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是京劇院
1970年春天我們被趕到奉賢海邊，過起了“五七幹校”的日子。
其實去幹校之前大家已經在上海近郊虹橋人民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天天忙於種菜送菜。雖說這個公社主要任務是供應市區蔬菜，但也種點油菜水稻麥子，所以農活很多。我們待了半年多，忽然上頭命令所有機關高校科研單位必須去“五七幹校”戰天鬥地幹革命，所以我們學校也被統一安排到奉賢縣星火農場一塊地方，建立了自己的“五七幹校”。
所謂五七幹校也是幹農活，開荒種地，種點稻子、種點自己吃的蔬菜。和在農村不一樣，沒有了農民的指導，海邊的土地又是鹽堿地，種出來的東西肯定一塌糊塗，好在學校的工宣隊並不在乎，因為知識分子下幹校是為了“改造世界觀”，經常是半天勞動半天學毛選搞運動，總之是革命第一。
緊挨在我們幹校旁是文化係統幹校，以一條小河為界。起初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不久就清楚了：鄰居是上海京劇院“五七幹校”。天天見到的那幫灰頭土臉穿得破破爛爛的男男女女原本都是京劇院藝人，好家夥，過去可是得花錢買票才見得到的角兒。
聽京劇院的人講，同是京劇院的演職人員，處境“政治待遇”有天壤之別：被首長看中的進“樣板團”，演“樣板戲”，如“智取威虎山”劇組、“海港”劇組；而首長看不中的京劇院多數人統統下幹校，勞動學習“改造世界觀”。首長是誰？大家心知肚明。
見到了童芷苓
我和初人兄被派去養豬，就此和豬打了半年多交道。
豬舍是我們全排“五七戰士”合力打造的，（全校教職員工編成幾個連，連下頭有排、班）地麵用上了水泥，有人說豬圈比我們宿舍講究，我們住的大草房是泥地。豬舍建成後，就到供銷社去買小豬，養大後還必須賣給供銷社，不能自己隨便殺了吃，因為豬乃國家統購物資。既然為國家養豬，供銷社就批給我們豬飼料：米糠豆餅甚至偶爾有豆腐渣，不過飼料錢得幹校出。
我們養的豬是白毛洋種豬，據我們請來的技術指導小黎說是“約克夏”品種。小黎是附近農場連隊的飼養員，1966屆初中畢業生，那時星火農場各連隊職工絕大多數是知青。小黎很熱心，後來就成了我們的朋友。
我意外地發現：豬很聰敏，那種“笨豬”的稱號完全是對豬的汙蔑。有一迴一頭小豬趁我們不備飛快地逃出了豬舍，我們追它追不上。許多人來幫忙抓，它左躲右閃出奇的靈活，最後跳入河中竟然遊出很遠，讓大家都傻了眼。費了好一番周折才把跑累了的小豬捉迴了豬圈。豬不僅聰敏而且愛幹淨，它們不會在拉屎的角落躺著，一定找個幹淨的地方睡覺。
為了給“約克夏”們改善夥食，我每天挑著兩個鉛桶到食堂收集泔腳，人們倒掉的剩菜魚肉骨頭和廚房的下腳料是豬的美食。不隻是我們幹校食堂，京劇院幹校食堂我也每天去（他們不養豬）。有一天黃昏我正在倒京劇院食堂的泔水，忽然聽見一個京味十足的女高音：
“倒這個幹嗎？”
抬頭一看，是個穿著破花布衫的北方大娘——這不是鼎鼎大名的上海京劇院花旦童芷苓嗎！我看過電影“紅樓二尤”和“四進士”，雖然她變得又老又土，還是認得出她：她的眼神依然是如此亮，帶著一絲嫵媚。
我告訴她是給豬吃，童芷苓饒有興味地問我養幾頭豬，我們聊了幾句後她便走開了。
後來知道這時的童芷苓尚未“解放”，仍在“審查”中，所以她不和同行說話。
愛唱戲竟然會判死刑
討論案例也是“學習”的內容之一。此時正是“一打三反”的高峰期，上海公檢法軍管會隔三差五把要判決的案子用文件的形式發到各單位，單位發動群眾討論，然後把討論結果反饋迴軍管會，美其名曰：走群眾路線。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大多數，也有刑事案件。實際上文件中框框已經定下了，有案子結束語是“實屬罪大惡極”的，肯定要槍斃了；還有的幹脆用上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按語，大家討論必定是死刑，隻有一些看來不至於殺頭的案例，大家才會有不同結論，有的人說關10年，有的人說關15年。
“一打三反”抓了許多人，都是平民百姓，沒有“走資派”。發下來讓群眾討論的隻是案件中的一小部分，屬“典型案例”。討論結果上報不久，判決結果公布了（貼在幹校的公告欄上），殺的殺、關的關，和群眾討論的結論相差不大。
有一個案件和大家討論的結果大相徑庭，我終生難忘。
當年“小分隊”流行全國，工廠企業公社農場機關學校都有“小分隊”。“小分隊”的全名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文藝小分隊”，顧名思義就是以文藝形式宣傳毛澤東思想，於是一些會唱唱跳跳會樂器的“文藝青年”就匯集到了“小分隊”。“小分隊”的演出節目通常有小合唱、獨唱、朗誦快板“三句半”、“忠字舞”或者“洗衣歌”之類的少數民族舞蹈，內容百分之百是歌頌毛澤東歌頌文化革命的，偶爾也有唱樣板戲的節目，不過並不多，會唱歌的人遠遠多於會唱戲的人。
案件之一是有關“小分隊”的。一個滬劇愛好者（姓名忘了）領導的一個文藝“小分隊”專門演樣板戲，“紅燈記”啦、“沙家浜”啦，這個“小分隊”不知屬於什麽單位，成員（包括樂隊）都是滬劇票友，所以是用滬劇唱樣板戲，看來也蠻受滬上觀眾歡迎（當時叫作蒙蔽了部分人），結果是“滬劇小分隊”被解散審查，“小分隊”頭頭被逮捕，作為典型案件讓革命群眾討論。他的罪名是“破壞革命樣板戲！”，通過這個案例的討論大家終於明白兩點：第一，樣板戲必須用京戲唱；第二，樣板戲唱詞一個字也不能改。（倒黴的滬劇愛好者用了滬劇“蘆蕩火種”的唱詞唱腔，沒有用“沙家浜”的！）
因為文件中沒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字樣，所以大家討論是判10年！連領導案例討論的工宣隊師傅也認為關10年差不多了。
誰也想不到，公布的判決結果是：這位愛唱滬劇的“小分隊”頭頭被判死刑，而且是立即執行！這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讓大家都驚呆了，也讓工宣隊領導大吃一驚。
以後誰也不敢瞎唱樣板戲了，怕唱不準確，“歪曲”了。
去看“外國鐵梅”
樣板戲不能瞎唱，不能不唱，因為樣板戲是文化革命的成果。
之前幹校“五七戰士”以班為單位搞過樣板戲合唱，我們班指揮是楊琛，他對合唱效果不滿意（像唱歌）。眾目睽睽之下他忽然來問我有何高招（我正巧在旁邊站著）？弄得我好不尷尬，要知道我是沒有唱樣板戲資格的人。不過楊琛知道我懂京劇，他此舉實屬無奈。
幹校領導決定請京劇院來教唱樣板戲，京劇院幹校是我們的近鄰嘛。
在會議室（也是泥地草房）大家見到了第一位來教唱樣板戲的京劇演員，他首先對領導的介紹作了更正：決不能說教唱樣板戲——隻有樣板團演樣板戲的同誌才能“教唱”樣板戲，比如童祥苓同誌才可以說“教唱”楊子榮的唱段、沈金波同誌才可以說“教唱”少劍波的唱段，而他呢隻是和大家“共同學唱樣板戲”。
一連的李紹宏是京劇戲迷，看過上海京劇院不少戲，他輕聲對我言道：來人是京劇院二路老生演員李剛毅，雖然沒啥名氣，但會的戲很多。
李剛毅請大家上來唱唱：“唱不好沒關係，我也唱不好！”財務科的老戴自告奮勇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李紹宏被一連的人硬推出來也唱了一段“沙家浜”。李剛毅都表揚了一番，並一一點評，邊唱邊解說，儼然是一位稱職的京劇老師。我想起來：該給豬喂食了，我悄悄地離開了。對我而言，豬比樣板戲重要。
後來李剛毅老師來“共同學唱”的幾次我都未去，隻知道自從他來我們幹校後，哼樣板戲的人多了。
不久聽說京劇院要幫助我們幹校排“紅燈記”，不是清唱合唱的那種，是要登台演出的，有伴奏有服裝有表演的正式演出。
一天黃昏，我挑著豬食擔子從小河那邊迴來，見到許多人朝幹校食堂湧過去，心裏納悶：晚飯早已用過了，這些人到食堂去做啥？
我們排的女青年小許興衝衝地叫住我：“快點，去看外國鐵梅。”
“啥個‘外國鐵梅’？哪能莊事體(1)？”
小許告許我：幹校要演“紅燈記”中“說家史”一段戲，京劇院派來指導演鐵梅的一個青年演員“漂亮是漂亮得來——嘸沒介漂亮格！眼睛凹下去，皮膚雪白，頭發有點黃，像外國人！伊拉喊伊‘外國鐵梅’！”
“外國鐵梅”姓孫
演李奶奶的是老丁，她嗓子好又有舞台經驗，1940年代就是三野文工團歌舞隊員，山東人，平時喜歡哼哼沂蒙山小調什麽的，退伍之後在我們學校當幹部。老丁對軍宣隊領導是一百個看不起。據她講她在部隊時什麽首長沒見過？什麽兵團司令軍長師長都知道她小丁。現在的軍宣隊，哼，是否參加過“解放戰爭”都打問號！但軍宣隊領導對老丁卻很尊重，一定要請老丁“出山”演“紅燈記”，因為這次演出是代表學校到教衛係統去匯報的，意義非同小可，由老丁這樣一位老革命來演李奶奶是最合適不過了。
小蔣演鐵梅。她1965年畢業於同濟，在同濟大學時就享有盛名，是同濟第2號女高音。第1號女高音便是大名鼎鼎的朱逢博，當時在樣板戲“白毛女”芭蕾舞中擔任獨唱。軍宣隊看來經過調查研究，挑選的人十分合適。
問題在於：唱民歌的老丁和唱美聲的小蔣嗓子雖好，都隻會唱歌不會唱戲，而唱歌和唱戲是兩碼事。
這就忙壞了來輔導“說家史”的“外國鐵梅”了：她一句一句地教、一個字一個字地糾正、一個身段一個表情地示範，累得滿頭大汗。大家都目不轉睛瞧著美人的示範，有人嘀咕：“外國鐵梅”比樣板戲中的“鐵梅”劉長瑜演得好。（其實是比劉長瑜漂亮）印象之中京劇院還有人來輔導李奶奶的，不過大家都不注意，隻專注“外國鐵梅”。
老丁和小蔣在排練中產生了矛盾：老丁畢竟在文工團演過“兄妹開荒”之類的小歌劇，對身段、舞台站位什麽的一教就會；小蔣隻會獨唱領唱，“身上一點沒有”（老丁語）。“外國鐵梅”隻得一遍又一遍教，顯得小蔣很笨。小蔣為此當眾哭了，還對陪在旁邊的未婚夫阿寬大發脾氣（阿寬也是同事、數學教師）。此時“外國鐵梅”乖巧地一聲不響，而老丁卻要求“繼續排練”。在上琴師伴唱時，小蔣要琴師拉最高的音調（低了小蔣不習慣），老丁也隻得定那麽高。後來老丁訴苦：“她要唱這樣高的音，我老婆子隻得拚老命奉陪啊，我這是拚老命呀。”（老丁那時40多歲，已經自認為“老婆子”了）
老丁和小蔣都是自視甚高的人，演出結束後她們非但沒成為朋友，見了麵甚至互不理睬。
打那以後，“外國鐵梅”成了一個衡量美女的標準。比如說有人見到誰的女朋友，會形容“差不多有‘外國鐵梅’介漂亮”；也有見到的人會有異議：“好看是蠻好看格，不過嘛，還嘸沒‘外國鐵梅’好看。”多年之後，路上碰到小許，她問我：“人家講儂新結婚的老婆蠻漂亮格，是伐？有得‘外國鐵梅’介漂亮伐？”
誰都不知道“外國鐵梅”叫什麽名字。有迴初人兄和我去京劇院幹校辦什麽事，碰到一個魁梧的光頭大漢，我認出他是京劇院著名的花臉演員，我問他：“您是汪誌奎吧？”
“喝！好眼力！”他顯得很高興。我說我看過“四進士”他演的顧大人，就在我們聊了幾句之後，初人兄不失時機地向汪誌奎打聽：那位來我們幹校指導演鐵梅的青年演員尊姓大名？汪誌奎的眼裏掠過一絲笑意，他隻迴答了一句：“她姓孫。”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外國鐵梅”叫什麽名字，隻知道她姓孫。
幹校的歲月是灰色的，還帶著苦澀。然而“外國鐵梅”、河麵上的月光、路邊草叢裏的野花、風中沙沙作響的防護林樹葉、海灘邊的蘆葦……都是抹之不去和幹校有關的美好記憶，永遠留在心裏。
小毛劍秋的悲劇人生
天天去京劇院幹校收集泔腳的結果是交了兩位朋友：一位是燒開水的老伊，小醜演員；另一位是演武行的，就是一輩子在台上翻跟鬥打出手永遠無名無姓的老武行（如軍士甲番兵乙之類），鑒於他不肯告訴我姓名，年紀又有50開外，我稱他大叔（必須用京白，大叔不講上海話）。大叔在食堂幫廚，總是主動幫我倒泔水。
老伊是京劇院唯一的胖子，他告訴我由於他比別人胖，“文革”開始時有人貼他大字報：“三年困難時期大家艱苦奮鬥都瘦，為什麽唯獨你伊某人胖？”老伊說我胖也成了罪行！類似逗人笑的事老伊講了不少，我很喜歡聽他聊；大叔會講一些京劇院往事包括新民京劇團這些早已消亡的老劇團往事。
大概是國慶節吧，京劇院幹校搞了個樣板戲清唱會演。我們幹校和鄰近農場去了不少人，大家站在會場內看京劇院演出。最後演唱的是久不登台的小毛劍秋。1950年代我在先施遊樂場看過她的戲，那時的小毛劍秋是顆冉冉上升的新星：年紀十六七歲、嗓子好、扮相俊美，被稱為“色藝雙絕”。從那時到1960年代初，真稱得上是大紅大紫。但從樣板戲時代開始，小毛劍秋就消失了，想不到在幹校的“舞台”上見到了她。小毛劍秋比我少年時代見到的身影憔悴多了、老多了（已經30歲了吧），但還是很秀氣。
憑良心講，我並不喜歡樣板戲（那年頭隻能唱樣板戲），然而小毛劍秋唱的“海港”唱得真好，居然有程派韻味。一曲唱罷，全場掌聲雷動（包括京劇院同行），在全場的熱烈要求下，小毛劍秋又唱了一段“沙家浜”裏的阿慶嫂，又是梅派的風範！盡管依舊有如雷鳴般掌聲，她再也不肯加唱了。
第二天我去京劇院幹校和大叔談到小毛劍秋，他歎了一口氣，輕聲說小毛劍秋可惜了。原來“江青同誌”到上海來搞革命樣板戲時，原本是挺欣賞小毛劍秋的，把她調到“海港”劇組，要讓她演主角。哪知道小毛劍秋“年青不懂事”，一來二去得罪了“江青同誌”，就被踢出了劇組。這一下糟了，“文革”剛開始，小毛劍秋被京劇院革命派安上了“反對江青同誌”的罪名鬥得死去活來，結果精神失常了，最近精神病才好了些。
多年之後很多“文革”時期遭殃的京劇演員都複出了，小毛劍秋仍然默默無聞，有消息說她最近病故，也有消息說她和她丈夫武生演員筱高雪樵晚景並不好。
老伊
老伊對小毛劍秋的遭遇有自己見解：他認為原因是小毛劍秋書讀得太少，“沒上過什麽學校”。
我覺得老伊的理由很奇特，便提出異議。老伊說小毛劍秋自幼跟家裏人學戲、跑碼頭，別人上學時她已經登台唱戲了，所以她除了演戲什麽也不懂；不像劉長瑜、楊春霞她們是戲校畢業的，戲校有黨團組織有政治課，她們懂政治。戲校出來的人不是黨員就是團員，見到“首長”，個個“笑得像花似的”；小毛劍秋隻會唱戲，“她這樣的傻姑娘不倒黴才怪呢”！
老伊個頭不高，胖胖的，長相卻是“豹頭環眼”，大眼睛炯炯有神，年齡也有50多歲了，然而行動十分輕捷。他起初不說自己是醜角演員，隻承認“反麵人物演得多些”：如現代戲“審椅子”中的地主、戲曲電影“紅樓二尤”裏的薛蟠。還是大叔告訴我老伊叫伊鳴鐸，在京劇院醜行中，排名在艾世菊、劉斌昆、孫正陽後邊，其實他“身上玩意兒好著呢，文醜武醜都行”。
日子處久了，老伊的話就多了，他講了不少京劇院“文革”的事。京劇院運動開始時起來“革命造反”的是哪些人呢？學館（京劇院自辦的京劇學校）的青年學員、一直演配角台上不開口跑龍套的青年演員、再加上什麽管衣箱道具燒開水的工人，因為他們受“文藝黑線”的“壓製”最厲害，“他們掙的錢少”。
據老伊講並非所有的青年人都是革命派，小毛劍秋也是青年演員，卻“享受”了和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這班老演員一樣的“革命待遇”！（挨鬥剃“陰陽頭”之類）“不聽首長的話”是麵上的理由，實質上還是她過去太出名。一樣20來歲的人，“為啥咱們隻拿五六十元工資，你小毛劍秋拿一百元出頭，憑什麽！”這才是他們的心裏話，不過大字報不敢寫上去。而大叔他們就不會這麽想，盡管大叔的工資低，也隻有五六十元，還是老演員。因為大叔和老伊、李剛毅都是舊戲班出來的，心裏很明白：觀眾掏錢買票來看誰？看的是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看的是小毛劍秋，舊戲班是靠觀眾養活的，他們（指鬥小毛劍秋的那幫人）來演，有誰肯掏錢買票？
說到這裏，老伊大概覺得話有點“豁邊”了，趕緊補充一句：我並不是說批鬥周信芳他們鬥得不對啊，批是應該批的，隻是“要文鬥不要武鬥”。
京劇院幹校有一個“五七戰士”很喜歡和我們學校的人套近乎，常常在大田出工時靠過來和我們排的人聊幾句，年紀不老，是個30歲左右的漢子。我們排都知道了他是體育學院畢業的（京劇院裏很少見），居然也是京劇演員。有人問他演過什麽戲時，他突然大光其火，把京劇院上上下下罵了一個遍。意思是他是有文化的人在京劇院受排擠，還是對我們學校一類文化人有好感。
我對老伊提到了這個體育學院到京劇院的人，老伊不屑地答了一句：“哦，那個大學生啊。”
老伊告訴我：“大學生”不知道通過什麽關係進京劇院的，據說也是從小喜歡京劇。領導起初打算培養他讓他演些配角，可他實在不行，就放在一邊了。“文革”開始時，“大學生”第一個起來革命，鬥人鬥得真是兇，還動手打人，也當上了小頭頭。他做夢都想進樣板戲劇組，可惜他再革命再擁護“首長”，“首長”就是看不上他。工宣隊進來後，“大學生”頭頭也當不成了，和大家一道下了幹校。老伊還說：“上頭”搞樣板戲還是要會演戲的人，當然要童芷苓要沈金波要李麗芳要艾世菊，不會要你“大學生”。樣板戲要是都讓“大學生”這樣的“革命派”來演，肯定早就演砸了。
周信芳在“提籃橋”呢！
“五七幹校”一定辦在農村和農場，毛澤東認定幹農活是“改造”的最佳途徑。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幹農活不是什麽新鮮事。我在高中就下過鄉，大學時期也去過農村，1969年夏天隨學校去奉賢莊行農村參加“三夏”，這一年秋天又到上海縣虹橋公社種了半年蔬菜（據說和“林副主席一號通令”有關，下鄉是為了“準備打仗”），許多同事還下鄉搞過“四清”，所以我們幹校的農作物種得還算馬馬虎虎。
說我們還過得去是相對旁邊的京劇院幹校說的，他們多數人年齡偏大，體力弱，又不會種地，用老伊的話說：都是打小學戲，幹別的都不行。因此我們的稻田和京劇院稻田相鄰，我們的稻田還像稻田，他們的田完全看不出種什麽。話雖如此，如果要靠我們種的糧食養活自己，統統得餓死。這一點我們幹校和京劇院幹校都一樣。
這天我們班到食堂幫廚，食堂弄到了大量的魚，大家忙著刮鱗挖肚腸。來了一個京劇院“五七戰士”，是個白淨的中年男子，他開口要求食堂給他兩三條小魚，是類似貓魚最小的那種，京劇院食堂有野貓，他是可憐那隻貓來討點貓食。食堂負責人說魚是人吃的，拒絕了他的要求。我趕緊向食堂負責人介紹：這個人叫黃正勤，過去是京劇院的頭牌小生，“老有名的”！食堂負責人周玲弟其實是個直爽的熱心人（否則我不會多嘴），她迴答：“隻要伊開口撥阿拉唱一段，魚就撥伊！”黃正勤聽了很高興，說我的行當現在不興了（樣板戲沒有小生），“這樣吧，我來個跟鬥！”說罷便在泥地上翻了一個“空心跟鬥”，大家齊聲喝彩。
黃正勤把小魚和魚肚腸放進他帶來的大碗裏，笑著說：“我叫他們都過來表演——有魚。”
最近京劇院活躍起來。每到下午4點，傳來了鑼鼓和琴聲，還有人唱、“吊嗓子”。據老伊透露：“首長”有指示，幹校要安排一個小時“練功”。有的武生演員還要“壓腿”、練練開打。萬一“樣板團”有人生病或者傷了腰什麽的，就能從幹校中抽人上去頂替，老伊估計可能還要排新的樣板戲。事實證明老伊有遠見：1972年推出了新樣板戲“龍江頌”，那是我離開幹校一年後的事了。
每天都聽紀玉良清唱，唱的總是“紅燈記”的那一段。紀玉良是京劇院著名老生演員，有1950年代很紅。可能每天總唱“紅燈記”，他自己也唱厭了。老伊邊聽邊搖頭：“越唱越糟！”是啊，那個年頭，隻能唱樣板戲，隻能聽樣板戲（電台天天播），隻能看樣板戲（電影），誰不厭煩。
夕陽把西邊的天空染成一片金色，防護林的樹葉呀、河麵呀，連老伊的開水房頂上稻草呀……都跳動著金點。老伊今天興致很高，有一個收工的人來打水燙腳，老伊和他開玩笑：“我的開水隻能燙豬去毛，不能燙腳丫子。”
見老伊情緒不錯，我問了一個“敏感問題”：“你們的院長周信芳不在幹校吧？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
“他啊，來幹校倒好啦——關在‘提籃橋’呢！(2)”
豬比羊聰敏
我們幹校養豬，也養羊。
“羊倌”是姚阿姨，原來是教材科的職員，蘇州人。她每天把幾隻羊放到河邊草坡上讓它們吃草，手裏拿著一根樹枝趕羊。一天我看見姚阿姨用樹枝敲一隻羊的頭，嘴裏還罵：“打煞奈迪隻下作坯(3)！打煞奈……”
姚阿姨受過“審查”，當過“牛鬼蛇神”，所以我和她講話比較隨便：“做啥打伊啦？姚阿姨。”
“奈看奈看，迪隻公羊老是騎到小雌羊身上廂，小雌羊吃不消格。”
原來姚阿姨在維持羊群的婚姻倫理底線。我差點笑出了聲。
幹校突然決定羊不養了，在河邊大開殺戒，把羊統統宰光。我和初人見到一場“奇景”（我們大概是奉命幫忙的），當一頭羊被牽來挨刀時，其他幾頭羊仍然安詳地嚼草，哪怕被宰的羊發出悲鳴、空氣裏散發出血腥味，它們仍無動於衷、依舊慢條斯理地嚼草，更不會逃。直到一頭一頭地牽過來，全部宰完。
初人兄得出結論：羊是世上最笨的動物。
我們養的豬就完全不同了。那天鄰近農場連隊殺豬（殺豬要請當地專業殺豬人，不是隨便什麽有氣力的人能殺的），傳來了一陣陣豬的慘叫聲，我們豬欄裏幾頭豬變得異常緊張：兩眼通紅、焦躁不安地跑來跑去，還想拱開豬圈門，甚至豬食也不吃了。原來豬有“物傷其類”的情懷，會擔心自己落得個和同類一樣的下場。
豬比羊聰敏多了。
當時我忽發奇想：吾輩國人像豬多一點還是像羊多一點？恐怕像羊多一點！
宰羊後那天晚餐大夥痛快地大嚼紅燒羊肉，唯有姚阿姨不吃。
“瘟豬肉”很香
一頭豬病了。
豬一旦沒了胃口，就是病了。我們千方百計讓這頭豬吃東西：給它單獨“開小灶”，弄來豆腐渣讓它“獨享”，在泔腳裏挑它愛吃的下腳料等等，所有的努力都不奏效，我們隻得請鄰近農場連隊的小黎來幫忙。
小黎不是獸醫，是飼養員，隻是養豬比我們有經驗。他“出診”的結論是：這頭豬得了豬瘟，必須打針，另外兩頭也要打針“防患於未然”。雖然小黎不過是六六屆初中畢業的知青，在我們眼裏他卻是一位豬的救星，一位養豬權威。
給豬注射的針筒大，針頭也粗得嚇人。小黎要我們打，我們試著給豬打針，卻抖抖索索下不了手，他看不過便奪過去，一下兩下便打完了，還說：“赫啥啦(4)？又不是撥（給）人打針。”
病豬還是不好，小黎也沒有辦法了。他下了結論：是豬瘟，不會好了。
幹校連排領導都來看過，他們決定等瘟豬死了，就地掩埋。小黎聽了很吃驚：“埋死豬！”豬肉是多麽稀罕的美味，他說等我們埋了他們立刻挖出來弄到他們食堂吃掉。我們排長得知小黎的打算後毅然決定：既然農場的知青能吃，我們為啥不能吃。於是他說服幹校領導，推翻了原本科學衛生的決定，把這頭奄奄一息的“瘟豬”宰了，由食堂精心烹燒讓大家分享。
據說宰這頭“瘟豬”十分省力，血也放不大出。我們兩個豬倌不願去看，隻是埋頭照料另兩頭豬。
但是“瘟豬”肉我們也吃了，出乎意料的是紅燒豬肉竟然很香很好吃，而且大家吃了後都沒事，沒有任何人食物中毒。
直到最近，初人兄依舊記得多年以前美味的“瘟豬肉”，說現在的豬肉遠不如我們吃過的“瘟豬肉”。
“禍從耳入”——“一打三反”中的清查“偷聽敵台”
幹校繼續“一打三反”：我們連揪出了一位在1962年大學讀書時散布過“反動言論”的人，因為是過去的老問題，從輕發落為“嚴重政治錯誤”；老同學阿鮑的一點風流韻事也被批鬥了，盡管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但畢竟屬於“生活問題”，也不了了之。似乎“一打三反”差不多了，可以收兵了。
工宣隊並不打算罷手，在會上宣稱：敵情還很嚴重，有不少人“偷聽敵台”至今沒有坦白交代。
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1967年學校兩派鬥得昏天黑地之時，許多同事不願卷入革命，而是過上了“逍遙派”生活。有些人為了打發時光迷上了自己動手裝半導體收音機，他們經常跑虯江路五金交電舊貨市場，買來半導體零件，用一把電烙鐵裝了四管、六管甚至八管機，當然有人也裝上了兩波段的，能聽短波。在集體宿舍裏調試自己安裝的機子，據說很有成就感。
麻煩來了。短波中除了我國對外廣播之外，境外的華語廣播統統是“敵台”。按工宣隊領導的講法：聽敵台就是犯罪，必須坦白交代向大家作檢查，如不坦白則要“抗拒從嚴”。
所有自己裝半導體的人都作了交代，有人作了深刻檢查。學校裏愛動手的人真不少，到底是工科大學的教師。
我們排為兩位裝收音機的同事開過幾次批判會。一個是張慶方，原化工教研室分析化學教師，他是個古典音樂愛好者，他裝收音機的目的是為了收聽外國電台的貝多芬作品，外國電台說的是英語還是法語他弄不清楚，反正他聽的不是被稱作黃色音樂的外國輕音樂，而是“重音樂”，也就是交響曲，所以決非犯罪，華語廣播他不聽的。工宣隊師傅認為他態度不好：愛好音樂為什麽不聽“東方紅”和“國際歌”呢？張慶方說貝多芬的音樂馬克思和列寧也是肯定的，大家認為他狡辯。工宣隊師傅“語重心長”地說：文化革命已經好幾年了，看來像張慶方這樣的知識分子心裏還是沒有毛主席。經過大家的“幫助”（批判），張慶方終於承認了錯誤，作了檢查，並保證今後永遠不聽外國音樂。
另一位“批判對象”是張伯文，物理教師，和我很熟。伯文是裝收音機高手，不僅自己裝也替別人裝。他住在集體宿舍裏，調試短波時聲音很響，全宿舍的人都聽見。“清查”開始時，他仗著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以為不會把他怎麽樣。不料工宣隊找他談話了，他起初不承認，後來聽說很多人都證明他聽過“敵台”，他就說自己“聽白相聽聽”！（上海話聽白相就是聽著玩的意思）
“聽白相”聽出事來了。班裏開會排裏開會批判張伯文的“聽白相”。人們說批張伯文批著批著要忍住笑，問他東他答西，他會自己承認聽過美國之音、蘇修對華廣播和台灣電台，又會漏出來：聽過bbc。人們厲聲問他：
“張伯文！你相信這種反動宣傳嗎？”
“相信、相信。”
“什麽！你相信！”
“昏了昏了，我講錯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鬥張伯文鬥了幾次。領導考慮伯文出身好，又無前科，就作為寬大典型讓伯文作了檢查算了。他的檢查也很滑稽：第一句開場白是：同誌們！我原形畢露了。
在一次假期迴上海的途中，正巧我等車時遇見也在車站等車的張伯文，周圍無熟人。伯文兄歎了一口氣對我說：你們是“禍從口出”，我呢是“禍從耳入”。
“牛郎織女”何其多
“瘟豬”事件發生後，連排領導可能覺得把養豬大業交給兩個“牛鬼蛇神”太缺乏階級鬥爭觀念，於是派老龔來豬棚擔任負責人。老龔也是教師，在“文革”中沒受過衝擊，屬革命群眾。
老龔走馬上任後第一件事便是在堆放飼料的小間內貼上一張語錄：最高指示——要大養其豬！語錄是老龔自己寫的，字很大，在牆上很醒目；又找來一張破桌兩條長凳，弄得小間像個“辦公室”。老龔向前來“視察”的工宣隊師傅說明搞來桌椅是為了學習，工宣隊師傅對貼養豬語錄很滿意，認為是突出了政治。
老龔的“新政”到此為止，其他一切照舊。我們“學習”還是和班排一道，並未增多，小房間成了休息室，打理完豬圈之後可以坐坐聊天喝水，感覺頗好。老龔對我們挺和善，也和我們一起幹活。自從下鄉來幹校之後，“革命群眾”對我們的態度有了很大變化：過去他們批鬥過我們，平時也劃清界線對我們不加理睬，現在大家都在一道勞動，過幹校生活，我們要改造世界觀他們也要改造世界觀，都是臭知識分子都得接受再教育。即使並非教師而是幹部職工也一樣，同屬修正主義教育陣營中人物，同樣得接受再教育。隻有工宣隊是來教育大家的。所以被教育的芸芸眾生關係發生微妙變化，我們這些另類處境有了改善。
在聊天中得知老龔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在青島由外婆照看，老龔的青島妻子卻在長春工作，老龔說他三口之家分布三地，一年隻有一次探親假兩個星期，去探了老婆就見不到女兒，所以十分鬱悶。老龔還告誡我：千萬不要找外地女朋友，將來夫妻分居兩地成“牛郎織女”有得苦。
當時夫妻分居兩地相當普遍，我們學校很多，光在我們基礎教研室就有好些。數學教師老謝，老婆在新疆，有人和他開玩笑：古有孟薑女萬裏尋夫，今有謝老師萬裏訪妻；外語教師楊明馨，老公在湖北二汽工地；物理教師老樓，妻子在寧波算近了；小胡也是物理教師，老婆在安徽農村老家，小胡說要讓老婆到上海團圓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所以他最後調迴了老家安徽一個小縣城。那個年頭調進上海比登天還難。幾個老家在福建的教師“文革”後期為了和老婆團聚都迴了福建。還有一位女英語教師程燕，丈夫在北京，正巧她一個在北京工作的北外同學老公在我們學校，於是她們兩人對調，程燕去了北京，北外同學調到了我們學校，由於她們都是學英語的、專業相同，北京上海又都是大城市，對調才得以實現。即便如此也折騰了好幾年才成功。
大官（過去叫高級幹部）決無此類煩惱，他們到哪兒都能帶家屬。“文革”期間南京軍區一位軍級幹部轉業到上海，後來當交大黨委書記，他的一家老小都從南京到了上海。
夫妻分居兩地帶來的種種問題之一便是“生活上犯錯誤”。幹校批鬥過兩個人，均是老婆不在上海卻和別的女性“有事情”的男士。據說因同樣原因“紅杏出牆”的女士也有，為顧及她們顏麵沒有公開批判。他們在“檢查”中都有一句話：“由於夫妻分居兩地……”
從奉賢到南匯
幹校要搬家了。大會上領導宣布：我們將動遷到南匯華東局幹校去，這裏讓給文化係統幹校。
我們養的豬也大了，有一百四五十斤，所以就用板車拉到了供銷社。收購豬的供銷社職工喜形於色，連聲稱讚我們的豬好，比公社農場送來的豬肥。送走這兩頭豬心裏有些舍不得，但想到如果被我們幹校宰了，可能心中更難過。明明知道兩頭可愛的約克夏必定走向屠宰場，隻要我們豬倌親眼見不到也就罷了，不去多想。
華東局幹校全名叫中共中央華東局五七幹校，位於南匯五四農場，規模很大，有許多空草房宿舍，因此搬過去的除我們學校外，還有教育學院和外語職校，都屬高教局係統幹校。就此在同一場所出現兩個係統，然而在日常事務上要聽從老土地華東局幹校的安排。
這裏不養豬，我不再當豬倌而是和大家一道參加大田勞動，每天下午學習（運動）。奇怪的是要學習《哥達綱領批判》之類的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了——以前隻讀毛選。據說學習經典是為了識別打著馬列旗號的騙子，後來知道了騙子是陳伯達，“上頭”在搞“批陳整風”呢。至於咱們老百姓對陳伯達為何成了騙子毫不關心，連一點好奇心也沒有。自“文革”開始，隔三差五就有大人物被揪出來，大家早已習以為常。
到底是中央機關的幹校。這裏的食堂大會場也大，難能可貴的是還有圖書館閱覽室，晚上開放。我每天晚上去閱覽室看書，看魯迅的譯作《苦悶的象征》。凡魯迅的作品包括譯作都能借閱（閱覽室除馬恩列斯毛魯之外隻有《漢書》之類的曆史書籍），《苦悶的象征》是廚川白村的美術評論，另外又重讀了果戈裏的《死魂靈》，也是魯迅譯的。那年頭能在公開場合看到這樣的書，夠幸福了。
幹校裏有不少大官，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就在幹校。我和管理閱覽室的老頭聊過天，他也是一個高級幹部，原本要從華東局調往一個大學當校長的，“文革”開始了就沒去，老頭愛讀史書，總戴著老花眼鏡看《後漢書》，從未見過他讀馬列著作或毛選。
有次開大會，內容是一個華東局幹部作“鬥私批修”提高認識的報告。此人說自己在延安抗大親耳聽過主席報告受過主席教誨，進城之後漸漸放鬆學習，思想漸漸變修了，工作中犯了錯誤，是文化革命挽救了他雲雲。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到他被“解放”當了普通人之後鬧的種種笑話：一是上公交車不買票，（他不知道要買票）被賣票員當場拿下；二是到商店買東西不帶錢，他從未有過帶錢習慣，所以以後出門必須有子女陪著。此人名叫羅毅，以前當過團中央常務書記，“文革”前是華東局候補書記，7級幹部。
當時我就在想：像羅書記這樣的大官，出門便是轎車，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車要買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來，當然不會上商店。“文革”讓他們下來了，又換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錢的特權依舊存在。
丁胖
我們是1971年初春搬到南匯的，當年夏天我就被派往市區的玻璃廠“戰高溫”了，在南匯華東局幹校沒待多少日子。
不知何故，一到南匯我和汪初人兩個前豬倌被編入了其他班排，從原來由物理教研室組成的一排調到了由化工教研室組成的三排，因此和不少化工教師成了相識。（說朋友有高攀之嫌所以講成了相識）
第一位是丁胖。因為胖大家都叫他丁胖，之前就和他熟。在奉賢養豬那段歲月裏他曾經建議我們對飼料作“精加工”，即在米糠裏混入尿液再發酵，可以把粗糠變成精飼料。天知道丁胖的點子從哪裏來的。他帶頭把尿撒入飼料桶裏，我們紛紛效仿，然後他和我一起攪拌，再把桶抬到陽光下曬熱以便發酵。不過豬對這種“精飼料”並不愛吃，後來就不再“加工”，但可以看出丁胖是個熱心人。
丁胖畢業於東吳大學化學係，他卻喜愛中國古典詩詞，平時常常背一兩段宋詞，（當時亦屬犯忌）還講講成語典故，他說自己差一點去讀中文係或曆史係。丁胖這點文史造詣在追求他老婆時派上了大用場，他給上海第二醫學院一位比他小10歲的女生寫了幾十封情書，信裏的風花雪月打動了她，成了他太太。丁胖在幹校時，他太太在虹口區中心醫院當醫生，育有一子一女，大家都說丁胖有福。
坐落於蘇州的東吳大學在丁胖嘴裏仿佛是一處小巧精致的蘇州園林，令人憧憬。丁胖講過去大學師生之間也蠻有勁的。教他們有機化學課的是程小青先生，每次上課上到一半時，同學便起哄要先生結束正課講霍桑大偵探。（程小青是小說《霍桑探案》的作者）所以一學期有機化學上下來，霍桑辦案的故事全部聽完——“儂講有勁伐？”然而丁胖正言相告：自院係調整東吳大學變成江蘇師院之後，“現在勿靈哉”！
丁胖的去世很富於戲劇性，但是場悲劇。1980年代丁胖的兒子女兒先後都去了美國深造，後來事業都有成。可就在此時丁胖中風了，癱瘓在床不能動彈，丁太太已是虹口中心醫院的內科主任，忙得一塌糊塗，於是照顧丁胖全靠保姆。保姆鍾點工換了不知多少，一個比一個糟，丁太太隻得退休自己來照應丈夫，身心疲憊的她竟然患上了憂鬱症。子女又不在身邊，終於在1990年代快結束的某天晚上，丁太太扭開了煤氣開關，把她和丁胖都送入了天堂。據說丁胖的神誌一直很清醒，可能表示過反對，可他不能動，隻得由他愛妻做主一道離開了。
兩位張兄
兩位比我年長，理應稱之為兄。
一位是張慶方。因為“偷聽電台”受過批判，他在檢查中聲稱他聽外國電台是要聽“重音樂”，即外國古典交響樂，工宣隊師傅曾“教育”他應該熱愛革命音樂。看來工宣隊師傅白費了一番苦心，雖然張慶方不聽收音機了，至少在幹校，可他在勞動或洗澡時還是會情不自禁哼上一段古典樂曲，愛好依舊。工間休息時慶方兄會和我聊聊貝多芬和莫紮特，前提是旁邊沒有“革命左派”或愛打小報告的人。為了表示自己並非樂盲，我問他聽過瓦格納的作品沒有？（我對瓦格納隻是從書上得知，其實並不了解）不料慶方兄表示也聽過，隻是聽得不多。
有一迴很意外地聽見他哼了一段京戲“失街亭”，“你也喜歡京戲？”
張慶方笑了：“我們天津人個個都會來兩段京戲。”
他說真弄不懂你們上海人為什麽那樣喜歡楊寶森，楊寶森在天津唱不過厲慧良，楊寶森演戲從不客滿，而厲慧良演出必定滿座。（楊是天津京劇團的老生名伶，厲是天津京劇團的名武生）我講我就是喜歡楊寶森。
“文革”結束後張慶方調到了華東化工學院，失去了聯係。
另一位是張用，說起他可以講在全幹校是無人不知。雖然他和我們住一個宿舍，他卻在工具修理間幹活，不和我們一道去大田勞動。張用除了修理工具之外，兼做木工電工，是公認的能工巧匠。張用兄是複旦化學係畢業的，當年和老蔣同為複旦的名人，同為學生大右派。老蔣是複旦話劇團團長，張用是複旦合唱團指揮。他告訴我他進複旦第一天，校學生會就來找他要他去合唱團當指揮，因為張用在高中時就是上海中學生合唱團指揮，早已名聲在外了。
老蔣有時會到我們宿舍串門，他和張用見了麵總要舌槍唇劍互相調侃挖苦一番。然後，老蔣拿出一張紙，上頭寫著幾個難認的字來考張用，但張用每次都讀得出來讓老蔣敗興而歸，我們見了都佩服這兩位複旦才子的雜學博碩。多年後張用曾告訴我，國學大師陳寅恪的恪字不讀“克”應該念“確”，這是客家讀法。
張用不像張慶方，從來不提音樂。他聽見慶方兄和我講京劇，沒人時他忽然唱了一段“讓徐州”，端的是字正腔圓。唱罷後關照我莫對別人提及他懂京戲，張用兄好謹慎。
也有不謹慎的時候。不知怎麽提到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張用迴憶起在“上海之春”舞台上俞麗拿首演的情景：俞麗拿那身衣裙、那種清純美麗，“讓全上海的男大學生為之而傾倒”！說此話時張用兄的眼睛發光。
“文革”結束後，張用改行去了電子工程係，退休前後又改行培訓營銷人員，前不久在電視上見到“張用教授”，主持人介紹他是營銷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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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能莊事體：滬語，怎麽迴事。
(2) 上海人都知道“提籃橋”是監獄所在地，泛指進監獄了。
(3) 打煞奈迪隻下作坯：蘇州方言：打死你這個流氓。
(4) 赫啥啦：滬語，怕什麽呢。
1970年春天我們被趕到奉賢海邊，過起了“五七幹校”的日子。
其實去幹校之前大家已經在上海近郊虹橋人民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天天忙於種菜送菜。雖說這個公社主要任務是供應市區蔬菜，但也種點油菜水稻麥子，所以農活很多。我們待了半年多，忽然上頭命令所有機關高校科研單位必須去“五七幹校”戰天鬥地幹革命，所以我們學校也被統一安排到奉賢縣星火農場一塊地方，建立了自己的“五七幹校”。
所謂五七幹校也是幹農活，開荒種地，種點稻子、種點自己吃的蔬菜。和在農村不一樣，沒有了農民的指導，海邊的土地又是鹽堿地，種出來的東西肯定一塌糊塗，好在學校的工宣隊並不在乎，因為知識分子下幹校是為了“改造世界觀”，經常是半天勞動半天學毛選搞運動，總之是革命第一。
緊挨在我們幹校旁是文化係統幹校，以一條小河為界。起初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不久就清楚了：鄰居是上海京劇院“五七幹校”。天天見到的那幫灰頭土臉穿得破破爛爛的男男女女原本都是京劇院藝人，好家夥，過去可是得花錢買票才見得到的角兒。
聽京劇院的人講，同是京劇院的演職人員，處境“政治待遇”有天壤之別：被首長看中的進“樣板團”，演“樣板戲”，如“智取威虎山”劇組、“海港”劇組；而首長看不中的京劇院多數人統統下幹校，勞動學習“改造世界觀”。首長是誰？大家心知肚明。
見到了童芷苓
我和初人兄被派去養豬，就此和豬打了半年多交道。
豬舍是我們全排“五七戰士”合力打造的，（全校教職員工編成幾個連，連下頭有排、班）地麵用上了水泥，有人說豬圈比我們宿舍講究，我們住的大草房是泥地。豬舍建成後，就到供銷社去買小豬，養大後還必須賣給供銷社，不能自己隨便殺了吃，因為豬乃國家統購物資。既然為國家養豬，供銷社就批給我們豬飼料：米糠豆餅甚至偶爾有豆腐渣，不過飼料錢得幹校出。
我們養的豬是白毛洋種豬，據我們請來的技術指導小黎說是“約克夏”品種。小黎是附近農場連隊的飼養員，1966屆初中畢業生，那時星火農場各連隊職工絕大多數是知青。小黎很熱心，後來就成了我們的朋友。
我意外地發現：豬很聰敏，那種“笨豬”的稱號完全是對豬的汙蔑。有一迴一頭小豬趁我們不備飛快地逃出了豬舍，我們追它追不上。許多人來幫忙抓，它左躲右閃出奇的靈活，最後跳入河中竟然遊出很遠，讓大家都傻了眼。費了好一番周折才把跑累了的小豬捉迴了豬圈。豬不僅聰敏而且愛幹淨，它們不會在拉屎的角落躺著，一定找個幹淨的地方睡覺。
為了給“約克夏”們改善夥食，我每天挑著兩個鉛桶到食堂收集泔腳，人們倒掉的剩菜魚肉骨頭和廚房的下腳料是豬的美食。不隻是我們幹校食堂，京劇院幹校食堂我也每天去（他們不養豬）。有一天黃昏我正在倒京劇院食堂的泔水，忽然聽見一個京味十足的女高音：
“倒這個幹嗎？”
抬頭一看，是個穿著破花布衫的北方大娘——這不是鼎鼎大名的上海京劇院花旦童芷苓嗎！我看過電影“紅樓二尤”和“四進士”，雖然她變得又老又土，還是認得出她：她的眼神依然是如此亮，帶著一絲嫵媚。
我告訴她是給豬吃，童芷苓饒有興味地問我養幾頭豬，我們聊了幾句後她便走開了。
後來知道這時的童芷苓尚未“解放”，仍在“審查”中，所以她不和同行說話。
愛唱戲竟然會判死刑
討論案例也是“學習”的內容之一。此時正是“一打三反”的高峰期，上海公檢法軍管會隔三差五把要判決的案子用文件的形式發到各單位，單位發動群眾討論，然後把討論結果反饋迴軍管會，美其名曰：走群眾路線。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大多數，也有刑事案件。實際上文件中框框已經定下了，有案子結束語是“實屬罪大惡極”的，肯定要槍斃了；還有的幹脆用上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按語，大家討論必定是死刑，隻有一些看來不至於殺頭的案例，大家才會有不同結論，有的人說關10年，有的人說關15年。
“一打三反”抓了許多人，都是平民百姓，沒有“走資派”。發下來讓群眾討論的隻是案件中的一小部分，屬“典型案例”。討論結果上報不久，判決結果公布了（貼在幹校的公告欄上），殺的殺、關的關，和群眾討論的結論相差不大。
有一個案件和大家討論的結果大相徑庭，我終生難忘。
當年“小分隊”流行全國，工廠企業公社農場機關學校都有“小分隊”。“小分隊”的全名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文藝小分隊”，顧名思義就是以文藝形式宣傳毛澤東思想，於是一些會唱唱跳跳會樂器的“文藝青年”就匯集到了“小分隊”。“小分隊”的演出節目通常有小合唱、獨唱、朗誦快板“三句半”、“忠字舞”或者“洗衣歌”之類的少數民族舞蹈，內容百分之百是歌頌毛澤東歌頌文化革命的，偶爾也有唱樣板戲的節目，不過並不多，會唱歌的人遠遠多於會唱戲的人。
案件之一是有關“小分隊”的。一個滬劇愛好者（姓名忘了）領導的一個文藝“小分隊”專門演樣板戲，“紅燈記”啦、“沙家浜”啦，這個“小分隊”不知屬於什麽單位，成員（包括樂隊）都是滬劇票友，所以是用滬劇唱樣板戲，看來也蠻受滬上觀眾歡迎（當時叫作蒙蔽了部分人），結果是“滬劇小分隊”被解散審查，“小分隊”頭頭被逮捕，作為典型案件讓革命群眾討論。他的罪名是“破壞革命樣板戲！”，通過這個案例的討論大家終於明白兩點：第一，樣板戲必須用京戲唱；第二，樣板戲唱詞一個字也不能改。（倒黴的滬劇愛好者用了滬劇“蘆蕩火種”的唱詞唱腔，沒有用“沙家浜”的！）
因為文件中沒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字樣，所以大家討論是判10年！連領導案例討論的工宣隊師傅也認為關10年差不多了。
誰也想不到，公布的判決結果是：這位愛唱滬劇的“小分隊”頭頭被判死刑，而且是立即執行！這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讓大家都驚呆了，也讓工宣隊領導大吃一驚。
以後誰也不敢瞎唱樣板戲了，怕唱不準確，“歪曲”了。
去看“外國鐵梅”
樣板戲不能瞎唱，不能不唱，因為樣板戲是文化革命的成果。
之前幹校“五七戰士”以班為單位搞過樣板戲合唱，我們班指揮是楊琛，他對合唱效果不滿意（像唱歌）。眾目睽睽之下他忽然來問我有何高招（我正巧在旁邊站著）？弄得我好不尷尬，要知道我是沒有唱樣板戲資格的人。不過楊琛知道我懂京劇，他此舉實屬無奈。
幹校領導決定請京劇院來教唱樣板戲，京劇院幹校是我們的近鄰嘛。
在會議室（也是泥地草房）大家見到了第一位來教唱樣板戲的京劇演員，他首先對領導的介紹作了更正：決不能說教唱樣板戲——隻有樣板團演樣板戲的同誌才能“教唱”樣板戲，比如童祥苓同誌才可以說“教唱”楊子榮的唱段、沈金波同誌才可以說“教唱”少劍波的唱段，而他呢隻是和大家“共同學唱樣板戲”。
一連的李紹宏是京劇戲迷，看過上海京劇院不少戲，他輕聲對我言道：來人是京劇院二路老生演員李剛毅，雖然沒啥名氣，但會的戲很多。
李剛毅請大家上來唱唱：“唱不好沒關係，我也唱不好！”財務科的老戴自告奮勇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李紹宏被一連的人硬推出來也唱了一段“沙家浜”。李剛毅都表揚了一番，並一一點評，邊唱邊解說，儼然是一位稱職的京劇老師。我想起來：該給豬喂食了，我悄悄地離開了。對我而言，豬比樣板戲重要。
後來李剛毅老師來“共同學唱”的幾次我都未去，隻知道自從他來我們幹校後，哼樣板戲的人多了。
不久聽說京劇院要幫助我們幹校排“紅燈記”，不是清唱合唱的那種，是要登台演出的，有伴奏有服裝有表演的正式演出。
一天黃昏，我挑著豬食擔子從小河那邊迴來，見到許多人朝幹校食堂湧過去，心裏納悶：晚飯早已用過了，這些人到食堂去做啥？
我們排的女青年小許興衝衝地叫住我：“快點，去看外國鐵梅。”
“啥個‘外國鐵梅’？哪能莊事體(1)？”
小許告許我：幹校要演“紅燈記”中“說家史”一段戲，京劇院派來指導演鐵梅的一個青年演員“漂亮是漂亮得來——嘸沒介漂亮格！眼睛凹下去，皮膚雪白，頭發有點黃，像外國人！伊拉喊伊‘外國鐵梅’！”
“外國鐵梅”姓孫
演李奶奶的是老丁，她嗓子好又有舞台經驗，1940年代就是三野文工團歌舞隊員，山東人，平時喜歡哼哼沂蒙山小調什麽的，退伍之後在我們學校當幹部。老丁對軍宣隊領導是一百個看不起。據她講她在部隊時什麽首長沒見過？什麽兵團司令軍長師長都知道她小丁。現在的軍宣隊，哼，是否參加過“解放戰爭”都打問號！但軍宣隊領導對老丁卻很尊重，一定要請老丁“出山”演“紅燈記”，因為這次演出是代表學校到教衛係統去匯報的，意義非同小可，由老丁這樣一位老革命來演李奶奶是最合適不過了。
小蔣演鐵梅。她1965年畢業於同濟，在同濟大學時就享有盛名，是同濟第2號女高音。第1號女高音便是大名鼎鼎的朱逢博，當時在樣板戲“白毛女”芭蕾舞中擔任獨唱。軍宣隊看來經過調查研究，挑選的人十分合適。
問題在於：唱民歌的老丁和唱美聲的小蔣嗓子雖好，都隻會唱歌不會唱戲，而唱歌和唱戲是兩碼事。
這就忙壞了來輔導“說家史”的“外國鐵梅”了：她一句一句地教、一個字一個字地糾正、一個身段一個表情地示範，累得滿頭大汗。大家都目不轉睛瞧著美人的示範，有人嘀咕：“外國鐵梅”比樣板戲中的“鐵梅”劉長瑜演得好。（其實是比劉長瑜漂亮）印象之中京劇院還有人來輔導李奶奶的，不過大家都不注意，隻專注“外國鐵梅”。
老丁和小蔣在排練中產生了矛盾：老丁畢竟在文工團演過“兄妹開荒”之類的小歌劇，對身段、舞台站位什麽的一教就會；小蔣隻會獨唱領唱，“身上一點沒有”（老丁語）。“外國鐵梅”隻得一遍又一遍教，顯得小蔣很笨。小蔣為此當眾哭了，還對陪在旁邊的未婚夫阿寬大發脾氣（阿寬也是同事、數學教師）。此時“外國鐵梅”乖巧地一聲不響，而老丁卻要求“繼續排練”。在上琴師伴唱時，小蔣要琴師拉最高的音調（低了小蔣不習慣），老丁也隻得定那麽高。後來老丁訴苦：“她要唱這樣高的音，我老婆子隻得拚老命奉陪啊，我這是拚老命呀。”（老丁那時40多歲，已經自認為“老婆子”了）
老丁和小蔣都是自視甚高的人，演出結束後她們非但沒成為朋友，見了麵甚至互不理睬。
打那以後，“外國鐵梅”成了一個衡量美女的標準。比如說有人見到誰的女朋友，會形容“差不多有‘外國鐵梅’介漂亮”；也有見到的人會有異議：“好看是蠻好看格，不過嘛，還嘸沒‘外國鐵梅’好看。”多年之後，路上碰到小許，她問我：“人家講儂新結婚的老婆蠻漂亮格，是伐？有得‘外國鐵梅’介漂亮伐？”
誰都不知道“外國鐵梅”叫什麽名字。有迴初人兄和我去京劇院幹校辦什麽事，碰到一個魁梧的光頭大漢，我認出他是京劇院著名的花臉演員，我問他：“您是汪誌奎吧？”
“喝！好眼力！”他顯得很高興。我說我看過“四進士”他演的顧大人，就在我們聊了幾句之後，初人兄不失時機地向汪誌奎打聽：那位來我們幹校指導演鐵梅的青年演員尊姓大名？汪誌奎的眼裏掠過一絲笑意，他隻迴答了一句：“她姓孫。”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外國鐵梅”叫什麽名字，隻知道她姓孫。
幹校的歲月是灰色的，還帶著苦澀。然而“外國鐵梅”、河麵上的月光、路邊草叢裏的野花、風中沙沙作響的防護林樹葉、海灘邊的蘆葦……都是抹之不去和幹校有關的美好記憶，永遠留在心裏。
小毛劍秋的悲劇人生
天天去京劇院幹校收集泔腳的結果是交了兩位朋友：一位是燒開水的老伊，小醜演員；另一位是演武行的，就是一輩子在台上翻跟鬥打出手永遠無名無姓的老武行（如軍士甲番兵乙之類），鑒於他不肯告訴我姓名，年紀又有50開外，我稱他大叔（必須用京白，大叔不講上海話）。大叔在食堂幫廚，總是主動幫我倒泔水。
老伊是京劇院唯一的胖子，他告訴我由於他比別人胖，“文革”開始時有人貼他大字報：“三年困難時期大家艱苦奮鬥都瘦，為什麽唯獨你伊某人胖？”老伊說我胖也成了罪行！類似逗人笑的事老伊講了不少，我很喜歡聽他聊；大叔會講一些京劇院往事包括新民京劇團這些早已消亡的老劇團往事。
大概是國慶節吧，京劇院幹校搞了個樣板戲清唱會演。我們幹校和鄰近農場去了不少人，大家站在會場內看京劇院演出。最後演唱的是久不登台的小毛劍秋。1950年代我在先施遊樂場看過她的戲，那時的小毛劍秋是顆冉冉上升的新星：年紀十六七歲、嗓子好、扮相俊美，被稱為“色藝雙絕”。從那時到1960年代初，真稱得上是大紅大紫。但從樣板戲時代開始，小毛劍秋就消失了，想不到在幹校的“舞台”上見到了她。小毛劍秋比我少年時代見到的身影憔悴多了、老多了（已經30歲了吧），但還是很秀氣。
憑良心講，我並不喜歡樣板戲（那年頭隻能唱樣板戲），然而小毛劍秋唱的“海港”唱得真好，居然有程派韻味。一曲唱罷，全場掌聲雷動（包括京劇院同行），在全場的熱烈要求下，小毛劍秋又唱了一段“沙家浜”裏的阿慶嫂，又是梅派的風範！盡管依舊有如雷鳴般掌聲，她再也不肯加唱了。
第二天我去京劇院幹校和大叔談到小毛劍秋，他歎了一口氣，輕聲說小毛劍秋可惜了。原來“江青同誌”到上海來搞革命樣板戲時，原本是挺欣賞小毛劍秋的，把她調到“海港”劇組，要讓她演主角。哪知道小毛劍秋“年青不懂事”，一來二去得罪了“江青同誌”，就被踢出了劇組。這一下糟了，“文革”剛開始，小毛劍秋被京劇院革命派安上了“反對江青同誌”的罪名鬥得死去活來，結果精神失常了，最近精神病才好了些。
多年之後很多“文革”時期遭殃的京劇演員都複出了，小毛劍秋仍然默默無聞，有消息說她最近病故，也有消息說她和她丈夫武生演員筱高雪樵晚景並不好。
老伊
老伊對小毛劍秋的遭遇有自己見解：他認為原因是小毛劍秋書讀得太少，“沒上過什麽學校”。
我覺得老伊的理由很奇特，便提出異議。老伊說小毛劍秋自幼跟家裏人學戲、跑碼頭，別人上學時她已經登台唱戲了，所以她除了演戲什麽也不懂；不像劉長瑜、楊春霞她們是戲校畢業的，戲校有黨團組織有政治課，她們懂政治。戲校出來的人不是黨員就是團員，見到“首長”，個個“笑得像花似的”；小毛劍秋隻會唱戲，“她這樣的傻姑娘不倒黴才怪呢”！
老伊個頭不高，胖胖的，長相卻是“豹頭環眼”，大眼睛炯炯有神，年齡也有50多歲了，然而行動十分輕捷。他起初不說自己是醜角演員，隻承認“反麵人物演得多些”：如現代戲“審椅子”中的地主、戲曲電影“紅樓二尤”裏的薛蟠。還是大叔告訴我老伊叫伊鳴鐸，在京劇院醜行中，排名在艾世菊、劉斌昆、孫正陽後邊，其實他“身上玩意兒好著呢，文醜武醜都行”。
日子處久了，老伊的話就多了，他講了不少京劇院“文革”的事。京劇院運動開始時起來“革命造反”的是哪些人呢？學館（京劇院自辦的京劇學校）的青年學員、一直演配角台上不開口跑龍套的青年演員、再加上什麽管衣箱道具燒開水的工人，因為他們受“文藝黑線”的“壓製”最厲害，“他們掙的錢少”。
據老伊講並非所有的青年人都是革命派，小毛劍秋也是青年演員，卻“享受”了和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這班老演員一樣的“革命待遇”！（挨鬥剃“陰陽頭”之類）“不聽首長的話”是麵上的理由，實質上還是她過去太出名。一樣20來歲的人，“為啥咱們隻拿五六十元工資，你小毛劍秋拿一百元出頭，憑什麽！”這才是他們的心裏話，不過大字報不敢寫上去。而大叔他們就不會這麽想，盡管大叔的工資低，也隻有五六十元，還是老演員。因為大叔和老伊、李剛毅都是舊戲班出來的，心裏很明白：觀眾掏錢買票來看誰？看的是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看的是小毛劍秋，舊戲班是靠觀眾養活的，他們（指鬥小毛劍秋的那幫人）來演，有誰肯掏錢買票？
說到這裏，老伊大概覺得話有點“豁邊”了，趕緊補充一句：我並不是說批鬥周信芳他們鬥得不對啊，批是應該批的，隻是“要文鬥不要武鬥”。
京劇院幹校有一個“五七戰士”很喜歡和我們學校的人套近乎，常常在大田出工時靠過來和我們排的人聊幾句，年紀不老，是個30歲左右的漢子。我們排都知道了他是體育學院畢業的（京劇院裏很少見），居然也是京劇演員。有人問他演過什麽戲時，他突然大光其火，把京劇院上上下下罵了一個遍。意思是他是有文化的人在京劇院受排擠，還是對我們學校一類文化人有好感。
我對老伊提到了這個體育學院到京劇院的人，老伊不屑地答了一句：“哦，那個大學生啊。”
老伊告訴我：“大學生”不知道通過什麽關係進京劇院的，據說也是從小喜歡京劇。領導起初打算培養他讓他演些配角，可他實在不行，就放在一邊了。“文革”開始時，“大學生”第一個起來革命，鬥人鬥得真是兇，還動手打人，也當上了小頭頭。他做夢都想進樣板戲劇組，可惜他再革命再擁護“首長”，“首長”就是看不上他。工宣隊進來後，“大學生”頭頭也當不成了，和大家一道下了幹校。老伊還說：“上頭”搞樣板戲還是要會演戲的人，當然要童芷苓要沈金波要李麗芳要艾世菊，不會要你“大學生”。樣板戲要是都讓“大學生”這樣的“革命派”來演，肯定早就演砸了。
周信芳在“提籃橋”呢！
“五七幹校”一定辦在農村和農場，毛澤東認定幹農活是“改造”的最佳途徑。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幹農活不是什麽新鮮事。我在高中就下過鄉，大學時期也去過農村，1969年夏天隨學校去奉賢莊行農村參加“三夏”，這一年秋天又到上海縣虹橋公社種了半年蔬菜（據說和“林副主席一號通令”有關，下鄉是為了“準備打仗”），許多同事還下鄉搞過“四清”，所以我們幹校的農作物種得還算馬馬虎虎。
說我們還過得去是相對旁邊的京劇院幹校說的，他們多數人年齡偏大，體力弱，又不會種地，用老伊的話說：都是打小學戲，幹別的都不行。因此我們的稻田和京劇院稻田相鄰，我們的稻田還像稻田，他們的田完全看不出種什麽。話雖如此，如果要靠我們種的糧食養活自己，統統得餓死。這一點我們幹校和京劇院幹校都一樣。
這天我們班到食堂幫廚，食堂弄到了大量的魚，大家忙著刮鱗挖肚腸。來了一個京劇院“五七戰士”，是個白淨的中年男子，他開口要求食堂給他兩三條小魚，是類似貓魚最小的那種，京劇院食堂有野貓，他是可憐那隻貓來討點貓食。食堂負責人說魚是人吃的，拒絕了他的要求。我趕緊向食堂負責人介紹：這個人叫黃正勤，過去是京劇院的頭牌小生，“老有名的”！食堂負責人周玲弟其實是個直爽的熱心人（否則我不會多嘴），她迴答：“隻要伊開口撥阿拉唱一段，魚就撥伊！”黃正勤聽了很高興，說我的行當現在不興了（樣板戲沒有小生），“這樣吧，我來個跟鬥！”說罷便在泥地上翻了一個“空心跟鬥”，大家齊聲喝彩。
黃正勤把小魚和魚肚腸放進他帶來的大碗裏，笑著說：“我叫他們都過來表演——有魚。”
最近京劇院活躍起來。每到下午4點，傳來了鑼鼓和琴聲，還有人唱、“吊嗓子”。據老伊透露：“首長”有指示，幹校要安排一個小時“練功”。有的武生演員還要“壓腿”、練練開打。萬一“樣板團”有人生病或者傷了腰什麽的，就能從幹校中抽人上去頂替，老伊估計可能還要排新的樣板戲。事實證明老伊有遠見：1972年推出了新樣板戲“龍江頌”，那是我離開幹校一年後的事了。
每天都聽紀玉良清唱，唱的總是“紅燈記”的那一段。紀玉良是京劇院著名老生演員，有1950年代很紅。可能每天總唱“紅燈記”，他自己也唱厭了。老伊邊聽邊搖頭：“越唱越糟！”是啊，那個年頭，隻能唱樣板戲，隻能聽樣板戲（電台天天播），隻能看樣板戲（電影），誰不厭煩。
夕陽把西邊的天空染成一片金色，防護林的樹葉呀、河麵呀，連老伊的開水房頂上稻草呀……都跳動著金點。老伊今天興致很高，有一個收工的人來打水燙腳，老伊和他開玩笑：“我的開水隻能燙豬去毛，不能燙腳丫子。”
見老伊情緒不錯，我問了一個“敏感問題”：“你們的院長周信芳不在幹校吧？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
“他啊，來幹校倒好啦——關在‘提籃橋’呢！(2)”
豬比羊聰敏
我們幹校養豬，也養羊。
“羊倌”是姚阿姨，原來是教材科的職員，蘇州人。她每天把幾隻羊放到河邊草坡上讓它們吃草，手裏拿著一根樹枝趕羊。一天我看見姚阿姨用樹枝敲一隻羊的頭，嘴裏還罵：“打煞奈迪隻下作坯(3)！打煞奈……”
姚阿姨受過“審查”，當過“牛鬼蛇神”，所以我和她講話比較隨便：“做啥打伊啦？姚阿姨。”
“奈看奈看，迪隻公羊老是騎到小雌羊身上廂，小雌羊吃不消格。”
原來姚阿姨在維持羊群的婚姻倫理底線。我差點笑出了聲。
幹校突然決定羊不養了，在河邊大開殺戒，把羊統統宰光。我和初人見到一場“奇景”（我們大概是奉命幫忙的），當一頭羊被牽來挨刀時，其他幾頭羊仍然安詳地嚼草，哪怕被宰的羊發出悲鳴、空氣裏散發出血腥味，它們仍無動於衷、依舊慢條斯理地嚼草，更不會逃。直到一頭一頭地牽過來，全部宰完。
初人兄得出結論：羊是世上最笨的動物。
我們養的豬就完全不同了。那天鄰近農場連隊殺豬（殺豬要請當地專業殺豬人，不是隨便什麽有氣力的人能殺的），傳來了一陣陣豬的慘叫聲，我們豬欄裏幾頭豬變得異常緊張：兩眼通紅、焦躁不安地跑來跑去，還想拱開豬圈門，甚至豬食也不吃了。原來豬有“物傷其類”的情懷，會擔心自己落得個和同類一樣的下場。
豬比羊聰敏多了。
當時我忽發奇想：吾輩國人像豬多一點還是像羊多一點？恐怕像羊多一點！
宰羊後那天晚餐大夥痛快地大嚼紅燒羊肉，唯有姚阿姨不吃。
“瘟豬肉”很香
一頭豬病了。
豬一旦沒了胃口，就是病了。我們千方百計讓這頭豬吃東西：給它單獨“開小灶”，弄來豆腐渣讓它“獨享”，在泔腳裏挑它愛吃的下腳料等等，所有的努力都不奏效，我們隻得請鄰近農場連隊的小黎來幫忙。
小黎不是獸醫，是飼養員，隻是養豬比我們有經驗。他“出診”的結論是：這頭豬得了豬瘟，必須打針，另外兩頭也要打針“防患於未然”。雖然小黎不過是六六屆初中畢業的知青，在我們眼裏他卻是一位豬的救星，一位養豬權威。
給豬注射的針筒大，針頭也粗得嚇人。小黎要我們打，我們試著給豬打針，卻抖抖索索下不了手，他看不過便奪過去，一下兩下便打完了，還說：“赫啥啦(4)？又不是撥（給）人打針。”
病豬還是不好，小黎也沒有辦法了。他下了結論：是豬瘟，不會好了。
幹校連排領導都來看過，他們決定等瘟豬死了，就地掩埋。小黎聽了很吃驚：“埋死豬！”豬肉是多麽稀罕的美味，他說等我們埋了他們立刻挖出來弄到他們食堂吃掉。我們排長得知小黎的打算後毅然決定：既然農場的知青能吃，我們為啥不能吃。於是他說服幹校領導，推翻了原本科學衛生的決定，把這頭奄奄一息的“瘟豬”宰了，由食堂精心烹燒讓大家分享。
據說宰這頭“瘟豬”十分省力，血也放不大出。我們兩個豬倌不願去看，隻是埋頭照料另兩頭豬。
但是“瘟豬”肉我們也吃了，出乎意料的是紅燒豬肉竟然很香很好吃，而且大家吃了後都沒事，沒有任何人食物中毒。
直到最近，初人兄依舊記得多年以前美味的“瘟豬肉”，說現在的豬肉遠不如我們吃過的“瘟豬肉”。
“禍從耳入”——“一打三反”中的清查“偷聽敵台”
幹校繼續“一打三反”：我們連揪出了一位在1962年大學讀書時散布過“反動言論”的人，因為是過去的老問題，從輕發落為“嚴重政治錯誤”；老同學阿鮑的一點風流韻事也被批鬥了，盡管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但畢竟屬於“生活問題”，也不了了之。似乎“一打三反”差不多了，可以收兵了。
工宣隊並不打算罷手，在會上宣稱：敵情還很嚴重，有不少人“偷聽敵台”至今沒有坦白交代。
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1967年學校兩派鬥得昏天黑地之時，許多同事不願卷入革命，而是過上了“逍遙派”生活。有些人為了打發時光迷上了自己動手裝半導體收音機，他們經常跑虯江路五金交電舊貨市場，買來半導體零件，用一把電烙鐵裝了四管、六管甚至八管機，當然有人也裝上了兩波段的，能聽短波。在集體宿舍裏調試自己安裝的機子，據說很有成就感。
麻煩來了。短波中除了我國對外廣播之外，境外的華語廣播統統是“敵台”。按工宣隊領導的講法：聽敵台就是犯罪，必須坦白交代向大家作檢查，如不坦白則要“抗拒從嚴”。
所有自己裝半導體的人都作了交代，有人作了深刻檢查。學校裏愛動手的人真不少，到底是工科大學的教師。
我們排為兩位裝收音機的同事開過幾次批判會。一個是張慶方，原化工教研室分析化學教師，他是個古典音樂愛好者，他裝收音機的目的是為了收聽外國電台的貝多芬作品，外國電台說的是英語還是法語他弄不清楚，反正他聽的不是被稱作黃色音樂的外國輕音樂，而是“重音樂”，也就是交響曲，所以決非犯罪，華語廣播他不聽的。工宣隊師傅認為他態度不好：愛好音樂為什麽不聽“東方紅”和“國際歌”呢？張慶方說貝多芬的音樂馬克思和列寧也是肯定的，大家認為他狡辯。工宣隊師傅“語重心長”地說：文化革命已經好幾年了，看來像張慶方這樣的知識分子心裏還是沒有毛主席。經過大家的“幫助”（批判），張慶方終於承認了錯誤，作了檢查，並保證今後永遠不聽外國音樂。
另一位“批判對象”是張伯文，物理教師，和我很熟。伯文是裝收音機高手，不僅自己裝也替別人裝。他住在集體宿舍裏，調試短波時聲音很響，全宿舍的人都聽見。“清查”開始時，他仗著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以為不會把他怎麽樣。不料工宣隊找他談話了，他起初不承認，後來聽說很多人都證明他聽過“敵台”，他就說自己“聽白相聽聽”！（上海話聽白相就是聽著玩的意思）
“聽白相”聽出事來了。班裏開會排裏開會批判張伯文的“聽白相”。人們說批張伯文批著批著要忍住笑，問他東他答西，他會自己承認聽過美國之音、蘇修對華廣播和台灣電台，又會漏出來：聽過bbc。人們厲聲問他：
“張伯文！你相信這種反動宣傳嗎？”
“相信、相信。”
“什麽！你相信！”
“昏了昏了，我講錯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鬥張伯文鬥了幾次。領導考慮伯文出身好，又無前科，就作為寬大典型讓伯文作了檢查算了。他的檢查也很滑稽：第一句開場白是：同誌們！我原形畢露了。
在一次假期迴上海的途中，正巧我等車時遇見也在車站等車的張伯文，周圍無熟人。伯文兄歎了一口氣對我說：你們是“禍從口出”，我呢是“禍從耳入”。
“牛郎織女”何其多
“瘟豬”事件發生後，連排領導可能覺得把養豬大業交給兩個“牛鬼蛇神”太缺乏階級鬥爭觀念，於是派老龔來豬棚擔任負責人。老龔也是教師，在“文革”中沒受過衝擊，屬革命群眾。
老龔走馬上任後第一件事便是在堆放飼料的小間內貼上一張語錄：最高指示——要大養其豬！語錄是老龔自己寫的，字很大，在牆上很醒目；又找來一張破桌兩條長凳，弄得小間像個“辦公室”。老龔向前來“視察”的工宣隊師傅說明搞來桌椅是為了學習，工宣隊師傅對貼養豬語錄很滿意，認為是突出了政治。
老龔的“新政”到此為止，其他一切照舊。我們“學習”還是和班排一道，並未增多，小房間成了休息室，打理完豬圈之後可以坐坐聊天喝水，感覺頗好。老龔對我們挺和善，也和我們一起幹活。自從下鄉來幹校之後，“革命群眾”對我們的態度有了很大變化：過去他們批鬥過我們，平時也劃清界線對我們不加理睬，現在大家都在一道勞動，過幹校生活，我們要改造世界觀他們也要改造世界觀，都是臭知識分子都得接受再教育。即使並非教師而是幹部職工也一樣，同屬修正主義教育陣營中人物，同樣得接受再教育。隻有工宣隊是來教育大家的。所以被教育的芸芸眾生關係發生微妙變化，我們這些另類處境有了改善。
在聊天中得知老龔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在青島由外婆照看，老龔的青島妻子卻在長春工作，老龔說他三口之家分布三地，一年隻有一次探親假兩個星期，去探了老婆就見不到女兒，所以十分鬱悶。老龔還告誡我：千萬不要找外地女朋友，將來夫妻分居兩地成“牛郎織女”有得苦。
當時夫妻分居兩地相當普遍，我們學校很多，光在我們基礎教研室就有好些。數學教師老謝，老婆在新疆，有人和他開玩笑：古有孟薑女萬裏尋夫，今有謝老師萬裏訪妻；外語教師楊明馨，老公在湖北二汽工地；物理教師老樓，妻子在寧波算近了；小胡也是物理教師，老婆在安徽農村老家，小胡說要讓老婆到上海團圓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所以他最後調迴了老家安徽一個小縣城。那個年頭調進上海比登天還難。幾個老家在福建的教師“文革”後期為了和老婆團聚都迴了福建。還有一位女英語教師程燕，丈夫在北京，正巧她一個在北京工作的北外同學老公在我們學校，於是她們兩人對調，程燕去了北京，北外同學調到了我們學校，由於她們都是學英語的、專業相同，北京上海又都是大城市，對調才得以實現。即便如此也折騰了好幾年才成功。
大官（過去叫高級幹部）決無此類煩惱，他們到哪兒都能帶家屬。“文革”期間南京軍區一位軍級幹部轉業到上海，後來當交大黨委書記，他的一家老小都從南京到了上海。
夫妻分居兩地帶來的種種問題之一便是“生活上犯錯誤”。幹校批鬥過兩個人，均是老婆不在上海卻和別的女性“有事情”的男士。據說因同樣原因“紅杏出牆”的女士也有，為顧及她們顏麵沒有公開批判。他們在“檢查”中都有一句話：“由於夫妻分居兩地……”
從奉賢到南匯
幹校要搬家了。大會上領導宣布：我們將動遷到南匯華東局幹校去，這裏讓給文化係統幹校。
我們養的豬也大了，有一百四五十斤，所以就用板車拉到了供銷社。收購豬的供銷社職工喜形於色，連聲稱讚我們的豬好，比公社農場送來的豬肥。送走這兩頭豬心裏有些舍不得，但想到如果被我們幹校宰了，可能心中更難過。明明知道兩頭可愛的約克夏必定走向屠宰場，隻要我們豬倌親眼見不到也就罷了，不去多想。
華東局幹校全名叫中共中央華東局五七幹校，位於南匯五四農場，規模很大，有許多空草房宿舍，因此搬過去的除我們學校外，還有教育學院和外語職校，都屬高教局係統幹校。就此在同一場所出現兩個係統，然而在日常事務上要聽從老土地華東局幹校的安排。
這裏不養豬，我不再當豬倌而是和大家一道參加大田勞動，每天下午學習（運動）。奇怪的是要學習《哥達綱領批判》之類的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了——以前隻讀毛選。據說學習經典是為了識別打著馬列旗號的騙子，後來知道了騙子是陳伯達，“上頭”在搞“批陳整風”呢。至於咱們老百姓對陳伯達為何成了騙子毫不關心，連一點好奇心也沒有。自“文革”開始，隔三差五就有大人物被揪出來，大家早已習以為常。
到底是中央機關的幹校。這裏的食堂大會場也大，難能可貴的是還有圖書館閱覽室，晚上開放。我每天晚上去閱覽室看書，看魯迅的譯作《苦悶的象征》。凡魯迅的作品包括譯作都能借閱（閱覽室除馬恩列斯毛魯之外隻有《漢書》之類的曆史書籍），《苦悶的象征》是廚川白村的美術評論，另外又重讀了果戈裏的《死魂靈》，也是魯迅譯的。那年頭能在公開場合看到這樣的書，夠幸福了。
幹校裏有不少大官，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就在幹校。我和管理閱覽室的老頭聊過天，他也是一個高級幹部，原本要從華東局調往一個大學當校長的，“文革”開始了就沒去，老頭愛讀史書，總戴著老花眼鏡看《後漢書》，從未見過他讀馬列著作或毛選。
有次開大會，內容是一個華東局幹部作“鬥私批修”提高認識的報告。此人說自己在延安抗大親耳聽過主席報告受過主席教誨，進城之後漸漸放鬆學習，思想漸漸變修了，工作中犯了錯誤，是文化革命挽救了他雲雲。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到他被“解放”當了普通人之後鬧的種種笑話：一是上公交車不買票，（他不知道要買票）被賣票員當場拿下；二是到商店買東西不帶錢，他從未有過帶錢習慣，所以以後出門必須有子女陪著。此人名叫羅毅，以前當過團中央常務書記，“文革”前是華東局候補書記，7級幹部。
當時我就在想：像羅書記這樣的大官，出門便是轎車，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車要買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來，當然不會上商店。“文革”讓他們下來了，又換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錢的特權依舊存在。
丁胖
我們是1971年初春搬到南匯的，當年夏天我就被派往市區的玻璃廠“戰高溫”了，在南匯華東局幹校沒待多少日子。
不知何故，一到南匯我和汪初人兩個前豬倌被編入了其他班排，從原來由物理教研室組成的一排調到了由化工教研室組成的三排，因此和不少化工教師成了相識。（說朋友有高攀之嫌所以講成了相識）
第一位是丁胖。因為胖大家都叫他丁胖，之前就和他熟。在奉賢養豬那段歲月裏他曾經建議我們對飼料作“精加工”，即在米糠裏混入尿液再發酵，可以把粗糠變成精飼料。天知道丁胖的點子從哪裏來的。他帶頭把尿撒入飼料桶裏，我們紛紛效仿，然後他和我一起攪拌，再把桶抬到陽光下曬熱以便發酵。不過豬對這種“精飼料”並不愛吃，後來就不再“加工”，但可以看出丁胖是個熱心人。
丁胖畢業於東吳大學化學係，他卻喜愛中國古典詩詞，平時常常背一兩段宋詞，（當時亦屬犯忌）還講講成語典故，他說自己差一點去讀中文係或曆史係。丁胖這點文史造詣在追求他老婆時派上了大用場，他給上海第二醫學院一位比他小10歲的女生寫了幾十封情書，信裏的風花雪月打動了她，成了他太太。丁胖在幹校時，他太太在虹口區中心醫院當醫生，育有一子一女，大家都說丁胖有福。
坐落於蘇州的東吳大學在丁胖嘴裏仿佛是一處小巧精致的蘇州園林，令人憧憬。丁胖講過去大學師生之間也蠻有勁的。教他們有機化學課的是程小青先生，每次上課上到一半時，同學便起哄要先生結束正課講霍桑大偵探。（程小青是小說《霍桑探案》的作者）所以一學期有機化學上下來，霍桑辦案的故事全部聽完——“儂講有勁伐？”然而丁胖正言相告：自院係調整東吳大學變成江蘇師院之後，“現在勿靈哉”！
丁胖的去世很富於戲劇性，但是場悲劇。1980年代丁胖的兒子女兒先後都去了美國深造，後來事業都有成。可就在此時丁胖中風了，癱瘓在床不能動彈，丁太太已是虹口中心醫院的內科主任，忙得一塌糊塗，於是照顧丁胖全靠保姆。保姆鍾點工換了不知多少，一個比一個糟，丁太太隻得退休自己來照應丈夫，身心疲憊的她竟然患上了憂鬱症。子女又不在身邊，終於在1990年代快結束的某天晚上，丁太太扭開了煤氣開關，把她和丁胖都送入了天堂。據說丁胖的神誌一直很清醒，可能表示過反對，可他不能動，隻得由他愛妻做主一道離開了。
兩位張兄
兩位比我年長，理應稱之為兄。
一位是張慶方。因為“偷聽電台”受過批判，他在檢查中聲稱他聽外國電台是要聽“重音樂”，即外國古典交響樂，工宣隊師傅曾“教育”他應該熱愛革命音樂。看來工宣隊師傅白費了一番苦心，雖然張慶方不聽收音機了，至少在幹校，可他在勞動或洗澡時還是會情不自禁哼上一段古典樂曲，愛好依舊。工間休息時慶方兄會和我聊聊貝多芬和莫紮特，前提是旁邊沒有“革命左派”或愛打小報告的人。為了表示自己並非樂盲，我問他聽過瓦格納的作品沒有？（我對瓦格納隻是從書上得知，其實並不了解）不料慶方兄表示也聽過，隻是聽得不多。
有一迴很意外地聽見他哼了一段京戲“失街亭”，“你也喜歡京戲？”
張慶方笑了：“我們天津人個個都會來兩段京戲。”
他說真弄不懂你們上海人為什麽那樣喜歡楊寶森，楊寶森在天津唱不過厲慧良，楊寶森演戲從不客滿，而厲慧良演出必定滿座。（楊是天津京劇團的老生名伶，厲是天津京劇團的名武生）我講我就是喜歡楊寶森。
“文革”結束後張慶方調到了華東化工學院，失去了聯係。
另一位是張用，說起他可以講在全幹校是無人不知。雖然他和我們住一個宿舍，他卻在工具修理間幹活，不和我們一道去大田勞動。張用除了修理工具之外，兼做木工電工，是公認的能工巧匠。張用兄是複旦化學係畢業的，當年和老蔣同為複旦的名人，同為學生大右派。老蔣是複旦話劇團團長，張用是複旦合唱團指揮。他告訴我他進複旦第一天，校學生會就來找他要他去合唱團當指揮，因為張用在高中時就是上海中學生合唱團指揮，早已名聲在外了。
老蔣有時會到我們宿舍串門，他和張用見了麵總要舌槍唇劍互相調侃挖苦一番。然後，老蔣拿出一張紙，上頭寫著幾個難認的字來考張用，但張用每次都讀得出來讓老蔣敗興而歸，我們見了都佩服這兩位複旦才子的雜學博碩。多年後張用曾告訴我，國學大師陳寅恪的恪字不讀“克”應該念“確”，這是客家讀法。
張用不像張慶方，從來不提音樂。他聽見慶方兄和我講京劇，沒人時他忽然唱了一段“讓徐州”，端的是字正腔圓。唱罷後關照我莫對別人提及他懂京戲，張用兄好謹慎。
也有不謹慎的時候。不知怎麽提到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張用迴憶起在“上海之春”舞台上俞麗拿首演的情景：俞麗拿那身衣裙、那種清純美麗，“讓全上海的男大學生為之而傾倒”！說此話時張用兄的眼睛發光。
“文革”結束後，張用改行去了電子工程係，退休前後又改行培訓營銷人員，前不久在電視上見到“張用教授”，主持人介紹他是營銷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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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能莊事體：滬語，怎麽迴事。
(2) 上海人都知道“提籃橋”是監獄所在地，泛指進監獄了。
(3) 打煞奈迪隻下作坯：蘇州方言：打死你這個流氓。
(4) 赫啥啦：滬語，怕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