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上學，竟然能分配到上海，在當年有點像今天買彩票中了大獎。不僅家人，左鄰右舍都為我高興，樓下的翁先生對我母親說：“伍諾（你們）國慶額角頭津津（真正）碰著天花板啦！上海大學生還要分配到外地啦！”（翁先生是寧波人）
第一件事就是去報到。學校開出的分配報到證指定到上海市人委人事處報到（市人委即市政府），當時的市委市人委在外灘原匯豐銀行。我坐了當當作響的有軌電車到四川路橋，從車窗望著熟悉的馬路、商店，心裏真是百感交集：迴家的感覺真不錯，要是父親能見到我迴家那就更好了。
人事處一個中年幹部接待了我，他立即開了一張介紹信給我，關照我不必走遠，就去四川中路270號市業餘工業大學報到，在開介紹信時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對新工作沒什麽想法吧？我當然說沒有。他告訴我剛才報到的一個女同學，南京工學院畢業的，一聽說要去業餘工大頭馬上低了下去，很不高興的樣子。我拿了有關資料離開時得到一次體驗：黨的一些人事組織幹部不隻是忘了怎樣笑，其他表情也忘了。那位政府官員的臉似乎戴了麵具，始終什麽表情也沒有。
四川中路270號是業餘工大的黨政機關所在地，我必須先到校人事科交介紹信，所以再次體驗了人事幹部麵無表情的接待，這迴是一女同誌。她簡單地介紹了學校概況，還著重指出社會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汙蔑我校是什麽“弄堂大學”、“野雞大學”。而我校是柯老(1)創辦的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一所新型大學！學生都是來自全市各工廠企業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黨團骨幹，你們這些大學生在這裏當教師應該很光榮。說完她屈尊陪我去了九江路41號（就在附近、一轉彎到了）即過去的花旗銀行。41號的底層和4樓是學校，2樓3樓是一家工廠，雖然隻有4個樓麵，卻很高，所以有電梯。我隨著女同誌出了電梯，發覺樓麵很大，四周有不少房間，中間有一大廳。進入一處房間，女同誌向我介紹兩位中年男女：男的是基礎教研室黨支部劉書記，女的是基礎教研室胡主任，介紹完她就走了。胡主任是位老教師，她和顏悅色地和我聊了幾句，問我畢業於什麽學校？住在什麽地方？然後和劉書記商量了一下，就告訴我開學之後到楊浦區分校上物理課，現在是暑假期間，可以迴家準備。劉書記關照教研室秘書給我發了教材、備課筆記，就讓我迴家了，還說過兩天來領工資。此時我完全明白真正的領導是劉書記。
第二件事是報戶口。經過大饑荒之後上海的戶口無比金貴——因為上海城鄉無人餓死，我的幾個從外地迴滬老同學戶口老是報不進，一直拿“袋袋戶口”（臨時戶口）。我去派出所報戶口時正巧有一個外地迴滬多年的上海人在搞“戶口轉正”的事，隻聽見戶籍民警大聲訓斥他，叫他迴去。民警拿過我的戶口本和戶籍資料時火氣未消，臉仍板著，但他看了資料後屁也不放一個馬上把我的姓名寫上了戶口本，一言不發把戶口本還給我。給我的感覺是戶籍警讓我報進戶口是出於無奈，他最樂意做的是替人把戶口遷出上海。
第三件事是帶著戶口本和家裏的購糧證、工業品購買證上糧管所。糧管所工作人員也是權力極大的官，他在兩本證上增加了一人，還發給我若幹糧票油票肉票豆製品票布票紡織品專用券等許多票證，並說目前形勢大好——魚票已經不需要了！
沉悶的日子
你們要揀什麽人？
你們要揀什麽人？
我們要揀小珍珍，
我們要揀小珍珍。
什麽人來拖她去？
什麽人來拖她去？
張小妹來拖她去！
張小妹來拖她去！
我的午睡就被這幫小孩的弄堂遊戲弄醒了，“揀人”的歌小孩反複唱，不斷地“拖”，直到我睡意全無，起身拉到。話又說迴來，能睡午覺的福氣不是人人有的。我們學校的教師不必天天朝八暮五地上班，隻是上課或者開會才到學校去，平時可以待在家裏，或者在學校的宿舍裏——對非上海籍的教師而言。這點很讓學校的職工幹部羨慕，當然幹部是有權的，所以他們規定了每周至少開兩次會：一次是業務會（教研活動）；一次是政治學習會，有時開大會聽政治報告。後來又規定每周1—2天下工廠勞動，這樣一來教師在家裏備課的日子少多了，幹部們的心態也就平衡了。為什麽不幹脆讓大家每天上班呢？原因是沒有那麽多辦公桌（寫字台），更沒有那麽大的空間——教研室有幾十個教師但辦公室隻有一間，擠不下。還有一個原因：既然號稱大學而據說大學教師有不坐班的傳統，盡管我們上的課比如物理課隻相當於中專程度。
從1963年開始，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有了很大好轉：一度消失的大餅油條豆漿肉包子小籠包生煎饅頭到處買得到了，當然糧票還是要的。大餅每隻3分錢1兩糧票，油條1根4分錢半兩糧票，肉包1隻5分錢1兩糧票；有錢的可上飯店“打牙祭”，什麽炒肉片炒豬肝炒魚片炒雞丁應有盡有，吃飯隻需交糧票不像前兩年還必定得有“就餐券”；學校食堂甚至街道辦的居民食堂天天有葷菜供應，尤其我們學校總部就在外灘市總工會食堂搭夥，食堂裏紅燒大排是頓頓有的。
物資上的匱乏好一些了，比起大饑餓那些日子可以說好多了，但“精神食糧”的匱乏卻越來越嚴重。不幸我是一個對文化、對“精神食糧”敏感的人。
我是一個電影迷（那時沒有電視），現在拿工資了，看電影肯定“不差錢”——1張電影票才2毛人民幣，然而卻無電影可看，嚴格地講無好片子可看。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蘇聯電影不讓進，我看的最後一部蘇聯電影是“運虎記”，是部喜劇片。好的蘇聯電影都成了修正主義反麵教材。1965年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周年放過一些老掉牙的蘇聯戰爭片，什麽“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等，之後隻有2部蘇聯電影成為長映不衰的保留節目，一部是“列寧在十月”，另一部是“列寧在1918”，據稱唯有這2部蘇聯電影是革命的。連蘇聯電影都看不到了，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影片想也不用想了，外國電影隻能看朝鮮片和阿爾巴尼亞片子，沒啥看頭！國產片亦是每況愈下，上海市民喜歡的香港片——盡管是香港“左派”電影，也消失了。我對電影的興趣從此消失，除了單位組織看電影，再也不去電影院。
我也是一個京劇迷，但迴上海之後沒有掏錢去劇場看戲。好演員還在，好戲不在了。舞台上演的全部是現代戲：“南海長城”、“審椅子”、“海港”、“智取威虎山”。有迴學校發票子看北京來演出的“紅燈記”，感覺是劇中英雄人物全都不食人間煙火，壞人（漢奸日本鬼子）全都愚蠢無比。常年看此類戲，大腦必定變得比戲中的壞人還要愚蠢。這個結論使我到今天還是厭惡“革命現代京劇”。
聽聽收音機吧，音樂節目不是“唱支山歌給黨聽”的“雷鋒山歌”，便是“紅梅讚”。以前有一檔外國輕音樂節目，早已停播。交響樂節目總是播“紅旗頌”，偶爾有些相聲滑稽播出，聽了半天，一點都笑不出來，與聽報告差不多。我的幾個愛聽歐洲古典音樂的同事，通過短波聽音樂，後來在“文革”中落下一個罪名，稱作“偷聽敵台”。
所以迴到上海的這幾年，生活雖說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日子過得很沉悶，人畢竟不是動物——隻要不挨餓就滿足了。
隻能看看書，書還沒有禁掉——“文革”還未來到。
雷聲隆隆
1963年下半年開始，報紙雜誌廣播開始了無休無止的“大批判”。對外就是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布大塊文章，電台天天廣播。我們還得在政治學習會上讀報討論。這就是後來被稱作“九評”的對蘇大批判。對內也沒閑著，先是把一出鬼戲“李慧娘”拿出來示眾，報紙上說這是向黨進攻的“有鬼無害論”。接下來一些已上映或還沒公開放映的電影被點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如“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不夜城”、“桃花扇”，等等。記得工會發票子，讓大家看電影“女跳水隊員”，沒人覺得這部歌頌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電影有啥問題，沒想到不久報紙上出現批判電影“女跳水隊員”的文章，宣判它是反黨毒草——盡管片子裏沒有一處不在為共產黨唱讚歌。
新聞或者文藝應該報道或者反映真實——錯！這是反動的“寫真實論”。作品應該表現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大錯特錯！這是反動的“中間人物論”。媒體對這個論那個論的代表人物口誅筆伐，雖然代表人物中有的還是黨員幹部，照罵不誤。比如“人性論”的代表巴人（王任叔）就是一個中共高級幹部，不過此時他已被宣判為“資產階級代表”了。
在諸多殺氣騰騰以“革命左派”自居的批判者中，有一個叫姚文元的人最為活躍，他的文章最多，罵人也罵得最兇。甚至對自己完全外行的音樂，他也會把觸角伸進去，我見到他寫的批判德彪西印象派音樂文章，我的感覺是文元同誌唱歌肯定五音不全。似乎也沒有什麽音樂權威提出異議，隻有一位名叫沙葉新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寫文反駁姚文元，報紙居然也登了（可能作為反麵教材）。多年之後沙葉新先生成了一位傑出的劇作家，而且以他的勇氣和良心受到人們尊重。
1964年夏天，學校為首屆畢業生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地點在市府大禮堂。市委領導陳丕顯、曹荻秋等出席了典禮，足見領導對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之重視。市委書記陳丕顯作了“重要講話”，在講話裏陳丕顯透露一個信息：劉少奇在推廣“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在聽取了有關業餘工大的匯報之後，“少奇同誌很重視”，認為這是一邊勞動一邊讀書半工半讀的新型學校，要大力推廣。陳丕顯在講話最後突然講了一段與畢業典禮沾不上邊的話，他提到剛剛在《人民日報》刊登的對“合二而一”的批評，陳書記聲色俱厲地說：“我們是主張‘一分而二’的，而楊獻珍同誌是主張‘合二而一’的；我們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楊獻珍同誌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
散會時有一個熟悉的同事小聲問我：
“剛才領導講額姓楊的朋友啥人啊？哪裏答額(2)大學教授啊？”
“儂隻赤佬不看報格啊？楊獻珍，中央委員，中央黨校校長！”
“儂隻癟三包打聽嘛，哪能才曉得格。”
我和這位叫阿德的同事說話一直這副腔調。難怪阿德以為倒黴的總是教授，就在這些日子，一位複旦大學教授因“鼓吹‘時代精神匯合論’”受到批判，他就是周穀城教授。
從此之後我們學校的政治地位高了起來，不過對普通教職員工不是什麽好事：錢一分未加，會議多了不少。學校自身並無會場，要開大會就得借大劇場，大劇場必須得借，因為來作報告的全是大官。我記得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來作報告的地方是人民大舞台，時間是1964年冬天，張春橋是當時全市管意識形態文化宣傳的最高長官。
張春橋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聽不出山東口音），口齒清楚、條理分明、表情冷峻——我坐在前排，看得很清楚。他的報告涉及麵很廣，有學生思想教育、中蘇關係、宣傳工作，講得最多的是“文化戰線”。他說現在高校的思想工作薄弱：一個文科大學生讀《紅樓夢》，讀著讀著迷上林黛玉了；這也算了，又讀著讀著迷上薛寶釵了。而薛寶釵是應該否定的封建正統維護者。張春橋還告誡大家：你們工科大學師生尤其學員都來自工業戰線的，可能不太關心文藝領域的事，但是文藝戰線的階級鬥爭很尖銳，你們必須關心。目前我們批判了一些個毒草戲毒草電影，這些毒草是怎麽出籠的？是有人支持的！田漢！夏衍！這兩位一個是1932年入黨的、一個是1927年入黨的，都是有多年黨齡的老同誌了——怎麽得了！
當時報紙上並未提到楊獻珍、田漢和夏衍的名字，所以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相煎何急
報紙上批判“舞台姐妹”時，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許多越劇演員聲討這部影片的文字。這部電影是說一個越劇演員“認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的故事，不料這兩句話成了電影的“反動綱領”。一些著名演員說：在萬惡的舊社會，藝人根本不可能“清清白白做人”，所以影片在美化舊社會。其實電影處處在批判舊中國，也表現了女主角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如何進步，等等。這些都沒有用，因為沒有反映武裝鬥爭！我想要是電影改一改：讓女主角不在舊上海演戲了，而是跑到江北參加新四軍文工團，後來嫁給一部隊首長並光榮入黨，也許這部電影能逃過一劫。
當時的批判模式都差不多：一是“左派筆杆子”撰文定下“調子”，二是刊登“人民群眾”來信來文表示“義憤”，三便是組織“圈內人”同行參加批判。例如在批判“女跳水隊員”時，就刊登了體育界多名運動員對這部體育運動題材電影的批判文章，其中就有當時全國女子跳水冠軍王人智。王人智自然寫不出這類上綱上線的討伐檄文，有人操刀，以達到女跳水隊員批判“女跳水隊員”的效果。王人智是我一位學校女同事的妹妹，聽她講過這個冠軍的事。
老高也是我同事，他告訴我這是慣例：運動中誰倒黴，和誰接近的人諸如同事同行同學甚至身邊親人都會被“動員”出來對誰口誅筆伐，“劃清界線”。他在交大讀書時被劃右派，批判火力最猛的便是住同一宿舍的同學，真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老高不算極右，未送去勞動教養，得以完成學業，畢業時“摘帽”分配來了我校）
學校也出現了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一位查本清老師在街上多次搭識青年婦女，然後來個“一夜風流”。有一迴和人在三輪車上做愛（把車前簾子放下能遮人耳目），大概那天“三輪車夫”正巧氣不順，就把他們送到派出所去了。經過到底如何？眾說紛紜，大家都不清楚，總之這名教師“豁散了”，要倒黴了。一個黨員說他的問題嚴重：一是這些婦女中有的是壞分子家屬——老公在牢裏；二是他拿鈔票給這些“社會渣滓”，類似嫖娼。所以他的問題不是簡單的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這天下午是政治學習時間，學習內容就是批鬥查本清老師。查本清不是我們教研室的教師，是機械教研室的，所以會議由機械教研室黨支部書記老楊主持，他說了一句：請查本清作檢查——下麵立即騷動起來，有教師“義正詞嚴”地指出老楊右傾！怎麽能說“請”？弄得老楊頗為尷尬，隻得重講一遍，去掉了“請”字。老楊是老山東，15級（正團級）幹部，平時機械教研室的人見了他都是點頭哈腰的，今天居然敢糾正他。可見隻要表現得比領導更“左”，領導也隻好“吃進”。
查本清是按生活問題這條路子作深刻檢查的，他承認自己資產階級思想嚴重，（那個年頭任何“壞事”總是向資產階級上靠）生活極端腐化，客觀上是夫妻關係不好心情苦悶——他的檢查立即被打斷！有人說他是放屁，有人說他是假檢查真對抗沒有從階級立場上找根源，有人說他自從不如以前受領導器重之後就對黨懷恨在心，有人講了他的曆史：查本清過去在工廠搞了一些技術革新偽裝積極騙取了先進工作者和工程師的稱號實際上是竊取了工人師傅的勞動成果，有人指出他給“社會渣滓”錢是資助她們反對社會主義，更有人敏銳地指出查本清是以“亂搞男女關係的形式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不佩服這些同誌的政治嗅覺）
檢查當然通不過，還要開會。
老高是機械教研室的教師，他說會上發言最兇對查本清最咬牙切齒的人全是和查本清同一教研組的，平時關係都挺不錯。
第二次大會上查本清就遵照“群眾”要求從政治上找根源了：他檢查自己家庭出身（似乎父親職業和洋行有關）深受帝國主義剝削階級影響，讀中學喜歡打“包克心”（拳擊）是小辰光(3)看美國電影的結果，解放前夕國民黨高官葉公超來他家（大概和他父親是同學）說過一些批評共產黨的話或多或少會對自己有影響，等等。這一下不得了！立即有人站起來厲聲要查本清徹底交代：葉公超要你潛伏下來派給你的任務是什麽？委任你什麽特務職務？臉色發白的查本清辯白自己當時隻是個初一學生，不可能有什麽任務。辯白沒有用。又有人說他至少是三青團（查也說不是）。此時“群情激昂”，有的發言稱要剝奪查本清騙取的先進工作者、工程師稱號，開除出教師隊伍；有的發言要求立即把查開除團籍（查早已因年齡大離團）；更有人希望馬上把查本清送去判刑勞動改造……會後查本清果然不當教師去工廠勞動了，還好沒關進去。
兩次批鬥會都在九江路41號開的，就在外灘。散會後我到黃浦江邊走走散散心，黃昏下的江水又灰又暗，身後的建築也是又灰又暗，整個外灘沒有一點綠，除了蜷縮在角落邊的外灘公園。
“右派”的故事
我和老高的結識頗有點戲劇性。剛到楊浦分校上課不久，同是物理教師的老沙說有個教機械的教師長得挺像我，不過他上課的日子和我不同，又不在同一個教研室，因此無法當麵比較。老沙比我早來3年，又一直在楊浦上課，認識的人多。過了一陣子老沙笑著告訴我：那位機械教師在他沒有課的日子特地跑來在我上課的教室門外打量我，以驗證眾人說我們相像是否正確，打量了一會就走了。沙老師說：“這個人蠻有趣的！”
兩個長得相像的人終於見了麵，發現我們並不像：老高比我高，嘴老是抿著顯得緊張，背略有點佝僂但下巴永遠高高揚起，年齡也比我大。老高說話很坦率，一點沒有如他們經曆過風雨那輩人的世故，他提到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正巧這是我很熟悉的一部書，就這樣，羅曼·羅蘭這位法國作家讓我們成了朋友。
老高住在麥豐裏，離我家很近，這也是我們交往甚多的原因。我常常坐在他家朝南陽台窗下，沐浴著冬日的陽光，聽他講他的“右派”經曆。
大概在1955、1956年吧，中央要把交通大學從上海遷到西安，隻留一個造船係在滬並成立造船學院（西安在內陸沒法造海船總算領導還明白）。號令一出，全校一片嘩然，一所在上海幾十年的名牌大學和平時期要西遷實在沒有道理。然而領導解釋正是為了安全需要，這也說明中央對交大的重視。給人印象似乎美帝國主義一旦進攻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炸平交大。經過校黨委說服壓服，交大陸續搬入了在西安的新造教學樓區，並打算兩三年內全部搬遷完畢。不料1957年搞鳴放整風，廣大師生又貼大字報又開座談會反對交大西遷，理由是上海作為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理應有綜合性工科大學，而交大在上海幾十年和上海各工廠企業有深厚的魚水之情，交大學生在上海實習或工作是很受歡迎的，交大各個專業完全是和上海工業配套的等等，而讚成西遷的人隻是幹部積極分子極少數（哪怕搬到西藏他們也讚成——隻要是上級決定）。這樣一來，學校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大辯論，並驚動了國務院。最終中央決定：交大一分為二，搬過去的不動了，就是現在的西安交大；沒搬過去的停止西遷，就是現在的上海交大，爭論結束。
然而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反對交大西遷就變成了反黨，反黨就是右派。在交大抓右派實在太容易了：百分之九十的師生都是反對西遷的，隨便挑挑便行了。那年老高流年不利，他在大學一年級糊裏糊塗站到了反對西遷的人流中，剛升入大學二年級不久就被劃為右派受到批判，而批判他的人不少當時也是反對西遷的。所以老高認為那年他肯定走背運，不然為什麽偏偏挑他呢？不過後來他領悟到是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總之當年才19歲的老高糊裏糊塗當了右派，現在摘了帽子稱摘帽右派。
類似老高的摘帽右派我們學校還真不少，他們有個共同特點：課上得好，很受學生歡迎。
有一迴4樓大廳五六個青年教師在排練詩朗誦，據說準備在全校慶祝什麽節日會上演出，領頭並擔任“導演”的是一個長得濃眉大眼的“帥哥”，他的朗誦字正腔圓鏗鏘有力，而且在排練時說話挺幽默，逗得圍觀者直發笑，此人給我的印象很深。奇怪的是在全校大會的正式演出中，帥哥不見了，在詩朗誦一班人中隻少了他一個。我把疑問對老高說了，老高笑著迴答：
“你說的是老蔣啊，他怎麽能上台？他是摘帽右派。”
老高告訴我：老蔣是複旦大學的右派學生，讀的是無線電電子學專業，當過複旦學生話劇團團長，大概在高中畢業時差一點被電影廠招去當見習演員（他放棄，仍選擇了考大學），所以被稱為複旦的“電影皇帝”。
戀愛和階級鬥爭
戀愛和階級鬥爭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範疇，然而在那個年代，青年人的戀愛也會陷入階級鬥爭的怪圈。
老蔣所在的電機電器教研室有不少青年女教師，應該講風流瀟灑的老蔣對她們是有吸引力的。據說老蔣在備課活動中對身旁一個姑娘開玩笑：“我突然對你產生了一種邪念！”弄得姑娘滿臉通紅，其他人都會心地微笑（“文革”中這個玩笑上了大字報，成為老蔣無數罪狀中的一條）。但沒有一個人敢和老蔣戀愛！在高唱階級鬥爭的年代，“摘帽右派”隨時會變為鬥爭對象，何必自討苦吃。
有句古話真有道理：“天涯何處無芳草。”老蔣上課的班級裏喜歡上他的女學生遠不止一個。老蔣教的課程是“電工基礎”，他把這門看起來枯燥無味的課上得異常活潑生動：有時即興編一段有關教材的順口溜；有時跳到講台上坐著講課；有時幹脆在黑板上寫一首“滿江紅”，再抑揚頓挫地朗誦一遍——總之是怪招迭出，一點也不循規蹈矩。據說老蔣在課間休息時常常叫學生出去替他買包煙，往往是女生飛快地跑出去。
我們這所學校是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學校，學生都是來自上海各工廠企業的黨團骨幹，都是企業的重點培養對象。喜歡老蔣的幾個女生當然也是企業的紅人，當知道了蔣老師的政治身份或在“組織”的提醒下，一個個知難而退了，隻有一位女生鐵了心要和老蔣好。這個女生是一家大廠的團幹部（好像是新提拔的團委副書記），馬上就要入黨了！按某些人的說法她被老蔣“迷昏了頭”！對“組織”的規勸無動於衷。為了割斷她和老蔣的聯係，工廠不讓她繼續上學，迴車間幹活，一切措施都沒有用：團委副書記丟了、黨票飛了，這位青年女工仍然不顧一切嫁給了老蔣，成了今天的蔣太太。在資產階級（老蔣）和無產階級（工廠和學校黨組織）爭奪青年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暫時占了上風。按某些人的說法，這件事說明我校階級鬥爭的形勢是嚴重的。
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說過：上帝賜給人美貌的代價是荒淫。這點既適用於女人，也適用於男人。盡管老蔣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他婚後風流豔事仍然不斷。“文革”中他和情人會麵對口徑以防被“革命群眾”揪出“生活問題”——蔣太太在門口望風；直到1980年代，由於兩個女孩為老蔣爭風吃醋導致他又一次“曝光”——那兩個女孩也是我校學生。後果是老蔣受到處分，調離了工大。蔣太太一如既往地原諒了丈夫，她對老蔣真是愛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1990年代我和初人兄、阿鮑在靜安寺一家飯店小聚，阿鮑說老蔣目前的家就在附近的膠州路，3人一時興起飯後就由阿鮑引路去了老蔣家，不料家裏隻有蔣太太在——老蔣去台灣探親了。
蔣太太此時已經紅顏老去、風韻不再。對我們幾個老蔣的舊同事很熱情，說起老蔣近況來滔滔不絕，充滿了關愛和自豪，從她的眼神和語氣中我們明白，她對老蔣一如既往地死心塌地。
時間還是拉迴到1960年代。
餘維和原本是數學教師，還是數學組的政治學習組長、團員，大概也屬入黨培養對象。突然調到物理組來當物理教師了，政治學習組長的頭銜自然去掉了。我們當時隻是略感奇怪，並未多想。之後才聽到一些風聲：這個變動和他的戀愛有關。
維和兄愛上的漂亮小姑娘是他的芳鄰，自幼把維和當大哥哥看待。大哥哥畢業於複旦數學係時，小姑娘還是高中生呢。兩人除了見麵之外還有書信來往——麻煩由此而生。小姑娘是迴族，她的父親還是一個十分傳統的迴族老漢。他堅決反對女兒和漢族人好，（毫無“56個民族是一家”的概念）在反對無效後，他在從小姑娘那裏查抄的餘維和“情書”中發現了問題。原來維和兄在給小姑娘的信裏發表了對當時報上批判“早春二月”等電影的不滿：認為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猜小姑娘愛看電影，否則維和兄腦子進水了？講報紙做甚？）小姑娘父親竟然想到了用階級鬥爭這把刀殺人。他找到學校把餘維和的“反動信件”交給了黨委，檢舉揭發餘維和這個“騷擾他女兒的反革命兩麵派”。這一招無疑是釜底抽薪，十分厲害。
學校黨組織比較“右傾”溫和，沒有把餘維和怎麽樣，隻是免了他的政治學習組長，但多半也不會把他作為入黨培養對象了。
老漢的心願終於落了空，她的女兒後來還是和維和兄結了婚，婚後多年依舊不吃豬肉。
“四清”、學“毛選”和準備打仗
從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學校抽調了一些剛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和青年教師、黨員幹部下鄉搞“四清”。“四清”清什麽？我至今莫名其妙，隻知道它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據下鄉有時休假迴來的人說：農村“敵情”嚴重，不搞“四清”不得了。也聽說過有關“四清”的文件：什麽“前十條”、“後十條”，後來出來一個“二十三條”，我們沒有下鄉的人也在會上聽過“二十三條”。我敏銳地注意到文件中的一句話：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心中暗喜：和我們普通百姓沒啥關係。
在城市的企業也搞“四清”了。我教課的班上有一個很能幹的班長，他在廠裏是車間主任，四清工作隊要他作檢查，一次又一次地“下樓”總“下”不來。他告訴我“日腳邪氣難過(4)”，最後終於“下樓”了，但講起被整的這段日子他直搖頭。副班長和班長都是黨員，也都是廠裏管生產的基層幹部。但副班長的心情和班長完全不同，他介紹他所在的滬東造船廠通過“四清”揪出一個企圖“叛國通敵”的反革命集團。是幾個青年大學畢業生，企圖偷一條船從黃浦江開出去到公海投敵。副班長說這證明“四清運動”是很有必要的！當時聽了我就有些困惑：偷船那麽容易嗎？即使船能開出去恐怕沒開到吳淞口就被截住了吧。不過副班長說他們是“企圖”，並未“實行”。（若“實行”肯定槍斃！）然而這件事說明“四清”和以前的政治運動一樣：不會放過老百姓。
此時政治學習內容已經變為學習毛主席著作。每個人配備1套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其實毛選中許多文章大家在中學大學讀書時早已耳熟能詳：中學的語文課、大學中學的政治課，不但讀過背過也考過。沒用，必須重新來學，而且要聯係工作實際來講體會講學習心得。上海市委樹立了幾個先進標兵：蔡祖泉、楊富珍、楊懷遠、彭加木（除彭加木是科研人員外其餘3人都是工人），還有一個“南京路上好八連”。他們的先進事跡有共同之處：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結果。報刊上廣播裏除了介紹學習毛主席著作之後，精神如何轉化為物質之外，就是各種文藝形式的毛主席詩詞；還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之類的“紅歌”（那時叫革命歌曲）。
學校曾經組織大家去看電影“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我的感覺是：中國革命成功、新中國成立全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沒其他人什麽事。因為影片自始至終隻歌頌了毛澤東一個人。比如提八一南昌起義隻是一句畫外音——打響了第一槍，馬上就是歌頌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的歌舞畫麵了。
在日複一日的“教育”下，我們這一代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毛澤東時代的烙印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的思維是“毛式思維”，我們的語言也是“毛式語言”：開口閉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理性認識依於感性認識”或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等等；在黑板報上登點有點文學性的文章，必定用上毛主席詩詞：“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或者“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諸如此類（報紙亦如此）；甚至有誰病了，大家慰問他的話也是毛澤東給病人的：“既來之、則安之”……
1965年我們的“同誌加兄弟”越南同美國打了起來，宣傳媒體天天發表支持越南人民在南方的鬥爭新聞，給人的印象似乎中國也要和美國開仗了。因為在前不久陳毅副總理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老總曾激動地說：等著他們打進來，越早越好，我等得頭發都白了。所以人們都說形勢很緊張：可能要打仗。沿海一些工廠開始內遷，建設“大三線”。我一個初中同學天津大學畢業好不容易分配到上海高橋化工廠，此時卻被工廠調往西北“三線”。他來和我告別，鬱悶得話也講不出。
為了備戰，學校破天荒成立了民兵組織，人人都是民兵，並從中挑了一部分人算基幹民兵，凡基幹民兵必須在不長的暑假裏住校集中進行軍事訓練。基幹民兵的名單中居然有我！我可不願意一個暑假就此泡湯，於是我找黨支部書記說我暑假有事不能參加軍訓，他迴答不行，基幹民兵必須參加。我說我退出基幹民兵好了，書記很吃驚地看著我，（後來有人告訴：名單上有你代表組織對你信任，有人還為了名單上沒有他而去找組織談呢——你真是頭腦不清楚！）書記最後說：好吧，你不想當基幹民兵就算了。
從此我在領導的眼中成了一個另類。
幹革命就得去新疆
陸健去新疆了。
我是在安徽大學認識陸健的，他和我同班。其實1958年他已經考入過安大，來學校沒待上幾天便迴上海了，不知為什麽1959年他又來了安大。這次待的時間長一些——半年。1960年初他退學迴了上海，臨走時問了我家的地址。之後我假期迴家，他會來看我，每年一次。本來在學校我和陸健交情很普通，同學而已，也無共同愛好。他這個人有點怪，到我家坐一會，話講不上幾句便沉默不語，然後告辭，每次來都如此。他從不邀請我迴訪，也不告訴我他家地址，隻知道他來我家要乘兩輛公交車。
我畢業迴上海之後，陸健到我家的周期仍是每年一次，仍然話不多，坐一會就走。盡管話少，我還是知道他這幾年的一些狀況：他當過臨時工、做過代課教師，甚至被動員去過崇明農場——老規矩，他去了半個月就逃迴家了。他永遠不會把戶口遷出上海的，以前去安大他就不遷戶口，更不用說崇明了。陸健出生在上海，他鐵了心要與大上海共存亡。
1965年秋天陸健來我家時我有點奇怪，因為年初他已經來過——每年一次的規律被打亂了。他告訴我他要去新疆“鬧革命”了，這迴街道裏弄來“動員”他這個“老社會青年”的勢頭很大，似乎他再留在上海就會變反革命，而要幹革命就得去新疆。街道大概是把他當作了“釘子戶”（賴在上海的社會青年）的典型，所以一趟又一趟地來“做思想工作”。而且明確地告訴他：“今後啥個臨時工代課事體，想也不要想！”因此陸健吃勿消，隻好同意去新疆“革命”了。而且這迴去新疆戶口必須跟過去，把陸健的“老根”也拔了！
我破例把陸健送到電車站。望著這位比我大好幾歲的學長，心裏有點慘然。陸健同學雖說有點特別，但絕對是一位與世無爭與人無害的好人，他們何必非得把他趕到新疆去。
印象之中1965年到1966年初是上海動員青年去新疆的高潮。偶爾打開收音機，會聽到“我們新疆好地方啊”之類的歌。我的同事老高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就在那時去的新疆；汪初人的弟弟也是那時去的；我的鄰居6號國鬆的弟弟祿安、11號的小戴子都是那一年當上了新疆軍墾戰士；現在的博友4d、阿欒、天邊雲、阿德勒，也都是那個年代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了“戰天鬥地”的“戰友”。
有資料統計：“文革”前這兩年，有10萬左右的上海青年去了新疆。大多數是失學、失業的“社會青年”，也有在校生。據說把那麽多人弄到新疆去是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和農墾部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震共同拍板的。對於上海市委而言，是扔掉了“社會青年”的包袱、大大減輕了就業、升學的壓力；對於新疆農墾戰線而言，則得到了勞動力。此乃一舉兩得的“好事”，隻是苦了這10萬上海青年。
1970年代末大批“文革”中上山下鄉“知青”迴城，中央有一係列落實知青政策文件出台，然而卻不適用於這批“文革”前進疆的上海青年，據稱他們不算知青。
老高說他到火車站為弟妹送行時，月台上鑼鼓喧天、紅旗招展，“光榮進疆”的青年們都穿上了軍裝，胸前還戴上大紅花，一副喜慶節日光景！隻是有一點，讓送行的街道幹部感到煞風景——火車開動之時，車上的人哭了，車下的親人們也哭了。
沒有娛樂的年代
“文革”前兩三年，“娛樂”這個詞匯已經在中國大地上消失。
看電影看戲聽書聽廣播（聽收音機）等文娛活動統統是“受教育”，而且是受“革命”教育。“革命”教育即“階級鬥爭”教育，參觀“階級鬥爭”展覽會啦、“憶苦思甜”啦、政治學習啦……都是受教育。有一迴我和同事去香煙廠勞動，同一生產線上有一位老工人，據說是本廠童工出身，有幾十年工齡，是“貨真價實”的產業工人。同事靈機一動請她講講在“舊社會”如何受老板殘酷剝削的故事（今後可作為政治學習發言的“受教育”素材），想不到老工人言道：“老早老板待我伲勿錯咯……”她還舉了一些例子：年底有得加鈔票（分紅），天熱嘛有得冰凍綠豆湯吃……我們聽了有點“響勿落”(5)。同事的打算落了空，而且迴到單位去還不能提一個字。在當時，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萬惡的舊社會”開頭。
既然沒有了任何娛樂，朋友在一起聊天、上餐館吃頓飯弄點“小老酒咪咪”便成了唯一的開心日子。大致上月初發工資上一兩次飯店，月底過窮日子坐在朋友家裏“清談”：佐談者、清茶一杯也。我和初人、阿鮑、孟德等幾個大學同學都在業餘工大任教，彼此在安大同學期間就很熟，現在成了同事（同在物理教研組），自然往來較多。我和初人、孟德一道去拜訪豐子愷先生（實際上是打擾），應該也屬打發日子的娛樂活動。
和阿鮑、孟德他們聊天是聊不深的——他們不讀專業之外的書。我和初人、老高更談得來，老高通過我和初人兄也成了朋友。有時田振義從安徽迴來，我們會在一起聊聊哲學之類。在畢業前一年我們幾個人：王朝誠、汪初人和我是以老田為中心形成一個愛好自然辯證法圈子，所以和老田聊天便有點形而上的味道。我多次對朋友講：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現在是被顛倒了，現在是過分強調了精神的反作用。這個觀點朋友都很讚同。不料老田聽了卻認為我的話還是跳不出物質精神此類“矛盾論”定下的框架，應該跳出去。振義兄早已讀過維特根斯坦等近代現代哲學家的著作，眼界當然寬多了。
大家很懷念1962年。雖然還在安徽，生活艱苦，但文化生活豐富：能看到許多外國電影、能聽輕音樂、能觀賞老京劇——我在上海看過童祥苓演的“烏盆計”（這可是1950年代就被禁演的鬼戲）。而現在報刊上在大肆批判1962年“出籠”的一切：戲劇、電影、音樂、文學作品——包括巴金和豐子愷在文代會上的發言。不光是1962年，甚至1964年宣傳黨的階級鬥爭理念的一部電影、長影拍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也受到批判。因為這部電影裏有一個青年婦女（秦怡的妹妹秦文演的）傳授一個姑娘“戀愛經”，這是犯忌的。從此革命電影中不許有戀愛出現，隻能出現階級敵人。印象裏在批判電影“不夜城”的眾多聲音中，有一篇奇文特地指出：電影裏有一個女兒坐在父親腿上的鏡頭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令人作嘔。我想這位作者大概認為無產階級的父親永遠不抱自己的孩子。
隻有孩子還有娛樂：打彈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但有人在報刊上講：無產階級要占領兒歌領域（否則會被資產階級占領），所以“什麽藤結什麽瓜，什麽階級說什麽話”之類的革命童謠放到小學低年級課本裏，而在中小學教育中則天天教導學生“階級鬥爭”，要學生仇恨美帝蘇修、仇恨階級敵人；學習被階級敵人害死的劉文學，學習雷鋒對敵人“像冬天一樣冷酷無情”。這類“仇恨教育”的結果就是不久之後出現的紅衛兵。
沒有娛樂的日子異常沉悶。我們這些學過哲學的物理專業畢業生深信“物極必反”的道理，忘了我們中誰先講的：“弦繃得太緊，總有一天要斷掉！”總之大家都讚成。
魯莽的拜訪 見豐子愷先生
1966年初春的一個下午，我去住在長樂村的初人兄家聊天，正巧孟德也在他家。我們3人既是安大的老同學又是業餘工大的同事，所以說話毫不拘束，十分熱絡。不知怎麽初人又提到他這條弄堂裏住著一位名人豐子愷，孟德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建議我們去拜訪豐子愷先生。
其實我早就聽初人兄多次講過豐子愷住在長樂村，但我們從未有過去看他的念頭——他又不認得阿拉“迪牌小八拉子”。然而孟德兄從來不是一個妄自菲薄的人（當年讀大學時曾有中文係女生主動寫信給他），他認為我們去看看豐先生沒啥關係，絕不會吃閉門羹，一些名演員對崇拜他的觀眾不是也很歡迎嗎？
於是初人帶路，我們來到了豐先生的家門口。這天下午真是風和日麗，和長樂村其他房屋一樣：豐先生雅致的小樓門前有一個小小的庭園；小樓是米黃色的、頂著紅瓦，也弄不清這是西班牙式建築還是法國風格的房子（過去長樂村叫凡爾賽花園），周圍很安靜，從緊閉的門裏傳出動聽的鋼琴聲音，初人說這大概是豐子愷的女兒在彈琴。
我們按了門鈴，一位風姿綽約的少婦給我們開了門。初人沒等她開口就自我介紹：我們是住在39弄的（陝西南路39弄即長樂村），是你們的鄰居，特地來看豐子愷先生。少婦很客氣地讓我們進去，我們站在客廳裏等候她上樓去通報，少婦上去後初人告訴我們她是豐子愷的女兒。
不一會豐子愷先生下樓來了，鶴發童顏、五綹長髯的老先生略帶一絲緊張地向我們這3個不速之客發問：“你們、你們有什麽事嗎？”講的是嘉興一帶的浙江官話。
我們七嘴八舌地告訴他：我們是他的讀者，來這裏隻是想看看豐先生（孟德還誤講了我們是您的觀眾——真把豐先生當作電影明星了）。豐先生看來安心不少，他一麵請我們坐，一麵踱到一個茶幾那邊找出一張紙一支筆，要我們寫下名字和工作（學習）單位，我們遵囑寫下了姓名、職務和任教的學校。豐先生仔細地看了片刻，終於徹底安心了，知道我們是教師而不是那種愣頭青大學生。
他微笑著坐下，還恭維我們了一句：
“這樣說，你們都是教育家了！”
話匣子就這樣打開了。大家都看過豐先生的畫，於是先聊畫：我們都講小辰光看豐先生的畫，特別喜歡。孟德還知道豐先生是上海畫院院長，於是提到自己去看過畫院的畫展。（已經是去年的老皇曆了——是畫院辦的歌頌毛澤東思想的國畫展）豐先生淡淡地迴答：開幕時他們叫我去我沒有去，我好長時間不去畫院了，年紀老了。
豐先生問我們是教什麽的？我們告訴他我們是教物理的。他平和的臉上露出笑容，連連說：教物理好！教物理好！學科學的人喜歡畫喜歡美術——不錯的！不錯的！
春天的陽光射入了這間絲毫不沾富貴氣的小客廳，照在了老先生側麵的牆上。豐先生慈祥平和的笑容，讓客廳裏更加春意盎然。
孟德大概是為了顯示自己和美術界有緣，就說這幾天早晨在複興公園一直見到張樂平先生。豐先生也是淡淡地講了一句：哦，張樂平，他年紀還青。
忽然豐先生說了一句讓我至今都不太明白的話：
“我其實不是畫畫的，我是寫文章的。”
豐先生當年是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上海畫院院長，他為什麽說自己“不是畫畫的”，是“寫文章的”？
我絞盡腦汁迴憶豐先生的文章，但文章題目全想不起來，隻有一些支離破碎的文句（而且也拿不準是否對）——靈光乍現：我想到了豐先生翻譯的格林童話。於是我講了小時候讀格林童話的感受：很喜歡甚至感動；也喜愛豐先生的插圖，我還把格林童話的許多故事講給小夥伴聽。
豐先生顯得很高興，但他什麽也不說，隻是聽我講，注視我的眼光中含著笑意。
誰也沒想到，沉默不語的初人突然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
“馬克思說格林童話是反動的！”
客廳裏的空氣一下子凝固了！春天仿佛立刻溜走了！現在是什麽氣候？是1966年初春，姚文元早已對“海瑞罷官”發難；全國早已對夏衍、田漢、楊獻珍、周穀城許多黨內黨外的大人物開展了大批判，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候——初人會得“神經搭錯”迸出這樣一句話。
其實初人兄非黨非團，從學校到工作單位一直屬於出身資產階級的“落後分子”、屬於被人整的對象。不過他喜愛哲學，自然也讀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常常在眾多人的場合獨自沉思，以至於會莫名其妙冒出一句不合時宜的話來。現在初人冒出這句話，後果十分嚴重：豐先生沉默不語了、眼裏的笑意消失了。
為了打破僵局，我聲色俱厲地反駁初人：“馬克思的話又不是句句是真理！馬克思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這就是不對的。列寧的十月革命成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有了列寧主義！”我的臉轉向豐先生：“馬克思的話並不是全部對的。”
初人曉得自己亂說話闖了禍，連忙點頭表示同意，氣氛有所緩和，豐先生的目光中又有了笑意。但是剛才那種溫暖融洽的局麵一去不複返了，豐先生再也不多說什麽。我們隻得立起身來告辭，豐先生與我們一一握手，還送到了門口。
一離開豐子愷家，孟德熬不牢了，把初人罵了一通：赤佬儂哪能亂講八講。老頭子為求太平上班也不去上，儂聽伊講伐？交關辰光弗去畫院了。儂倒好，跑到伊屋裏廂講伊格末事反動。伊勿要嚇煞啊——登勒屋裏也不太平！(6)
我也責怪初人亂講話，他垂頭喪氣地聽我們數落，仿佛傾盆大雨下的落湯雞。
大家沮喪地分手了。不過我在沮喪之餘有點沾沾自喜：告別時豐先生和大家握手時似乎和我握手的時間稍長一些，還向我微微一笑——不知道我是否神經過敏。
40多年過去了，豐子愷先生早已仙去，孟德也已不在人世，然而那次對豐先生的拜訪我永遠難忘！相信初人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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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老：柯慶施，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2) 哪裏答額：滬語，哪裏的。
(3) 小辰光：滬語，小時候。
(4) 日腳邪氣難過：滬語，日子非常難過。
(5) 響勿落：滬語，無話可說。
(6) 此段滬語大意：你這個鬼東西怎麽可以亂講話。老先生為求太平連班也不上了，你聽他講了嗎？很長時間不去畫院了。你倒好，跑到人家家裏講人家的東西反動。他不要被嚇死呀——待在家裏也不太平！
第一件事就是去報到。學校開出的分配報到證指定到上海市人委人事處報到（市人委即市政府），當時的市委市人委在外灘原匯豐銀行。我坐了當當作響的有軌電車到四川路橋，從車窗望著熟悉的馬路、商店，心裏真是百感交集：迴家的感覺真不錯，要是父親能見到我迴家那就更好了。
人事處一個中年幹部接待了我，他立即開了一張介紹信給我，關照我不必走遠，就去四川中路270號市業餘工業大學報到，在開介紹信時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對新工作沒什麽想法吧？我當然說沒有。他告訴我剛才報到的一個女同學，南京工學院畢業的，一聽說要去業餘工大頭馬上低了下去，很不高興的樣子。我拿了有關資料離開時得到一次體驗：黨的一些人事組織幹部不隻是忘了怎樣笑，其他表情也忘了。那位政府官員的臉似乎戴了麵具，始終什麽表情也沒有。
四川中路270號是業餘工大的黨政機關所在地，我必須先到校人事科交介紹信，所以再次體驗了人事幹部麵無表情的接待，這迴是一女同誌。她簡單地介紹了學校概況，還著重指出社會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汙蔑我校是什麽“弄堂大學”、“野雞大學”。而我校是柯老(1)創辦的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一所新型大學！學生都是來自全市各工廠企業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黨團骨幹，你們這些大學生在這裏當教師應該很光榮。說完她屈尊陪我去了九江路41號（就在附近、一轉彎到了）即過去的花旗銀行。41號的底層和4樓是學校，2樓3樓是一家工廠，雖然隻有4個樓麵，卻很高，所以有電梯。我隨著女同誌出了電梯，發覺樓麵很大，四周有不少房間，中間有一大廳。進入一處房間，女同誌向我介紹兩位中年男女：男的是基礎教研室黨支部劉書記，女的是基礎教研室胡主任，介紹完她就走了。胡主任是位老教師，她和顏悅色地和我聊了幾句，問我畢業於什麽學校？住在什麽地方？然後和劉書記商量了一下，就告訴我開學之後到楊浦區分校上物理課，現在是暑假期間，可以迴家準備。劉書記關照教研室秘書給我發了教材、備課筆記，就讓我迴家了，還說過兩天來領工資。此時我完全明白真正的領導是劉書記。
第二件事是報戶口。經過大饑荒之後上海的戶口無比金貴——因為上海城鄉無人餓死，我的幾個從外地迴滬老同學戶口老是報不進，一直拿“袋袋戶口”（臨時戶口）。我去派出所報戶口時正巧有一個外地迴滬多年的上海人在搞“戶口轉正”的事，隻聽見戶籍民警大聲訓斥他，叫他迴去。民警拿過我的戶口本和戶籍資料時火氣未消，臉仍板著，但他看了資料後屁也不放一個馬上把我的姓名寫上了戶口本，一言不發把戶口本還給我。給我的感覺是戶籍警讓我報進戶口是出於無奈，他最樂意做的是替人把戶口遷出上海。
第三件事是帶著戶口本和家裏的購糧證、工業品購買證上糧管所。糧管所工作人員也是權力極大的官，他在兩本證上增加了一人，還發給我若幹糧票油票肉票豆製品票布票紡織品專用券等許多票證，並說目前形勢大好——魚票已經不需要了！
沉悶的日子
你們要揀什麽人？
你們要揀什麽人？
我們要揀小珍珍，
我們要揀小珍珍。
什麽人來拖她去？
什麽人來拖她去？
張小妹來拖她去！
張小妹來拖她去！
我的午睡就被這幫小孩的弄堂遊戲弄醒了，“揀人”的歌小孩反複唱，不斷地“拖”，直到我睡意全無，起身拉到。話又說迴來，能睡午覺的福氣不是人人有的。我們學校的教師不必天天朝八暮五地上班，隻是上課或者開會才到學校去，平時可以待在家裏，或者在學校的宿舍裏——對非上海籍的教師而言。這點很讓學校的職工幹部羨慕，當然幹部是有權的，所以他們規定了每周至少開兩次會：一次是業務會（教研活動）；一次是政治學習會，有時開大會聽政治報告。後來又規定每周1—2天下工廠勞動，這樣一來教師在家裏備課的日子少多了，幹部們的心態也就平衡了。為什麽不幹脆讓大家每天上班呢？原因是沒有那麽多辦公桌（寫字台），更沒有那麽大的空間——教研室有幾十個教師但辦公室隻有一間，擠不下。還有一個原因：既然號稱大學而據說大學教師有不坐班的傳統，盡管我們上的課比如物理課隻相當於中專程度。
從1963年開始，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有了很大好轉：一度消失的大餅油條豆漿肉包子小籠包生煎饅頭到處買得到了，當然糧票還是要的。大餅每隻3分錢1兩糧票，油條1根4分錢半兩糧票，肉包1隻5分錢1兩糧票；有錢的可上飯店“打牙祭”，什麽炒肉片炒豬肝炒魚片炒雞丁應有盡有，吃飯隻需交糧票不像前兩年還必定得有“就餐券”；學校食堂甚至街道辦的居民食堂天天有葷菜供應，尤其我們學校總部就在外灘市總工會食堂搭夥，食堂裏紅燒大排是頓頓有的。
物資上的匱乏好一些了，比起大饑餓那些日子可以說好多了，但“精神食糧”的匱乏卻越來越嚴重。不幸我是一個對文化、對“精神食糧”敏感的人。
我是一個電影迷（那時沒有電視），現在拿工資了，看電影肯定“不差錢”——1張電影票才2毛人民幣，然而卻無電影可看，嚴格地講無好片子可看。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蘇聯電影不讓進，我看的最後一部蘇聯電影是“運虎記”，是部喜劇片。好的蘇聯電影都成了修正主義反麵教材。1965年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周年放過一些老掉牙的蘇聯戰爭片，什麽“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等，之後隻有2部蘇聯電影成為長映不衰的保留節目，一部是“列寧在十月”，另一部是“列寧在1918”，據稱唯有這2部蘇聯電影是革命的。連蘇聯電影都看不到了，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影片想也不用想了，外國電影隻能看朝鮮片和阿爾巴尼亞片子，沒啥看頭！國產片亦是每況愈下，上海市民喜歡的香港片——盡管是香港“左派”電影，也消失了。我對電影的興趣從此消失，除了單位組織看電影，再也不去電影院。
我也是一個京劇迷，但迴上海之後沒有掏錢去劇場看戲。好演員還在，好戲不在了。舞台上演的全部是現代戲：“南海長城”、“審椅子”、“海港”、“智取威虎山”。有迴學校發票子看北京來演出的“紅燈記”，感覺是劇中英雄人物全都不食人間煙火，壞人（漢奸日本鬼子）全都愚蠢無比。常年看此類戲，大腦必定變得比戲中的壞人還要愚蠢。這個結論使我到今天還是厭惡“革命現代京劇”。
聽聽收音機吧，音樂節目不是“唱支山歌給黨聽”的“雷鋒山歌”，便是“紅梅讚”。以前有一檔外國輕音樂節目，早已停播。交響樂節目總是播“紅旗頌”，偶爾有些相聲滑稽播出，聽了半天，一點都笑不出來，與聽報告差不多。我的幾個愛聽歐洲古典音樂的同事，通過短波聽音樂，後來在“文革”中落下一個罪名，稱作“偷聽敵台”。
所以迴到上海的這幾年，生活雖說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日子過得很沉悶，人畢竟不是動物——隻要不挨餓就滿足了。
隻能看看書，書還沒有禁掉——“文革”還未來到。
雷聲隆隆
1963年下半年開始，報紙雜誌廣播開始了無休無止的“大批判”。對外就是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布大塊文章，電台天天廣播。我們還得在政治學習會上讀報討論。這就是後來被稱作“九評”的對蘇大批判。對內也沒閑著，先是把一出鬼戲“李慧娘”拿出來示眾，報紙上說這是向黨進攻的“有鬼無害論”。接下來一些已上映或還沒公開放映的電影被點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如“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不夜城”、“桃花扇”，等等。記得工會發票子，讓大家看電影“女跳水隊員”，沒人覺得這部歌頌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電影有啥問題，沒想到不久報紙上出現批判電影“女跳水隊員”的文章，宣判它是反黨毒草——盡管片子裏沒有一處不在為共產黨唱讚歌。
新聞或者文藝應該報道或者反映真實——錯！這是反動的“寫真實論”。作品應該表現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大錯特錯！這是反動的“中間人物論”。媒體對這個論那個論的代表人物口誅筆伐，雖然代表人物中有的還是黨員幹部，照罵不誤。比如“人性論”的代表巴人（王任叔）就是一個中共高級幹部，不過此時他已被宣判為“資產階級代表”了。
在諸多殺氣騰騰以“革命左派”自居的批判者中，有一個叫姚文元的人最為活躍，他的文章最多，罵人也罵得最兇。甚至對自己完全外行的音樂，他也會把觸角伸進去，我見到他寫的批判德彪西印象派音樂文章，我的感覺是文元同誌唱歌肯定五音不全。似乎也沒有什麽音樂權威提出異議，隻有一位名叫沙葉新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寫文反駁姚文元，報紙居然也登了（可能作為反麵教材）。多年之後沙葉新先生成了一位傑出的劇作家，而且以他的勇氣和良心受到人們尊重。
1964年夏天，學校為首屆畢業生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地點在市府大禮堂。市委領導陳丕顯、曹荻秋等出席了典禮，足見領導對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之重視。市委書記陳丕顯作了“重要講話”，在講話裏陳丕顯透露一個信息：劉少奇在推廣“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在聽取了有關業餘工大的匯報之後，“少奇同誌很重視”，認為這是一邊勞動一邊讀書半工半讀的新型學校，要大力推廣。陳丕顯在講話最後突然講了一段與畢業典禮沾不上邊的話，他提到剛剛在《人民日報》刊登的對“合二而一”的批評，陳書記聲色俱厲地說：“我們是主張‘一分而二’的，而楊獻珍同誌是主張‘合二而一’的；我們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楊獻珍同誌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
散會時有一個熟悉的同事小聲問我：
“剛才領導講額姓楊的朋友啥人啊？哪裏答額(2)大學教授啊？”
“儂隻赤佬不看報格啊？楊獻珍，中央委員，中央黨校校長！”
“儂隻癟三包打聽嘛，哪能才曉得格。”
我和這位叫阿德的同事說話一直這副腔調。難怪阿德以為倒黴的總是教授，就在這些日子，一位複旦大學教授因“鼓吹‘時代精神匯合論’”受到批判，他就是周穀城教授。
從此之後我們學校的政治地位高了起來，不過對普通教職員工不是什麽好事：錢一分未加，會議多了不少。學校自身並無會場，要開大會就得借大劇場，大劇場必須得借，因為來作報告的全是大官。我記得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來作報告的地方是人民大舞台，時間是1964年冬天，張春橋是當時全市管意識形態文化宣傳的最高長官。
張春橋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聽不出山東口音），口齒清楚、條理分明、表情冷峻——我坐在前排，看得很清楚。他的報告涉及麵很廣，有學生思想教育、中蘇關係、宣傳工作，講得最多的是“文化戰線”。他說現在高校的思想工作薄弱：一個文科大學生讀《紅樓夢》，讀著讀著迷上林黛玉了；這也算了，又讀著讀著迷上薛寶釵了。而薛寶釵是應該否定的封建正統維護者。張春橋還告誡大家：你們工科大學師生尤其學員都來自工業戰線的，可能不太關心文藝領域的事，但是文藝戰線的階級鬥爭很尖銳，你們必須關心。目前我們批判了一些個毒草戲毒草電影，這些毒草是怎麽出籠的？是有人支持的！田漢！夏衍！這兩位一個是1932年入黨的、一個是1927年入黨的，都是有多年黨齡的老同誌了——怎麽得了！
當時報紙上並未提到楊獻珍、田漢和夏衍的名字，所以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相煎何急
報紙上批判“舞台姐妹”時，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許多越劇演員聲討這部影片的文字。這部電影是說一個越劇演員“認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的故事，不料這兩句話成了電影的“反動綱領”。一些著名演員說：在萬惡的舊社會，藝人根本不可能“清清白白做人”，所以影片在美化舊社會。其實電影處處在批判舊中國，也表現了女主角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如何進步，等等。這些都沒有用，因為沒有反映武裝鬥爭！我想要是電影改一改：讓女主角不在舊上海演戲了，而是跑到江北參加新四軍文工團，後來嫁給一部隊首長並光榮入黨，也許這部電影能逃過一劫。
當時的批判模式都差不多：一是“左派筆杆子”撰文定下“調子”，二是刊登“人民群眾”來信來文表示“義憤”，三便是組織“圈內人”同行參加批判。例如在批判“女跳水隊員”時，就刊登了體育界多名運動員對這部體育運動題材電影的批判文章，其中就有當時全國女子跳水冠軍王人智。王人智自然寫不出這類上綱上線的討伐檄文，有人操刀，以達到女跳水隊員批判“女跳水隊員”的效果。王人智是我一位學校女同事的妹妹，聽她講過這個冠軍的事。
老高也是我同事，他告訴我這是慣例：運動中誰倒黴，和誰接近的人諸如同事同行同學甚至身邊親人都會被“動員”出來對誰口誅筆伐，“劃清界線”。他在交大讀書時被劃右派，批判火力最猛的便是住同一宿舍的同學，真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老高不算極右，未送去勞動教養，得以完成學業，畢業時“摘帽”分配來了我校）
學校也出現了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一位查本清老師在街上多次搭識青年婦女，然後來個“一夜風流”。有一迴和人在三輪車上做愛（把車前簾子放下能遮人耳目），大概那天“三輪車夫”正巧氣不順，就把他們送到派出所去了。經過到底如何？眾說紛紜，大家都不清楚，總之這名教師“豁散了”，要倒黴了。一個黨員說他的問題嚴重：一是這些婦女中有的是壞分子家屬——老公在牢裏；二是他拿鈔票給這些“社會渣滓”，類似嫖娼。所以他的問題不是簡單的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這天下午是政治學習時間，學習內容就是批鬥查本清老師。查本清不是我們教研室的教師，是機械教研室的，所以會議由機械教研室黨支部書記老楊主持，他說了一句：請查本清作檢查——下麵立即騷動起來，有教師“義正詞嚴”地指出老楊右傾！怎麽能說“請”？弄得老楊頗為尷尬，隻得重講一遍，去掉了“請”字。老楊是老山東，15級（正團級）幹部，平時機械教研室的人見了他都是點頭哈腰的，今天居然敢糾正他。可見隻要表現得比領導更“左”，領導也隻好“吃進”。
查本清是按生活問題這條路子作深刻檢查的，他承認自己資產階級思想嚴重，（那個年頭任何“壞事”總是向資產階級上靠）生活極端腐化，客觀上是夫妻關係不好心情苦悶——他的檢查立即被打斷！有人說他是放屁，有人說他是假檢查真對抗沒有從階級立場上找根源，有人說他自從不如以前受領導器重之後就對黨懷恨在心，有人講了他的曆史：查本清過去在工廠搞了一些技術革新偽裝積極騙取了先進工作者和工程師的稱號實際上是竊取了工人師傅的勞動成果，有人指出他給“社會渣滓”錢是資助她們反對社會主義，更有人敏銳地指出查本清是以“亂搞男女關係的形式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不佩服這些同誌的政治嗅覺）
檢查當然通不過，還要開會。
老高是機械教研室的教師，他說會上發言最兇對查本清最咬牙切齒的人全是和查本清同一教研組的，平時關係都挺不錯。
第二次大會上查本清就遵照“群眾”要求從政治上找根源了：他檢查自己家庭出身（似乎父親職業和洋行有關）深受帝國主義剝削階級影響，讀中學喜歡打“包克心”（拳擊）是小辰光(3)看美國電影的結果，解放前夕國民黨高官葉公超來他家（大概和他父親是同學）說過一些批評共產黨的話或多或少會對自己有影響，等等。這一下不得了！立即有人站起來厲聲要查本清徹底交代：葉公超要你潛伏下來派給你的任務是什麽？委任你什麽特務職務？臉色發白的查本清辯白自己當時隻是個初一學生，不可能有什麽任務。辯白沒有用。又有人說他至少是三青團（查也說不是）。此時“群情激昂”，有的發言稱要剝奪查本清騙取的先進工作者、工程師稱號，開除出教師隊伍；有的發言要求立即把查開除團籍（查早已因年齡大離團）；更有人希望馬上把查本清送去判刑勞動改造……會後查本清果然不當教師去工廠勞動了，還好沒關進去。
兩次批鬥會都在九江路41號開的，就在外灘。散會後我到黃浦江邊走走散散心，黃昏下的江水又灰又暗，身後的建築也是又灰又暗，整個外灘沒有一點綠，除了蜷縮在角落邊的外灘公園。
“右派”的故事
我和老高的結識頗有點戲劇性。剛到楊浦分校上課不久，同是物理教師的老沙說有個教機械的教師長得挺像我，不過他上課的日子和我不同，又不在同一個教研室，因此無法當麵比較。老沙比我早來3年，又一直在楊浦上課，認識的人多。過了一陣子老沙笑著告訴我：那位機械教師在他沒有課的日子特地跑來在我上課的教室門外打量我，以驗證眾人說我們相像是否正確，打量了一會就走了。沙老師說：“這個人蠻有趣的！”
兩個長得相像的人終於見了麵，發現我們並不像：老高比我高，嘴老是抿著顯得緊張，背略有點佝僂但下巴永遠高高揚起，年齡也比我大。老高說話很坦率，一點沒有如他們經曆過風雨那輩人的世故，他提到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正巧這是我很熟悉的一部書，就這樣，羅曼·羅蘭這位法國作家讓我們成了朋友。
老高住在麥豐裏，離我家很近，這也是我們交往甚多的原因。我常常坐在他家朝南陽台窗下，沐浴著冬日的陽光，聽他講他的“右派”經曆。
大概在1955、1956年吧，中央要把交通大學從上海遷到西安，隻留一個造船係在滬並成立造船學院（西安在內陸沒法造海船總算領導還明白）。號令一出，全校一片嘩然，一所在上海幾十年的名牌大學和平時期要西遷實在沒有道理。然而領導解釋正是為了安全需要，這也說明中央對交大的重視。給人印象似乎美帝國主義一旦進攻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炸平交大。經過校黨委說服壓服，交大陸續搬入了在西安的新造教學樓區，並打算兩三年內全部搬遷完畢。不料1957年搞鳴放整風，廣大師生又貼大字報又開座談會反對交大西遷，理由是上海作為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理應有綜合性工科大學，而交大在上海幾十年和上海各工廠企業有深厚的魚水之情，交大學生在上海實習或工作是很受歡迎的，交大各個專業完全是和上海工業配套的等等，而讚成西遷的人隻是幹部積極分子極少數（哪怕搬到西藏他們也讚成——隻要是上級決定）。這樣一來，學校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大辯論，並驚動了國務院。最終中央決定：交大一分為二，搬過去的不動了，就是現在的西安交大；沒搬過去的停止西遷，就是現在的上海交大，爭論結束。
然而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反對交大西遷就變成了反黨，反黨就是右派。在交大抓右派實在太容易了：百分之九十的師生都是反對西遷的，隨便挑挑便行了。那年老高流年不利，他在大學一年級糊裏糊塗站到了反對西遷的人流中，剛升入大學二年級不久就被劃為右派受到批判，而批判他的人不少當時也是反對西遷的。所以老高認為那年他肯定走背運，不然為什麽偏偏挑他呢？不過後來他領悟到是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總之當年才19歲的老高糊裏糊塗當了右派，現在摘了帽子稱摘帽右派。
類似老高的摘帽右派我們學校還真不少，他們有個共同特點：課上得好，很受學生歡迎。
有一迴4樓大廳五六個青年教師在排練詩朗誦，據說準備在全校慶祝什麽節日會上演出，領頭並擔任“導演”的是一個長得濃眉大眼的“帥哥”，他的朗誦字正腔圓鏗鏘有力，而且在排練時說話挺幽默，逗得圍觀者直發笑，此人給我的印象很深。奇怪的是在全校大會的正式演出中，帥哥不見了，在詩朗誦一班人中隻少了他一個。我把疑問對老高說了，老高笑著迴答：
“你說的是老蔣啊，他怎麽能上台？他是摘帽右派。”
老高告訴我：老蔣是複旦大學的右派學生，讀的是無線電電子學專業，當過複旦學生話劇團團長，大概在高中畢業時差一點被電影廠招去當見習演員（他放棄，仍選擇了考大學），所以被稱為複旦的“電影皇帝”。
戀愛和階級鬥爭
戀愛和階級鬥爭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範疇，然而在那個年代，青年人的戀愛也會陷入階級鬥爭的怪圈。
老蔣所在的電機電器教研室有不少青年女教師，應該講風流瀟灑的老蔣對她們是有吸引力的。據說老蔣在備課活動中對身旁一個姑娘開玩笑：“我突然對你產生了一種邪念！”弄得姑娘滿臉通紅，其他人都會心地微笑（“文革”中這個玩笑上了大字報，成為老蔣無數罪狀中的一條）。但沒有一個人敢和老蔣戀愛！在高唱階級鬥爭的年代，“摘帽右派”隨時會變為鬥爭對象，何必自討苦吃。
有句古話真有道理：“天涯何處無芳草。”老蔣上課的班級裏喜歡上他的女學生遠不止一個。老蔣教的課程是“電工基礎”，他把這門看起來枯燥無味的課上得異常活潑生動：有時即興編一段有關教材的順口溜；有時跳到講台上坐著講課；有時幹脆在黑板上寫一首“滿江紅”，再抑揚頓挫地朗誦一遍——總之是怪招迭出，一點也不循規蹈矩。據說老蔣在課間休息時常常叫學生出去替他買包煙，往往是女生飛快地跑出去。
我們這所學校是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學校，學生都是來自上海各工廠企業的黨團骨幹，都是企業的重點培養對象。喜歡老蔣的幾個女生當然也是企業的紅人，當知道了蔣老師的政治身份或在“組織”的提醒下，一個個知難而退了，隻有一位女生鐵了心要和老蔣好。這個女生是一家大廠的團幹部（好像是新提拔的團委副書記），馬上就要入黨了！按某些人的說法她被老蔣“迷昏了頭”！對“組織”的規勸無動於衷。為了割斷她和老蔣的聯係，工廠不讓她繼續上學，迴車間幹活，一切措施都沒有用：團委副書記丟了、黨票飛了，這位青年女工仍然不顧一切嫁給了老蔣，成了今天的蔣太太。在資產階級（老蔣）和無產階級（工廠和學校黨組織）爭奪青年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暫時占了上風。按某些人的說法，這件事說明我校階級鬥爭的形勢是嚴重的。
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說過：上帝賜給人美貌的代價是荒淫。這點既適用於女人，也適用於男人。盡管老蔣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他婚後風流豔事仍然不斷。“文革”中他和情人會麵對口徑以防被“革命群眾”揪出“生活問題”——蔣太太在門口望風；直到1980年代，由於兩個女孩為老蔣爭風吃醋導致他又一次“曝光”——那兩個女孩也是我校學生。後果是老蔣受到處分，調離了工大。蔣太太一如既往地原諒了丈夫，她對老蔣真是愛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1990年代我和初人兄、阿鮑在靜安寺一家飯店小聚，阿鮑說老蔣目前的家就在附近的膠州路，3人一時興起飯後就由阿鮑引路去了老蔣家，不料家裏隻有蔣太太在——老蔣去台灣探親了。
蔣太太此時已經紅顏老去、風韻不再。對我們幾個老蔣的舊同事很熱情，說起老蔣近況來滔滔不絕，充滿了關愛和自豪，從她的眼神和語氣中我們明白，她對老蔣一如既往地死心塌地。
時間還是拉迴到1960年代。
餘維和原本是數學教師，還是數學組的政治學習組長、團員，大概也屬入黨培養對象。突然調到物理組來當物理教師了，政治學習組長的頭銜自然去掉了。我們當時隻是略感奇怪，並未多想。之後才聽到一些風聲：這個變動和他的戀愛有關。
維和兄愛上的漂亮小姑娘是他的芳鄰，自幼把維和當大哥哥看待。大哥哥畢業於複旦數學係時，小姑娘還是高中生呢。兩人除了見麵之外還有書信來往——麻煩由此而生。小姑娘是迴族，她的父親還是一個十分傳統的迴族老漢。他堅決反對女兒和漢族人好，（毫無“56個民族是一家”的概念）在反對無效後，他在從小姑娘那裏查抄的餘維和“情書”中發現了問題。原來維和兄在給小姑娘的信裏發表了對當時報上批判“早春二月”等電影的不滿：認為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猜小姑娘愛看電影，否則維和兄腦子進水了？講報紙做甚？）小姑娘父親竟然想到了用階級鬥爭這把刀殺人。他找到學校把餘維和的“反動信件”交給了黨委，檢舉揭發餘維和這個“騷擾他女兒的反革命兩麵派”。這一招無疑是釜底抽薪，十分厲害。
學校黨組織比較“右傾”溫和，沒有把餘維和怎麽樣，隻是免了他的政治學習組長，但多半也不會把他作為入黨培養對象了。
老漢的心願終於落了空，她的女兒後來還是和維和兄結了婚，婚後多年依舊不吃豬肉。
“四清”、學“毛選”和準備打仗
從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學校抽調了一些剛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和青年教師、黨員幹部下鄉搞“四清”。“四清”清什麽？我至今莫名其妙，隻知道它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據下鄉有時休假迴來的人說：農村“敵情”嚴重，不搞“四清”不得了。也聽說過有關“四清”的文件：什麽“前十條”、“後十條”，後來出來一個“二十三條”，我們沒有下鄉的人也在會上聽過“二十三條”。我敏銳地注意到文件中的一句話：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心中暗喜：和我們普通百姓沒啥關係。
在城市的企業也搞“四清”了。我教課的班上有一個很能幹的班長，他在廠裏是車間主任，四清工作隊要他作檢查，一次又一次地“下樓”總“下”不來。他告訴我“日腳邪氣難過(4)”，最後終於“下樓”了，但講起被整的這段日子他直搖頭。副班長和班長都是黨員，也都是廠裏管生產的基層幹部。但副班長的心情和班長完全不同，他介紹他所在的滬東造船廠通過“四清”揪出一個企圖“叛國通敵”的反革命集團。是幾個青年大學畢業生，企圖偷一條船從黃浦江開出去到公海投敵。副班長說這證明“四清運動”是很有必要的！當時聽了我就有些困惑：偷船那麽容易嗎？即使船能開出去恐怕沒開到吳淞口就被截住了吧。不過副班長說他們是“企圖”，並未“實行”。（若“實行”肯定槍斃！）然而這件事說明“四清”和以前的政治運動一樣：不會放過老百姓。
此時政治學習內容已經變為學習毛主席著作。每個人配備1套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其實毛選中許多文章大家在中學大學讀書時早已耳熟能詳：中學的語文課、大學中學的政治課，不但讀過背過也考過。沒用，必須重新來學，而且要聯係工作實際來講體會講學習心得。上海市委樹立了幾個先進標兵：蔡祖泉、楊富珍、楊懷遠、彭加木（除彭加木是科研人員外其餘3人都是工人），還有一個“南京路上好八連”。他們的先進事跡有共同之處：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結果。報刊上廣播裏除了介紹學習毛主席著作之後，精神如何轉化為物質之外，就是各種文藝形式的毛主席詩詞；還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之類的“紅歌”（那時叫革命歌曲）。
學校曾經組織大家去看電影“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我的感覺是：中國革命成功、新中國成立全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沒其他人什麽事。因為影片自始至終隻歌頌了毛澤東一個人。比如提八一南昌起義隻是一句畫外音——打響了第一槍，馬上就是歌頌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的歌舞畫麵了。
在日複一日的“教育”下，我們這一代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毛澤東時代的烙印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的思維是“毛式思維”，我們的語言也是“毛式語言”：開口閉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理性認識依於感性認識”或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等等；在黑板報上登點有點文學性的文章，必定用上毛主席詩詞：“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或者“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諸如此類（報紙亦如此）；甚至有誰病了，大家慰問他的話也是毛澤東給病人的：“既來之、則安之”……
1965年我們的“同誌加兄弟”越南同美國打了起來，宣傳媒體天天發表支持越南人民在南方的鬥爭新聞，給人的印象似乎中國也要和美國開仗了。因為在前不久陳毅副總理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老總曾激動地說：等著他們打進來，越早越好，我等得頭發都白了。所以人們都說形勢很緊張：可能要打仗。沿海一些工廠開始內遷，建設“大三線”。我一個初中同學天津大學畢業好不容易分配到上海高橋化工廠，此時卻被工廠調往西北“三線”。他來和我告別，鬱悶得話也講不出。
為了備戰，學校破天荒成立了民兵組織，人人都是民兵，並從中挑了一部分人算基幹民兵，凡基幹民兵必須在不長的暑假裏住校集中進行軍事訓練。基幹民兵的名單中居然有我！我可不願意一個暑假就此泡湯，於是我找黨支部書記說我暑假有事不能參加軍訓，他迴答不行，基幹民兵必須參加。我說我退出基幹民兵好了，書記很吃驚地看著我，（後來有人告訴：名單上有你代表組織對你信任，有人還為了名單上沒有他而去找組織談呢——你真是頭腦不清楚！）書記最後說：好吧，你不想當基幹民兵就算了。
從此我在領導的眼中成了一個另類。
幹革命就得去新疆
陸健去新疆了。
我是在安徽大學認識陸健的，他和我同班。其實1958年他已經考入過安大，來學校沒待上幾天便迴上海了，不知為什麽1959年他又來了安大。這次待的時間長一些——半年。1960年初他退學迴了上海，臨走時問了我家的地址。之後我假期迴家，他會來看我，每年一次。本來在學校我和陸健交情很普通，同學而已，也無共同愛好。他這個人有點怪，到我家坐一會，話講不上幾句便沉默不語，然後告辭，每次來都如此。他從不邀請我迴訪，也不告訴我他家地址，隻知道他來我家要乘兩輛公交車。
我畢業迴上海之後，陸健到我家的周期仍是每年一次，仍然話不多，坐一會就走。盡管話少，我還是知道他這幾年的一些狀況：他當過臨時工、做過代課教師，甚至被動員去過崇明農場——老規矩，他去了半個月就逃迴家了。他永遠不會把戶口遷出上海的，以前去安大他就不遷戶口，更不用說崇明了。陸健出生在上海，他鐵了心要與大上海共存亡。
1965年秋天陸健來我家時我有點奇怪，因為年初他已經來過——每年一次的規律被打亂了。他告訴我他要去新疆“鬧革命”了，這迴街道裏弄來“動員”他這個“老社會青年”的勢頭很大，似乎他再留在上海就會變反革命，而要幹革命就得去新疆。街道大概是把他當作了“釘子戶”（賴在上海的社會青年）的典型，所以一趟又一趟地來“做思想工作”。而且明確地告訴他：“今後啥個臨時工代課事體，想也不要想！”因此陸健吃勿消，隻好同意去新疆“革命”了。而且這迴去新疆戶口必須跟過去，把陸健的“老根”也拔了！
我破例把陸健送到電車站。望著這位比我大好幾歲的學長，心裏有點慘然。陸健同學雖說有點特別，但絕對是一位與世無爭與人無害的好人，他們何必非得把他趕到新疆去。
印象之中1965年到1966年初是上海動員青年去新疆的高潮。偶爾打開收音機，會聽到“我們新疆好地方啊”之類的歌。我的同事老高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就在那時去的新疆；汪初人的弟弟也是那時去的；我的鄰居6號國鬆的弟弟祿安、11號的小戴子都是那一年當上了新疆軍墾戰士；現在的博友4d、阿欒、天邊雲、阿德勒，也都是那個年代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了“戰天鬥地”的“戰友”。
有資料統計：“文革”前這兩年，有10萬左右的上海青年去了新疆。大多數是失學、失業的“社會青年”，也有在校生。據說把那麽多人弄到新疆去是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和農墾部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震共同拍板的。對於上海市委而言，是扔掉了“社會青年”的包袱、大大減輕了就業、升學的壓力；對於新疆農墾戰線而言，則得到了勞動力。此乃一舉兩得的“好事”，隻是苦了這10萬上海青年。
1970年代末大批“文革”中上山下鄉“知青”迴城，中央有一係列落實知青政策文件出台，然而卻不適用於這批“文革”前進疆的上海青年，據稱他們不算知青。
老高說他到火車站為弟妹送行時，月台上鑼鼓喧天、紅旗招展，“光榮進疆”的青年們都穿上了軍裝，胸前還戴上大紅花，一副喜慶節日光景！隻是有一點，讓送行的街道幹部感到煞風景——火車開動之時，車上的人哭了，車下的親人們也哭了。
沒有娛樂的年代
“文革”前兩三年，“娛樂”這個詞匯已經在中國大地上消失。
看電影看戲聽書聽廣播（聽收音機）等文娛活動統統是“受教育”，而且是受“革命”教育。“革命”教育即“階級鬥爭”教育，參觀“階級鬥爭”展覽會啦、“憶苦思甜”啦、政治學習啦……都是受教育。有一迴我和同事去香煙廠勞動，同一生產線上有一位老工人，據說是本廠童工出身，有幾十年工齡，是“貨真價實”的產業工人。同事靈機一動請她講講在“舊社會”如何受老板殘酷剝削的故事（今後可作為政治學習發言的“受教育”素材），想不到老工人言道：“老早老板待我伲勿錯咯……”她還舉了一些例子：年底有得加鈔票（分紅），天熱嘛有得冰凍綠豆湯吃……我們聽了有點“響勿落”(5)。同事的打算落了空，而且迴到單位去還不能提一個字。在當時，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萬惡的舊社會”開頭。
既然沒有了任何娛樂，朋友在一起聊天、上餐館吃頓飯弄點“小老酒咪咪”便成了唯一的開心日子。大致上月初發工資上一兩次飯店，月底過窮日子坐在朋友家裏“清談”：佐談者、清茶一杯也。我和初人、阿鮑、孟德等幾個大學同學都在業餘工大任教，彼此在安大同學期間就很熟，現在成了同事（同在物理教研組），自然往來較多。我和初人、孟德一道去拜訪豐子愷先生（實際上是打擾），應該也屬打發日子的娛樂活動。
和阿鮑、孟德他們聊天是聊不深的——他們不讀專業之外的書。我和初人、老高更談得來，老高通過我和初人兄也成了朋友。有時田振義從安徽迴來，我們會在一起聊聊哲學之類。在畢業前一年我們幾個人：王朝誠、汪初人和我是以老田為中心形成一個愛好自然辯證法圈子，所以和老田聊天便有點形而上的味道。我多次對朋友講：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現在是被顛倒了，現在是過分強調了精神的反作用。這個觀點朋友都很讚同。不料老田聽了卻認為我的話還是跳不出物質精神此類“矛盾論”定下的框架，應該跳出去。振義兄早已讀過維特根斯坦等近代現代哲學家的著作，眼界當然寬多了。
大家很懷念1962年。雖然還在安徽，生活艱苦，但文化生活豐富：能看到許多外國電影、能聽輕音樂、能觀賞老京劇——我在上海看過童祥苓演的“烏盆計”（這可是1950年代就被禁演的鬼戲）。而現在報刊上在大肆批判1962年“出籠”的一切：戲劇、電影、音樂、文學作品——包括巴金和豐子愷在文代會上的發言。不光是1962年，甚至1964年宣傳黨的階級鬥爭理念的一部電影、長影拍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也受到批判。因為這部電影裏有一個青年婦女（秦怡的妹妹秦文演的）傳授一個姑娘“戀愛經”，這是犯忌的。從此革命電影中不許有戀愛出現，隻能出現階級敵人。印象裏在批判電影“不夜城”的眾多聲音中，有一篇奇文特地指出：電影裏有一個女兒坐在父親腿上的鏡頭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令人作嘔。我想這位作者大概認為無產階級的父親永遠不抱自己的孩子。
隻有孩子還有娛樂：打彈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但有人在報刊上講：無產階級要占領兒歌領域（否則會被資產階級占領），所以“什麽藤結什麽瓜，什麽階級說什麽話”之類的革命童謠放到小學低年級課本裏，而在中小學教育中則天天教導學生“階級鬥爭”，要學生仇恨美帝蘇修、仇恨階級敵人；學習被階級敵人害死的劉文學，學習雷鋒對敵人“像冬天一樣冷酷無情”。這類“仇恨教育”的結果就是不久之後出現的紅衛兵。
沒有娛樂的日子異常沉悶。我們這些學過哲學的物理專業畢業生深信“物極必反”的道理，忘了我們中誰先講的：“弦繃得太緊，總有一天要斷掉！”總之大家都讚成。
魯莽的拜訪 見豐子愷先生
1966年初春的一個下午，我去住在長樂村的初人兄家聊天，正巧孟德也在他家。我們3人既是安大的老同學又是業餘工大的同事，所以說話毫不拘束，十分熱絡。不知怎麽初人又提到他這條弄堂裏住著一位名人豐子愷，孟德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建議我們去拜訪豐子愷先生。
其實我早就聽初人兄多次講過豐子愷住在長樂村，但我們從未有過去看他的念頭——他又不認得阿拉“迪牌小八拉子”。然而孟德兄從來不是一個妄自菲薄的人（當年讀大學時曾有中文係女生主動寫信給他），他認為我們去看看豐先生沒啥關係，絕不會吃閉門羹，一些名演員對崇拜他的觀眾不是也很歡迎嗎？
於是初人帶路，我們來到了豐先生的家門口。這天下午真是風和日麗，和長樂村其他房屋一樣：豐先生雅致的小樓門前有一個小小的庭園；小樓是米黃色的、頂著紅瓦，也弄不清這是西班牙式建築還是法國風格的房子（過去長樂村叫凡爾賽花園），周圍很安靜，從緊閉的門裏傳出動聽的鋼琴聲音，初人說這大概是豐子愷的女兒在彈琴。
我們按了門鈴，一位風姿綽約的少婦給我們開了門。初人沒等她開口就自我介紹：我們是住在39弄的（陝西南路39弄即長樂村），是你們的鄰居，特地來看豐子愷先生。少婦很客氣地讓我們進去，我們站在客廳裏等候她上樓去通報，少婦上去後初人告訴我們她是豐子愷的女兒。
不一會豐子愷先生下樓來了，鶴發童顏、五綹長髯的老先生略帶一絲緊張地向我們這3個不速之客發問：“你們、你們有什麽事嗎？”講的是嘉興一帶的浙江官話。
我們七嘴八舌地告訴他：我們是他的讀者，來這裏隻是想看看豐先生（孟德還誤講了我們是您的觀眾——真把豐先生當作電影明星了）。豐先生看來安心不少，他一麵請我們坐，一麵踱到一個茶幾那邊找出一張紙一支筆，要我們寫下名字和工作（學習）單位，我們遵囑寫下了姓名、職務和任教的學校。豐先生仔細地看了片刻，終於徹底安心了，知道我們是教師而不是那種愣頭青大學生。
他微笑著坐下，還恭維我們了一句：
“這樣說，你們都是教育家了！”
話匣子就這樣打開了。大家都看過豐先生的畫，於是先聊畫：我們都講小辰光看豐先生的畫，特別喜歡。孟德還知道豐先生是上海畫院院長，於是提到自己去看過畫院的畫展。（已經是去年的老皇曆了——是畫院辦的歌頌毛澤東思想的國畫展）豐先生淡淡地迴答：開幕時他們叫我去我沒有去，我好長時間不去畫院了，年紀老了。
豐先生問我們是教什麽的？我們告訴他我們是教物理的。他平和的臉上露出笑容，連連說：教物理好！教物理好！學科學的人喜歡畫喜歡美術——不錯的！不錯的！
春天的陽光射入了這間絲毫不沾富貴氣的小客廳，照在了老先生側麵的牆上。豐先生慈祥平和的笑容，讓客廳裏更加春意盎然。
孟德大概是為了顯示自己和美術界有緣，就說這幾天早晨在複興公園一直見到張樂平先生。豐先生也是淡淡地講了一句：哦，張樂平，他年紀還青。
忽然豐先生說了一句讓我至今都不太明白的話：
“我其實不是畫畫的，我是寫文章的。”
豐先生當年是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上海畫院院長，他為什麽說自己“不是畫畫的”，是“寫文章的”？
我絞盡腦汁迴憶豐先生的文章，但文章題目全想不起來，隻有一些支離破碎的文句（而且也拿不準是否對）——靈光乍現：我想到了豐先生翻譯的格林童話。於是我講了小時候讀格林童話的感受：很喜歡甚至感動；也喜愛豐先生的插圖，我還把格林童話的許多故事講給小夥伴聽。
豐先生顯得很高興，但他什麽也不說，隻是聽我講，注視我的眼光中含著笑意。
誰也沒想到，沉默不語的初人突然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
“馬克思說格林童話是反動的！”
客廳裏的空氣一下子凝固了！春天仿佛立刻溜走了！現在是什麽氣候？是1966年初春，姚文元早已對“海瑞罷官”發難；全國早已對夏衍、田漢、楊獻珍、周穀城許多黨內黨外的大人物開展了大批判，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候——初人會得“神經搭錯”迸出這樣一句話。
其實初人兄非黨非團，從學校到工作單位一直屬於出身資產階級的“落後分子”、屬於被人整的對象。不過他喜愛哲學，自然也讀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常常在眾多人的場合獨自沉思，以至於會莫名其妙冒出一句不合時宜的話來。現在初人冒出這句話，後果十分嚴重：豐先生沉默不語了、眼裏的笑意消失了。
為了打破僵局，我聲色俱厲地反駁初人：“馬克思的話又不是句句是真理！馬克思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這就是不對的。列寧的十月革命成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有了列寧主義！”我的臉轉向豐先生：“馬克思的話並不是全部對的。”
初人曉得自己亂說話闖了禍，連忙點頭表示同意，氣氛有所緩和，豐先生的目光中又有了笑意。但是剛才那種溫暖融洽的局麵一去不複返了，豐先生再也不多說什麽。我們隻得立起身來告辭，豐先生與我們一一握手，還送到了門口。
一離開豐子愷家，孟德熬不牢了，把初人罵了一通：赤佬儂哪能亂講八講。老頭子為求太平上班也不去上，儂聽伊講伐？交關辰光弗去畫院了。儂倒好，跑到伊屋裏廂講伊格末事反動。伊勿要嚇煞啊——登勒屋裏也不太平！(6)
我也責怪初人亂講話，他垂頭喪氣地聽我們數落，仿佛傾盆大雨下的落湯雞。
大家沮喪地分手了。不過我在沮喪之餘有點沾沾自喜：告別時豐先生和大家握手時似乎和我握手的時間稍長一些，還向我微微一笑——不知道我是否神經過敏。
40多年過去了，豐子愷先生早已仙去，孟德也已不在人世，然而那次對豐先生的拜訪我永遠難忘！相信初人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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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老：柯慶施，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2) 哪裏答額：滬語，哪裏的。
(3) 小辰光：滬語，小時候。
(4) 日腳邪氣難過：滬語，日子非常難過。
(5) 響勿落：滬語，無話可說。
(6) 此段滬語大意：你這個鬼東西怎麽可以亂講話。老先生為求太平連班也不上了，你聽他講了嗎？很長時間不去畫院了。你倒好，跑到人家家裏講人家的東西反動。他不要被嚇死呀——待在家裏也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