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宇文泰的首席智囊，也是北周官製的奠基人。他修改“二十四條新製”形成“六條詔書”，使西魏迅速轉弱為強，為承繼西魏的北周統一北方以及隋統一全中國創造了條件。他提出了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劃時代意義的“府兵製”，既節省了國家的軍費開支，又保障了經濟農業的建設。他不僅完成了改革，還得以善終，生前身後都贏得了好名聲。
他就是與宇文泰互為知己、相互成全的西魏美陽伯——蘇綽。
蘇綽，字令綽，京兆郡武功縣（今陝西武功西）人。南北朝時期西魏政治家、散文家，宇文泰的首席智囊，北周官製的奠基人，偉大的改革家。
公元498年，北魏太和二十二年。蘇綽出生於關中的名門望族蘇氏，他是三國時曹魏侍中蘇則的九世孫，其家族曆代都擔任二千石級別的官員。其父蘇協曾任武功郡守，其堂兄蘇讓曾任西魏汾州刺史。
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中，蘇綽展現出了非凡的聰慧與對知識的強烈渴望，他沉浸於各類經史典籍的研讀之中，無論是儒家經典所倡導的仁義道德、治國理政之道，還是法家的嚴刑峻法、以法治國理念，亦或是道家的深邃哲理與自然觀念，都被他一一吸收消化。而且，蘇綽還特別擅長算術。《周書·蘇綽傳》記載：“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筭術。”這種多元知識體係的構建，使得他在日後麵對複雜的政治局勢時，能夠從不同的思想維度去思考與應對。
蘇綽的堂兄蘇讓出任汾州刺史時，西魏丞相宇文泰在東都門外為他餞行。臨別時，宇文泰讓蘇讓推薦一些家族子弟中的人才，蘇讓乘機推薦了蘇綽，宇文泰便召蘇綽擔任行台郎中。
蘇綽在一年多任職期間，宇文泰並沒有深入了解他，但各官署中有難決之事，都要向蘇綽請教才能決定。官府之間的文書，也由蘇綽定下格式。行台中的官員都稱讚蘇綽的才能。
後來，宇文泰與仆射周惠達議事，周惠達無法迴答，請求暫時出外議論。周惠達召來蘇綽，把事情告訴他，蘇綽立刻為他衡量裁定。周惠達之後入內稟報，他的迴答得到宇文泰的稱讚，宇文泰就問周惠達誰為他出的主意，周惠達說是蘇綽，並稱讚他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說：“我也聽說他很久了。”隨即任命蘇綽為著作佐郎，蘇綽逐漸得到宇文泰的賞識。
一次，宇文泰與公卿們前往長安的昆明池觀看捕魚，走到城西漢代倉庫遺址，宇文泰迴頭問左右的人此地的故事，沒有人能迴答。有人說蘇綽博識多知，請問問他。宇文泰便召見蘇綽。蘇綽詳細作答，宇文泰十分高興，又進一步詢問天地造化之由來，曆代興亡的遺跡。蘇綽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宇文泰更加高興，就與蘇綽並馬緩行到昆明池，竟然連捕魚也沒有看就返迴。
宇文泰又把蘇綽留下來直到深夜，向他詢問治國之道，宇文泰躺著聽他說。蘇綽陳述指明帝王之道，並進述申不害、韓非的精要。宇文泰於是起身，整衣端坐，不知不覺移坐而前。蘇綽一直說到天明，宇文泰還未厭倦。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蘇綽問對”。《周書·蘇綽傳》記載：“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
這次交談，徹底讓宇文泰對蘇綽刮目相看並引為知己智囊。蘇綽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政治見解以及對時勢鞭辟入裏的分析，如同一把智慧的火炬，瞬間點亮了宇文泰在亂世中尋求治國之道的迷茫道路。
宇文泰任命蘇綽為大行台左丞，參與決定機密大事，從此對他的寵愛和禮遇越來越優厚。
蘇綽確實才華橫溢，他一上任大行台左丞，就創製文案程式，用紅黑兩色分別書寫出入公文，可以說是曆史上最早的“紅頭文件”，這不僅規範了西魏的文書處理流程，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隨後蘇綽又製定了計賬、戶籍之法，這種記賬方法不僅提高了財務管理的效率，還為國家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提供了清晰的標準和記錄方式。這種方法也被後世長期沿用，成為財政管理的重要工具。《周書·蘇綽傳》記載：“綽始製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公元537年，大統三年。東魏丞相高歡兵分三路，進攻西魏，潼關之戰爆發。宇文泰認為進攻潼關的東魏大將竇泰麾下多精兵，恃勝而驕，如能出其不意，襲破竇泰，高歡肯定不戰自退。當時諸將大多打算分兵抵抗，隻有蘇綽、達奚武與宇文泰意見一致，決定集中兵力抵禦竇泰。在蘇綽等人的支持下，宇文泰合力抵禦竇泰，最終在潼關將竇泰活捉。此戰大勝，蘇綽的軍事才能和戰略眼光得到了驗證。
公元538年，大統四年。蘇綽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銜，封爵美陽縣子，食邑三百戶。又加通直散騎常侍，晉封美陽伯，增邑二百戶。
公元541年，大統七年。蘇綽把漢族統治階級的經驗總結為六條，時稱“六條詔書”。這六條分別是：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
蘇綽所製定的“六條詔書”無疑是其政治思想與治國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堪稱西魏治國理政的綱領性文獻，全麵涵蓋了西魏政治治理的各個關鍵層麵與核心領域，猶如一盞明燈，為西魏在亂世中探索前行的道路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先治心”位居“六條詔書”之首，蘇綽深刻認識到君主與官員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在國家治理進程中所占據的根本性地位。他強調君主應當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心懷天下蒼生，以公正無私、廉潔奉公、仁慈寬厚的高尚品德作為治理國家的行為準則。而官員們亦應秉持公心，堅守正道，不為私利所誘惑，忠誠於國家與君主，全心全意地為百姓謀福祉。唯有君主與官員皆能做到內心純正、意誠誌堅，方能在治國理政的複雜決策過程中做出正確且明智的抉擇，進而贏得百姓的由衷信任與堅定支持，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敦教化”作為重要的一條，蘇綽主張通過廣泛深入的教育活動與文化傳播途徑來移風易俗，全麵提升民眾的道德素質與精神境界。他堅信一個國家的真正繁榮昌盛絕非僅僅局限於物質層麵的富足，更在於民眾精神世界的充實與高尚。因此，他大力倡導以儒家的禮儀道德規範作為教育民眾的核心內容，通過不懈努力使民眾深刻理解並自覺踐行尊老愛幼、和睦鄰裏、忠誠守信等基本的道德準則。通過在民間大規模地開展教育普及活動，設立鄉學、義學等多元化的教育機構，使得儒家文化如春風化雨般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與角落，從而逐步形成了良好和諧的社會風尚，社會秩序也隨之更加穩定有序，為國家的穩定發展營造了優良的社會環境。
“盡地利”深刻體現了蘇綽對農業生產的高度重視，他將充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視為實現國家富強的關鍵所在。他深入細致地研究各地的地理環境特征、土壤條件優劣以及氣候因素變化，因地製宜地製定了科學合理的農業發展戰略規劃。積極鼓勵農民采用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大力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與工具，全力提高土地的產出率與利用率。同時，他注重農業與副業的協同發展，倡導農民在農閑時節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從事養殖、紡織等副業生產活動，有效增加了農民的家庭收入來源，促進了農村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發展與繁榮，為西魏農業經濟的全麵振興注入了強大動力。
“擢賢良”明確彰顯了蘇綽對人才在國家發展進程中核心地位的深刻認知。他堅決反對任人唯親的腐朽用人作風，極力主張選拔那些德才兼備、具備真才實學且胸懷大誌的賢能之士進入官場。為此，他精心構建了一套完善嚴謹的人才選拔機製體係，通過考試選拔、實地考察、廣泛舉薦等多種途徑相結合的方式，全方位、多層次地搜羅各類人才。對於那些出身低微卻才華出眾的有誌之士，他給予了格外的關注與扶持，為他們創造條件、搭建平台，使其能夠充分施展自身的才華與抱負。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西魏的官僚隊伍迅速充實壯大，呈現出人才濟濟、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嶄新局麵，為國家的各項改革創新舉措與建設發展事業提供了堅實有力的人才保障與智力支持。
“恤獄訟”著重強調了司法公正對於一個國家穩定與民心凝聚的至關重要性。蘇綽嚴肅指出司法官員在審理各類案件時必須始終秉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基本原則，嚴格依法依規辦案，堅決杜絕徇私枉法等腐敗行為的發生。他對司法審判程序進行了全麵細致的規範與完善，建立健全了對司法官員的監督考核機製，確保每一起冤假錯案都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同時，他還倡導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注重對當事人的人文關懷與尊重，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避免濫用刑罰等現象的出現，使得西魏的司法製度更加人性化、公正化，贏得了廣大百姓的廣泛讚譽與衷心擁護，為國家的法治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均賦役”聚焦於賦稅和徭役的合理分配與管理這一關係到百姓切身利益與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蘇綽深入研究分析西魏的財政收支狀況與百姓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精心製定了公平合理、科學規範的賦稅製度體係。他主張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產量高低差異以及百姓家庭人口數量等多方麵因素綜合考量，合理確定賦稅額度與征收標準，有效避免了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與不穩定因素滋生。同時，他對徭役的征發也進行了嚴格規範與合理安排，盡可能減少對百姓正常生產生活的不利影響，確保百姓在履行國家義務的同時，能夠擁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與家庭生活事務，維護了百姓的基本權益與社會的和諧穩定。
西魏實際上的掌權者宇文泰很重視“六條詔書”，令百官習誦，規定各地郡守令長不通曉六條詔書者不許當官；還開設學校，選拔中下級官吏學習其內容。“六條詔書”成為西魏各級官員施政的綱領和準則，當時西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改革措施都是依據“六條詔書”製定的。“六條詔書”的實施，對西魏政治的整飭及國力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使原來弱於東魏的西魏迅速轉弱為強，從而為承繼西魏的北周統一北方以及隋統一全中國創造了條件。
除了“六條詔書”，蘇綽還草成了《大誥》，痛斥六朝以來的浮華文風，作為範文，西魏作文皆仿其體。他主張恢複古文，反對南朝的駢體文和文壇盛行的浮華豔麗的文風。宇文泰向百官宣示《大誥》，下令“自今文章皆依此體”。這對改變當時的文風乃至世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公元542年，大統八年。蘇綽向宇文泰提出了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府兵製”。“府兵製”最重要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
宇文泰把流入關中地區的六鎮軍人和原在關中的鮮卑諸部人編為六軍。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次年與東魏作戰，敗於洛陽邙山，損失很大。為了補充和擴大隊伍，以後幾年不斷收編關隴漢人豪族的鄉兵部曲，選任當州豪望為鄉帥。大統十六年前，已建立起八柱國（大將軍）、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又稱二十四軍）的府兵組織係統。八柱國的設置是模仿鮮卑拓跋部的八部製度，其中宇文泰為全軍統帥，魏宗室元欣僅掛虛名，實際分統府兵的隻有六柱國，也與周國六軍之製相符。
“府兵製”不僅節省了國家的軍費開支，還保障了經濟農業建設。
此外，蘇綽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那就是“蘇綽定律”。
宇文泰在治國過程中，向蘇綽請教如何治理國家。蘇綽建議使用貪官，並通過反貪來排除異己，以此來鞏固皇權。這種策略被稱為“蘇綽定律”。
“蘇綽定律”的核心思想是通過賦予貪官權力，讓他們用手中的權力去搜刮民脂民膏，從而自肥。這些貪官因為得到了好處，所以會維護皇帝的權力，使統治得以穩固。在貪官得到好處並維護皇帝權力的同時，皇帝也掌握了他們的把柄。當這些貪官表現出不忠誠或有異心時，皇帝就可以以反貪的名義鏟除他們，從而消除異己，鞏固權力。通過鏟除貪官，皇帝可以向民眾展示自己痛恨貪腐的決心，從而贏得民心。同時，沒收貪官的錢財充實國庫，也可以緩解民眾對貪腐的不滿情緒。
“蘇綽定律”在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被後來的帝王廣泛采用，成為一種常見的政治策略。
然而，這種策略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積極方麵，“蘇綽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鞏固皇權和穩定政治局勢。同時，它也揭示了權力與貪婪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如何在權力與貪婪之間找到平衡點。在消極方麵，“蘇綽定律”過於依賴貪官來鞏固皇權，這導致了吏治腐敗和社會不穩定等一係列問題。此外，“蘇綽定律”還可能導致權力濫用和道德淪喪等嚴重後果。
公元544年，大統十年。蘇綽加封大行台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蘇綽勤儉樸素，不經營產業，家裏沒有多餘的財產。由於天下尚未平定，常把國家大事當作自己份內的職責。廣泛訪求賢能英傑之士，共同弘揚治國之道。凡是他所推薦提拔的，後來都當了大官。宇文泰也對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彼此之間沒有猜忌。有時宇文泰外出巡遊，便把預先簽字的空白紙張交給蘇綽，如果有急需處理的政事，蘇綽可根據情況決斷，宇文泰迴來時，也隻是打開看一下。蘇綽曾說，治國之道，應當像慈父那樣愛惜百姓，像嚴師那樣教育百姓。
蘇綽每次與公卿討論政事，總是從白天直到深夜，無論大事小事，他都十分清楚。因為思勞過度，蘇綽患上了氣疾。
公元546年，大統十二年。蘇綽在任內去世，享年四十九歲。宇文泰聞訊後，慟哭不止，極感哀痛、惋惜。
蘇綽將要下葬時，宇文泰為尊重其品德，下令從簡安葬。他歸葬武功縣時，宇文泰隻用一輛白色布質的車子裝載棺槨，宇文泰與公卿們都步行送到同州城門外。安葬當天，宇文泰又派使者以牛、羊、豬三牲祭奠，並親自撰寫悼文。
後來，北周皇帝宇文毓下詔，蘇綽與賀拔勝等十三人得以配享周太祖宇文泰廟庭。
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楊堅下詔追贈蘇綽為邳國公，其子蘇威襲爵。
縱觀蘇綽的一生，他年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其精於算術，深受宇文泰信任，成為其首席智囊。
他製定的“六條詔書”為西魏由弱變強開辟了道路，其戶籍與記賬製度改革更是影響深遠，為後世所借鑒。
蘇綽在政治上高瞻遠矚，務實求真，不僅提出了許多治國良策，還身體力行，嚴以律己，堪稱忠臣、直臣、良臣、能臣的典範。
他不僅是宇文泰的首席智囊，還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他不僅完成了改革，還得以善終，生前身後都贏得了好名聲。
他就是與宇文泰互為知己、相互成全的西魏美陽伯——蘇綽。
蘇綽，字令綽，京兆郡武功縣（今陝西武功西）人。南北朝時期西魏政治家、散文家，宇文泰的首席智囊，北周官製的奠基人，偉大的改革家。
公元498年，北魏太和二十二年。蘇綽出生於關中的名門望族蘇氏，他是三國時曹魏侍中蘇則的九世孫，其家族曆代都擔任二千石級別的官員。其父蘇協曾任武功郡守，其堂兄蘇讓曾任西魏汾州刺史。
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中，蘇綽展現出了非凡的聰慧與對知識的強烈渴望，他沉浸於各類經史典籍的研讀之中，無論是儒家經典所倡導的仁義道德、治國理政之道，還是法家的嚴刑峻法、以法治國理念，亦或是道家的深邃哲理與自然觀念，都被他一一吸收消化。而且，蘇綽還特別擅長算術。《周書·蘇綽傳》記載：“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筭術。”這種多元知識體係的構建，使得他在日後麵對複雜的政治局勢時，能夠從不同的思想維度去思考與應對。
蘇綽的堂兄蘇讓出任汾州刺史時，西魏丞相宇文泰在東都門外為他餞行。臨別時，宇文泰讓蘇讓推薦一些家族子弟中的人才，蘇讓乘機推薦了蘇綽，宇文泰便召蘇綽擔任行台郎中。
蘇綽在一年多任職期間，宇文泰並沒有深入了解他，但各官署中有難決之事，都要向蘇綽請教才能決定。官府之間的文書，也由蘇綽定下格式。行台中的官員都稱讚蘇綽的才能。
後來，宇文泰與仆射周惠達議事，周惠達無法迴答，請求暫時出外議論。周惠達召來蘇綽，把事情告訴他，蘇綽立刻為他衡量裁定。周惠達之後入內稟報，他的迴答得到宇文泰的稱讚，宇文泰就問周惠達誰為他出的主意，周惠達說是蘇綽，並稱讚他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說：“我也聽說他很久了。”隨即任命蘇綽為著作佐郎，蘇綽逐漸得到宇文泰的賞識。
一次，宇文泰與公卿們前往長安的昆明池觀看捕魚，走到城西漢代倉庫遺址，宇文泰迴頭問左右的人此地的故事，沒有人能迴答。有人說蘇綽博識多知，請問問他。宇文泰便召見蘇綽。蘇綽詳細作答，宇文泰十分高興，又進一步詢問天地造化之由來，曆代興亡的遺跡。蘇綽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宇文泰更加高興，就與蘇綽並馬緩行到昆明池，竟然連捕魚也沒有看就返迴。
宇文泰又把蘇綽留下來直到深夜，向他詢問治國之道，宇文泰躺著聽他說。蘇綽陳述指明帝王之道，並進述申不害、韓非的精要。宇文泰於是起身，整衣端坐，不知不覺移坐而前。蘇綽一直說到天明，宇文泰還未厭倦。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蘇綽問對”。《周書·蘇綽傳》記載：“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
這次交談，徹底讓宇文泰對蘇綽刮目相看並引為知己智囊。蘇綽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政治見解以及對時勢鞭辟入裏的分析，如同一把智慧的火炬，瞬間點亮了宇文泰在亂世中尋求治國之道的迷茫道路。
宇文泰任命蘇綽為大行台左丞，參與決定機密大事，從此對他的寵愛和禮遇越來越優厚。
蘇綽確實才華橫溢，他一上任大行台左丞，就創製文案程式，用紅黑兩色分別書寫出入公文，可以說是曆史上最早的“紅頭文件”，這不僅規範了西魏的文書處理流程，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隨後蘇綽又製定了計賬、戶籍之法，這種記賬方法不僅提高了財務管理的效率，還為國家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提供了清晰的標準和記錄方式。這種方法也被後世長期沿用，成為財政管理的重要工具。《周書·蘇綽傳》記載：“綽始製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公元537年，大統三年。東魏丞相高歡兵分三路，進攻西魏，潼關之戰爆發。宇文泰認為進攻潼關的東魏大將竇泰麾下多精兵，恃勝而驕，如能出其不意，襲破竇泰，高歡肯定不戰自退。當時諸將大多打算分兵抵抗，隻有蘇綽、達奚武與宇文泰意見一致，決定集中兵力抵禦竇泰。在蘇綽等人的支持下，宇文泰合力抵禦竇泰，最終在潼關將竇泰活捉。此戰大勝，蘇綽的軍事才能和戰略眼光得到了驗證。
公元538年，大統四年。蘇綽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銜，封爵美陽縣子，食邑三百戶。又加通直散騎常侍，晉封美陽伯，增邑二百戶。
公元541年，大統七年。蘇綽把漢族統治階級的經驗總結為六條，時稱“六條詔書”。這六條分別是：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
蘇綽所製定的“六條詔書”無疑是其政治思想與治國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堪稱西魏治國理政的綱領性文獻，全麵涵蓋了西魏政治治理的各個關鍵層麵與核心領域，猶如一盞明燈，為西魏在亂世中探索前行的道路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先治心”位居“六條詔書”之首，蘇綽深刻認識到君主與官員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在國家治理進程中所占據的根本性地位。他強調君主應當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心懷天下蒼生，以公正無私、廉潔奉公、仁慈寬厚的高尚品德作為治理國家的行為準則。而官員們亦應秉持公心，堅守正道，不為私利所誘惑，忠誠於國家與君主，全心全意地為百姓謀福祉。唯有君主與官員皆能做到內心純正、意誠誌堅，方能在治國理政的複雜決策過程中做出正確且明智的抉擇，進而贏得百姓的由衷信任與堅定支持，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敦教化”作為重要的一條，蘇綽主張通過廣泛深入的教育活動與文化傳播途徑來移風易俗，全麵提升民眾的道德素質與精神境界。他堅信一個國家的真正繁榮昌盛絕非僅僅局限於物質層麵的富足，更在於民眾精神世界的充實與高尚。因此，他大力倡導以儒家的禮儀道德規範作為教育民眾的核心內容，通過不懈努力使民眾深刻理解並自覺踐行尊老愛幼、和睦鄰裏、忠誠守信等基本的道德準則。通過在民間大規模地開展教育普及活動，設立鄉學、義學等多元化的教育機構，使得儒家文化如春風化雨般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與角落，從而逐步形成了良好和諧的社會風尚，社會秩序也隨之更加穩定有序，為國家的穩定發展營造了優良的社會環境。
“盡地利”深刻體現了蘇綽對農業生產的高度重視，他將充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視為實現國家富強的關鍵所在。他深入細致地研究各地的地理環境特征、土壤條件優劣以及氣候因素變化，因地製宜地製定了科學合理的農業發展戰略規劃。積極鼓勵農民采用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大力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與工具，全力提高土地的產出率與利用率。同時，他注重農業與副業的協同發展，倡導農民在農閑時節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從事養殖、紡織等副業生產活動，有效增加了農民的家庭收入來源，促進了農村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發展與繁榮，為西魏農業經濟的全麵振興注入了強大動力。
“擢賢良”明確彰顯了蘇綽對人才在國家發展進程中核心地位的深刻認知。他堅決反對任人唯親的腐朽用人作風，極力主張選拔那些德才兼備、具備真才實學且胸懷大誌的賢能之士進入官場。為此，他精心構建了一套完善嚴謹的人才選拔機製體係，通過考試選拔、實地考察、廣泛舉薦等多種途徑相結合的方式，全方位、多層次地搜羅各類人才。對於那些出身低微卻才華出眾的有誌之士，他給予了格外的關注與扶持，為他們創造條件、搭建平台，使其能夠充分施展自身的才華與抱負。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西魏的官僚隊伍迅速充實壯大，呈現出人才濟濟、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嶄新局麵，為國家的各項改革創新舉措與建設發展事業提供了堅實有力的人才保障與智力支持。
“恤獄訟”著重強調了司法公正對於一個國家穩定與民心凝聚的至關重要性。蘇綽嚴肅指出司法官員在審理各類案件時必須始終秉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基本原則，嚴格依法依規辦案，堅決杜絕徇私枉法等腐敗行為的發生。他對司法審判程序進行了全麵細致的規範與完善，建立健全了對司法官員的監督考核機製，確保每一起冤假錯案都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同時，他還倡導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注重對當事人的人文關懷與尊重，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避免濫用刑罰等現象的出現，使得西魏的司法製度更加人性化、公正化，贏得了廣大百姓的廣泛讚譽與衷心擁護，為國家的法治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均賦役”聚焦於賦稅和徭役的合理分配與管理這一關係到百姓切身利益與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蘇綽深入研究分析西魏的財政收支狀況與百姓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精心製定了公平合理、科學規範的賦稅製度體係。他主張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產量高低差異以及百姓家庭人口數量等多方麵因素綜合考量，合理確定賦稅額度與征收標準，有效避免了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與不穩定因素滋生。同時，他對徭役的征發也進行了嚴格規範與合理安排，盡可能減少對百姓正常生產生活的不利影響，確保百姓在履行國家義務的同時，能夠擁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與家庭生活事務，維護了百姓的基本權益與社會的和諧穩定。
西魏實際上的掌權者宇文泰很重視“六條詔書”，令百官習誦，規定各地郡守令長不通曉六條詔書者不許當官；還開設學校，選拔中下級官吏學習其內容。“六條詔書”成為西魏各級官員施政的綱領和準則，當時西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改革措施都是依據“六條詔書”製定的。“六條詔書”的實施，對西魏政治的整飭及國力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使原來弱於東魏的西魏迅速轉弱為強，從而為承繼西魏的北周統一北方以及隋統一全中國創造了條件。
除了“六條詔書”，蘇綽還草成了《大誥》，痛斥六朝以來的浮華文風，作為範文，西魏作文皆仿其體。他主張恢複古文，反對南朝的駢體文和文壇盛行的浮華豔麗的文風。宇文泰向百官宣示《大誥》，下令“自今文章皆依此體”。這對改變當時的文風乃至世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公元542年，大統八年。蘇綽向宇文泰提出了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府兵製”。“府兵製”最重要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
宇文泰把流入關中地區的六鎮軍人和原在關中的鮮卑諸部人編為六軍。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次年與東魏作戰，敗於洛陽邙山，損失很大。為了補充和擴大隊伍，以後幾年不斷收編關隴漢人豪族的鄉兵部曲，選任當州豪望為鄉帥。大統十六年前，已建立起八柱國（大將軍）、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又稱二十四軍）的府兵組織係統。八柱國的設置是模仿鮮卑拓跋部的八部製度，其中宇文泰為全軍統帥，魏宗室元欣僅掛虛名，實際分統府兵的隻有六柱國，也與周國六軍之製相符。
“府兵製”不僅節省了國家的軍費開支，還保障了經濟農業建設。
此外，蘇綽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那就是“蘇綽定律”。
宇文泰在治國過程中，向蘇綽請教如何治理國家。蘇綽建議使用貪官，並通過反貪來排除異己，以此來鞏固皇權。這種策略被稱為“蘇綽定律”。
“蘇綽定律”的核心思想是通過賦予貪官權力，讓他們用手中的權力去搜刮民脂民膏，從而自肥。這些貪官因為得到了好處，所以會維護皇帝的權力，使統治得以穩固。在貪官得到好處並維護皇帝權力的同時，皇帝也掌握了他們的把柄。當這些貪官表現出不忠誠或有異心時，皇帝就可以以反貪的名義鏟除他們，從而消除異己，鞏固權力。通過鏟除貪官，皇帝可以向民眾展示自己痛恨貪腐的決心，從而贏得民心。同時，沒收貪官的錢財充實國庫，也可以緩解民眾對貪腐的不滿情緒。
“蘇綽定律”在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被後來的帝王廣泛采用，成為一種常見的政治策略。
然而，這種策略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積極方麵，“蘇綽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鞏固皇權和穩定政治局勢。同時，它也揭示了權力與貪婪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如何在權力與貪婪之間找到平衡點。在消極方麵，“蘇綽定律”過於依賴貪官來鞏固皇權，這導致了吏治腐敗和社會不穩定等一係列問題。此外，“蘇綽定律”還可能導致權力濫用和道德淪喪等嚴重後果。
公元544年，大統十年。蘇綽加封大行台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蘇綽勤儉樸素，不經營產業，家裏沒有多餘的財產。由於天下尚未平定，常把國家大事當作自己份內的職責。廣泛訪求賢能英傑之士，共同弘揚治國之道。凡是他所推薦提拔的，後來都當了大官。宇文泰也對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彼此之間沒有猜忌。有時宇文泰外出巡遊，便把預先簽字的空白紙張交給蘇綽，如果有急需處理的政事，蘇綽可根據情況決斷，宇文泰迴來時，也隻是打開看一下。蘇綽曾說，治國之道，應當像慈父那樣愛惜百姓，像嚴師那樣教育百姓。
蘇綽每次與公卿討論政事，總是從白天直到深夜，無論大事小事，他都十分清楚。因為思勞過度，蘇綽患上了氣疾。
公元546年，大統十二年。蘇綽在任內去世，享年四十九歲。宇文泰聞訊後，慟哭不止，極感哀痛、惋惜。
蘇綽將要下葬時，宇文泰為尊重其品德，下令從簡安葬。他歸葬武功縣時，宇文泰隻用一輛白色布質的車子裝載棺槨，宇文泰與公卿們都步行送到同州城門外。安葬當天，宇文泰又派使者以牛、羊、豬三牲祭奠，並親自撰寫悼文。
後來，北周皇帝宇文毓下詔，蘇綽與賀拔勝等十三人得以配享周太祖宇文泰廟庭。
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楊堅下詔追贈蘇綽為邳國公，其子蘇威襲爵。
縱觀蘇綽的一生，他年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其精於算術，深受宇文泰信任，成為其首席智囊。
他製定的“六條詔書”為西魏由弱變強開辟了道路，其戶籍與記賬製度改革更是影響深遠，為後世所借鑒。
蘇綽在政治上高瞻遠矚，務實求真，不僅提出了許多治國良策，還身體力行，嚴以律己，堪稱忠臣、直臣、良臣、能臣的典範。
他不僅是宇文泰的首席智囊，還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他不僅完成了改革，還得以善終，生前身後都贏得了好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