舜告誡群臣，當麵順從，背後又另講一套，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現，而是陽奉陰違的奸佞行為，所以皇上的看法，為臣不敢苟同。李世民聽後，對魏征的這份堅持和正直更是讚賞有加。
在魏征的一生中，他向李世民麵陳諫議多達五十次，呈送給李世民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諫諍之言總計 數十餘萬言，其耿直敢諫的精神，貫穿了他輔佐唐太宗的整個過程。
李世民與魏征之間的君臣互動，堪稱一段曆史佳話，李世民麵對魏征的諫言，多數情況下都能夠虛心接受並積極改正，展現出了明君的胸懷與氣度，二人相互成就，共同為唐朝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國家治理的理念方麵，魏征建議李世民推行 “偃革興文，布德施惠” 的政策，李世民聽取了這一建議，意識到武力隻能帶來一時的征服，而文治與德惠才能真正贏得民心，讓國家長治久安。於是，唐朝開始重視文化教育的發展，大力興辦學校，培養人才，同時對百姓廣施恩澤，減輕賦稅徭役，使得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社會風氣也日益清明。
在對待百姓的態度上，魏征強調要以誠信管理百姓。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十八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征入伍，魏征拒絕在詔書上簽字，並向李世民進言，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要人民不可詐欺，可如今您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才會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聽後，深以為然，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立即收迴了成命，繼續秉持著誠信對待百姓，贏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擁護。李世民曾打算修建一座宮殿，材料都已經準備齊全了，可當魏征知曉此事後，以秦始皇修宮殿導致民怨反叛為例，勸諫李世民應鑒秦而止。李世民聽後，認真思考了魏征的話，迴想起隋朝滅亡的教訓，最終決定放棄修建宮殿的計劃，避免了勞民傷財之舉。
甚至在一些日常的行為細節上，李世民也能聽從魏征的諫言加以改正。有一迴李世民得到了一隻鷂，正在把玩得高興之時，聽聞魏征前來奏國事，因害怕魏征責備自己玩物喪誌，慌忙把鷂藏於懷中。魏征奏事時故意拖延時間，結果那隻鷂竟被捂死在了李世民懷中。盡管李世民當時心裏或許有些無奈，但事後也並未因此而怪罪魏征，反而更加敬重他敢於直言的品性。
正是由於李世民能夠虛心接納魏征的諫言，從善如流，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和行為，君臣二人配合默契，才使得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麵都得以蓬勃發展，出現了 “貞觀之治” 這樣的盛世景象，為大唐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堅實根基，也為後世的君臣關係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唐朝初立，天下亟待大治之時，思想層麵對於治理國家的路線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魏征在這方麵發揮了關鍵影響力。當時存在著不同的治國思想主張，魏征與封德彝之間便展開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爭辯。
封德彝作為山東士族，出於保衛地主階級私產的考量，主張 “治亂世，行重典”，認為應當對百姓使用 “嚴刑峻法”，以強力手段來壓製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讓社會快速迴歸秩序。然而魏征卻秉持著儒家 “仁德” 與 “信義” 的思想，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魏征深刻洞察到，在曆經大亂之後，民眾內心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此時民心思安，若采用過於嚴苛的法令，反而容易激起民怨，不利於長治久安。他力主政令應該寬和，以誠信對待百姓，通過儒家倡導的道德去規勸民眾，讓百姓感受到朝廷的關懷與信任，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贏得民心。得民心者，自然能使天下安穩。
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李淵起初采納封德彝等山東士族的思想去管理百姓，結果造成了劉黑闥反複起義，社會局勢難以徹底平定。而在李世民聽取魏征的主張後，短短幾年，國中便趨於安定，外邦都紛紛來朝賀，就連一直與唐朝為敵的突厥，也開始穿著華夏衣冠，展現出對唐朝的認同與歸附。由此可見，魏征所提倡的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治國理念，為 “貞觀之治” 在思想層麵奠定了堅實基礎，引導著國家走上了符合當時國情的正確治理道路。
魏征對於唐朝的貢獻，絕不僅僅局限於直言進諫這一方麵，在參與朝政的諸多事務中，他同樣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公元629年，唐貞觀三年。魏征遷為秘書監，開始校定古籍，同時領編修撰《隋史》等史書，在史學領域大展身手。他對於各史 “多所損益，務存簡正”，憑借著深厚的學識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精心雕琢史書內容，去除繁雜冗餘之處，力求讓史書內容精準且簡潔，使其所編撰的這些史書獲得了 “時稱良史” 的讚譽，為後世研究前朝曆史留下了珍貴且可靠的資料。
除了在史學編撰上的貢獻，魏征在人才選拔任用方麵也有著獨到的見解和積極的作為。他深知人才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提倡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助力李世民打破門第觀念，選拔任用有才能、有品德之人，不論其出身貴賤，隻要具備真才實學，都有機會得到朝廷的提拔和重用，為貞觀年間朝廷匯聚了眾多賢能之士，為各項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
此外，在諸多政務的決策過程中，魏征也始終積極參與、建言獻策。當李世民出現朝令夕改、失信於民的行為時，魏征都上書進行嚴厲批評，提醒李世民不能竭澤而漁，要重視誠信，考慮國家長遠發展以及百姓的承受能力，避免因一時之利而損害國家根基。正是魏征在朝政各方麵的積極助力，使得 “貞觀之治” 得以順利推行，助力唐朝走向繁榮昌盛。
魏征一生留下了諸多奏疏，這些奏疏不僅是他向君主進言的載體，更是他政治智慧與思想深度的結晶，對後世治國理政有著極高的借鑒價值。
除了前麵提到的《諫太宗十思疏》和《十漸不克終疏》，魏征還有一篇十分著名的《論時政疏》。《論時政疏》是魏征早期所上的重要奏疏，那時天下初定但仍麵臨諸多問題，魏征在疏中深入剖析了時政的利弊，從穩定局勢、安撫百姓到朝廷用人等多方麵提出了獨到見解，為唐朝初期的發展規劃了清晰的路徑，展現出他對複雜局勢敏銳的洞察力。
這些奏疏綜合來看，反映出魏征對時政精準的把握，對君主品德塑造以及治國策略的深刻思考。他站在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憑借自己深厚的學識與豐富的閱曆，為唐朝的穩定繁榮不斷貢獻智慧，其思想的光輝透過這些文字，跨越千年歲月，至今仍能給後人諸多啟發，成為治國理政領域的寶貴財富。
除了在政治上有著卓越的建樹外，魏征在文學方麵同樣有著不容忽視的成就，其著作被後世整理輯存，流傳至今，讓人們得以從文學的視角進一步領略這位大家的風采。
《魏鄭公文集》收錄了魏征的諸多散文作品，這些散文以議論見長，往往通過生動形象的比喻來闡述深刻的道理，辭約意深，有著獨特的藝術魅力。例如在奏疏中的諸多表述，將治國安邦的大道理與常見的自然現象、生活常理相結合，深入淺出，令人讀來既能理解其中深意，又能感受到文字的巧妙運用。像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這樣的語句，用簡單的比喻把複雜的治國理念具象化，易於理解且印象深刻，足見其文學功底之深厚。
還有《魏鄭公詩集》，留存著魏征創作的詩歌作品，展現出他在詩歌領域的別樣才情。其詩歌主題廣泛，或借景抒情，表達自己對世事的感慨與人生的思考；或托物言誌，展現自己的誌向與情懷。雖然曆經歲月流傳下來的詩作數量或許不算極為豐富，但每一篇都有著較高的文學價值，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文學風貌以及魏征本人的文學素養。
這些文集詩集的存在，豐富了人們對魏征的認知，讓他在曆史上不僅是以傑出政治家的形象被銘記，更是作為一位有著斐然文學成就的大家而被人傳頌。他的文學作品和其政治功績一樣，成為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璀璨明珠，供後人欣賞、學習與研究，持續散發著熠熠光輝。
公元643年，唐貞觀十七年。六十四歲的魏征病重，將不久於人世。李世民聞訊後，親自到魏征家中探視，屏退左右侍從，與他交談良久，方才迴宮。
不久，魏征逝世的消息傳到宮中，李世民親臨其喪禮，痛哭流涕，為魏征廢朝五天，並令內外百官與在長安的朝集使一同前來參加喪禮，太子李承乾在西華堂為他舉哀。隨後，李世民下詔追贈魏征為司空、相州都督，賜諡號“文貞”。同時賜羽葆、鼓吹，加班劍四十人，贈絹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允許他陪葬昭陵。
同年，李世民命將作少監閻立本畫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置入淩煙閣，是為淩煙閣二十四功臣，魏征位列第四。李世民望著淩煙閣的魏征畫像思緒萬千，遂吟詩道：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台上，空對餘形無複人。
魏征一生以直言敢諫而聞名，與唐太宗李世民之間留下諸多佳話。然而魏征去世後，卻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故。
魏征生前德高望重，被李世民指定為太子李承乾的老師，希望能引導李承乾走上正途。可魏征去世後不久，太子李承乾竟卷入了謀反事件。而謀反事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杜正倫與侯君集，皆是魏征生前大力保舉推薦的。這讓李世民大為不滿，覺得自己讓魏征教導太子，結果太子卻謀反，讓他推薦人才，推薦之人卻圖謀不軌，心中的憤怒與失望交織。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褚遂良曾揭發魏征私下將自己的諫言編撰成集，準備傳於後世，這一舉動讓李世民覺得魏征或許並非完全是出於為天下考慮的 純臣，而是有著 以直邀寵”的嫌疑，這動搖了李世民一直以來寬容魏征的基礎。
同時，當時為了能讓新立的太子李治坐穩位置，李世民需要對前太子李承乾的勢力進行打壓，而魏征作為被朝廷公認的太子李承乾的最大保護傘，自然也成為了被針對的對象。
多重因素疊加之下，李世民一時氣憤，做出了推倒魏征墓碑、取消魏征長子與公主婚約的決定，使得曾經備受榮寵、風光無限的魏征，在死後遭遇了這樣的奇恥大辱，也為這段原本的君臣佳話添上了一抹波折且令人唏噓的色彩。
不過，這一事件背後或許也存在著李世民一時的誤解，畢竟魏征已經去世，無法再為自己辯駁，而那些所謂的證據也未必就能完全證明魏征存有不良居心，或許隻是各種利益、局勢交織下產生的誤會罷了。
公元645年，唐貞觀十九年。情況又發生了轉變。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失敗後，在挫折之中越發懷念魏征的直言敢諫，不禁感歎若是魏征還在世，定然不會讓自己犯下這樣的錯誤。此時的他，迴想起魏征往昔的諸多諫言以及對自己、對大唐的貢獻，意識到自己當初推倒魏征墓碑的舉動或許過於衝動了，心中滿是懊悔。於是，李世民下令重新修建魏征的墓地，並且親自題寫了墓碑，恢複了魏征應有的身後榮耀。
縱觀魏征的一生，他對唐朝、對李世民、對 “貞觀之治” 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以儒家 “仁德” 與 “信義” 的思想，助力李世民推行治國之策，讓唐朝在大亂之後迅速趨於安定，外邦紛紛來朝賀，就連一直與唐朝為敵的突厥，都開始認同並歸附，展現出大唐的強盛與威望。在朝堂之上，魏征不顧李世民的龍顏，犯顏直諫多達數十次之多，呈送給唐太宗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諫諍之言總計 數十餘萬言，其《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等奏疏，皆是言辭懇切、邏輯嚴密，旨在勸諫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厚積德義，讓李世民能時刻警醒，及時改正自身的不足之處。同時，魏征還積極參與朝政諸多事務，在校定古籍、編撰史書方麵貢獻卓越。在人才選拔任用方麵，提倡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為朝廷匯聚了眾多賢能之士。
後世對魏征更是讚譽有加，稱他為 “一代名相”、“千秋金諫”，將他比作李世民的 “人鏡”，這些高度的讚譽足以證明他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魏征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忠臣與諫臣的擔當。
他就是影響大唐盛世的巨鹿驕子——魏征。
魏徵，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陽縣（今河北省晉州市鼓城村附近）人。唐朝初年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唐太宗李世民重要的謀臣和諫臣。
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魏征出生於巨鹿魏氏這一名門望族。其先祖魏歆博洽經史，在漢成帝時期官居巨鹿太守；曾祖父魏釗仕於北魏孝文帝，被授予建忠將軍；祖父魏彥則在北魏孝明帝時期官拜驃騎長史；父親魏長賢，早年在北齊朝廷擔任著作左郎，然而因上書譏諷朝政，被貶為上黨屯留縣令。
魏征年少時，父親便不幸去世，由於他不善經營家中產業，家道逐漸衰落，生活變得頗為困苦。即便身處這樣落魄潦倒的境地，魏征卻胸有大誌，一心向學。他喜好讀書，涉獵的範圍十分廣泛，尤其喜好縱橫之說。《舊唐書·魏征傳》記載：“徵少孤貧，落拓有大誌，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這份學識與誌向也為他後續踏入仕途、施展抱負埋下了伏筆。後來，為了維持生計，魏征選擇出家做了道士，可他那顆入世之心從未熄滅，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機，能夠憑借自己的才學，在這亂世之中闖出一片天地。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各路英雄豪傑紛紛崛起，局勢動蕩不安。在這樣的背景下，武陽郡丞元寶藏起義響應瓦崗李密。這個時候，魏征前去投奔了元寶藏。李密每次收到元寶藏送來的文書，都會對其文采稱讚有加，後來得知這些文書皆是魏征所寫，便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召見魏征，任命他為元帥府文學參軍，負責掌記室相關工作。
魏征感激李密對自己的賞識，一心想為李密出謀劃策，壯大瓦崗勢力，於是獻上十條密策。這些計策皆是魏征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的，從戰略、戰術以及內部管理等多方麵為瓦崗的發展規劃了藍圖。可惜的是，李密卻並沒有采納魏征的這些建議。
公元618年，隋大業十四年。王世充轉攻洛口，被李密擊敗。當時魏征敏銳地察覺到了瓦崗軍存在的隱患，他向李密的長史鄭頲獻策稱，李密雖然多次取得勝利，但自身損兵折將過多，而且瓦崗並沒有府庫，將士們即便立下戰功也無法得到相應的賞賜，長此以往，作戰士氣必然會受到影響。所以，他建議不如加固深溝高壘，與敵人相持，等到敵人糧草用盡，便可不戰而退，屆時再追而擊之，這才是取勝之道。並且，東都的糧食用盡後，王世充無計可施必定會決一死戰，而窮寇往往難與爭鋒，所以不宜與其交戰。但鄭頲卻不以為然，認為這不過是老生常談，並未將魏征的建議放在心上。魏征見自己的良策不被重視，覺得李密等人目光短淺，一氣之下，拂袖離去。
後來，李密輕率出戰，果然遭到慘敗，魏征也跟隨李密歸降李唐。
魏征歸降李唐後，卻未得到唐朝的重用，依舊隻能等待一個能夠真正賞識他、讓他施展才華的機會。當時，李密原來的部下李積占據著李密原來管轄的領土，東到大海，南到長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 李密投降李唐後，李積不知何去何從。魏征見狀，便毛遂自薦，請求前往去說服李積歸唐，於是他被授予秘書丞趕赴黎陽。經過魏征寫信勸導，李積決心歸唐，並開倉運糧，接濟淮安王李神通。
不久，夏王竇建德率軍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擋不住，轉駐黎陽，又被竇建德擊敗。魏征、李神通、李積等人都被竇建德俘虜。竇建德也看出魏征很有才華，於是起用魏征為起居舍人。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淵派秦王李世民率軍攻打王世充，竇建德率軍支援王世充。五月，李世民擊敗竇建德，並將其生擒，魏征也隨裴矩來到長安，實現了二次歸唐。太子李建成聽聞魏征的名聲，請他擔任太子洗馬，禮遇甚厚。《舊唐書·魏征傳》記載：“隱太子聞其 名，引直洗馬，甚禮之。”
魏征也是盡心盡力輔佐太子李建成，他見秦王李世民的功勳日益見長，意識到了潛在的危機，便勸說李建成應盡早鞏固自己太子的地位，並積極地為其出謀劃策。
當時劉黑闥在山東作亂，李元吉前往鎮壓卻遭遇失敗，魏征審時度勢，建議太子李建成向朝廷請戰，由自己去平定劉黑闥。他向李建成進言，如此一來既能立下軍功，同時還可以結交山東一帶的豪傑，使太子的地位更加穩固。李建成聽取了魏征的建議。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魏征跟隨太子李建成前往山東，采用招撫的政策，成功瓦解了農民起義軍，取得了勝利，也借此結交了眾多山東豪傑，壯大了自身的勢力，在李家父子以及朝堂之中都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魏征有著敏銳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謀略，他對李建成可謂是忠心耿耿，一心想要助力李建成坐穩太子之位，進而在未來順利繼承大統。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震驚朝野的玄武門之變爆發，李世民誅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這場政變的勝利。李世民知曉魏征此前身為李建成的重要謀士，曾多次為李建成出謀劃策來對付自己，於是便質問魏征為何要離間他們兄弟。魏征卻並未膽怯退縮，他直言不諱地對李世民說，如果當初太子聽從了他的建議，就不會有如今這樣的災禍了。《舊唐書·魏征傳》記載：“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李世民本就素聞魏征的名聲，此刻見他如此耿直，不僅沒有生氣，反而越發器重他的這份品性，再加上一直以來也看重魏征的才能，便決定接納他，並且給予禮遇，任命魏征擔任詹事主簿一職。不久，李世民擢升魏征為諫議大夫。
就這樣，魏征改換門庭，開始輔佐李世民。而這也開啟了他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新階段，此後他與李世民君臣攜手，共同在曆史上留下了諸多佳話，為唐朝的繁榮發展貢獻出了巨大的力量。
魏征以其耿直敢言的性格聞名於世，在朝堂之上，他多次不顧唐太宗的龍顏，大膽地直言進諫，履行著諫臣的重要職責。
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魏征被擢升為尚書左丞。貞觀初年，天下初定，經濟逐步發展，百姓生活也開始富裕起來，李世民卻漸漸滋生了驕奢忘本的情緒，大修廟宇宮殿，廣求珍寶，四處巡遊，勞民傷財。魏征對此深感憂慮，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而《諫太宗十思疏》便是其中極為重要的第二疏。李世民看後猛然警醒，對魏征的諫言十分重視，還寫了《答魏征手詔》，表示願意從諫改過，並將這篇文章置於案頭，奉為座右銘，時刻提醒自己。
到了貞觀十三年，魏征見李世民近歲頗好奢縱，恐其不能克終儉約，故而呈上《十漸不克終疏》奏章直諫。文中毫不避諱地指出李世民的十條缺點，諸如迷戀財物、輕用民力、追求享受、熱衷盤遊之娛、酷愛打獵、誌在嬉遊、荒於政事、“不複專心治道”、勞弊尤甚、奴役百姓等等。這些話語近乎指責，言辭犀利且直接，可李世民畢竟有著非凡的器量，他深知魏征的忠心以及諫言的重要性，認為這篇文章 詞強理直，不僅沒有怪罪魏征，還將其書於屏風之上，以便每日早晚反複琢磨思索，警惕自己。同時，又賜魏征黃金十斤，廄馬二匹，以獎勵魏征的直言極諫。
還有一次，唐太宗從長安去洛陽，因當地供應的東西不好，便很生氣。魏征當即對李世民說，隋煬帝就是因為無限製地追求享樂而滅亡的。現在因為供應不好就發脾氣，以後必然上行下效，各地方拚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滿意。供應是有限的，人的奢侈欲望是無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劇又該重演了。李世民聽了這番話，頓時肅然心驚，此後便格外注意節儉。
魏征進諫時，隻要是他認定正確的意見，必定會當麵直諫，堅持到底，從不在背後私下議論。有一迴，李世民對長孫無忌說，魏征每次向我進諫時，隻要我沒接受他的意見，他總是不答應，不知是什麽原因呢？未等長孫無忌答話，魏征便接過話頭說，陛下做事不對，我才進諫。如果陛下不聽我的勸告，我又立即順從陛下的意見，那就隻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豈不違背了我進諫的初衷了嗎？
李世民提議讓魏征當著大臣的麵假裝應承一下，顧全自己的體麵，退朝之後，再單獨進諫。魏征卻迴懟說，從前，舜告誡群臣，當麵順從，背後又另講一套，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現，而是陽奉陰違的奸佞行為，所以皇上的看法，為臣不敢苟同。李世民聽後，對魏征的這份堅持和正直更是讚賞有加。
在魏征的一生中，他向李世民麵陳諫議多達五十次，呈送給李世民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諫諍之言總計 數十餘萬言，其耿直敢諫的精神，貫穿了他輔佐唐太宗的整個過程。
李世民與魏征之間的君臣互動，堪稱一段曆史佳話，李世民麵對魏征的諫言，多數情況下都能夠虛心接受並積極改正，展現出了明君的胸懷與氣度，二人相互成就，共同為唐朝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國家治理的理念方麵，魏征建議李世民推行 “偃革興文，布德施惠” 的政策，李世民聽取了這一建議，意識到武力隻能帶來一時的征服，而文治與德惠才能真正贏得民心，讓國家長治久安。於是，唐朝開始重視文化教育的發展，大力興辦學校，培養人才，同時對百姓廣施恩澤，減輕賦稅徭役，使得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社會風氣也日益清明。
在對待百姓的態度上，魏征強調要以誠信管理百姓。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十八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征入伍，魏征拒絕在詔書上簽字，並向李世民進言，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要人民不可詐欺，可如今您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才會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聽後，深以為然，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立即收迴了成命，繼續秉持著誠信對待百姓，贏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擁護。李世民曾打算修建一座宮殿，材料都已經準備齊全了，可當魏征知曉此事後，以秦始皇修宮殿導致民怨反叛為例，勸諫李世民應鑒秦而止。李世民聽後，認真思考了魏征的話，迴想起隋朝滅亡的教訓，最終決定放棄修建宮殿的計劃，避免了勞民傷財之舉。
甚至在一些日常的行為細節上，李世民也能聽從魏征的諫言加以改正。有一迴李世民得到了一隻鷂，正在把玩得高興之時，聽聞魏征前來奏國事，因害怕魏征責備自己玩物喪誌，慌忙把鷂藏於懷中。魏征奏事時故意拖延時間，結果那隻鷂竟被捂死在了李世民懷中。盡管李世民當時心裏或許有些無奈，但事後也並未因此而怪罪魏征，反而更加敬重他敢於直言的品性。
正是由於李世民能夠虛心接納魏征的諫言，從善如流，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和行為，君臣二人配合默契，才使得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麵都得以蓬勃發展，出現了 “貞觀之治” 這樣的盛世景象，為大唐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堅實根基，也為後世的君臣關係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唐朝初立，天下亟待大治之時，思想層麵對於治理國家的路線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魏征在這方麵發揮了關鍵影響力。當時存在著不同的治國思想主張，魏征與封德彝之間便展開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爭辯。
封德彝作為山東士族，出於保衛地主階級私產的考量，主張 “治亂世，行重典”，認為應當對百姓使用 “嚴刑峻法”，以強力手段來壓製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讓社會快速迴歸秩序。然而魏征卻秉持著儒家 “仁德” 與 “信義” 的思想，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魏征深刻洞察到，在曆經大亂之後，民眾內心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此時民心思安，若采用過於嚴苛的法令，反而容易激起民怨，不利於長治久安。他力主政令應該寬和，以誠信對待百姓，通過儒家倡導的道德去規勸民眾，讓百姓感受到朝廷的關懷與信任，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贏得民心。得民心者，自然能使天下安穩。
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李淵起初采納封德彝等山東士族的思想去管理百姓，結果造成了劉黑闥反複起義，社會局勢難以徹底平定。而在李世民聽取魏征的主張後，短短幾年，國中便趨於安定，外邦都紛紛來朝賀，就連一直與唐朝為敵的突厥，也開始穿著華夏衣冠，展現出對唐朝的認同與歸附。由此可見，魏征所提倡的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治國理念，為 “貞觀之治” 在思想層麵奠定了堅實基礎，引導著國家走上了符合當時國情的正確治理道路。
魏征對於唐朝的貢獻，絕不僅僅局限於直言進諫這一方麵，在參與朝政的諸多事務中，他同樣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公元629年，唐貞觀三年。魏征遷為秘書監，開始校定古籍，同時領編修撰《隋史》等史書，在史學領域大展身手。他對於各史 “多所損益，務存簡正”，憑借著深厚的學識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精心雕琢史書內容，去除繁雜冗餘之處，力求讓史書內容精準且簡潔，使其所編撰的這些史書獲得了 “時稱良史” 的讚譽，為後世研究前朝曆史留下了珍貴且可靠的資料。
除了在史學編撰上的貢獻，魏征在人才選拔任用方麵也有著獨到的見解和積極的作為。他深知人才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提倡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助力李世民打破門第觀念，選拔任用有才能、有品德之人，不論其出身貴賤，隻要具備真才實學，都有機會得到朝廷的提拔和重用，為貞觀年間朝廷匯聚了眾多賢能之士，為各項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
此外，在諸多政務的決策過程中，魏征也始終積極參與、建言獻策。當李世民出現朝令夕改、失信於民的行為時，魏征都上書進行嚴厲批評，提醒李世民不能竭澤而漁，要重視誠信，考慮國家長遠發展以及百姓的承受能力，避免因一時之利而損害國家根基。正是魏征在朝政各方麵的積極助力，使得 “貞觀之治” 得以順利推行，助力唐朝走向繁榮昌盛。
魏征一生留下了諸多奏疏，這些奏疏不僅是他向君主進言的載體，更是他政治智慧與思想深度的結晶，對後世治國理政有著極高的借鑒價值。
除了前麵提到的《諫太宗十思疏》和《十漸不克終疏》，魏征還有一篇十分著名的《論時政疏》。《論時政疏》是魏征早期所上的重要奏疏，那時天下初定但仍麵臨諸多問題，魏征在疏中深入剖析了時政的利弊，從穩定局勢、安撫百姓到朝廷用人等多方麵提出了獨到見解，為唐朝初期的發展規劃了清晰的路徑，展現出他對複雜局勢敏銳的洞察力。
這些奏疏綜合來看，反映出魏征對時政精準的把握，對君主品德塑造以及治國策略的深刻思考。他站在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憑借自己深厚的學識與豐富的閱曆，為唐朝的穩定繁榮不斷貢獻智慧，其思想的光輝透過這些文字，跨越千年歲月，至今仍能給後人諸多啟發，成為治國理政領域的寶貴財富。
除了在政治上有著卓越的建樹外，魏征在文學方麵同樣有著不容忽視的成就，其著作被後世整理輯存，流傳至今，讓人們得以從文學的視角進一步領略這位大家的風采。
《魏鄭公文集》收錄了魏征的諸多散文作品，這些散文以議論見長，往往通過生動形象的比喻來闡述深刻的道理，辭約意深，有著獨特的藝術魅力。例如在奏疏中的諸多表述，將治國安邦的大道理與常見的自然現象、生活常理相結合，深入淺出，令人讀來既能理解其中深意，又能感受到文字的巧妙運用。像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這樣的語句，用簡單的比喻把複雜的治國理念具象化，易於理解且印象深刻，足見其文學功底之深厚。
還有《魏鄭公詩集》，留存著魏征創作的詩歌作品，展現出他在詩歌領域的別樣才情。其詩歌主題廣泛，或借景抒情，表達自己對世事的感慨與人生的思考；或托物言誌，展現自己的誌向與情懷。雖然曆經歲月流傳下來的詩作數量或許不算極為豐富，但每一篇都有著較高的文學價值，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文學風貌以及魏征本人的文學素養。
這些文集詩集的存在，豐富了人們對魏征的認知，讓他在曆史上不僅是以傑出政治家的形象被銘記，更是作為一位有著斐然文學成就的大家而被人傳頌。他的文學作品和其政治功績一樣，成為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璀璨明珠，供後人欣賞、學習與研究，持續散發著熠熠光輝。
公元643年，唐貞觀十七年。六十四歲的魏征病重，將不久於人世。李世民聞訊後，親自到魏征家中探視，屏退左右侍從，與他交談良久，方才迴宮。
不久，魏征逝世的消息傳到宮中，李世民親臨其喪禮，痛哭流涕，為魏征廢朝五天，並令內外百官與在長安的朝集使一同前來參加喪禮，太子李承乾在西華堂為他舉哀。隨後，李世民下詔追贈魏征為司空、相州都督，賜諡號“文貞”。同時賜羽葆、鼓吹，加班劍四十人，贈絹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允許他陪葬昭陵。
同年，李世民命將作少監閻立本畫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置入淩煙閣，是為淩煙閣二十四功臣，魏征位列第四。李世民望著淩煙閣的魏征畫像思緒萬千，遂吟詩道：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台上，空對餘形無複人。
魏征一生以直言敢諫而聞名，與唐太宗李世民之間留下諸多佳話。然而魏征去世後，卻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故。
魏征生前德高望重，被李世民指定為太子李承乾的老師，希望能引導李承乾走上正途。可魏征去世後不久，太子李承乾竟卷入了謀反事件。而謀反事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杜正倫與侯君集，皆是魏征生前大力保舉推薦的。這讓李世民大為不滿，覺得自己讓魏征教導太子，結果太子卻謀反，讓他推薦人才，推薦之人卻圖謀不軌，心中的憤怒與失望交織。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褚遂良曾揭發魏征私下將自己的諫言編撰成集，準備傳於後世，這一舉動讓李世民覺得魏征或許並非完全是出於為天下考慮的 純臣，而是有著 以直邀寵”的嫌疑，這動搖了李世民一直以來寬容魏征的基礎。
同時，當時為了能讓新立的太子李治坐穩位置，李世民需要對前太子李承乾的勢力進行打壓，而魏征作為被朝廷公認的太子李承乾的最大保護傘，自然也成為了被針對的對象。
多重因素疊加之下，李世民一時氣憤，做出了推倒魏征墓碑、取消魏征長子與公主婚約的決定，使得曾經備受榮寵、風光無限的魏征，在死後遭遇了這樣的奇恥大辱，也為這段原本的君臣佳話添上了一抹波折且令人唏噓的色彩。
不過，這一事件背後或許也存在著李世民一時的誤解，畢竟魏征已經去世，無法再為自己辯駁，而那些所謂的證據也未必就能完全證明魏征存有不良居心，或許隻是各種利益、局勢交織下產生的誤會罷了。
公元645年，唐貞觀十九年。情況又發生了轉變。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失敗後，在挫折之中越發懷念魏征的直言敢諫，不禁感歎若是魏征還在世，定然不會讓自己犯下這樣的錯誤。此時的他，迴想起魏征往昔的諸多諫言以及對自己、對大唐的貢獻，意識到自己當初推倒魏征墓碑的舉動或許過於衝動了，心中滿是懊悔。於是，李世民下令重新修建魏征的墓地，並且親自題寫了墓碑，恢複了魏征應有的身後榮耀。
縱觀魏征的一生，他對唐朝、對李世民、對 “貞觀之治” 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以儒家 “仁德” 與 “信義” 的思想，助力李世民推行治國之策，讓唐朝在大亂之後迅速趨於安定，外邦紛紛來朝賀，就連一直與唐朝為敵的突厥，都開始認同並歸附，展現出大唐的強盛與威望。在朝堂之上，魏征不顧李世民的龍顏，犯顏直諫多達數十次之多，呈送給唐太宗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諫諍之言總計 數十餘萬言，其《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等奏疏，皆是言辭懇切、邏輯嚴密，旨在勸諫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厚積德義，讓李世民能時刻警醒，及時改正自身的不足之處。同時，魏征還積極參與朝政諸多事務，在校定古籍、編撰史書方麵貢獻卓越。在人才選拔任用方麵，提倡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為朝廷匯聚了眾多賢能之士。
後世對魏征更是讚譽有加，稱他為 “一代名相”、“千秋金諫”，將他比作李世民的 “人鏡”，這些高度的讚譽足以證明他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魏征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忠臣與諫臣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