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南宋初期的頂級謀士，也是文采斐然的愛國英雄。他以筆為劍，以智為刃，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和勇氣，為南宋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握筆行文，華章立就，對軍事理論、曆史等多有論述，為後世研究南宋軍事、政治等方麵提供了重要參考。
他就是既有深厚學識，又有實際謀略與行動力的南宋直秘閣——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號城山，宋歙縣古城關（今屬安徽歙縣古關）人。南宋時期謀略家、軍事家、文學家。
汪若海出生於歙縣的一個普通家庭，自幼便展現出了非凡的聰慧與勤奮，他對書籍有著濃厚的興趣，常常手不釋卷。汪若海憑借著自身的努力和才華，成為了當地的知名才子。不到二十歲的時候，汪若海懷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未來的憧憬，離開家鄉，進入了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宋史·汪若海傳》記載：“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
在太學中，汪若海刻苦鑽研經典，廣泛涉獵各種書籍。他不僅對儒家經典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獨到的見解，還對曆史、文學、軍事等領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公元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如洶湧的潮水般大規模入侵，北宋王朝岌岌可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亂作一團。為了尋求禦敵之策，宋欽宗急忙下詔，征召天下懂得軍事的人才 ，希望能夠借助眾人的智慧，找到退敵的辦法。
汪若海得知此消息後，奮筆疾書，應詔上書朝廷。在這篇上書中，汪若海分析了當時的嚴峻形勢，指出河北地區乃是國家的戰略要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是國家的門戶和屏障。北宋朝廷應當充分利用河北的地理優勢和資源，積極組織力量，加強防禦，以抵禦金兵的入侵。
當時，北宋朝廷已經割讓了河北地，汪若海對此痛心疾首，他強烈反對這種怯懦的做法，認為這種消極的防禦策略隻會讓敵人更加囂張，使國家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相反，朝廷應該采取積極主動的戰略，主動出擊，以河北為據點，招攬天下的英雄豪傑，組建強大的軍事力量，從而構成統攬天下的戰略態勢。
恰逢康王趙構在相州起兵，汪若海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敏銳地意識到，康王的起兵為扭轉局勢帶來了一線希望。於是，他立即上書樞密使曹輔，提出了一個大膽而又極具戰略眼光的建議：請立康王為大元帥，讓他統領大軍，鎮守安撫河北地區。汪若海認為，隻要康王能夠在河北站穩腳跟，集結兵力，就能夠有效地牽製金兵的後方。金兵在進攻北宋京城時，必然會有所顧忌，不敢全力進攻。這樣一來，京城之圍自然就能夠得到緩解。
曹輔收到汪若海的上書後，對其內容深感讚賞。他認為汪若海的建議極具可行性和戰略價值，對於緩解當前的危機具有重要意義。於是，曹輔立刻將汪若海的上書呈遞給了欽宗皇帝，並極力推薦汪若海，建議朝廷任命他為參謀，派到康王的麾下，協助康王實施這一戰略計劃。
然而，這一計劃卻遭到了宰相何栗的強烈反對。何栗是一個膽小怕事、目光短淺的人。他以道路梗阻為由，聲稱無法將汪若海派往康王處，也無法實施這一計劃。他認為，在當前的局勢下，朝廷應該采取保守的策略，盡量避免與金兵發生衝突，以免激怒金兵，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汪若海的計劃所蘊含的巨大戰略價值，也沒有看到康王起兵所帶來的戰略機遇。
在何栗的阻撓下，欽宗皇帝猶豫不決，最終沒有采納汪若海的建議。汪若海得知這一消息後，感到無比的失望和痛心。自己的計劃是拯救國家的一次難得機會，一旦錯過，後果將不堪設想。然而，他卻無力改變這一局麵，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計劃夭折。
由於朝廷未能采納汪若海的建議，未能及時組織有效的抵抗力量，金兵得以長驅直入，繼續向北宋京城逼近，京城的局勢日益危急。
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宋徽宗、宋欽宗被金兵擄走，大量的皇室成員、官員和平民也被一同押往北方，北宋宣告滅亡，史稱“靖康之恥”。靖康之恥，猶如一道沉重的傷疤，刻在華夏大地之上。
徽、欽二帝被金兵押解北上後，汪若海悲憤交加，毅然決定挺身而出，為挽救趙氏江山做最後的努力。他懷揣著一份飽含著忠誠與勇氣的書信，踏上了前往敵營的危險之路。在敵營中，汪若海直麵金兵統帥粘罕，毫無懼色地遞上自己的書信。他慷慨陳詞，懇請粘罕能夠保留趙氏的帝統。《宋史·汪若海傳》記載：“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汪若海的言辭中，既有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也有對正義的執著堅守。然而，汪若海的請求被金兵無情地忽視。
麵對金兵的冷漠與拒絕，汪若海並沒有氣餒。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刻，他必須盡快找到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來凝聚人心，組織抵抗力量，以圖恢複中原，重振山河。而康王趙構，作為宋徽宗的第九子，在宗室中具有較高的威望和號召力。汪若海認為，康王趙構是領導南宋複興的不二人選。
於是，汪若海趁著夜色，用繩子縋城而出，踏上了追尋康王的征程。經過漫長而艱辛的跋涉，他終於在濟州找到了康王趙構。此時的康王，正處於迷茫與猶豫之中，麵對國家的破碎和前路的未知，他的心中充滿了彷徨。
汪若海見到康王趙構後，立即向他進言，言辭懇切地請求康王早日即位，以圖中興。他向康王詳細闡述了當前的局勢，分析了金兵的弱點和宋朝的優勢，強調了盡快建立新政權的緊迫性。《宋史·汪若海傳》記載：“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僣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汪若海的話語，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康王趙構心中的迷茫。康王趙構也對汪若海的忠心和膽略十分讚賞，並將他作為重要的謀士留在了身邊。
同年，康王趙構在應天府即位，改年號建炎，是為宋高宗，南宋政權正式建立。
宋高宗即位之後，廣施恩澤，汪若海被改任為承奉郎，後升任江南經製使，又轉任承事郎，監管登聞檢院。當時，五個官署都競相征召他，後來他改到樞密院任職。汪若海積極投身於朝廷事務之中，他憑借著自己卓越的智慧和才能，為南宋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出謀劃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朝廷對於張浚宣撫川陝一事猶豫不決，難以做出最終的決策。汪若海得知此事後，憑借著自己對天下局勢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戰略眼光，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為，天下的形勢猶如常山之蛇，秦蜀之地處於蛇首的位置，東南地區則是蛇尾，而中原地區恰似蛇的脊梁。如今若將東南地區作為首要發展的核心，而忽視秦蜀之地，就如同失去了蛇首的引領，又怎能挺起天下的脊梁，實現國家的複興呢？因此，汪若海堅定地主張，若要圖謀恢複中原，必須重視川陝地區的戰略地位，將其作為複興的關鍵所在。
為了說服朝廷采納自己的建議，汪若海親自前往拜見張浚。他與張浚促膝長談，從天下大勢到具體的戰略部署，從軍事力量的調配到民心的凝聚，無不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探討。汪若海的觀點和見解，令張浚大為震驚，對他的才能和智慧欽佩不已。張浚當即決定聘請汪若海作為自己的隨從，希望能夠借助他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完成宣撫川陝的重任。然而，汪若海因家中雙親年邁，需要有人照顧，因此婉言謝絕了張浚的邀請。
汪若海力主川陝的戰略主張，雖然未能親自參與實施，但卻在南宋朝廷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他的觀點為南宋的戰略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讓更多的人認識到川陝地區在國家複興中的關鍵地位。此後，南宋朝廷在川陝地區的軍事部署和戰略規劃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汪若海這一戰略思想的影響。
在南宋政權艱難維係的過程中，內部的穩定成為了至關重要的問題。建炎年間，局勢愈發複雜，各地盜賊蜂擁而起，一些地方軍閥趁機擴充勢力，不聽從中央調遣，對朝廷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其中，江夏軍馬李允文便是典型代表，他擁兵自重，麾下聚集了數十萬之眾，態度跋扈，全然不將朝廷的命令放在眼裏。
李允文本是宣教郎，一個品階不高的小官。後來張浚前往經營陝西，途經郢州時，將部分人馬留交李允文統製，並賦予他便宜處置的權力。自此，李允文有了自己的軍隊，開始在地方上坐大。他不僅私自招安流寇張用、馬友、曹成、李宏等，還私自任命官職，將這些流寇收為己用，勢力逐漸膨脹。
朝廷深知李允文的威脅，卻一時苦無良策。此時，有人向朝廷舉薦了汪若海，稱其有勇有謀，或許能化解這場危機。於是，汪若海臨危受命，踏上了前往江夏的征程。
見到李允文後，汪若海沒有絲毫畏懼，他以堅定的目光直視李允文，言辭懇切地向他闡述了成敗逆順的道理。他詳細分析了當前的局勢，指出李允文若繼續與朝廷對抗，無疑是自尋死路。朝廷雖暫時麵臨困境，但根基深厚，一旦緩過勁來，必定會對叛逆者予以嚴懲。而若李允文選擇歸順朝廷，不僅能保住性命，還能為自己和部下贏得一個光明的未來。接著，汪若海向李允文展示了朝廷的威德。他講述了朝廷過去對有功之臣的豐厚賞賜和優待，強調了朝廷的寬容與大度。同時，他也暗示李允文，朝廷對他的行為並非一無所知，若他執意對抗，朝廷必將采取強硬措施。
為了打動李允文，汪若海還精心謀劃了三條策略。他建議李允文主動向朝廷表忠心，派遣精銳部隊協助朝廷抗擊金兵，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誠意；同時，他提議李允文整頓軍隊，嚴明紀律，去除軍中的不良風氣，提升軍隊的戰鬥力，這樣既能增強自身實力，又能得到朝廷的認可；此外，汪若海還提出，李允文可以與周邊的其他將領加強合作，共同維護地方的穩定，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軍事聯盟，共同為國家效力。
汪若海的言辭條理清晰，邏輯嚴密，每一句話都切中要害。他的真誠和智慧，逐漸打動了李允文。李允文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決定聽從汪若海的勸告，率領全軍東下，向朝廷表示歸順。
李允文的歸降，為朝廷解決了一大心腹之患。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李允文的部下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等人，雖然表麵上跟隨李允文歸降，但心中仍存疑慮，態度搖擺不定。為了徹底穩定局勢，汪若海決定趁熱打鐵，再次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他親自寫信給張用、曹成等人，在信中，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向他們闡述了歸順朝廷的好處。他強調，隻有在朝廷的統一領導下，他們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抱負，為國家和百姓做出貢獻。同時，他也對他們的擔憂表示理解，並承諾朝廷會給予他們公正的待遇。
在汪若海的努力下，張用率先做出了表率。他率領二十萬大軍解甲效順，正式向朝廷投誠。然而，曹成卻心存異誌，對歸降之事猶豫不決。他懷疑朝廷的誠意，擔心自己歸降後會遭到迫害。曹成的態度，讓局勢再次變得緊張起來。
汪若海得知曹成的態度後，並沒有退縮。他深知，曹成的動搖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局勢的穩定。於是，他再次寫信給曹成，嚴厲斥責他的猜疑和猶豫。汪若海在信中言辭犀利，指出曹成的行為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若他繼續執迷不悟，必將遭到曆史的審判。
曹成收到汪若海的信後，惱羞成怒。他認為汪若海是在故意刁難他，於是決定殺掉汪若海，以泄心頭之恨。曹成帶領著一群親信，氣勢洶洶地前往汪若海的住處。然而，汪若海早有防備。他巧妙地利用曹成部下王林對自己的敬重，夜宿王林軍帳。在王林的幫助下，汪若海成功地拿到了林軍印。憑借著這枚軍印，汪若海迅速控製了局勢，成功地奪取了曹成的五千人馬。第二天，曹成見大勢已去，隻好灰溜溜地逃走了。曹成的逃亡，讓其他心懷異誌的人也紛紛打消了念頭。汪若海乘勝追擊，繼續寫信給李宏等人，勸說他們歸降。在汪若海的不懈努力下，李宏等人最終也選擇了歸順朝廷。就這樣，一場可能引發內亂的危機，被汪若海成功化解。
汪若海招降李允文部後，意識到要想徹底解決各地盜賊問題，還需要製定一個全麵的戰略。於是，汪若海結合自己對局勢的深入分析，向朝廷獻上了《平寇策》。
在《平寇策》中，汪若海詳細闡述了他對盜賊問題的深刻見解。他認為，這些盜賊並非天生就是惡人，他們大多是因為生活所迫，在亂世中為了生存才走上了這條道路。因此，朝廷不應該一味地對他們進行圍剿和鎮壓，而應該采取更加靈活和有效的策略，以安撫和招撫為主。他主張，朝廷應該以寬廣的胸懷接納這些盜賊，給予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通過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和職業安排，讓他們能夠重新迴歸正常的生活，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同時，朝廷還可以利用他們熟悉當地地形和民情的優勢，將他們編入軍隊，為國家效力。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消除盜賊對社會的危害，還能夠增強國家的軍事力量，可謂一舉兩得。
汪若海的《平寇策》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視和認可。朝廷決定采納他的建議，積極開展對盜賊的招撫工作。在招撫過程中，汪若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和勇氣，親自與盜賊們進行溝通和談判。他向盜賊們傳達了朝廷的誠意和善意，讓他們了解到朝廷對他們的寬容和接納。同時，他也向盜賊們強調了歸順朝廷的好處和意義。
在汪若海的努力下，許多盜賊紛紛響應朝廷的招撫政策。湖湘地區的局勢逐漸穩定下來。百姓們終於擺脫了盜賊的侵擾，過上了相對安寧的生活。汪若海的《平寇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他成功地將盜賊轉化為了朝廷的力量，為南宋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這一舉措，不僅展現了他卓越的謀略和遠見，也體現了他對國家和百姓的深深責任感。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宋金局勢再度風雲變幻。金國大將金兀術率領大軍，如洶湧潮水般進犯中原，其勢銳不可當。南宋守臣們麵對金兵的洶洶來勢，大多望風而逃，短短不到一月的時間，南宋的中原地區和陝西幾乎全部淪陷敵手。
此時，東京副留守劉錡正在赴任途中，聽聞金兵南侵，東京（開封）已然失守的噩耗，他完全有機會選擇原路返迴，保全自身安全。然而，劉錡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軍人責任感，率眾北上抗敵。他果斷棄舟陸行，以驚人的速度，先於敵人六天抵達順昌。
順昌，這座位於淮北平原的小城，北瀕潁水，南有淮河，東接濠州（今安徽鳳陽）、壽州（今安徽壽縣），西接蔡州、陳州，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是屏障淮河的關鍵要口，也是通汴梁的交通要道。距離東京不遠的陳州已被金兵攻占，順昌瞬間成為宋金對峙的前沿陣地。劉錡深知，一旦放棄順昌，就等於拱手讓出淮北，南宋的防線將遭受沉重打擊。於是，盡管順昌無險可據，劉錡依然堅定地選擇在此處迎戰金兵。
順昌之戰整整持續了十八天。在這漫長而艱苦的戰鬥過程中，劉錡率領的宋軍麵臨著巨大的壓力。戰爭初期，金軍前哨三千騎兵在順昌城郊遭遇宋軍的伏擊，宋軍成功擒獲金軍千戶兩人，並由此得知金將韓常和翟將軍部屯駐在距城三十裏的白龍渦。劉錡抓住戰機，乘其不備，迅速派兵千餘人夜襲敵營，斬獲頗豐，初戰告捷。此後，雙方又多次交戰，宋軍憑借著高昂的士氣和出色的戰鬥技巧，屢次擊退金兵。
然而，金兵並未就此罷休。坐鎮開封的金軍統帥金兀術得知前鋒軍連遭重創後，勃然大怒，親率十萬大軍，晝夜兼程，行軍千裏，在不到七天的時間內便抵達順昌城下。決戰時刻，金兀術祭出了自己的看家法寶——“鐵浮屠” 和 “拐子馬”。
“鐵浮屠” 是金兀術精心打造的金國最精銳的重裝鋼甲騎兵，這些騎兵人馬皆披重型盔甲，刀槍難入，自組建以來，在戰場上還從未遭遇過敗績。作戰時，金兵三人一組，用皮索相連，每進一步，便用拒馬擁之，隻能前進，無法後退，猶如一道鋼鐵城牆，向宋軍陣地發起猛烈衝擊。而“拐子馬”則是以鐵騎分左右兩翼，皆由女真勇士組成，號稱“長勝軍”，他們行動敏捷，擅長攻堅，在戰鬥進入白熱化階段時投入戰場，往往能發揮出巨大的威力。
麵對金兵如此強大的陣容，宋軍將士們的壓力陡然增大，不少人心中產生了恐懼和動搖。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汪若海挺身而出，主動前往順昌，支援劉錡。
到達順昌後，汪若海迅速投入到緊張的戰鬥籌備當中。他深入戰地，不辭辛勞地走訪那些親身參與戰鬥的士兵，以及從金兵手中逃脫的百姓，詳細了解金兵的兵力部署、戰術特點以及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的具體情況。通過與這些人的深入交流，汪若海獲取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他結合自己對軍事戰略的深刻理解，為劉錡出謀劃策。
汪若海與劉錡經過反複商討，共同製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戰計劃。他們決定避開金兵的鋒芒，采取靈活多變的戰術，以智取勝。針對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的特點，他們精心挑選了作戰時機和戰場。劉錡下令，讓宋軍將士們在早晨天氣涼爽、金兵士氣正盛之時，堅守不出，保存實力。而當午後烈日炎炎，暴曬在鐵甲上的金兵人疲馬乏之際，便是宋軍出擊的最佳時機。
按照既定計劃，劉錡派出五千精兵從南門出擊。南門前地勢開闊，但地形起伏不平，不利於騎兵大規模衝鋒。宋軍將士們奮勇爭先，持長槍的挑落敵人的頭盔，拿巨斧的專砍敵馬腿。統製官趙樽、韓直等將領身先士卒，即便身中數箭，依然殊死奮戰。有的士兵甚至赤手空拳，抱著敵人一起滾下壕溝，毫無懼色。在宋軍的頑強抵抗下，金兵的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陣腳大亂，紛紛敗退。金兀術的精銳部隊遭受重創，損失慘重。
金兀術不甘心失敗，他惱羞成怒，移駐城西，企圖將攻城戰改為長期的包圍戰，迫使宋軍屈服。然而，劉錡和汪若海並未給金兀術這個機會。劉錡多次派兵趁著夜色，對金兵營地發動突襲。金兵在宋軍的不斷襲擾下，士氣低落，疲憊不堪。後來，由於連日大雨，河水暴漲，金兵的營地被洪水淹沒，人馬被衝溺者眾多。金兀術見大勢已去，無奈之下，隻得率領殘部退迴東京。至此，順昌之戰以宋軍的全麵勝利而告終。
順昌之戰的勝利，不僅極大地鼓舞了南宋軍民的抗金士氣，也打破了金兵不可戰勝的神話。汪若海在這場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勇敢、智慧和堅定的信念，為宋軍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戰後，汪若海將自己在戰地的所見所聞，以及對這場戰役的詳細分析，寫成了一篇《劄子》，呈遞給南宋朝廷。在《劄子》中，他詳細描述了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的特點、宋軍的作戰過程以及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為南宋朝廷提供了寶貴的軍事經驗和參考資料。
汪若海一生為南宋政權的穩定與複興嘔心瀝血，然而，他的仕途卻充滿了坎坷與波折。他性格剛正不阿，敢於直言進諫，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再加上他始終力主抗金，堅決反對與金國議和，因此遭到了投降派的無情排擠和打壓。
南宋朝廷中，投降派勢力為了一己私利，極力主張與金國議和，以換取暫時的和平。他們視汪若海這樣的主戰派為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地對其進行打壓。汪若海的許多抗金主張和策略，都被投降派以各種理由擱置或否決。盡管他才華橫溢、謀略過人，卻無法在朝堂之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負。
順昌之戰後，汪若海因戰功卓著，本應得到朝廷的重用和嘉獎。然而，投降派卻擔心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會對他們的議和主張構成更大的威脅。於是，他們在朝廷中散布謠言，詆毀汪若海的聲譽，試圖削弱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在投降派的惡意攻擊下，汪若海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晉升，反而多次被貶官。每一次被貶，都意味著他離朝廷的核心決策層越來越遠，他的抗金理想也變得愈發遙不可及。
汪若海不僅在政治與軍事領域展現出卓越的才能，在文學方麵也有著深厚的造詣。他一生筆耕不輟，著有《若海集》及《麟書》一卷 。這些作品不僅是他個人思想與情感的結晶，更是時代的見證，反映了南宋初期的社會風貌、政治局勢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
《麟書》是汪若海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獨特的創作背景和深刻的寓意。靖康之變後，京城失守，北宋滅亡，這一沉重的打擊讓汪若海痛心疾首。在這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懷著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擔憂和對未來的思考，創作了《麟書》。該書托麟為喻，以儷詞作韻語，形式獨特，別具一格。書中大旨主用兵之是，斥和議之非，鮮明地表達了汪若海堅決抗金的主張。在當時金兵壓境，朝廷內部求和之聲甚囂塵上的背景下，汪若海通過《麟書》，隱晦而又堅定地傳達了自己的觀點，即隻有通過堅決的抵抗，才能保衛國家的領土完整，維護民族的尊嚴。他認為，和議隻會讓國家陷入更深的危機，隻有積極備戰，主動出擊，才能擺脫困境，實現國家的複興。
除了《麟書》，汪若海的《若海集》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若海集》收錄了汪若海的眾多文章，這些文章涵蓋了政治、軍事、文化等多個領域，充分展現了他的博學多才和深刻見解。在政治方麵，他的文章常常對朝廷的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希望能夠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進行改革，以增強國家的實力；在軍事方麵，他詳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提出了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戰略戰術，為南宋的抗金鬥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文化方麵，他的文章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傳承，以及對道德倫理的重視。
汪若海的文章筆力雄健，氣勢磅礴，猶如洶湧澎湃的江河，一瀉千裏，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在他的筆下，無論是對國家大事的論述，還是對個人情感的抒發，都充滿了力量感。同時，汪若海的作品情感真摯，富有感染力。他對國家的熱愛、對民族的忠誠、對百姓的同情，都在字裏行間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真摯的情感，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和抱負。
公元1161年，南宋紹興三十一年。汪若海懷著壯誌未酬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他的離去，是南宋朝廷的一大損失，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他就是既有深厚學識，又有實際謀略與行動力的南宋直秘閣——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號城山，宋歙縣古城關（今屬安徽歙縣古關）人。南宋時期謀略家、軍事家、文學家。
汪若海出生於歙縣的一個普通家庭，自幼便展現出了非凡的聰慧與勤奮，他對書籍有著濃厚的興趣，常常手不釋卷。汪若海憑借著自身的努力和才華，成為了當地的知名才子。不到二十歲的時候，汪若海懷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未來的憧憬，離開家鄉，進入了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宋史·汪若海傳》記載：“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
在太學中，汪若海刻苦鑽研經典，廣泛涉獵各種書籍。他不僅對儒家經典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獨到的見解，還對曆史、文學、軍事等領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公元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如洶湧的潮水般大規模入侵，北宋王朝岌岌可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亂作一團。為了尋求禦敵之策，宋欽宗急忙下詔，征召天下懂得軍事的人才 ，希望能夠借助眾人的智慧，找到退敵的辦法。
汪若海得知此消息後，奮筆疾書，應詔上書朝廷。在這篇上書中，汪若海分析了當時的嚴峻形勢，指出河北地區乃是國家的戰略要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是國家的門戶和屏障。北宋朝廷應當充分利用河北的地理優勢和資源，積極組織力量，加強防禦，以抵禦金兵的入侵。
當時，北宋朝廷已經割讓了河北地，汪若海對此痛心疾首，他強烈反對這種怯懦的做法，認為這種消極的防禦策略隻會讓敵人更加囂張，使國家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相反，朝廷應該采取積極主動的戰略，主動出擊，以河北為據點，招攬天下的英雄豪傑，組建強大的軍事力量，從而構成統攬天下的戰略態勢。
恰逢康王趙構在相州起兵，汪若海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敏銳地意識到，康王的起兵為扭轉局勢帶來了一線希望。於是，他立即上書樞密使曹輔，提出了一個大膽而又極具戰略眼光的建議：請立康王為大元帥，讓他統領大軍，鎮守安撫河北地區。汪若海認為，隻要康王能夠在河北站穩腳跟，集結兵力，就能夠有效地牽製金兵的後方。金兵在進攻北宋京城時，必然會有所顧忌，不敢全力進攻。這樣一來，京城之圍自然就能夠得到緩解。
曹輔收到汪若海的上書後，對其內容深感讚賞。他認為汪若海的建議極具可行性和戰略價值，對於緩解當前的危機具有重要意義。於是，曹輔立刻將汪若海的上書呈遞給了欽宗皇帝，並極力推薦汪若海，建議朝廷任命他為參謀，派到康王的麾下，協助康王實施這一戰略計劃。
然而，這一計劃卻遭到了宰相何栗的強烈反對。何栗是一個膽小怕事、目光短淺的人。他以道路梗阻為由，聲稱無法將汪若海派往康王處，也無法實施這一計劃。他認為，在當前的局勢下，朝廷應該采取保守的策略，盡量避免與金兵發生衝突，以免激怒金兵，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汪若海的計劃所蘊含的巨大戰略價值，也沒有看到康王起兵所帶來的戰略機遇。
在何栗的阻撓下，欽宗皇帝猶豫不決，最終沒有采納汪若海的建議。汪若海得知這一消息後，感到無比的失望和痛心。自己的計劃是拯救國家的一次難得機會，一旦錯過，後果將不堪設想。然而，他卻無力改變這一局麵，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計劃夭折。
由於朝廷未能采納汪若海的建議，未能及時組織有效的抵抗力量，金兵得以長驅直入，繼續向北宋京城逼近，京城的局勢日益危急。
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宋徽宗、宋欽宗被金兵擄走，大量的皇室成員、官員和平民也被一同押往北方，北宋宣告滅亡，史稱“靖康之恥”。靖康之恥，猶如一道沉重的傷疤，刻在華夏大地之上。
徽、欽二帝被金兵押解北上後，汪若海悲憤交加，毅然決定挺身而出，為挽救趙氏江山做最後的努力。他懷揣著一份飽含著忠誠與勇氣的書信，踏上了前往敵營的危險之路。在敵營中，汪若海直麵金兵統帥粘罕，毫無懼色地遞上自己的書信。他慷慨陳詞，懇請粘罕能夠保留趙氏的帝統。《宋史·汪若海傳》記載：“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汪若海的言辭中，既有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也有對正義的執著堅守。然而，汪若海的請求被金兵無情地忽視。
麵對金兵的冷漠與拒絕，汪若海並沒有氣餒。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刻，他必須盡快找到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來凝聚人心，組織抵抗力量，以圖恢複中原，重振山河。而康王趙構，作為宋徽宗的第九子，在宗室中具有較高的威望和號召力。汪若海認為，康王趙構是領導南宋複興的不二人選。
於是，汪若海趁著夜色，用繩子縋城而出，踏上了追尋康王的征程。經過漫長而艱辛的跋涉，他終於在濟州找到了康王趙構。此時的康王，正處於迷茫與猶豫之中，麵對國家的破碎和前路的未知，他的心中充滿了彷徨。
汪若海見到康王趙構後，立即向他進言，言辭懇切地請求康王早日即位，以圖中興。他向康王詳細闡述了當前的局勢，分析了金兵的弱點和宋朝的優勢，強調了盡快建立新政權的緊迫性。《宋史·汪若海傳》記載：“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僣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汪若海的話語，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康王趙構心中的迷茫。康王趙構也對汪若海的忠心和膽略十分讚賞，並將他作為重要的謀士留在了身邊。
同年，康王趙構在應天府即位，改年號建炎，是為宋高宗，南宋政權正式建立。
宋高宗即位之後，廣施恩澤，汪若海被改任為承奉郎，後升任江南經製使，又轉任承事郎，監管登聞檢院。當時，五個官署都競相征召他，後來他改到樞密院任職。汪若海積極投身於朝廷事務之中，他憑借著自己卓越的智慧和才能，為南宋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出謀劃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朝廷對於張浚宣撫川陝一事猶豫不決，難以做出最終的決策。汪若海得知此事後，憑借著自己對天下局勢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戰略眼光，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為，天下的形勢猶如常山之蛇，秦蜀之地處於蛇首的位置，東南地區則是蛇尾，而中原地區恰似蛇的脊梁。如今若將東南地區作為首要發展的核心，而忽視秦蜀之地，就如同失去了蛇首的引領，又怎能挺起天下的脊梁，實現國家的複興呢？因此，汪若海堅定地主張，若要圖謀恢複中原，必須重視川陝地區的戰略地位，將其作為複興的關鍵所在。
為了說服朝廷采納自己的建議，汪若海親自前往拜見張浚。他與張浚促膝長談，從天下大勢到具體的戰略部署，從軍事力量的調配到民心的凝聚，無不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探討。汪若海的觀點和見解，令張浚大為震驚，對他的才能和智慧欽佩不已。張浚當即決定聘請汪若海作為自己的隨從，希望能夠借助他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完成宣撫川陝的重任。然而，汪若海因家中雙親年邁，需要有人照顧，因此婉言謝絕了張浚的邀請。
汪若海力主川陝的戰略主張，雖然未能親自參與實施，但卻在南宋朝廷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他的觀點為南宋的戰略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讓更多的人認識到川陝地區在國家複興中的關鍵地位。此後，南宋朝廷在川陝地區的軍事部署和戰略規劃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汪若海這一戰略思想的影響。
在南宋政權艱難維係的過程中，內部的穩定成為了至關重要的問題。建炎年間，局勢愈發複雜，各地盜賊蜂擁而起，一些地方軍閥趁機擴充勢力，不聽從中央調遣，對朝廷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其中，江夏軍馬李允文便是典型代表，他擁兵自重，麾下聚集了數十萬之眾，態度跋扈，全然不將朝廷的命令放在眼裏。
李允文本是宣教郎，一個品階不高的小官。後來張浚前往經營陝西，途經郢州時，將部分人馬留交李允文統製，並賦予他便宜處置的權力。自此，李允文有了自己的軍隊，開始在地方上坐大。他不僅私自招安流寇張用、馬友、曹成、李宏等，還私自任命官職，將這些流寇收為己用，勢力逐漸膨脹。
朝廷深知李允文的威脅，卻一時苦無良策。此時，有人向朝廷舉薦了汪若海，稱其有勇有謀，或許能化解這場危機。於是，汪若海臨危受命，踏上了前往江夏的征程。
見到李允文後，汪若海沒有絲毫畏懼，他以堅定的目光直視李允文，言辭懇切地向他闡述了成敗逆順的道理。他詳細分析了當前的局勢，指出李允文若繼續與朝廷對抗，無疑是自尋死路。朝廷雖暫時麵臨困境，但根基深厚，一旦緩過勁來，必定會對叛逆者予以嚴懲。而若李允文選擇歸順朝廷，不僅能保住性命，還能為自己和部下贏得一個光明的未來。接著，汪若海向李允文展示了朝廷的威德。他講述了朝廷過去對有功之臣的豐厚賞賜和優待，強調了朝廷的寬容與大度。同時，他也暗示李允文，朝廷對他的行為並非一無所知，若他執意對抗，朝廷必將采取強硬措施。
為了打動李允文，汪若海還精心謀劃了三條策略。他建議李允文主動向朝廷表忠心，派遣精銳部隊協助朝廷抗擊金兵，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誠意；同時，他提議李允文整頓軍隊，嚴明紀律，去除軍中的不良風氣，提升軍隊的戰鬥力，這樣既能增強自身實力，又能得到朝廷的認可；此外，汪若海還提出，李允文可以與周邊的其他將領加強合作，共同維護地方的穩定，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軍事聯盟，共同為國家效力。
汪若海的言辭條理清晰，邏輯嚴密，每一句話都切中要害。他的真誠和智慧，逐漸打動了李允文。李允文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決定聽從汪若海的勸告，率領全軍東下，向朝廷表示歸順。
李允文的歸降，為朝廷解決了一大心腹之患。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李允文的部下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等人，雖然表麵上跟隨李允文歸降，但心中仍存疑慮，態度搖擺不定。為了徹底穩定局勢，汪若海決定趁熱打鐵，再次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他親自寫信給張用、曹成等人，在信中，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向他們闡述了歸順朝廷的好處。他強調，隻有在朝廷的統一領導下，他們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抱負，為國家和百姓做出貢獻。同時，他也對他們的擔憂表示理解，並承諾朝廷會給予他們公正的待遇。
在汪若海的努力下，張用率先做出了表率。他率領二十萬大軍解甲效順，正式向朝廷投誠。然而，曹成卻心存異誌，對歸降之事猶豫不決。他懷疑朝廷的誠意，擔心自己歸降後會遭到迫害。曹成的態度，讓局勢再次變得緊張起來。
汪若海得知曹成的態度後，並沒有退縮。他深知，曹成的動搖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局勢的穩定。於是，他再次寫信給曹成，嚴厲斥責他的猜疑和猶豫。汪若海在信中言辭犀利，指出曹成的行為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若他繼續執迷不悟，必將遭到曆史的審判。
曹成收到汪若海的信後，惱羞成怒。他認為汪若海是在故意刁難他，於是決定殺掉汪若海，以泄心頭之恨。曹成帶領著一群親信，氣勢洶洶地前往汪若海的住處。然而，汪若海早有防備。他巧妙地利用曹成部下王林對自己的敬重，夜宿王林軍帳。在王林的幫助下，汪若海成功地拿到了林軍印。憑借著這枚軍印，汪若海迅速控製了局勢，成功地奪取了曹成的五千人馬。第二天，曹成見大勢已去，隻好灰溜溜地逃走了。曹成的逃亡，讓其他心懷異誌的人也紛紛打消了念頭。汪若海乘勝追擊，繼續寫信給李宏等人，勸說他們歸降。在汪若海的不懈努力下，李宏等人最終也選擇了歸順朝廷。就這樣，一場可能引發內亂的危機，被汪若海成功化解。
汪若海招降李允文部後，意識到要想徹底解決各地盜賊問題，還需要製定一個全麵的戰略。於是，汪若海結合自己對局勢的深入分析，向朝廷獻上了《平寇策》。
在《平寇策》中，汪若海詳細闡述了他對盜賊問題的深刻見解。他認為，這些盜賊並非天生就是惡人，他們大多是因為生活所迫，在亂世中為了生存才走上了這條道路。因此，朝廷不應該一味地對他們進行圍剿和鎮壓，而應該采取更加靈活和有效的策略，以安撫和招撫為主。他主張，朝廷應該以寬廣的胸懷接納這些盜賊，給予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通過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和職業安排，讓他們能夠重新迴歸正常的生活，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同時，朝廷還可以利用他們熟悉當地地形和民情的優勢，將他們編入軍隊，為國家效力。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消除盜賊對社會的危害，還能夠增強國家的軍事力量，可謂一舉兩得。
汪若海的《平寇策》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視和認可。朝廷決定采納他的建議，積極開展對盜賊的招撫工作。在招撫過程中，汪若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和勇氣，親自與盜賊們進行溝通和談判。他向盜賊們傳達了朝廷的誠意和善意，讓他們了解到朝廷對他們的寬容和接納。同時，他也向盜賊們強調了歸順朝廷的好處和意義。
在汪若海的努力下，許多盜賊紛紛響應朝廷的招撫政策。湖湘地區的局勢逐漸穩定下來。百姓們終於擺脫了盜賊的侵擾，過上了相對安寧的生活。汪若海的《平寇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他成功地將盜賊轉化為了朝廷的力量，為南宋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這一舉措，不僅展現了他卓越的謀略和遠見，也體現了他對國家和百姓的深深責任感。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宋金局勢再度風雲變幻。金國大將金兀術率領大軍，如洶湧潮水般進犯中原，其勢銳不可當。南宋守臣們麵對金兵的洶洶來勢，大多望風而逃，短短不到一月的時間，南宋的中原地區和陝西幾乎全部淪陷敵手。
此時，東京副留守劉錡正在赴任途中，聽聞金兵南侵，東京（開封）已然失守的噩耗，他完全有機會選擇原路返迴，保全自身安全。然而，劉錡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軍人責任感，率眾北上抗敵。他果斷棄舟陸行，以驚人的速度，先於敵人六天抵達順昌。
順昌，這座位於淮北平原的小城，北瀕潁水，南有淮河，東接濠州（今安徽鳳陽）、壽州（今安徽壽縣），西接蔡州、陳州，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是屏障淮河的關鍵要口，也是通汴梁的交通要道。距離東京不遠的陳州已被金兵攻占，順昌瞬間成為宋金對峙的前沿陣地。劉錡深知，一旦放棄順昌，就等於拱手讓出淮北，南宋的防線將遭受沉重打擊。於是，盡管順昌無險可據，劉錡依然堅定地選擇在此處迎戰金兵。
順昌之戰整整持續了十八天。在這漫長而艱苦的戰鬥過程中，劉錡率領的宋軍麵臨著巨大的壓力。戰爭初期，金軍前哨三千騎兵在順昌城郊遭遇宋軍的伏擊，宋軍成功擒獲金軍千戶兩人，並由此得知金將韓常和翟將軍部屯駐在距城三十裏的白龍渦。劉錡抓住戰機，乘其不備，迅速派兵千餘人夜襲敵營，斬獲頗豐，初戰告捷。此後，雙方又多次交戰，宋軍憑借著高昂的士氣和出色的戰鬥技巧，屢次擊退金兵。
然而，金兵並未就此罷休。坐鎮開封的金軍統帥金兀術得知前鋒軍連遭重創後，勃然大怒，親率十萬大軍，晝夜兼程，行軍千裏，在不到七天的時間內便抵達順昌城下。決戰時刻，金兀術祭出了自己的看家法寶——“鐵浮屠” 和 “拐子馬”。
“鐵浮屠” 是金兀術精心打造的金國最精銳的重裝鋼甲騎兵，這些騎兵人馬皆披重型盔甲，刀槍難入，自組建以來，在戰場上還從未遭遇過敗績。作戰時，金兵三人一組，用皮索相連，每進一步，便用拒馬擁之，隻能前進，無法後退，猶如一道鋼鐵城牆，向宋軍陣地發起猛烈衝擊。而“拐子馬”則是以鐵騎分左右兩翼，皆由女真勇士組成，號稱“長勝軍”，他們行動敏捷，擅長攻堅，在戰鬥進入白熱化階段時投入戰場，往往能發揮出巨大的威力。
麵對金兵如此強大的陣容，宋軍將士們的壓力陡然增大，不少人心中產生了恐懼和動搖。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汪若海挺身而出，主動前往順昌，支援劉錡。
到達順昌後，汪若海迅速投入到緊張的戰鬥籌備當中。他深入戰地，不辭辛勞地走訪那些親身參與戰鬥的士兵，以及從金兵手中逃脫的百姓，詳細了解金兵的兵力部署、戰術特點以及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的具體情況。通過與這些人的深入交流，汪若海獲取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他結合自己對軍事戰略的深刻理解，為劉錡出謀劃策。
汪若海與劉錡經過反複商討，共同製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戰計劃。他們決定避開金兵的鋒芒，采取靈活多變的戰術，以智取勝。針對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的特點，他們精心挑選了作戰時機和戰場。劉錡下令，讓宋軍將士們在早晨天氣涼爽、金兵士氣正盛之時，堅守不出，保存實力。而當午後烈日炎炎，暴曬在鐵甲上的金兵人疲馬乏之際，便是宋軍出擊的最佳時機。
按照既定計劃，劉錡派出五千精兵從南門出擊。南門前地勢開闊，但地形起伏不平，不利於騎兵大規模衝鋒。宋軍將士們奮勇爭先，持長槍的挑落敵人的頭盔，拿巨斧的專砍敵馬腿。統製官趙樽、韓直等將領身先士卒，即便身中數箭，依然殊死奮戰。有的士兵甚至赤手空拳，抱著敵人一起滾下壕溝，毫無懼色。在宋軍的頑強抵抗下，金兵的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陣腳大亂，紛紛敗退。金兀術的精銳部隊遭受重創，損失慘重。
金兀術不甘心失敗，他惱羞成怒，移駐城西，企圖將攻城戰改為長期的包圍戰，迫使宋軍屈服。然而，劉錡和汪若海並未給金兀術這個機會。劉錡多次派兵趁著夜色，對金兵營地發動突襲。金兵在宋軍的不斷襲擾下，士氣低落，疲憊不堪。後來，由於連日大雨，河水暴漲，金兵的營地被洪水淹沒，人馬被衝溺者眾多。金兀術見大勢已去，無奈之下，隻得率領殘部退迴東京。至此，順昌之戰以宋軍的全麵勝利而告終。
順昌之戰的勝利，不僅極大地鼓舞了南宋軍民的抗金士氣，也打破了金兵不可戰勝的神話。汪若海在這場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勇敢、智慧和堅定的信念，為宋軍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戰後，汪若海將自己在戰地的所見所聞，以及對這場戰役的詳細分析，寫成了一篇《劄子》，呈遞給南宋朝廷。在《劄子》中，他詳細描述了 “鐵浮屠” 和 “拐子馬” 的特點、宋軍的作戰過程以及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為南宋朝廷提供了寶貴的軍事經驗和參考資料。
汪若海一生為南宋政權的穩定與複興嘔心瀝血，然而，他的仕途卻充滿了坎坷與波折。他性格剛正不阿，敢於直言進諫，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再加上他始終力主抗金，堅決反對與金國議和，因此遭到了投降派的無情排擠和打壓。
南宋朝廷中，投降派勢力為了一己私利，極力主張與金國議和，以換取暫時的和平。他們視汪若海這樣的主戰派為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地對其進行打壓。汪若海的許多抗金主張和策略，都被投降派以各種理由擱置或否決。盡管他才華橫溢、謀略過人，卻無法在朝堂之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負。
順昌之戰後，汪若海因戰功卓著，本應得到朝廷的重用和嘉獎。然而，投降派卻擔心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會對他們的議和主張構成更大的威脅。於是，他們在朝廷中散布謠言，詆毀汪若海的聲譽，試圖削弱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在投降派的惡意攻擊下，汪若海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晉升，反而多次被貶官。每一次被貶，都意味著他離朝廷的核心決策層越來越遠，他的抗金理想也變得愈發遙不可及。
汪若海不僅在政治與軍事領域展現出卓越的才能，在文學方麵也有著深厚的造詣。他一生筆耕不輟，著有《若海集》及《麟書》一卷 。這些作品不僅是他個人思想與情感的結晶，更是時代的見證，反映了南宋初期的社會風貌、政治局勢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
《麟書》是汪若海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獨特的創作背景和深刻的寓意。靖康之變後，京城失守，北宋滅亡，這一沉重的打擊讓汪若海痛心疾首。在這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懷著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擔憂和對未來的思考，創作了《麟書》。該書托麟為喻，以儷詞作韻語，形式獨特，別具一格。書中大旨主用兵之是，斥和議之非，鮮明地表達了汪若海堅決抗金的主張。在當時金兵壓境，朝廷內部求和之聲甚囂塵上的背景下，汪若海通過《麟書》，隱晦而又堅定地傳達了自己的觀點，即隻有通過堅決的抵抗，才能保衛國家的領土完整，維護民族的尊嚴。他認為，和議隻會讓國家陷入更深的危機，隻有積極備戰，主動出擊，才能擺脫困境，實現國家的複興。
除了《麟書》，汪若海的《若海集》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若海集》收錄了汪若海的眾多文章，這些文章涵蓋了政治、軍事、文化等多個領域，充分展現了他的博學多才和深刻見解。在政治方麵，他的文章常常對朝廷的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希望能夠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進行改革，以增強國家的實力；在軍事方麵，他詳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提出了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戰略戰術，為南宋的抗金鬥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文化方麵，他的文章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傳承，以及對道德倫理的重視。
汪若海的文章筆力雄健，氣勢磅礴，猶如洶湧澎湃的江河，一瀉千裏，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在他的筆下，無論是對國家大事的論述，還是對個人情感的抒發，都充滿了力量感。同時，汪若海的作品情感真摯，富有感染力。他對國家的熱愛、對民族的忠誠、對百姓的同情，都在字裏行間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真摯的情感，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讓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和抱負。
公元1161年，南宋紹興三十一年。汪若海懷著壯誌未酬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他的離去，是南宋朝廷的一大損失，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