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自己上班的歲月裏，單身院和公司內部的許多人員的就業觀念，也在隨著那個時代悄然的發生著變化。從九十年代初的一兩年開始，社會上刮起了下海、經商思潮，在那個低工資物價相對收入比較高的年代，隨著沿海經濟、改革起步的蓬勃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火車頭的南方特別是廣州、深圳、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區域，愈來愈吸引全國人們關注的目光，加之電視、報紙等媒體手段的廣泛報道和宣傳，周圍已經下海或趕潮人士言傳和人們之間的相互傳送，大批內地特別是北方有誌人士南下熱情，也被逐步激活，人心思下，成了許多不安分現狀人士飯後的資料和見麵言談，一時間墨守成規、安於現狀，成了那個年代難以啟齒的代名詞。
一時間，在國有、國營單位上班或工作成了貧困的代言人。僅以從事製造技術工作計算，按照當時南北方的收入，已經拉到了十倍以上的差距，經過了傳統經濟束縛後的社會經濟一下釋放開來，在南方新靈活的用工製度、拔高和收入分配形式和製度，以及先進的就業等後勤保障形式，對之前的工作狀態，不時地產生著一波一波的衝擊。就拿我們周圍的人群看，從一九九三年開始，心細的我們不知不覺的發現，公司單身大院不時開始有人離開公司，逐步多地加入南下下海的隊伍中。以一個簡單的下列數字對比就能說明問題，單按照當時我們分配來的大學生，在國營企業月總收入是每月一百二十元不到，請注意是毛收入。但在南方，可以開到月工資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元左右，而且那裏是淨收入，且是免費食宿，晚上的加班，按小時計算，以普通從事技術工作的加班費也到達了八元每小時以上，如果按照每月加班三十小時，計算又可以多出將近二佰五十元，總計每月大學畢業生的總收入，可以達到一千七佰元左右，而且在一家公司做的時間長了，每年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平均調薪幅度。另外，一個重要的情況，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新成立的公司和工廠在每月以幾何數字的增加，失業或變換工作者，在那裏也能很快的得到新工作機會。更為振奮的消息，則集中出現在一九九二年的前後的兩年裏。當時在廣州火車站，出現了搶技術人員的場麵，隻要你一出廣州火車站，就立刻有公司或工廠的招工工作人員主動上來問你，問諸如你是那個大學畢業從事什麽工作等等的詢問，常出現幾家單位搶一個技術人員的場麵，這些故事不經意間，在人們當間傳聞，並成了那個時代的佳話。
在這當間的一九九二年的年末，同大學同單身大院徐同學的下海整個過程的醞釀和行動，後來也逐步動搖了我。那是經常下班後，同住單身晚閑暇時間比較多，我和徐同學經常在一起交流公司工作、個人收入，還有日後的前途想法，還會涉及到一些諸如個人前途事情的評論和探討，和他的交流觸及的麵是比較廣泛的，當然也會中間耳聞目睹其他單身同事的所作所為。那個時候我們，有很多困頓的想法和思考，僅比如當時公司福利分配房問題，如落到了我們大學生身上，單就說以排隊分房而論，先別說有沒有房分給你，還另當別論，這樣必須是工作到十年以上。再看看，周圍結了婚的同事，大多都基本在周圍的農村租借房子，僅一間房子，月租金都在八十元以上，國企裏這樣兩個人的收入三分之一就被砍掉了，加上吃喝和平時開銷，一年下來能節餘當時的一千元，都是個問題。再看看，公司的漲工資幅度和周圍快要退休老師傅，每月也不到三百元的尷尬境地，我們無不為自己的前程在擔憂，而且憂心忡忡，人論的多了就開始窮則思變了。
當時，雖然身處國營單位失業的風險是極低的，但這樣的安全，在生活的現實中，卻慢慢讓人開始糾結的起來。如果說沒有了改革開放，或者往小裏說，沒有南方當時的熱土熱情況吸引，我們極有可能適應那樣的節奏，和生活的安逸。但突然有扇希望的門開啟後，很多人都變得浮躁和不安分了起來。其實更多人都在結合自身，開始了思考並有了新的力量驅動，一開始也並沒有人去刻意的組織和動員，周圍的環境狀況和自身的自然狀態，倒逼和推著你往那裏走。
徐同學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先我們一步開始，籌劃要南下的計劃，這也是眾多的蠢蠢欲動者中的一種寫照。那些在最終決定要走的日子裏，我們經常在宿舍裏議論和討論這件事情，分析得失利弊。畢竟我們的思想，是剛從計劃分配走出來和過來的人，也剛有了從農村轉到城市所謂的身份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才開始還沒有徹底穩妥，就又要被活生生的顛覆和打碎，動力的誘惑和萬一失足也煎熬著我們的心，考驗著每個那個時代我們的膽量。但生活現實，卻是無情的，一切的安逸和熱情過後，理想和現實就開始經常在碰撞著我們的思想，我們到底是選擇安於現狀還是主動出擊呢，著是難舍難決。但最終還是要看我們一年來到底自己剩餘了多少，這個是不爭的現實。觀察中，我們倆討論來討論去，最終的一些數據，首先讓徐同學，他有堅定自己想法的最後決定了，在為他謀劃和計劃的同時，我其實也在開始著，何曾不是為自己設計著日後的打算。當時聽歸聽，說歸說，到徹底要走出和脫離公司，在外麵工作是個什麽滋味，我們近乎的都是道聽途說。最終徐同學的出走下海，那時我們還是設計了比較穩妥的設想，即先給單位以家中有事的為理由請假，其實自己真正出走意圖當初也不會或者不敢在其他人那裏散播。還有件讓徐同學下定決心出走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他最後一個想認識的女朋友。由於是廠子弟，其實由於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孩子，一在這裏沒有任何關係，二又沒有多少家庭的資助。大部分和我們這些外來戶談對象，開始對本人都沒有什麽意見，但當涉及到後來的談婚論嫁、結婚房子等實際問題後，很多都戛然而止。徐同學後來和這位女孩子的分手，也有這方麵的原因，沒有過多責怪人家看低我們的意圖，這的確是事實，但這真實傷害著他的自尊心，於是更堅定了要出走下海的決心。當說到真正要離開國營企業的時候，人都有留戀的想法，畢竟從農村考學出來的農家子弟，等於是十年磨一劍，就是為了擺脫農字頭的想法，現在突然又要放棄這種身份，在當時外人的眼裏，的確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隻有身處後來這種環境中的人，才能體會到思想變化的必然，對這點我是非常理解的，可惜地說心裏話，他的離開的確對我是個極大的打擊。我不但缺少一位平時可以傾訴心聲的好朋友，還有就是也羨慕他的執著。因為當時我所處的科單位比他有些自由、愉快和至少當時有些盼頭的目標，但對他而言，當時處在單位就是基礎的工藝室，平時幹不完的活，收入沒有任何額外的希望，單位考勤又非常嚴格。
徐同學定下要南下了。隨著準備走日期的臨近，即一九九二年春節過後的三月初，他要走的先一天，我們在外麵吃了頓散夥飯，席件有我的張老鄉，還有他的幾個要好的朋友，送朋友去遠方的離別惆悵，在每人的心裏是沉重的，但我們更多的是激勵和鼓舞。在送他的當天，徐辦公室有個朋友的朋友，在當時西安市內的另外一家電器銷售廠工作，他那裏和他一起幹的幾個朋友，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送徐同學又到他們那裏，當天中午，又在他們那裏為徐同學舉行送別宴，那幾個朋友都是從其他城市早辭職近兩、三年的大學生，共同的往事身份，如今都要走類似路的共同經曆，讓大家一下拉近了談話的距離，送別的中午，吃了近兩個小時。後來大家集體七、八個人，把徐同學送進了火車站。在火車站的站台上，我們更多的是對徐同學的祝福，並為他打氣鼓勁，希望他在他鄉能迅速的站住腳跟，也許很快我們都會步他的後塵等之類的話語。惆悵之中，東去南下的火車徐徐啟動，我們最後一次隔著窗戶拉手作別。列車一聲長鳴，很快消失在我們的送別視線外。我和送別的朋友作別後，一路失魂落魄的返迴到了單身大院，心情沉重的當天下午，都沒有心思去單位上班了，一個人在單身大院自己的屋子裏獨思冥想了很久，很久。
徐同學和我，是當年一同從同一所大學來到公司上班的，從當時的滿足，到現在的不滿意自己的境況，也就僅僅過去兩年的時間，我們的思想很快變得如此現實和實際。隨後的日子裏，我從電話、書信中了解到了徐同學如何到達廣東、又如何去求職，和在外企如何工作，並告訴了我他平日的工作、工餘甚至每月的收入，以及他的看法和思考。我們雖然相距遙遠，但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我們都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從總的情況看，他走出去是對的，至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收入提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比我前進了許多。他的下海隻是我們身邊眾生相的一個普通寫照，因為在他走的前前後後，很多之前在單身大院進進出出，曾經熟悉的臉孔都消失了，那些日子和年代，公司裏的單身大院見麵經常的話題就是問，你什麽時候下海？準備去哪裏？之類的話題。走了的人，對留下來的人是種無形的壓力，畢竟在這裏混當時真是看不到出頭之日，和收入的漲高，更無盡的是混沌和失落。那些年代大學生和技術人員，流失的非常嚴重。當然對於當時公司來說，在公司經營不佳的狀況下，走與留對企業都無從輕重，因為當年進三百人能留下三分之一，對公司經營沒有什麽大的影響，畢竟第二年又會補充同樣的新生力量，而當時企業經營也很困難，更談不上大發展了，所以默認了這種人員的迅速流失，因為你的出走，企業並不覺得可惜了什麽，這就是國企，這也折射了按個時代的社會，從大的層麵加速了人員的快速流失。
多年後，自己也身處南方，接觸更多南下一族的圈子裏，多數的人的思想變化，基本和我們上麵的相通。個人如此，相同經曆的人如此，環顧四周的人如此，社會中那個時代的人，又何嚐不是如此，於是得出：那個時代窮則思變的人們，也都普遍如此了！
一時間，在國有、國營單位上班或工作成了貧困的代言人。僅以從事製造技術工作計算，按照當時南北方的收入，已經拉到了十倍以上的差距，經過了傳統經濟束縛後的社會經濟一下釋放開來，在南方新靈活的用工製度、拔高和收入分配形式和製度，以及先進的就業等後勤保障形式，對之前的工作狀態，不時地產生著一波一波的衝擊。就拿我們周圍的人群看，從一九九三年開始，心細的我們不知不覺的發現，公司單身大院不時開始有人離開公司，逐步多地加入南下下海的隊伍中。以一個簡單的下列數字對比就能說明問題，單按照當時我們分配來的大學生，在國營企業月總收入是每月一百二十元不到，請注意是毛收入。但在南方，可以開到月工資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元左右，而且那裏是淨收入，且是免費食宿，晚上的加班，按小時計算，以普通從事技術工作的加班費也到達了八元每小時以上，如果按照每月加班三十小時，計算又可以多出將近二佰五十元，總計每月大學畢業生的總收入，可以達到一千七佰元左右，而且在一家公司做的時間長了，每年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平均調薪幅度。另外，一個重要的情況，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新成立的公司和工廠在每月以幾何數字的增加，失業或變換工作者，在那裏也能很快的得到新工作機會。更為振奮的消息，則集中出現在一九九二年的前後的兩年裏。當時在廣州火車站，出現了搶技術人員的場麵，隻要你一出廣州火車站，就立刻有公司或工廠的招工工作人員主動上來問你，問諸如你是那個大學畢業從事什麽工作等等的詢問，常出現幾家單位搶一個技術人員的場麵，這些故事不經意間，在人們當間傳聞，並成了那個時代的佳話。
在這當間的一九九二年的年末，同大學同單身大院徐同學的下海整個過程的醞釀和行動，後來也逐步動搖了我。那是經常下班後，同住單身晚閑暇時間比較多，我和徐同學經常在一起交流公司工作、個人收入，還有日後的前途想法，還會涉及到一些諸如個人前途事情的評論和探討，和他的交流觸及的麵是比較廣泛的，當然也會中間耳聞目睹其他單身同事的所作所為。那個時候我們，有很多困頓的想法和思考，僅比如當時公司福利分配房問題，如落到了我們大學生身上，單就說以排隊分房而論，先別說有沒有房分給你，還另當別論，這樣必須是工作到十年以上。再看看，周圍結了婚的同事，大多都基本在周圍的農村租借房子，僅一間房子，月租金都在八十元以上，國企裏這樣兩個人的收入三分之一就被砍掉了，加上吃喝和平時開銷，一年下來能節餘當時的一千元，都是個問題。再看看，公司的漲工資幅度和周圍快要退休老師傅，每月也不到三百元的尷尬境地，我們無不為自己的前程在擔憂，而且憂心忡忡，人論的多了就開始窮則思變了。
當時，雖然身處國營單位失業的風險是極低的，但這樣的安全，在生活的現實中，卻慢慢讓人開始糾結的起來。如果說沒有了改革開放，或者往小裏說，沒有南方當時的熱土熱情況吸引，我們極有可能適應那樣的節奏，和生活的安逸。但突然有扇希望的門開啟後，很多人都變得浮躁和不安分了起來。其實更多人都在結合自身，開始了思考並有了新的力量驅動，一開始也並沒有人去刻意的組織和動員，周圍的環境狀況和自身的自然狀態，倒逼和推著你往那裏走。
徐同學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先我們一步開始，籌劃要南下的計劃，這也是眾多的蠢蠢欲動者中的一種寫照。那些在最終決定要走的日子裏，我們經常在宿舍裏議論和討論這件事情，分析得失利弊。畢竟我們的思想，是剛從計劃分配走出來和過來的人，也剛有了從農村轉到城市所謂的身份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才開始還沒有徹底穩妥，就又要被活生生的顛覆和打碎，動力的誘惑和萬一失足也煎熬著我們的心，考驗著每個那個時代我們的膽量。但生活現實，卻是無情的，一切的安逸和熱情過後，理想和現實就開始經常在碰撞著我們的思想，我們到底是選擇安於現狀還是主動出擊呢，著是難舍難決。但最終還是要看我們一年來到底自己剩餘了多少，這個是不爭的現實。觀察中，我們倆討論來討論去，最終的一些數據，首先讓徐同學，他有堅定自己想法的最後決定了，在為他謀劃和計劃的同時，我其實也在開始著，何曾不是為自己設計著日後的打算。當時聽歸聽，說歸說，到徹底要走出和脫離公司，在外麵工作是個什麽滋味，我們近乎的都是道聽途說。最終徐同學的出走下海，那時我們還是設計了比較穩妥的設想，即先給單位以家中有事的為理由請假，其實自己真正出走意圖當初也不會或者不敢在其他人那裏散播。還有件讓徐同學下定決心出走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他最後一個想認識的女朋友。由於是廠子弟，其實由於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孩子，一在這裏沒有任何關係，二又沒有多少家庭的資助。大部分和我們這些外來戶談對象，開始對本人都沒有什麽意見，但當涉及到後來的談婚論嫁、結婚房子等實際問題後，很多都戛然而止。徐同學後來和這位女孩子的分手，也有這方麵的原因，沒有過多責怪人家看低我們的意圖，這的確是事實，但這真實傷害著他的自尊心，於是更堅定了要出走下海的決心。當說到真正要離開國營企業的時候，人都有留戀的想法，畢竟從農村考學出來的農家子弟，等於是十年磨一劍，就是為了擺脫農字頭的想法，現在突然又要放棄這種身份，在當時外人的眼裏，的確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隻有身處後來這種環境中的人，才能體會到思想變化的必然，對這點我是非常理解的，可惜地說心裏話，他的離開的確對我是個極大的打擊。我不但缺少一位平時可以傾訴心聲的好朋友，還有就是也羨慕他的執著。因為當時我所處的科單位比他有些自由、愉快和至少當時有些盼頭的目標，但對他而言，當時處在單位就是基礎的工藝室，平時幹不完的活，收入沒有任何額外的希望，單位考勤又非常嚴格。
徐同學定下要南下了。隨著準備走日期的臨近，即一九九二年春節過後的三月初，他要走的先一天，我們在外麵吃了頓散夥飯，席件有我的張老鄉，還有他的幾個要好的朋友，送朋友去遠方的離別惆悵，在每人的心裏是沉重的，但我們更多的是激勵和鼓舞。在送他的當天，徐辦公室有個朋友的朋友，在當時西安市內的另外一家電器銷售廠工作，他那裏和他一起幹的幾個朋友，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送徐同學又到他們那裏，當天中午，又在他們那裏為徐同學舉行送別宴，那幾個朋友都是從其他城市早辭職近兩、三年的大學生，共同的往事身份，如今都要走類似路的共同經曆，讓大家一下拉近了談話的距離，送別的中午，吃了近兩個小時。後來大家集體七、八個人，把徐同學送進了火車站。在火車站的站台上，我們更多的是對徐同學的祝福，並為他打氣鼓勁，希望他在他鄉能迅速的站住腳跟，也許很快我們都會步他的後塵等之類的話語。惆悵之中，東去南下的火車徐徐啟動，我們最後一次隔著窗戶拉手作別。列車一聲長鳴，很快消失在我們的送別視線外。我和送別的朋友作別後，一路失魂落魄的返迴到了單身大院，心情沉重的當天下午，都沒有心思去單位上班了，一個人在單身大院自己的屋子裏獨思冥想了很久，很久。
徐同學和我，是當年一同從同一所大學來到公司上班的，從當時的滿足，到現在的不滿意自己的境況，也就僅僅過去兩年的時間，我們的思想很快變得如此現實和實際。隨後的日子裏，我從電話、書信中了解到了徐同學如何到達廣東、又如何去求職，和在外企如何工作，並告訴了我他平日的工作、工餘甚至每月的收入，以及他的看法和思考。我們雖然相距遙遠，但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我們都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從總的情況看，他走出去是對的，至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收入提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比我前進了許多。他的下海隻是我們身邊眾生相的一個普通寫照，因為在他走的前前後後，很多之前在單身大院進進出出，曾經熟悉的臉孔都消失了，那些日子和年代，公司裏的單身大院見麵經常的話題就是問，你什麽時候下海？準備去哪裏？之類的話題。走了的人，對留下來的人是種無形的壓力，畢竟在這裏混當時真是看不到出頭之日，和收入的漲高，更無盡的是混沌和失落。那些年代大學生和技術人員，流失的非常嚴重。當然對於當時公司來說，在公司經營不佳的狀況下，走與留對企業都無從輕重，因為當年進三百人能留下三分之一，對公司經營沒有什麽大的影響，畢竟第二年又會補充同樣的新生力量，而當時企業經營也很困難，更談不上大發展了，所以默認了這種人員的迅速流失，因為你的出走，企業並不覺得可惜了什麽，這就是國企，這也折射了按個時代的社會，從大的層麵加速了人員的快速流失。
多年後，自己也身處南方，接觸更多南下一族的圈子裏，多數的人的思想變化，基本和我們上麵的相通。個人如此，相同經曆的人如此，環顧四周的人如此，社會中那個時代的人，又何嚐不是如此，於是得出：那個時代窮則思變的人們，也都普遍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