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來說,鍾年說的並不準確,大明並非完全不收商稅的,隻是絕大多數的商品是免稅的,比如說絲綢、布匹這一類的百姓生活用品都是不收稅的的。


    朱老板的初衷可以理解,為了讓減輕百姓的生活壓力,而且朱老板這一輩子做的事都可以總結為這一句話。


    他是真的全心全意為了百姓在著想的。


    但是問題在於,朱老板忽視了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他不收稅,得益的並不是百姓,而是商人!


    老朱的想法應該是,我免你們商人的稅,你們就把價格定的低點,這樣你們也有錢賺,百姓也能收益,朝廷也沒有損失,是三贏的局麵。


    然而老朱實在是有些低估了那些商人的胃口了。


    英國經濟評論家鄧寧格在《工會與罷工》當中有這樣一句話:


    “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這段話,很適合用來評論明初的商人。


    我才不管你老朱怎麽想,那你不收稅,我們就多賺點,想讓我們主動降價?門都沒有!


    老朱為此曾動刀殺了很多人,但是沒用,哪怕沒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潤,他們也敢冒著砍頭的風險賺錢。


    當然了,可有一點,他們也知道百姓是老朱的逆鱗,因此他們對外售賣的價格也一直維持在一個比較合理的範圍內,百姓的生活壓力並不大。


    換而言之,他們賺的其實是朝廷的錢。


    因為朝廷雖然輕視商人,但是在搭建平台和提供運輸方麵還是有所付出的,但是對於這些最重要的商品卻不收稅。


    即便是對於其他物品,比如瓷器、茶葉、酒水這類物品,稅收最多的時候也才三十稅一。


    什麽概念啊?


    就是幾乎等於不收稅!


    南宋的商人要是聽說有三十稅一的商稅,估計做夢都要笑醒!


    舉個最簡單的的例子。


    宋朝天禧年間的商稅大概在五百五十萬貫左右,而明朝宣德年間的商稅大概在……三十二萬貫?


    這已經不能用天差地別來形容了,隻能說朱元璋農民出身的局限性太大了。


    朱元璋根本就不了解商人有多賺錢,甚至他曾對李善長說,就商人賺的那點錢,全收上來也沒多少,不值一提。


    同樣的,朱棣對於這裏麵的彎彎繞也幾乎一竅不通,朱高熾倒是明白一些,但是這位……


    洪熙大帝在位二十年間,竟然不掌權?(永樂年間幾乎一直都是朱高熾在監國),掌權一年,花了一半時間給朱棣擦屁股,給兒子鋪路,為平定漢王之亂做準備。


    另外半年時間還張羅著要還都南京。


    然後,嘎,人沒了。


    那沒辦法呀,累死了能咋辦嘛。本來體格子就差,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他全占了,還天天朝五晚十的,累不死才是怪事。


    朱瞻基吧……咋說呢,他還是意識到了一點點的,但是這位也隻是把商稅略微提高了一點,二十五稅一,並且將絲綢和布匹納入了收稅的行列。


    要不然連那三十二萬貫都沒有!


    朱棣並不知道這些,但是鍾年當著他麵說他和他爹行政有錯誤,他就不能忍!


    “你倒是說說,為什麽不收商稅就是最大的錯誤了?”


    鍾年唇角微微上揚。


    還是上鉤了。


    “不知道你家我郭兄迴家之後有沒有和你說起來關於市舶司的這個問題?”


    朱棣點了點頭,“當然說過,老夫還上了一道折子給聖上呢。”


    鍾年假裝好奇地道,“你寫的啥?”


    “不告訴你!”朱棣把頭一偏。


    鍾年也不拆穿他,繼續道,“那麽你應該明白了,這市舶司有多麽賺錢,可要是我說,年稅收二百萬貫的市舶司在宋朝稅收當中的占比連百分之二都不到呢?”


    “你說什麽!”朱棣勃然色變。


    他就是再傻,也知道二百萬貫不到百分之二是什麽概念。


    鍾年攤了攤手,“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朝廷總收入約在一億五千萬兩白銀,那市舶司的收入不過二百萬緡,可不就是連百分之二都不到嘛?”


    朱棣聽著這一個個數據,隻感覺五雷轟頂,一億五千萬?


    先別說一億了,大明朝廷每年的收入連五千萬貫都沒有啊!


    版圖是人家的四倍差不多,收入連人家的零頭都不到?


    朱棣有些不死心地問道,“也許,那宋朝的農業比較發達,糧稅比較多呢?”


    但是其實他自己也知道這不可能,農業再發達,一共就那麽點地,糧食稅一億兩?


    別說他不信,但凡有點腦子的人都不會信。


    大明版圖這麽大,糧稅每年也就三千萬貫。


    鍾年直接就笑出了聲來,“老郭,這話你自己信不?實話告訴你,北宋時期農業稅僅僅占據總稅收的差不多十分之一,而商稅占到了十分之七還要多,差不多就是最多的時候,每年光商稅就有一億兩!就是少的時候,最少最少商稅也有五千萬兩。”


    當然了,有些天災人禍的時候,或者皇帝更替啊這些時候,這個數據會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幅度也有可能很大,但是通過這個例子讓朱棣明白商稅的重要性還是足夠了。


    果不其然,朱棣直接癱在了躺椅上。


    鍾年也不打擾他,自顧自地拿出一把小剪刀修剪著院中的花草。


    他該說的都已經說了,不需要解釋的太詳細,他相信,僅憑這些數據和史實,足夠讓朱棣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了。


    良久,朱棣冷不丁地說道,“你需要我怎麽幫你?”


    鍾年緩緩轉過身來,“幫我跟聖上上一道折子,允許我江寧縣作為實驗特批縣,自行收取商稅,如果一年以後,我不能讓聖上滿意,我的腦袋就放在這裏。”


    “好,老夫答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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