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晉元帝司馬睿的首席謀士，也是奠定東晉立國基礎的社稷之臣。他曆仕三帝，執政兩朝，是東晉政壇的不倒翁，也是東晉政權穩定的關鍵人物。他才華橫溢，運籌帷幄，是平衡南北士族的潤滑劑，也是中華文化得以續延的民族功臣。
他就是東晉中興第一名臣——王導。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動蕩分裂、政權更迭頻繁的時代。西晉短暫統一後，因八王之亂等一係列內部紛爭，迅速走向衰落。北方少數民族趁機大規模南下，中原大地陷入了 “永嘉之亂” 的戰火之中。在這一曆史的巨大變革與混亂時期，王導宛如一位卓越的舵手，在江東地區撐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成為東晉王朝崛起與穩定發展的核心人物。
王導，字茂弘，小字赤龍 ，琅琊郡臨沂縣人。東晉開國元勳，政治家，軍事家，書法家，官至大司馬、丞相，晉元帝司馬睿的首席謀士。
公元 276 年，鹹寧二年。王導出身於琅琊王氏家族，他的祖父王覽是西晉的光祿大夫，他的父親王裁曾任鎮軍將軍司馬。
琅琊王氏在當時聲望極高且底蘊深厚，自漢代以來，家族成員在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皆建樹頗豐。其家族重視儒學教育，培育出眾多才德兼備的子弟。憑借世代積累的德行與功績，琅琊王氏在地方上擁有廣泛的影響力與號召力。
王導自幼生長於充滿濃厚文化氛圍與優越政治資源的家族環境中，深受良好教育與熏陶。他勤奮好學，博覽經史，對儒家經典、諸子百家以及曆代政治得失皆有深入研究與深刻理解。十四歲時，王導便得到陳留高士張公的極高評價，稱讚他是將相之人才。《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誌氣，將相之器也」”。
後來，王導世襲了祖父王覽的爵位，又被司空劉寔任命為東閣祭酒、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等職，但均未赴任。隨後，他應東海王司馬越之邀，擔任參軍之職。
琅琊郡當時屬於琅玡王司馬睿的封地，所以王導與司馬睿很早就相識相交，兩人情同摯友。王導預感到天下將亂，於是懷著興複朝綱的意願，決心輔佐司馬睿。在司馬睿還居住在洛陽時，王導就多次勸他迴歸藩國。司馬睿讚成王導的主張，但是一直找不到迴藩國的機會。
公元 305 年，永興二年。司馬越任命司馬睿為平東將軍，出鎮下邳，後遷為安東將軍。司馬睿邀請王導擔任自己的司馬，軍事謀劃，全都聽從王導的安排。《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
西晉末年，北方陷入混亂與戰火。中原地區的世家大族與百姓紛紛為躲避戰亂而南遷。王導審時度勢，覺察到江東地區擁有獨特地理優勢與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極具成為新政治中心的潛力。他極力勸說琅琊王司馬睿移鎮建康（今南京），以圖在江東地區建立根基，保存晉室的血脈與實力。這一決策在當時意義重大，它不僅使司馬睿及其所代表的晉室勢力得以避開北方的戰亂鋒芒，為東晉政權的建立提供了地理依托，同時也帶動了大量北方士族與民眾的南遷，促進了南北文化與經濟的交流與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格局。
公元 307 年，永嘉元年。司馬越改任司馬睿為安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等職，司馬睿出鎮建業，王導跟隨南渡，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 “衣冠南渡”。
司馬睿和王導初來江東時，麵臨諸多困難與挑戰。
江東士族對他們並不待見，視他們為流亡者。王導深知，要想在江東地區建立起穩固的政權，必須凝聚各方人心。於是，王導一方麵積極與南方士族進行溝通與交流，他憑借自己的智慧與風度，贏得了顧榮、賀循等南方士族領袖的信任與支持。通過他們的影響力，逐漸使南方士族對司馬睿政權的態度發生轉變，開始積極參與到政權建設中來。另一方麵，王導大力安撫南遷的北方士族，為他們提供土地、住所等生活保障，幫助他們在江東地區重新安頓下來。
同時，組織各種文化活動與社交聚會，促進北方士族之間以及南北士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營造出一種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
在王導的不懈努力下，司馬睿在江東地區的威望日益提升，贏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擁護。東晉政權正是建立在南北方士族共同鑄就的基石之上，而這塊基石，乃是王導初至江東時便精心鋪設。《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公元 317 年，建興五年。西晉湣帝司馬鄴在長安被匈奴所俘，西晉滅亡。
消息傳來，王導與司馬睿等人抓住時機，在江南地區的世家大族和北方士族的共同擁戴下，司馬睿正式稱帝，建立了東晉政權，定都建康。
在百官朝賀時，司馬睿拉著王導的手，請王導與他一起共坐龍椅，但王導謙讓不敢當，以 “太陽與萬物” 之喻拒絕了司馬睿。《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禦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王導因輔佐之功，被任命為丞相，掌管朝政大權，成為了東晉政權的核心人物之一。
從此，王導開始了他在東晉長達數十年的宰輔生涯，肩負起穩定東晉政局、治理國家的重任。這一年，王導四十二歲。
東晉政權建立之初，麵臨諸多嚴峻挑戰和複雜問題。
內部方麵，南北士族之間雖表麵上達成合作，但由於地域、文化、利益等方麵的差異，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北方士族在南遷過程中，憑借家族威望和政治影響力，在東晉政權中占據重要地位，掌握大量政治資源和軍事權力。而江南士族作為本土勢力，對北方士族的強勢介入難免心存不滿和疑慮，擔心自身利益受損。此外，東晉政權內部還存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如司馬氏宗室與士族之間、不同士族家族之間的爭鬥等，這些內部矛盾嚴重威脅著東晉政權的穩定與團結。
外部方麵，東晉麵臨來自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巨大軍事壓力。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相繼建立多個政權，他們時常南下侵擾東晉邊境，企圖進一步擴大勢力範圍。東晉政權由於偏安江南，國土麵積相對狹小，人口和經濟實力遠不及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軍事對抗上處於明顯劣勢。
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王導充分展現出卓越的政治平衡術和高超的領導才能，通過一係列巧妙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地穩定了東晉的政局。
在處理南北士族關係方麵，王導始終秉持 “鎮之以靜，群情自安” 的原則，采取溫和、包容的政策。
他一方麵努力維護北方士族的利益和地位，保障他們在政治、經濟等方麵的特權，使得北方士族能夠在東晉政權中有歸屬感和安全感。例如，在官員選拔任用方麵，王導傾向於優先考慮北方士族的子弟，讓他們在朝廷中擔任重要官職，從而鞏固北方士族在東晉政權中的根基。
另一方麵，王導也十分注重照顧江南士族的感受和利益，積極推動南北士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他鼓勵南北士族之間相互通婚、結交朋友，促進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同時，在一些地方事務的管理上，王導也適當放權給江南士族，讓他們能夠參與到地方治理中來，分享一定的政治權力。通過這些措施，王導逐漸緩解了南北士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使得雙方能夠在東晉政權中共存共榮，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政治格局。
在平衡宗室與士族權力方麵，王導也表現出極高的政治智慧。
他深知司馬氏宗室作為東晉政權的皇室，其地位和影響力不可忽視，但同時也明白如果宗室權力過大，將會對士族的利益構成威脅，進而引發內部矛盾和鬥爭。因此，王導在處理與司馬氏宗室的關係時，采取了既尊重又製約的策略。
他一方麵對司馬睿表示出絕對的忠誠和敬重，維護皇室的權威和尊嚴，確保皇帝在名義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例如，在朝廷禮儀和政治製度上，王導嚴格遵循封建禮教的規範，強調皇帝的尊貴地位和皇權的神聖性。
另一方麵，王導通過巧妙的政治手段，對司馬氏宗室的權力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製約。他在朝廷中安插了大量自己的心腹和親信，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以此來製衡宗室的權力。同時，王導還利用士族之間的相互製衡關係，避免某一家族或集團的勢力過於強大，從而確保東晉政權的權力平衡和穩定。
在麵對外部軍事壓力時，王導采取以防禦為主、外交為輔的策略。
王導深知東晉在軍事上難以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正麵抗衡，因此主張加強東晉的國防建設，鞏固長江防線，以抵禦北方政權的南下侵擾。在王導的推動下，東晉政府大力修建軍事要塞、整頓軍隊、訓練士兵，提高了東晉的軍事防禦能力。同時，王導也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北方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進行周旋和談判，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來緩解外部軍事壓力。例如，東晉曾與前趙、後趙等政權進行過多次外交接觸，通過互派使者、贈送禮品等方式，維持著一種相對和平的外交關係。盡管這種和平局麵並不穩定，時常會被戰爭所打破，但王導的外交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為東晉贏得了喘息之機，為國內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在穩定東晉政局的同時，王導也十分重視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深知經濟是國家的基礎，文化是民族的靈魂，隻有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東晉才能在亂世中立足並長久發展。
在經濟發展方麵，王導采取了一係列積極有效的措施來促進江南地區的經濟開發與建設。
首先，他大力推行勸課農桑的政策，鼓勵農民開墾荒地、種植農作物，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王導深知農業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他親自到各地視察農業生產情況，了解農民的需求和困難，並及時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幫助。例如，他下令減免農民的賦稅和徭役，為農民提供種子、農具等生產資料，組織農業技術人員向農民傳授先進的種植技術和灌溉方法，從而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江南地區農業的迅速發展。
其次，王導注重發展手工業和商業。江南地區自古以來就有著發達的手工業傳統，如紡織、陶瓷、造船等行業在當時都頗具規模。王導充分利用江南地區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鼓勵手工業者進行技術創新和生產規模的擴大。他對手工業者給予了一定的政策優惠，如減免稅收、提供貸款等，扶持了一批手工業作坊和工場的發展。在商業方麵，王導積極推動江南地區的商業貿易活動，加強了與周邊地區的經濟交流與合作。他下令修建了一批商業集市和港口，改善了交通條件，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和貿易的繁榮。同時，王導還鼓勵商人開展海外貿易，拓展商業市場，使得江南地區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特產得以遠銷海外，不僅為東晉政府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也進一步提升了江南地區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在文化發展方麵，王導更是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東晉時期，江南地區文化繁榮，人才輩出，這與王導的大力倡導和支持密不可分。王導本人就是一位學識淵博、文化素養極高的儒者，他對儒家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倡導下，儒家思想在江南地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弘揚。王導重視教育事業，積極推動學校的建設和教育製度的完善。他在各地設立了許多學府，聘請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擔任教師，招收了大量的學生，傳授儒家經典和各種文化知識。通過這些舉措，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為東晉的文化傳承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儒家文化之外，王導對其他文化流派也持包容和開放的態度。東晉時期，玄學盛行，許多士族文人熱衷於談玄論道，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脫。王導雖然以儒家思想為正統，但他並不排斥玄學的發展，反而與玄學名士們交往密切，經常參與他們的玄學討論和清談活動。在王導的影響下，玄學與儒家思想在東晉時期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此外，佛教在東晉時期也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和發展。王導對佛教文化同樣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尊重，他與一些高僧大德交往甚密，如支遁、慧遠等。他支持佛教寺廟的修建和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使得佛教文化在江南地區得以廣泛傳播，並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東晉時期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文學藝術呈現出繁榮與創新的局麵，這與王導的大力倡導與支持密不可分。
文學方麵，出現了陶淵明、謝靈運等一大批傑出的詩人，他們的詩歌作品風格各異，或清新自然，或豪放飄逸，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藝術方麵，書法、繪畫、音樂等藝術形式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作品備受讚譽，王羲之被譽為 “書聖”，他們的書法風格飄逸灑脫、剛勁有力，對後世書法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繪畫領域則湧現出了顧愷之等著名畫家，他的繪畫作品注重人物神態的刻畫和意境的營造，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王導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有著卓越的成就，他的個人品德和風範也備受後人讚譽。他為人寬厚仁慈，待人真誠友善，具有極高的人格魅力。在東晉朝廷中，王導對待下屬和同僚都十分寬容大度，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恩怨。即使有人對他有所冒犯或得罪，他也總是能夠以大局為重，一笑了之，不予追究。王導的這種寬容大度的胸懷和不計前嫌的品德，贏得了朝廷上下的廣泛尊敬和愛戴，也為他在政治上贏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擁護。
王導生活簡樸，不尚奢華。盡管他身為東晉的丞相，位高權重，掌握著大量的財富和資源，但他卻始終保持著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他的住所簡陋，飲食簡單，衣著樸素，與普通百姓並無太大區別。王導深知國家正處於艱難時期，百姓生活困苦，因此他以身作則，倡導節儉之風，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來影響和帶動朝廷官員和社會風氣的轉變。在他的影響下，東晉初期的官場風氣相對清正廉潔，社會上也形成了一種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良好風尚。
公元 322 年，永昌元年。王敦以反對劉隗、刁協為名舉兵反叛，攻入建康。王導雖是王氏族人，但堅決維護帝室，率家族子弟請罪。司馬睿感其忠誠，下詔嘉獎。王敦得勢後任用王導為尚書令，但王導堅決反對王敦篡位。王敦無法實現他的野心，隻好退迴武昌。王導又上疏建議改革賜諡製度，使無爵位的公卿等文官也能獲得諡號，此建議被采納。
公元 323 年，永昌二年。司馬睿憂憤而死。晉明帝司馬紹繼位，王導輔政，兼任司徒。王敦再次圖謀篡位，王導堅決反擊。後來王敦領兵向京師逼進，當時王敦正患病，王導用計鼓舞士氣，最終晉明帝平定了王敦之亂。
王敦之亂平定後，王導被封為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進位太保，司徒之職依然如前，特許他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但王導堅決推辭不接受。《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
公元 325 年，太寧三年。司馬紹病死，幼主司馬衍繼位，史稱晉成帝，王導受顧命，與司馬羕、庾亮等多位重臣共同輔政。但庾亮很快借帝舅之名和太後之威而獨大，王導的權力受到製衡。
公元 328 年，鹹和三年。曆陽太守蘇峻企圖謀反，庾亮不聽王導等人的勸阻，征蘇峻入朝，企圖騙蘇峻到建康，以便更好地控製他，沒想到此舉引發了 “蘇峻之亂”。蘇峻攻入京城，王導與荀崧、陸曄等人入宮保護司馬衍。蘇峻對王導敬畏有加，並未加害王導，但王導仍積極籌劃營救司馬衍。
公元 329 年，鹹和四年。蘇峻之亂被平息，但此時建康的宮殿與宗廟皆化為灰燼。麵對此景，溫嶠提議遷都至豫章，而三吳地區的豪傑則主張定都會稽，雙方意見相持不下。最終王導力排眾議，阻止了遷都。蘇峻之亂後，國庫枯竭，庫藏隻有布數千匹，國家經費嚴重不足。王導為此十分擔憂，於是他與朝臣同穿粗布做的單衣，建康人士見了都爭相效仿，引起粗布價格暴漲，庫藏布全部賣光，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危機。
王導忠心耿耿，輔佐三朝，功勳卓著，深受晉成帝司馬衍的愛戴。在晉成帝時期，王導真正做到了位極人臣。司馬衍舉行冬祭，特賜祭品予王導，同時免其下拜之禮，王導推辭不受。正月初一王導入朝，司馬衍還親自起來迎接，並以家人禮拜見王導的妻子曹淑。王導平素儉樸寡欲，倉中沒有積蓄的糧米，穿衣不同時穿兩件帛衣。司馬衍知道後，送給他布萬匹，以供他私人開支。王導體弱患病，出席不了朝會，司馬衍就親自到他府中，用輿車將他接到殿裏。司馬衍對王導敬重和尊崇有加。
公元 338 年，鹹康四年。王導轉任中外大都督，進升太傅，並拜為丞相，廢除司徒之職，權力集於丞相一身。同年，王導的妻子曹氏去世，朝廷追贈以金章紫綬。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帝王陵墓，但王導與司馬睿情誼深厚，每有提拔封賞，皆至陵前祭拜，悲痛不已。因此，司馬衍下詔百官皆須拜帝王之陵，此例始於王導。
公元 339 年，鹹康五年。王導病逝，享年六十四歲，諡號 “文獻”。
司馬衍為王導舉哀三日，並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以最高規格的葬禮安葬王導。王導下葬時，賜九遊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自東晉中興以來，沒有可以同王導相比的臣子，司馬衍更是以太牢禮祭祀王導。
縱觀王導的一生，他對東晉政權的建立、穩定與發展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從永嘉南渡的戰略決策，到凝聚南北士族人心、構建東晉政權的政治製度與權力架構，再到調和南北士族矛盾、推動經濟文化發展等多方麵舉措，王導貫穿了東晉政權的整個發展曆程。
可以說，如果沒有王導的卓越領導與智慧，東晉政權很難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立足並維持百年之久。他的政治作為奠定了東晉政權的基本格局與發展方向，使得東晉在南方地區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繁榮的政治中心，為中國曆史在魏晉南北朝這一分裂時期保留了一份晉室的正統與文化傳承。
他是名副其實的東晉中興第一名臣，也是中華文化得以續延的民族功臣。
他就是東晉中興第一名臣——王導。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動蕩分裂、政權更迭頻繁的時代。西晉短暫統一後，因八王之亂等一係列內部紛爭，迅速走向衰落。北方少數民族趁機大規模南下，中原大地陷入了 “永嘉之亂” 的戰火之中。在這一曆史的巨大變革與混亂時期，王導宛如一位卓越的舵手，在江東地區撐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成為東晉王朝崛起與穩定發展的核心人物。
王導，字茂弘，小字赤龍 ，琅琊郡臨沂縣人。東晉開國元勳，政治家，軍事家，書法家，官至大司馬、丞相，晉元帝司馬睿的首席謀士。
公元 276 年，鹹寧二年。王導出身於琅琊王氏家族，他的祖父王覽是西晉的光祿大夫，他的父親王裁曾任鎮軍將軍司馬。
琅琊王氏在當時聲望極高且底蘊深厚，自漢代以來，家族成員在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皆建樹頗豐。其家族重視儒學教育，培育出眾多才德兼備的子弟。憑借世代積累的德行與功績，琅琊王氏在地方上擁有廣泛的影響力與號召力。
王導自幼生長於充滿濃厚文化氛圍與優越政治資源的家族環境中，深受良好教育與熏陶。他勤奮好學，博覽經史，對儒家經典、諸子百家以及曆代政治得失皆有深入研究與深刻理解。十四歲時，王導便得到陳留高士張公的極高評價，稱讚他是將相之人才。《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誌氣，將相之器也」”。
後來，王導世襲了祖父王覽的爵位，又被司空劉寔任命為東閣祭酒、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等職，但均未赴任。隨後，他應東海王司馬越之邀，擔任參軍之職。
琅琊郡當時屬於琅玡王司馬睿的封地，所以王導與司馬睿很早就相識相交，兩人情同摯友。王導預感到天下將亂，於是懷著興複朝綱的意願，決心輔佐司馬睿。在司馬睿還居住在洛陽時，王導就多次勸他迴歸藩國。司馬睿讚成王導的主張，但是一直找不到迴藩國的機會。
公元 305 年，永興二年。司馬越任命司馬睿為平東將軍，出鎮下邳，後遷為安東將軍。司馬睿邀請王導擔任自己的司馬，軍事謀劃，全都聽從王導的安排。《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
西晉末年，北方陷入混亂與戰火。中原地區的世家大族與百姓紛紛為躲避戰亂而南遷。王導審時度勢，覺察到江東地區擁有獨特地理優勢與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極具成為新政治中心的潛力。他極力勸說琅琊王司馬睿移鎮建康（今南京），以圖在江東地區建立根基，保存晉室的血脈與實力。這一決策在當時意義重大，它不僅使司馬睿及其所代表的晉室勢力得以避開北方的戰亂鋒芒，為東晉政權的建立提供了地理依托，同時也帶動了大量北方士族與民眾的南遷，促進了南北文化與經濟的交流與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格局。
公元 307 年，永嘉元年。司馬越改任司馬睿為安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等職，司馬睿出鎮建業，王導跟隨南渡，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 “衣冠南渡”。
司馬睿和王導初來江東時，麵臨諸多困難與挑戰。
江東士族對他們並不待見，視他們為流亡者。王導深知，要想在江東地區建立起穩固的政權，必須凝聚各方人心。於是，王導一方麵積極與南方士族進行溝通與交流，他憑借自己的智慧與風度，贏得了顧榮、賀循等南方士族領袖的信任與支持。通過他們的影響力，逐漸使南方士族對司馬睿政權的態度發生轉變，開始積極參與到政權建設中來。另一方麵，王導大力安撫南遷的北方士族，為他們提供土地、住所等生活保障，幫助他們在江東地區重新安頓下來。
同時，組織各種文化活動與社交聚會，促進北方士族之間以及南北士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營造出一種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
在王導的不懈努力下，司馬睿在江東地區的威望日益提升，贏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擁護。東晉政權正是建立在南北方士族共同鑄就的基石之上，而這塊基石，乃是王導初至江東時便精心鋪設。《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公元 317 年，建興五年。西晉湣帝司馬鄴在長安被匈奴所俘，西晉滅亡。
消息傳來，王導與司馬睿等人抓住時機，在江南地區的世家大族和北方士族的共同擁戴下，司馬睿正式稱帝，建立了東晉政權，定都建康。
在百官朝賀時，司馬睿拉著王導的手，請王導與他一起共坐龍椅，但王導謙讓不敢當，以 “太陽與萬物” 之喻拒絕了司馬睿。《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禦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王導因輔佐之功，被任命為丞相，掌管朝政大權，成為了東晉政權的核心人物之一。
從此，王導開始了他在東晉長達數十年的宰輔生涯，肩負起穩定東晉政局、治理國家的重任。這一年，王導四十二歲。
東晉政權建立之初，麵臨諸多嚴峻挑戰和複雜問題。
內部方麵，南北士族之間雖表麵上達成合作，但由於地域、文化、利益等方麵的差異，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北方士族在南遷過程中，憑借家族威望和政治影響力，在東晉政權中占據重要地位，掌握大量政治資源和軍事權力。而江南士族作為本土勢力，對北方士族的強勢介入難免心存不滿和疑慮，擔心自身利益受損。此外，東晉政權內部還存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如司馬氏宗室與士族之間、不同士族家族之間的爭鬥等，這些內部矛盾嚴重威脅著東晉政權的穩定與團結。
外部方麵，東晉麵臨來自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巨大軍事壓力。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相繼建立多個政權，他們時常南下侵擾東晉邊境，企圖進一步擴大勢力範圍。東晉政權由於偏安江南，國土麵積相對狹小，人口和經濟實力遠不及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軍事對抗上處於明顯劣勢。
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王導充分展現出卓越的政治平衡術和高超的領導才能，通過一係列巧妙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地穩定了東晉的政局。
在處理南北士族關係方麵，王導始終秉持 “鎮之以靜，群情自安” 的原則，采取溫和、包容的政策。
他一方麵努力維護北方士族的利益和地位，保障他們在政治、經濟等方麵的特權，使得北方士族能夠在東晉政權中有歸屬感和安全感。例如，在官員選拔任用方麵，王導傾向於優先考慮北方士族的子弟，讓他們在朝廷中擔任重要官職，從而鞏固北方士族在東晉政權中的根基。
另一方麵，王導也十分注重照顧江南士族的感受和利益，積極推動南北士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他鼓勵南北士族之間相互通婚、結交朋友，促進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同時，在一些地方事務的管理上，王導也適當放權給江南士族，讓他們能夠參與到地方治理中來，分享一定的政治權力。通過這些措施，王導逐漸緩解了南北士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使得雙方能夠在東晉政權中共存共榮，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政治格局。
在平衡宗室與士族權力方麵，王導也表現出極高的政治智慧。
他深知司馬氏宗室作為東晉政權的皇室，其地位和影響力不可忽視，但同時也明白如果宗室權力過大，將會對士族的利益構成威脅，進而引發內部矛盾和鬥爭。因此，王導在處理與司馬氏宗室的關係時，采取了既尊重又製約的策略。
他一方麵對司馬睿表示出絕對的忠誠和敬重，維護皇室的權威和尊嚴，確保皇帝在名義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例如，在朝廷禮儀和政治製度上，王導嚴格遵循封建禮教的規範，強調皇帝的尊貴地位和皇權的神聖性。
另一方麵，王導通過巧妙的政治手段，對司馬氏宗室的權力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製約。他在朝廷中安插了大量自己的心腹和親信，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以此來製衡宗室的權力。同時，王導還利用士族之間的相互製衡關係，避免某一家族或集團的勢力過於強大，從而確保東晉政權的權力平衡和穩定。
在麵對外部軍事壓力時，王導采取以防禦為主、外交為輔的策略。
王導深知東晉在軍事上難以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正麵抗衡，因此主張加強東晉的國防建設，鞏固長江防線，以抵禦北方政權的南下侵擾。在王導的推動下，東晉政府大力修建軍事要塞、整頓軍隊、訓練士兵，提高了東晉的軍事防禦能力。同時，王導也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北方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進行周旋和談判，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來緩解外部軍事壓力。例如，東晉曾與前趙、後趙等政權進行過多次外交接觸，通過互派使者、贈送禮品等方式，維持著一種相對和平的外交關係。盡管這種和平局麵並不穩定，時常會被戰爭所打破，但王導的外交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為東晉贏得了喘息之機，為國內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在穩定東晉政局的同時，王導也十分重視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深知經濟是國家的基礎，文化是民族的靈魂，隻有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東晉才能在亂世中立足並長久發展。
在經濟發展方麵，王導采取了一係列積極有效的措施來促進江南地區的經濟開發與建設。
首先，他大力推行勸課農桑的政策，鼓勵農民開墾荒地、種植農作物，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王導深知農業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他親自到各地視察農業生產情況，了解農民的需求和困難，並及時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幫助。例如，他下令減免農民的賦稅和徭役，為農民提供種子、農具等生產資料，組織農業技術人員向農民傳授先進的種植技術和灌溉方法，從而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江南地區農業的迅速發展。
其次，王導注重發展手工業和商業。江南地區自古以來就有著發達的手工業傳統，如紡織、陶瓷、造船等行業在當時都頗具規模。王導充分利用江南地區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鼓勵手工業者進行技術創新和生產規模的擴大。他對手工業者給予了一定的政策優惠，如減免稅收、提供貸款等，扶持了一批手工業作坊和工場的發展。在商業方麵，王導積極推動江南地區的商業貿易活動，加強了與周邊地區的經濟交流與合作。他下令修建了一批商業集市和港口，改善了交通條件，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和貿易的繁榮。同時，王導還鼓勵商人開展海外貿易，拓展商業市場，使得江南地區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特產得以遠銷海外，不僅為東晉政府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也進一步提升了江南地區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在文化發展方麵，王導更是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東晉時期，江南地區文化繁榮，人才輩出，這與王導的大力倡導和支持密不可分。王導本人就是一位學識淵博、文化素養極高的儒者，他對儒家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倡導下，儒家思想在江南地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弘揚。王導重視教育事業，積極推動學校的建設和教育製度的完善。他在各地設立了許多學府，聘請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擔任教師，招收了大量的學生，傳授儒家經典和各種文化知識。通過這些舉措，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為東晉的文化傳承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儒家文化之外，王導對其他文化流派也持包容和開放的態度。東晉時期，玄學盛行，許多士族文人熱衷於談玄論道，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脫。王導雖然以儒家思想為正統，但他並不排斥玄學的發展，反而與玄學名士們交往密切，經常參與他們的玄學討論和清談活動。在王導的影響下，玄學與儒家思想在東晉時期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此外，佛教在東晉時期也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和發展。王導對佛教文化同樣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尊重，他與一些高僧大德交往甚密，如支遁、慧遠等。他支持佛教寺廟的修建和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使得佛教文化在江南地區得以廣泛傳播，並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東晉時期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文學藝術呈現出繁榮與創新的局麵，這與王導的大力倡導與支持密不可分。
文學方麵，出現了陶淵明、謝靈運等一大批傑出的詩人，他們的詩歌作品風格各異，或清新自然，或豪放飄逸，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藝術方麵，書法、繪畫、音樂等藝術形式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作品備受讚譽，王羲之被譽為 “書聖”，他們的書法風格飄逸灑脫、剛勁有力，對後世書法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繪畫領域則湧現出了顧愷之等著名畫家，他的繪畫作品注重人物神態的刻畫和意境的營造，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王導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有著卓越的成就，他的個人品德和風範也備受後人讚譽。他為人寬厚仁慈，待人真誠友善，具有極高的人格魅力。在東晉朝廷中，王導對待下屬和同僚都十分寬容大度，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恩怨。即使有人對他有所冒犯或得罪，他也總是能夠以大局為重，一笑了之，不予追究。王導的這種寬容大度的胸懷和不計前嫌的品德，贏得了朝廷上下的廣泛尊敬和愛戴，也為他在政治上贏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擁護。
王導生活簡樸，不尚奢華。盡管他身為東晉的丞相，位高權重，掌握著大量的財富和資源，但他卻始終保持著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他的住所簡陋，飲食簡單，衣著樸素，與普通百姓並無太大區別。王導深知國家正處於艱難時期，百姓生活困苦，因此他以身作則，倡導節儉之風，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來影響和帶動朝廷官員和社會風氣的轉變。在他的影響下，東晉初期的官場風氣相對清正廉潔，社會上也形成了一種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良好風尚。
公元 322 年，永昌元年。王敦以反對劉隗、刁協為名舉兵反叛，攻入建康。王導雖是王氏族人，但堅決維護帝室，率家族子弟請罪。司馬睿感其忠誠，下詔嘉獎。王敦得勢後任用王導為尚書令，但王導堅決反對王敦篡位。王敦無法實現他的野心，隻好退迴武昌。王導又上疏建議改革賜諡製度，使無爵位的公卿等文官也能獲得諡號，此建議被采納。
公元 323 年，永昌二年。司馬睿憂憤而死。晉明帝司馬紹繼位，王導輔政，兼任司徒。王敦再次圖謀篡位，王導堅決反擊。後來王敦領兵向京師逼進，當時王敦正患病，王導用計鼓舞士氣，最終晉明帝平定了王敦之亂。
王敦之亂平定後，王導被封為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進位太保，司徒之職依然如前，特許他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但王導堅決推辭不接受。《晉書?列傳第三十五》記載：“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
公元 325 年，太寧三年。司馬紹病死，幼主司馬衍繼位，史稱晉成帝，王導受顧命，與司馬羕、庾亮等多位重臣共同輔政。但庾亮很快借帝舅之名和太後之威而獨大，王導的權力受到製衡。
公元 328 年，鹹和三年。曆陽太守蘇峻企圖謀反，庾亮不聽王導等人的勸阻，征蘇峻入朝，企圖騙蘇峻到建康，以便更好地控製他，沒想到此舉引發了 “蘇峻之亂”。蘇峻攻入京城，王導與荀崧、陸曄等人入宮保護司馬衍。蘇峻對王導敬畏有加，並未加害王導，但王導仍積極籌劃營救司馬衍。
公元 329 年，鹹和四年。蘇峻之亂被平息，但此時建康的宮殿與宗廟皆化為灰燼。麵對此景，溫嶠提議遷都至豫章，而三吳地區的豪傑則主張定都會稽，雙方意見相持不下。最終王導力排眾議，阻止了遷都。蘇峻之亂後，國庫枯竭，庫藏隻有布數千匹，國家經費嚴重不足。王導為此十分擔憂，於是他與朝臣同穿粗布做的單衣，建康人士見了都爭相效仿，引起粗布價格暴漲，庫藏布全部賣光，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危機。
王導忠心耿耿，輔佐三朝，功勳卓著，深受晉成帝司馬衍的愛戴。在晉成帝時期，王導真正做到了位極人臣。司馬衍舉行冬祭，特賜祭品予王導，同時免其下拜之禮，王導推辭不受。正月初一王導入朝，司馬衍還親自起來迎接，並以家人禮拜見王導的妻子曹淑。王導平素儉樸寡欲，倉中沒有積蓄的糧米，穿衣不同時穿兩件帛衣。司馬衍知道後，送給他布萬匹，以供他私人開支。王導體弱患病，出席不了朝會，司馬衍就親自到他府中，用輿車將他接到殿裏。司馬衍對王導敬重和尊崇有加。
公元 338 年，鹹康四年。王導轉任中外大都督，進升太傅，並拜為丞相，廢除司徒之職，權力集於丞相一身。同年，王導的妻子曹氏去世，朝廷追贈以金章紫綬。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帝王陵墓，但王導與司馬睿情誼深厚，每有提拔封賞，皆至陵前祭拜，悲痛不已。因此，司馬衍下詔百官皆須拜帝王之陵，此例始於王導。
公元 339 年，鹹康五年。王導病逝，享年六十四歲，諡號 “文獻”。
司馬衍為王導舉哀三日，並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以最高規格的葬禮安葬王導。王導下葬時，賜九遊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自東晉中興以來，沒有可以同王導相比的臣子，司馬衍更是以太牢禮祭祀王導。
縱觀王導的一生，他對東晉政權的建立、穩定與發展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從永嘉南渡的戰略決策，到凝聚南北士族人心、構建東晉政權的政治製度與權力架構，再到調和南北士族矛盾、推動經濟文化發展等多方麵舉措，王導貫穿了東晉政權的整個發展曆程。
可以說，如果沒有王導的卓越領導與智慧，東晉政權很難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立足並維持百年之久。他的政治作為奠定了東晉政權的基本格局與發展方向，使得東晉在南方地區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繁榮的政治中心，為中國曆史在魏晉南北朝這一分裂時期保留了一份晉室的正統與文化傳承。
他是名副其實的東晉中興第一名臣，也是中華文化得以續延的民族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