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勞苦功高的大唐開國元勳，也是唐高祖李淵的首席謀臣，還是大唐開國第一冤案的主人公。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協助李淵奠定大唐基業。他披甲執戈，身先士卒，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戰功。他性格忠烈，胸懷坦蕩，最終卻因讒言隕落。
他就是因亂發牢騷而死於非命的大唐魯國公——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世居京兆武功（今陝西省武功縣），隋末唐初政治家，謀略家，大唐開國元勳，李淵的首席謀臣。
公元568年，北周天和三年。劉文靜出生在陝西省武功縣的一個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劉懿用，曾任石州刺史。他的父親劉韶，是隋朝的將領。劉文靜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聰慧機敏，博覽經史，對天下局勢有著敏銳的洞察力。
後來劉文靜的父親在戰場上陣亡殉國，被隋朝追贈為儀同三司（儀同三司?是指非三公而給予與三公同等的待遇的官員，魏晉以後，?儀同三司?通常授予開府置官屬的將軍）。劉文靜長大後，世襲父職，接任了父親的官位。他姿儀俊偉，才幹突出，生性倜儻而有權謀。《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
隋朝末年時，劉文靜擔任晉陽（今山西太原）縣令，與時任晉陽宮監的裴寂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兩人時常談論天下大勢，抒發彼此心中的抱負。
公元617年，隋大業十三年。唐國公李淵出任太原留守，劉文靜看出李淵胸懷大誌，便與其結交。他對李淵的次子李世民非常讚賞，認為李世民胸懷大誌、有雄才大略，絕非池中之物，而李世民也對劉文靜的遠見卓識和非凡謀略頗為欣賞，兩人相知相惜，這為他們日後攜手共創大業奠定了基礎。
後來，李密在瓦崗寨勢力漸大，劉文靜因與李密有姻親關係而受到牽連，被隋煬帝下令囚禁於太原獄中。然而，這看似是一場牢獄之災，卻成為了劉文靜命運的重要轉折點。
李世民深知劉文靜的才能，特意前往獄中探望。在獄中，二人進行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密談。劉文靜詳細地分析了當時的局勢，他指出，如今隋煬帝無道，天下大亂，各路起義軍紛紛而起，隋朝的統治已經名存實亡。而太原地區地勢險要，兵強馬壯，李淵父子又深得民心，如果能夠順應時勢，高舉義旗，必能成就一番大業。
李世民對劉文靜的分析深以為然，二人一拍即合，決定共同勸說李淵起兵反隋。《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 州郡、小盜阻澤山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唿，則 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複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 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
此後，李世民部署賓客，暗中籌劃起義，準備待機而起，但卻擔心李淵不同意。劉文靜知道李淵與裴寂交好，便將裴寂介紹給李世民，三人一同謀劃。
此時，太原副留守高君雅被突厥擊敗，李淵也因此獲罪，李世民便讓劉文靜與裴寂去勸說李淵起兵。李淵雖對隋朝的現狀有所不滿，但他深知起兵造反的風險極高，一旦失敗，必將株連九族。劉文靜深知李淵的顧慮，於是與李世民商議，精心策劃了一場巧妙的計謀。他們利用李淵與裴寂之間的深厚友誼，買通裴寂，讓其安排李淵在晉陽宮飲酒作樂。在李淵沉醉之際，安排宮女侍奉其左右。李淵酒醒後，驚恐萬分，因為在封建禮教森嚴的時代，此舉無疑是犯下了彌天大罪。
關鍵時刻，劉文靜與裴寂一同出麵，向李淵攤牌，指出其已犯下不可饒恕的死罪，如今唯有起兵反隋，推翻隋朝的腐朽統治，方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李淵在走投無路之下，無奈地接受了起兵的建議。
這一計謀雖然看似有些逼迫的成分，但卻成功地打破了李淵的心理防線，促使他邁出了晉陽起兵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第一步。倘若沒有劉文靜的敏銳洞察和巧妙謀劃，李淵父子或許仍會在猶豫中錯失良機。
在晉陽起兵的籌備階段，劉文靜還主動挑起了一項極為艱巨且關鍵的外交使命——出使突厥。當時，突厥作為北方的強大遊牧民族，擁有雄厚的軍事力量，對中原地區一直虎視眈眈，時常侵擾邊境。若在起兵之時，不能妥善處理與突厥的關係，唐朝的後方將麵臨巨大的威脅，甚至可能在起兵之初就遭受突厥的致命打擊。
劉文靜帶著李世民的殷切囑托，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前往突厥可汗營帳的征程。見到突厥可汗後，劉文靜憑借著自己卓越的智慧和出眾的口才，深入淺出地分析了天下局勢。他向突厥可汗闡述了李淵起兵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強調李淵並非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拯救天下蒼生，推翻隋煬帝的暴政。
同時，他還巧妙地利用突厥人逐利的心理，承諾在唐朝推翻隋朝後，將與突厥共享戰利品，給予突厥豐厚的物資迴報。突厥可汗被劉文靜的言辭所打動，經過深思熟慮，最終同意與李淵結盟。不僅如此，突厥可汗還派遣了騎兵協助李淵作戰，這無疑為李淵的起義軍增添了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
劉文靜的這次出使，成功地將一個潛在的強大敵人轉化為盟友，穩定了晉陽起兵的後方，為起義軍的順利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條件。在唐朝開國的曆史進程中，這一外交成果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它使得唐朝在起兵初期能夠集中精力對付隋朝的軍隊，避免了腹背受敵的困境，為後續的軍事行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劉文靜的外交策略不僅在晉陽起兵階段發揮了關鍵作用，其影響還深遠地貫穿於唐朝開國後的一係列軍事行動和國家發展之中。通過與突厥的聯盟，唐朝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北方邊境的相對穩定，使得唐朝能夠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到中原地區的統一戰爭中。在後續對其他割據勢力的征戰中，唐朝無需過多擔憂突厥的突然襲擊，能夠更加從容地製定戰略戰術，調遣軍隊作戰。
李淵起兵後，自稱大將軍，長子李建成為左領軍大都督，次子李世民為右領軍大都督。劉文靜被封為大將軍府司馬，隨李淵父子率領大軍踏上了西取關中的征程。
關中地區，地勢險要，四周山水環繞，易守難攻，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占據關中，不僅能夠獲得豐富的物資資源和堅實的戰略後方，還能在政治上占據有利地位，對全國局勢產生重要的影響力。
在進軍關中的途中，劉文靜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軍事才能，多次為李淵出謀劃策，協助他應對隋軍的頑強抵抗。劉文靜還親自率軍作戰，帶領唐軍在潼關與武牙郎將桑顯和苦戰，死傷數千人，他趁隋軍稍怠之時，暗中派遣奇兵掩襲其後，終於大敗桑顯和。當時，屈突通尚有數萬兵馬，企圖逃迴東都（今河南洛陽），結果被劉文靜派兵追上。最終，屈突通被俘，新安以西地區全部平定，為李淵進入長安鋪平了道路。
公元618年，隋大業十四年。隋煬帝楊廣在江都被殺，李淵在長安接受楊侑禪位，建國號唐，改元武德，是為唐高祖。李淵稱帝後，劉文靜被任命為納言，成為宰相。他作為太原元謀功臣，還與秦王李世民、裴寂一同得到“恕二死”的特權。
當時朝廷初建，麵臨著諸多政治製度的建設和政權架構的搭建任務。劉文靜憑借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積極協助李淵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政治體係。
李淵命劉文靜與朝中學識淵博之人修正《開皇律》，以此作為通法。同時，劉文靜還參與了唐朝官製的製定，明確了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權力範圍，使得唐朝政府在成立之初便能有序地運轉。
在地方行政製度方麵，劉文靜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如加強對地方的管理和控製，設立州縣等行政機構，選派得力官員進行治理，確保了唐朝在地方上的統治穩定。此外，他還關注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主張廣納賢才，不論出身貴賤，隻要有才能，都應得到重用。這一理念為唐朝初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為唐朝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同年，西北邊疆的薛舉勢力迅速崛起，成為唐朝的心腹大患。薛舉擁兵自重，野心勃勃，企圖趁唐朝立足未穩之際，揮師東進，奪取關中地區，進而稱霸中原。李淵任命李世民為元帥，讓他率軍征討薛舉，李世民以劉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隨軍出征。
在征戰薛舉的過程中，李世民因身患瘧疾，將軍中事務委托給劉文靜與司馬殷開山，並告誡他們，薛舉孤軍深入，糧草不足，難以持久，千萬不要和他交戰。等自己病好了，再出兵不遲。
但是，劉文靜和殷開山並沒有聽從李世民的警告，他們率大軍在高墌西南的淺水源列陣，與薛舉展開激戰。結果劉文靜和殷開山大敗，唐軍的八大總管全部潰敗，超過半數以上的士兵陣亡，大將軍劉弘基、李安遠等人全部被俘。鑒於此，李世民隻好率軍撤迴長安。
迴到長安後，劉文靜被削職除名。
淺水源的失敗，給了李唐王朝一記重創，同時李淵也越發覺得，薛舉不死，他永遠都寢食難安。但令李淵意外和驚喜的是，就在薛舉攜淺水源之威準備大舉進攻長安時，他自己卻病死了。
不久，劉文靜再次隨李世民征討西秦，西秦平定後。劉文靜因功恢複爵位、封邑，並被拜為民部尚書，領陝東道行台左仆射。
劉文靜與李世民之間有著深厚的情誼和緊密的政治聯係。在唐朝開國的政治格局中，他積極支持李世民集團的崛起，成為李世民的重要謀士和政治盟友。他在李淵麵前多次舉薦李世民的才能和功績，為李世民在唐朝政治舞台上贏得了更多的認可和支持。
然而，隨著唐朝的建立和發展，劉文靜與裴寂之間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
裴寂與李淵的關係更為親近，唐朝建立後，裴寂憑借著李淵的信任，在朝廷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官至尚書右仆射。而劉文靜認為自己的才能和功勞遠在裴寂之上，卻在官職和待遇上不如裴寂，心中深感不滿。這種不滿情緒逐漸在他心中積累，最終導致他在言語和行為上對裴寂表現出了明顯的敵意。
劉文靜常常在議論朝政時與裴寂對立，凡是裴寂讚同的都要加以反對，二人之間從此矛盾頗深。《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
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劉文靜隨李世民鎮守長春宮，在一次宴會上，他酒後狂言，拔刀擊柱，稱定要斬殺裴寂。恰巧家中幾次發生妖祟之事，劉文起便召來巫師在夜間披發銜刀作法驅除妖孽。這時，劉文靜有個失寵的小妾將此事告訴其兄，讓他向皇帝告密，誣稱劉文靜謀反。
李淵將劉文靜交付屬吏審訊。在審訊過程中，劉文靜直言，太原起兵時，我是司馬，與長史裴寂地位相當。而今裴寂官居仆射，而我的官銜與賞賜卻遠不如他。我東征西討，家屬卻無所庇護，確有不滿之心。
劉文靜表麵上是抱怨裴寂，實際上是抱怨李淵，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是李淵造成的，而不是裴寂，李淵豈能聽不出來劉文靜的怨言，而且李淵心中早就對劉文靜不滿了，再加上裴寂一心想要置劉文靜於死地，使勁在李淵跟前進讒言，於是李淵決定對劉文靜下手。
即使蕭瑀、李綱、李世民等人都認為劉文靜隻是嫉妒裴寂，並無謀反之心，替他求情，但都無濟於事。
最終，李淵下詔將劉文靜處斬，時年五十二歲，並抄沒其家產。《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懸隔，止以文靜為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複粗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
劉文靜被李淵以謀反罪處死，這一結局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深感惋惜。
從政治因素來看，劉文靜之死源於黨爭。
劉文靜與裴寂曾為好友，但後來因各種緣由產生矛盾，進而演變為激烈的黨爭。裴寂深得李淵信任，而劉文靜自認為功勞不遜於裴寂，卻在待遇和地位上與裴寂相差甚遠，心中頗感不滿。二人常在朝堂之上爭執不休，這種朝廷內部的分裂與爭鬥不利於政權穩定。李淵為維護朝堂平衡，必須對這種局麵加以處置。再者，劉文靜是李世民的心腹，裴寂則支持太子李建成。劉文靜與裴寂的黨爭，實質也是李建成與李世民的黨爭。隨著李世民軍功日盛，勢力逐漸壯大，對太子之位構成威脅，李淵也感受到了這種潛在危機。劉文靜作為李世民陣營的重要人物，其存在被李淵視為對太子地位以及自身皇權的潛在威脅，因此李淵萌生出除掉劉文靜以打壓李世民勢力的念頭。
從個人因素而言，劉文靜自身性格及言行存在問題。
劉文靜自恃有開國之功，在言行上較為張揚，不夠謹慎。他曾在酒後情緒激動地表示要斬殺裴寂，雖可能隻是一時氣話，但在政治環境中，這種言論被視為對朝廷大臣的威脅，也讓李淵對他的忠誠度產生懷疑。當時唐朝初立，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政權尚不穩固。李淵需要確保朝廷內部團結一致，對於可能導致朝廷內部分裂和動蕩的因素，會第一時間予以消除。李淵處死劉文靜這位開國功臣，可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震懾其他官員不要結黨營私、輕舉妄動。
所以，李淵處死劉文靜是多方麵因素交織的結果，既有政治鬥爭的因素，也有劉文靜的個人行為因素。劉文靜之死被稱為大唐開國第一冤案，這一事件不僅是他個人命運的悲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初期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故而劉文靜在臨刑之時才會撫膺長歎道：“高鳥盡，良弓藏。’此言不虛啊！”
縱觀劉文靜的一生，他在唐朝開國過程中的功勞是多方麵且不可替代的。他作為晉陽起兵的首要謀劃者，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巧妙的計謀，推動李淵父子走上反隋之路；他作為出色的外交戰略家，出使突厥，化敵為盟，為唐朝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在軍事征程中，他戰功赫赫，無論是西取關中還是征討西秦，都展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在政治格局中，他積極協助李淵建立政權架構，並為李世民集團的崛起助力，推動了唐朝政治的發展與變革。
他既是文治之才，也是武功之將，更是忠誠之士。
他就是因亂發牢騷而死於非命的大唐魯國公——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世居京兆武功（今陝西省武功縣），隋末唐初政治家，謀略家，大唐開國元勳，李淵的首席謀臣。
公元568年，北周天和三年。劉文靜出生在陝西省武功縣的一個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劉懿用，曾任石州刺史。他的父親劉韶，是隋朝的將領。劉文靜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聰慧機敏，博覽經史，對天下局勢有著敏銳的洞察力。
後來劉文靜的父親在戰場上陣亡殉國，被隋朝追贈為儀同三司（儀同三司?是指非三公而給予與三公同等的待遇的官員，魏晉以後，?儀同三司?通常授予開府置官屬的將軍）。劉文靜長大後，世襲父職，接任了父親的官位。他姿儀俊偉，才幹突出，生性倜儻而有權謀。《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
隋朝末年時，劉文靜擔任晉陽（今山西太原）縣令，與時任晉陽宮監的裴寂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兩人時常談論天下大勢，抒發彼此心中的抱負。
公元617年，隋大業十三年。唐國公李淵出任太原留守，劉文靜看出李淵胸懷大誌，便與其結交。他對李淵的次子李世民非常讚賞，認為李世民胸懷大誌、有雄才大略，絕非池中之物，而李世民也對劉文靜的遠見卓識和非凡謀略頗為欣賞，兩人相知相惜，這為他們日後攜手共創大業奠定了基礎。
後來，李密在瓦崗寨勢力漸大，劉文靜因與李密有姻親關係而受到牽連，被隋煬帝下令囚禁於太原獄中。然而，這看似是一場牢獄之災，卻成為了劉文靜命運的重要轉折點。
李世民深知劉文靜的才能，特意前往獄中探望。在獄中，二人進行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密談。劉文靜詳細地分析了當時的局勢，他指出，如今隋煬帝無道，天下大亂，各路起義軍紛紛而起，隋朝的統治已經名存實亡。而太原地區地勢險要，兵強馬壯，李淵父子又深得民心，如果能夠順應時勢，高舉義旗，必能成就一番大業。
李世民對劉文靜的分析深以為然，二人一拍即合，決定共同勸說李淵起兵反隋。《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 州郡、小盜阻澤山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唿，則 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複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 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
此後，李世民部署賓客，暗中籌劃起義，準備待機而起，但卻擔心李淵不同意。劉文靜知道李淵與裴寂交好，便將裴寂介紹給李世民，三人一同謀劃。
此時，太原副留守高君雅被突厥擊敗，李淵也因此獲罪，李世民便讓劉文靜與裴寂去勸說李淵起兵。李淵雖對隋朝的現狀有所不滿，但他深知起兵造反的風險極高，一旦失敗，必將株連九族。劉文靜深知李淵的顧慮，於是與李世民商議，精心策劃了一場巧妙的計謀。他們利用李淵與裴寂之間的深厚友誼，買通裴寂，讓其安排李淵在晉陽宮飲酒作樂。在李淵沉醉之際，安排宮女侍奉其左右。李淵酒醒後，驚恐萬分，因為在封建禮教森嚴的時代，此舉無疑是犯下了彌天大罪。
關鍵時刻，劉文靜與裴寂一同出麵，向李淵攤牌，指出其已犯下不可饒恕的死罪，如今唯有起兵反隋，推翻隋朝的腐朽統治，方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李淵在走投無路之下，無奈地接受了起兵的建議。
這一計謀雖然看似有些逼迫的成分，但卻成功地打破了李淵的心理防線，促使他邁出了晉陽起兵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第一步。倘若沒有劉文靜的敏銳洞察和巧妙謀劃，李淵父子或許仍會在猶豫中錯失良機。
在晉陽起兵的籌備階段，劉文靜還主動挑起了一項極為艱巨且關鍵的外交使命——出使突厥。當時，突厥作為北方的強大遊牧民族，擁有雄厚的軍事力量，對中原地區一直虎視眈眈，時常侵擾邊境。若在起兵之時，不能妥善處理與突厥的關係，唐朝的後方將麵臨巨大的威脅，甚至可能在起兵之初就遭受突厥的致命打擊。
劉文靜帶著李世民的殷切囑托，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前往突厥可汗營帳的征程。見到突厥可汗後，劉文靜憑借著自己卓越的智慧和出眾的口才，深入淺出地分析了天下局勢。他向突厥可汗闡述了李淵起兵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強調李淵並非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拯救天下蒼生，推翻隋煬帝的暴政。
同時，他還巧妙地利用突厥人逐利的心理，承諾在唐朝推翻隋朝後，將與突厥共享戰利品，給予突厥豐厚的物資迴報。突厥可汗被劉文靜的言辭所打動，經過深思熟慮，最終同意與李淵結盟。不僅如此，突厥可汗還派遣了騎兵協助李淵作戰，這無疑為李淵的起義軍增添了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
劉文靜的這次出使，成功地將一個潛在的強大敵人轉化為盟友，穩定了晉陽起兵的後方，為起義軍的順利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條件。在唐朝開國的曆史進程中，這一外交成果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它使得唐朝在起兵初期能夠集中精力對付隋朝的軍隊，避免了腹背受敵的困境，為後續的軍事行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劉文靜的外交策略不僅在晉陽起兵階段發揮了關鍵作用，其影響還深遠地貫穿於唐朝開國後的一係列軍事行動和國家發展之中。通過與突厥的聯盟，唐朝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北方邊境的相對穩定，使得唐朝能夠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到中原地區的統一戰爭中。在後續對其他割據勢力的征戰中，唐朝無需過多擔憂突厥的突然襲擊，能夠更加從容地製定戰略戰術，調遣軍隊作戰。
李淵起兵後，自稱大將軍，長子李建成為左領軍大都督，次子李世民為右領軍大都督。劉文靜被封為大將軍府司馬，隨李淵父子率領大軍踏上了西取關中的征程。
關中地區，地勢險要，四周山水環繞，易守難攻，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占據關中，不僅能夠獲得豐富的物資資源和堅實的戰略後方，還能在政治上占據有利地位，對全國局勢產生重要的影響力。
在進軍關中的途中，劉文靜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軍事才能，多次為李淵出謀劃策，協助他應對隋軍的頑強抵抗。劉文靜還親自率軍作戰，帶領唐軍在潼關與武牙郎將桑顯和苦戰，死傷數千人，他趁隋軍稍怠之時，暗中派遣奇兵掩襲其後，終於大敗桑顯和。當時，屈突通尚有數萬兵馬，企圖逃迴東都（今河南洛陽），結果被劉文靜派兵追上。最終，屈突通被俘，新安以西地區全部平定，為李淵進入長安鋪平了道路。
公元618年，隋大業十四年。隋煬帝楊廣在江都被殺，李淵在長安接受楊侑禪位，建國號唐，改元武德，是為唐高祖。李淵稱帝後，劉文靜被任命為納言，成為宰相。他作為太原元謀功臣，還與秦王李世民、裴寂一同得到“恕二死”的特權。
當時朝廷初建，麵臨著諸多政治製度的建設和政權架構的搭建任務。劉文靜憑借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積極協助李淵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政治體係。
李淵命劉文靜與朝中學識淵博之人修正《開皇律》，以此作為通法。同時，劉文靜還參與了唐朝官製的製定，明確了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權力範圍，使得唐朝政府在成立之初便能有序地運轉。
在地方行政製度方麵，劉文靜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如加強對地方的管理和控製，設立州縣等行政機構，選派得力官員進行治理，確保了唐朝在地方上的統治穩定。此外，他還關注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主張廣納賢才，不論出身貴賤，隻要有才能，都應得到重用。這一理念為唐朝初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為唐朝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同年，西北邊疆的薛舉勢力迅速崛起，成為唐朝的心腹大患。薛舉擁兵自重，野心勃勃，企圖趁唐朝立足未穩之際，揮師東進，奪取關中地區，進而稱霸中原。李淵任命李世民為元帥，讓他率軍征討薛舉，李世民以劉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隨軍出征。
在征戰薛舉的過程中，李世民因身患瘧疾，將軍中事務委托給劉文靜與司馬殷開山，並告誡他們，薛舉孤軍深入，糧草不足，難以持久，千萬不要和他交戰。等自己病好了，再出兵不遲。
但是，劉文靜和殷開山並沒有聽從李世民的警告，他們率大軍在高墌西南的淺水源列陣，與薛舉展開激戰。結果劉文靜和殷開山大敗，唐軍的八大總管全部潰敗，超過半數以上的士兵陣亡，大將軍劉弘基、李安遠等人全部被俘。鑒於此，李世民隻好率軍撤迴長安。
迴到長安後，劉文靜被削職除名。
淺水源的失敗，給了李唐王朝一記重創，同時李淵也越發覺得，薛舉不死，他永遠都寢食難安。但令李淵意外和驚喜的是，就在薛舉攜淺水源之威準備大舉進攻長安時，他自己卻病死了。
不久，劉文靜再次隨李世民征討西秦，西秦平定後。劉文靜因功恢複爵位、封邑，並被拜為民部尚書，領陝東道行台左仆射。
劉文靜與李世民之間有著深厚的情誼和緊密的政治聯係。在唐朝開國的政治格局中，他積極支持李世民集團的崛起，成為李世民的重要謀士和政治盟友。他在李淵麵前多次舉薦李世民的才能和功績，為李世民在唐朝政治舞台上贏得了更多的認可和支持。
然而，隨著唐朝的建立和發展，劉文靜與裴寂之間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
裴寂與李淵的關係更為親近，唐朝建立後，裴寂憑借著李淵的信任，在朝廷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官至尚書右仆射。而劉文靜認為自己的才能和功勞遠在裴寂之上，卻在官職和待遇上不如裴寂，心中深感不滿。這種不滿情緒逐漸在他心中積累，最終導致他在言語和行為上對裴寂表現出了明顯的敵意。
劉文靜常常在議論朝政時與裴寂對立，凡是裴寂讚同的都要加以反對，二人之間從此矛盾頗深。《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
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劉文靜隨李世民鎮守長春宮，在一次宴會上，他酒後狂言，拔刀擊柱，稱定要斬殺裴寂。恰巧家中幾次發生妖祟之事，劉文起便召來巫師在夜間披發銜刀作法驅除妖孽。這時，劉文靜有個失寵的小妾將此事告訴其兄，讓他向皇帝告密，誣稱劉文靜謀反。
李淵將劉文靜交付屬吏審訊。在審訊過程中，劉文靜直言，太原起兵時，我是司馬，與長史裴寂地位相當。而今裴寂官居仆射，而我的官銜與賞賜卻遠不如他。我東征西討，家屬卻無所庇護，確有不滿之心。
劉文靜表麵上是抱怨裴寂，實際上是抱怨李淵，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是李淵造成的，而不是裴寂，李淵豈能聽不出來劉文靜的怨言，而且李淵心中早就對劉文靜不滿了，再加上裴寂一心想要置劉文靜於死地，使勁在李淵跟前進讒言，於是李淵決定對劉文靜下手。
即使蕭瑀、李綱、李世民等人都認為劉文靜隻是嫉妒裴寂，並無謀反之心，替他求情，但都無濟於事。
最終，李淵下詔將劉文靜處斬，時年五十二歲，並抄沒其家產。《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懸隔，止以文靜為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複粗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
劉文靜被李淵以謀反罪處死，這一結局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深感惋惜。
從政治因素來看，劉文靜之死源於黨爭。
劉文靜與裴寂曾為好友，但後來因各種緣由產生矛盾，進而演變為激烈的黨爭。裴寂深得李淵信任，而劉文靜自認為功勞不遜於裴寂，卻在待遇和地位上與裴寂相差甚遠，心中頗感不滿。二人常在朝堂之上爭執不休，這種朝廷內部的分裂與爭鬥不利於政權穩定。李淵為維護朝堂平衡，必須對這種局麵加以處置。再者，劉文靜是李世民的心腹，裴寂則支持太子李建成。劉文靜與裴寂的黨爭，實質也是李建成與李世民的黨爭。隨著李世民軍功日盛，勢力逐漸壯大，對太子之位構成威脅，李淵也感受到了這種潛在危機。劉文靜作為李世民陣營的重要人物，其存在被李淵視為對太子地位以及自身皇權的潛在威脅，因此李淵萌生出除掉劉文靜以打壓李世民勢力的念頭。
從個人因素而言，劉文靜自身性格及言行存在問題。
劉文靜自恃有開國之功，在言行上較為張揚，不夠謹慎。他曾在酒後情緒激動地表示要斬殺裴寂，雖可能隻是一時氣話，但在政治環境中，這種言論被視為對朝廷大臣的威脅，也讓李淵對他的忠誠度產生懷疑。當時唐朝初立，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政權尚不穩固。李淵需要確保朝廷內部團結一致，對於可能導致朝廷內部分裂和動蕩的因素，會第一時間予以消除。李淵處死劉文靜這位開國功臣，可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震懾其他官員不要結黨營私、輕舉妄動。
所以，李淵處死劉文靜是多方麵因素交織的結果，既有政治鬥爭的因素，也有劉文靜的個人行為因素。劉文靜之死被稱為大唐開國第一冤案，這一事件不僅是他個人命運的悲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初期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故而劉文靜在臨刑之時才會撫膺長歎道：“高鳥盡，良弓藏。’此言不虛啊！”
縱觀劉文靜的一生，他在唐朝開國過程中的功勞是多方麵且不可替代的。他作為晉陽起兵的首要謀劃者，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巧妙的計謀，推動李淵父子走上反隋之路；他作為出色的外交戰略家，出使突厥，化敵為盟，為唐朝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在軍事征程中，他戰功赫赫，無論是西取關中還是征討西秦，都展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在政治格局中，他積極協助李淵建立政權架構，並為李世民集團的崛起助力，推動了唐朝政治的發展與變革。
他既是文治之才，也是武功之將，更是忠誠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