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都參加完展銷會後，五明迴到山川機械廠，繼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學習寫作知識。
在學習寫作知識的“選材”時，五明的學習筆記寫道:
“選材其具體的原則有四條:
第一，要圍繞文章的“主題”選擇材料。
“主題”,即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基本論點,是一篇文章的“靈魂”和“統帥”,所有的“材料”都要由它“統領”和“遣用”,所以，依主題表現的需要來“選材”,就成了一個首先必須遵循的原則。
所謂“選材”,就是以主題的表現為“依據”來決定材料的 的取舍，和主題有關、並能有力地說明、烘托、突出主題者，選而用之;和主題無關,不能說明、烘托、突出主題者,則扣而舍之。
例如,毛澤東在《將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文章中,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農夫與蛇》的故事，說是: “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溫暖就蘇醒了，等到恢複了蛇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農夫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個《農夫與蛇》的寓言是一個外國的曆史的材料,和中國當時革命的形勢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關係。一般人即使熟知這個“材料”怕也不會寫到這樣一篇莊重、嚴肅的“政論性”文章中。但是,毛澤東卻“慧眼獨具”,他不僅深刻理解了這則“寓言”本身所蘊含的諷喻意義，而且看到了它在精神實質上和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相似”或“相通”之處，看到了它和文章主題“將革命進行到底”之間的雖屬“間接”但又絲絲入扣的內在聯係。因而他選用了這個材料，嘲諷了那些“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高喊和平”以求“恢複”的癡心妄想，義正辭嚴地宣稱，中國人民“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有力地說明、烘托和突出了全文的主題。和主題“直接”有關的材料好選，和主題“間接”有關的材料難尋。而這恰恰表現了作者“依據”主題需要“妙選”材料的功力。
在一篇文章中,所有的材料都應具有或隱或顯的“向心力”。遊離於“主題”之外的多餘的材料，決不可有。戰艦的甲板上,就沒有一件多餘的“擺設”;戲劇的舞台上，也沒有一件多餘的“道具”。關於這一點,契訶夫曾講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要是你在頭一章裏提到牆上掛著槍，那麽在第二章就一定得開槍,如果不開槍,那管槍就不必掛在那兒\"。“槍”就好比文章裏的一個“材料”,如果它和“主題”無關,不能開火射擊,那麽,它就根本不必“掛”在那裏!
第二,要選擇“典型”的材料。代表性和巨大說服力的事實現象或理論依據。 所謂“典型”材料，即那些能夠深刻反映事物本質,
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它決不可能“麵麵俱到”、“包羅萬象”。它隻能是通過“個別”反映“一般”,通過“個性”反映“共性”這是一切文字“表現”的共同規律。這樣，就勢必有一個對“個性”的精心“挑選”問題。“題材”不典型,“材料”不全麵就會影響“主題”的表現,削弱文章的“力量”。而“典型”的論據,由於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能“以一抵十”，原料礦藏中的“精華”,所以選擇了它們,就能夠很好地突出主題,反映本質,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例如,夏衍所寫的《野草》，一開篇就提出了“世界上什麽東西的氣力最大”的問題。迴答自然紛紜得很，有說“大象”有說“獅子”的,有說“金鋼”的，但是，作者否決了這一切答案,認為“世界上氣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種子，這個“論點”真是拔地而起，力排眾議，新穎之極。那麽論據呢?作者不慌不忙、有根有據地說出了下麵的“材料”: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致密,堅固,生理學家和解剖學家用盡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開,都沒有成功。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裏，給予適當的溫度與濕度,使種子發芽。一發芽，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完整地分開。植物種子力量之大，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材料。它的成立，是《野草》這篇整篇立論的“基石”。其作用大矣!
又如,1901年2月3日，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給德皇威廉二世上了一個“奏議”,其中這樣說道:中國武備之虛弱,財源之衰竭，政象之紛亂,實為一個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 落後就要挨打，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典型的“反麵”材料。新華社記者敏銳地捕捉到了它,把它寫入了《奔向二oo0》這篇文章裏。這個“反麵”史料一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斬釘截鐵的結論:“落後就要挨打”!就唿之欲出了。真是令人警醒,催人發憤。
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數字和材料,但並不是全部采用,而隻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這裏的抓“要點”或“特點”，和“畫眼睛”的辦法是完全一致的:“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抓“特點”,畫“眼睛”,其實質都是選材要“典型”的問題,材料不典型,題材不典型,就象是畫人的“頭發”一樣，即使“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
第三，要選擇真實、準確的材料。一般“文章”的寫作，對材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有著嚴格的要求。所謂“真實”,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說,它是“實有其事”,不是弄虛作假、編造杜撰的;其二是說，它不是個別、偶然的“表象”,而是反映了客觀事物的一定“本質”的。也就是說，“真實”這個概念,要求“局部真實”和“整體真實”的有機統一。
做到“局部真實”也很不易。張冠李戴,添枝加葉;道聽途說，無中生有，事實殘缺,數字錯訛;斷章取義,引文多誤的情況,屢見不鮮。如1979年中秋節，記者寫了一篇報道鄧穎超和日本朋友共度佳節的文章，其中就有兩處材料不夠真實。鄧穎超對記者說: 記者們寫的《中秋佳節話友情》,報上登了,我看過了，那篇文章裏有兩個地方不符合實際。第一，文章說“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秋菊盛開”,你們看,這裏擺放的“秋菊”是絹製的,怎麽能寫成秋菊盛開呢?第二,那天日本朋友唱了《在北京的金山上》和《歌唱敬愛的周總理》兩支歌，你們的文章裏卻寫成隻唱了《歌唱敬愛的總理》一支歌。我們的新聞報道一定要真實,確切!
做到“整體真實”就更要下點力氣了。這是在更高層層次”上的“真實”。譬如寫“人”，你寫到的幾個材料雖都是立在其事”,但你這幾個材料是“摘其所需”的，那麽，經過你的思了的形象。有些“事\"你掐頭去尾孤立地看,可能是一個樣子，你聯係從總體上去考察、把握,可能又是另一個樣子。所以,把握“整體”的真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
“準確”是和“真實”相聯係的。所謂“準確”,就是確鑿可靠無誤。記人，姓氏籍貫、麵目特征、脾氣稟性、音容笑貌刻畫準確;敘事,時間、地點、人物、情節、原因、結果，要交代確切;引文,作者、篇名、內容、標點、出處，要描述準確。“準確”、“真實”要在細枝末節上具體顯現,“粗枝大葉”不行。
保證材料真實、準確，馬克思在寫作時,他就“從不滿足於問來的材料,總要找源頭，尋根究底,不管這樣做有多麻煩。即使為了證實一個不重要的事實，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由於馬克思所引證的任何一件事實或任何一個數字都是得到權威人士的證實的，因而即使是反對馬克思的人，從來也不能證明他有一點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論證是受不住嚴格考核的事實上的。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就是精細、嚴謹、科學的學風!也正因為這樣,他的著作,“每一個字都是一枝必中的箭，每一句話都是有事實做根據的沉重控訴，是真實不可駁的赤裸的真理。”
中國古人對材料的真實、準確也是十分看重的。司馬遷的《史記》，就被班固稱為是“實錄”,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是說它寫的材料很真實，經得起考核。劉勰在《文心雕龍》裏也強調要“事信而不誕”。“信”就是確實可信,你寫的材料要信實,而不能是虛妄荒誕的東西。宋代洪邁認為:“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不使差忒,乃可傳信。”對議論性文章來說,事實的真確不誤，的確是它“傳信”於世的重要條件。清代“桐城派”更提出了“義理、考據、辭章”的主張,把“考據”，即對於材料真實、準確的嚴格考核,提到了“文章”三要求之一的高度。所有這些,應該說都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很值得借鑒。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一般“文章”和“文學”創作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要求“生活”的真實，後者則要求“藝術”的真實。也就是說,文學作品中所寫的事實現象,可以是生活中雖未必發生但“可能”發生的東西。即使如此，離開生活根基的胡編也是不應允許的。
第四,要選擇新穎、生動的材料。這也是相當重要的。隻有新穎、生動的材料，才能更好現出新鮮、活潑的內容。如有一篇題為《六尺和兩米》的短文,其中敘述說:主管農業的縣委常委,到公社去考察推廣沼氣的情況。他“鼓勵挖沼氣的社員們說:“很好!很好!學科學,用科學,普及科學,是改革形勢的要求，是四化的需要……”。然後便問道:“沼氣池要挖多深?”迴答是:“六尺”。 新東縣委召開常委會,研究農業方麵的問題,農業局的負責人和要時技術幹部匯報推廣沼氣的進展情況。匯報中間，這位主管農業的常委插話問道:“沼氣池一般挖多深?”迴答是:“兩米”。他驚奇地章”反問道:“群眾說池深六尺，你們技術人員說是兩米,到底應該多深?”話音未絕,便引起一陣哄堂大笑。縣委書記皺了皺眉頭說:“我敏銳覺得每個領導幹部都迫切需要加緊學文化、學科學、學技術……就讓我們從這兩米等於六尺開始吧!”
這就是一個相當新鮮、有趣的“活材料”。那位縣委常委，居領導職位，大講“形勢要求”，卻弄不清“兩米”等於“六尺”簡單常識,難怪人們要“哄堂大笑”了。就是從這活生生的現實之裏,作者自然地引出了“領導幹部要加緊學文化、學科學”重要結論。”
在學習寫作知識的“選材”時，五明的學習筆記寫道:
“選材其具體的原則有四條:
第一，要圍繞文章的“主題”選擇材料。
“主題”,即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基本論點,是一篇文章的“靈魂”和“統帥”,所有的“材料”都要由它“統領”和“遣用”,所以，依主題表現的需要來“選材”,就成了一個首先必須遵循的原則。
所謂“選材”,就是以主題的表現為“依據”來決定材料的 的取舍，和主題有關、並能有力地說明、烘托、突出主題者，選而用之;和主題無關,不能說明、烘托、突出主題者,則扣而舍之。
例如,毛澤東在《將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文章中,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農夫與蛇》的故事，說是: “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溫暖就蘇醒了，等到恢複了蛇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農夫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個《農夫與蛇》的寓言是一個外國的曆史的材料,和中國當時革命的形勢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關係。一般人即使熟知這個“材料”怕也不會寫到這樣一篇莊重、嚴肅的“政論性”文章中。但是,毛澤東卻“慧眼獨具”,他不僅深刻理解了這則“寓言”本身所蘊含的諷喻意義，而且看到了它在精神實質上和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相似”或“相通”之處，看到了它和文章主題“將革命進行到底”之間的雖屬“間接”但又絲絲入扣的內在聯係。因而他選用了這個材料，嘲諷了那些“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高喊和平”以求“恢複”的癡心妄想，義正辭嚴地宣稱，中國人民“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有力地說明、烘托和突出了全文的主題。和主題“直接”有關的材料好選，和主題“間接”有關的材料難尋。而這恰恰表現了作者“依據”主題需要“妙選”材料的功力。
在一篇文章中,所有的材料都應具有或隱或顯的“向心力”。遊離於“主題”之外的多餘的材料，決不可有。戰艦的甲板上,就沒有一件多餘的“擺設”;戲劇的舞台上，也沒有一件多餘的“道具”。關於這一點,契訶夫曾講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要是你在頭一章裏提到牆上掛著槍，那麽在第二章就一定得開槍,如果不開槍,那管槍就不必掛在那兒\"。“槍”就好比文章裏的一個“材料”,如果它和“主題”無關,不能開火射擊,那麽,它就根本不必“掛”在那裏!
第二,要選擇“典型”的材料。代表性和巨大說服力的事實現象或理論依據。 所謂“典型”材料，即那些能夠深刻反映事物本質,
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它決不可能“麵麵俱到”、“包羅萬象”。它隻能是通過“個別”反映“一般”,通過“個性”反映“共性”這是一切文字“表現”的共同規律。這樣，就勢必有一個對“個性”的精心“挑選”問題。“題材”不典型,“材料”不全麵就會影響“主題”的表現,削弱文章的“力量”。而“典型”的論據,由於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能“以一抵十”，原料礦藏中的“精華”,所以選擇了它們,就能夠很好地突出主題,反映本質,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例如,夏衍所寫的《野草》，一開篇就提出了“世界上什麽東西的氣力最大”的問題。迴答自然紛紜得很，有說“大象”有說“獅子”的,有說“金鋼”的，但是，作者否決了這一切答案,認為“世界上氣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種子，這個“論點”真是拔地而起，力排眾議，新穎之極。那麽論據呢?作者不慌不忙、有根有據地說出了下麵的“材料”: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致密,堅固,生理學家和解剖學家用盡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開,都沒有成功。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裏，給予適當的溫度與濕度,使種子發芽。一發芽，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完整地分開。植物種子力量之大，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材料。它的成立，是《野草》這篇整篇立論的“基石”。其作用大矣!
又如,1901年2月3日，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給德皇威廉二世上了一個“奏議”,其中這樣說道:中國武備之虛弱,財源之衰竭，政象之紛亂,實為一個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 落後就要挨打，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典型的“反麵”材料。新華社記者敏銳地捕捉到了它,把它寫入了《奔向二oo0》這篇文章裏。這個“反麵”史料一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斬釘截鐵的結論:“落後就要挨打”!就唿之欲出了。真是令人警醒,催人發憤。
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數字和材料,但並不是全部采用,而隻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這裏的抓“要點”或“特點”，和“畫眼睛”的辦法是完全一致的:“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抓“特點”,畫“眼睛”,其實質都是選材要“典型”的問題,材料不典型,題材不典型,就象是畫人的“頭發”一樣，即使“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
第三，要選擇真實、準確的材料。一般“文章”的寫作，對材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有著嚴格的要求。所謂“真實”,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說,它是“實有其事”,不是弄虛作假、編造杜撰的;其二是說，它不是個別、偶然的“表象”,而是反映了客觀事物的一定“本質”的。也就是說，“真實”這個概念,要求“局部真實”和“整體真實”的有機統一。
做到“局部真實”也很不易。張冠李戴,添枝加葉;道聽途說，無中生有，事實殘缺,數字錯訛;斷章取義,引文多誤的情況,屢見不鮮。如1979年中秋節，記者寫了一篇報道鄧穎超和日本朋友共度佳節的文章，其中就有兩處材料不夠真實。鄧穎超對記者說: 記者們寫的《中秋佳節話友情》,報上登了,我看過了，那篇文章裏有兩個地方不符合實際。第一，文章說“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秋菊盛開”,你們看,這裏擺放的“秋菊”是絹製的,怎麽能寫成秋菊盛開呢?第二,那天日本朋友唱了《在北京的金山上》和《歌唱敬愛的周總理》兩支歌，你們的文章裏卻寫成隻唱了《歌唱敬愛的總理》一支歌。我們的新聞報道一定要真實,確切!
做到“整體真實”就更要下點力氣了。這是在更高層層次”上的“真實”。譬如寫“人”，你寫到的幾個材料雖都是立在其事”,但你這幾個材料是“摘其所需”的，那麽，經過你的思了的形象。有些“事\"你掐頭去尾孤立地看,可能是一個樣子，你聯係從總體上去考察、把握,可能又是另一個樣子。所以,把握“整體”的真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
“準確”是和“真實”相聯係的。所謂“準確”,就是確鑿可靠無誤。記人，姓氏籍貫、麵目特征、脾氣稟性、音容笑貌刻畫準確;敘事,時間、地點、人物、情節、原因、結果，要交代確切;引文,作者、篇名、內容、標點、出處，要描述準確。“準確”、“真實”要在細枝末節上具體顯現,“粗枝大葉”不行。
保證材料真實、準確，馬克思在寫作時,他就“從不滿足於問來的材料,總要找源頭，尋根究底,不管這樣做有多麻煩。即使為了證實一個不重要的事實，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由於馬克思所引證的任何一件事實或任何一個數字都是得到權威人士的證實的，因而即使是反對馬克思的人，從來也不能證明他有一點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論證是受不住嚴格考核的事實上的。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就是精細、嚴謹、科學的學風!也正因為這樣,他的著作,“每一個字都是一枝必中的箭，每一句話都是有事實做根據的沉重控訴，是真實不可駁的赤裸的真理。”
中國古人對材料的真實、準確也是十分看重的。司馬遷的《史記》，就被班固稱為是“實錄”,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是說它寫的材料很真實，經得起考核。劉勰在《文心雕龍》裏也強調要“事信而不誕”。“信”就是確實可信,你寫的材料要信實,而不能是虛妄荒誕的東西。宋代洪邁認為:“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不使差忒,乃可傳信。”對議論性文章來說,事實的真確不誤，的確是它“傳信”於世的重要條件。清代“桐城派”更提出了“義理、考據、辭章”的主張,把“考據”，即對於材料真實、準確的嚴格考核,提到了“文章”三要求之一的高度。所有這些,應該說都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很值得借鑒。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一般“文章”和“文學”創作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要求“生活”的真實，後者則要求“藝術”的真實。也就是說,文學作品中所寫的事實現象,可以是生活中雖未必發生但“可能”發生的東西。即使如此，離開生活根基的胡編也是不應允許的。
第四,要選擇新穎、生動的材料。這也是相當重要的。隻有新穎、生動的材料，才能更好現出新鮮、活潑的內容。如有一篇題為《六尺和兩米》的短文,其中敘述說:主管農業的縣委常委,到公社去考察推廣沼氣的情況。他“鼓勵挖沼氣的社員們說:“很好!很好!學科學,用科學,普及科學,是改革形勢的要求，是四化的需要……”。然後便問道:“沼氣池要挖多深?”迴答是:“六尺”。 新東縣委召開常委會,研究農業方麵的問題,農業局的負責人和要時技術幹部匯報推廣沼氣的進展情況。匯報中間，這位主管農業的常委插話問道:“沼氣池一般挖多深?”迴答是:“兩米”。他驚奇地章”反問道:“群眾說池深六尺，你們技術人員說是兩米,到底應該多深?”話音未絕,便引起一陣哄堂大笑。縣委書記皺了皺眉頭說:“我敏銳覺得每個領導幹部都迫切需要加緊學文化、學科學、學技術……就讓我們從這兩米等於六尺開始吧!”
這就是一個相當新鮮、有趣的“活材料”。那位縣委常委，居領導職位，大講“形勢要求”，卻弄不清“兩米”等於“六尺”簡單常識,難怪人們要“哄堂大笑”了。就是從這活生生的現實之裏,作者自然地引出了“領導幹部要加緊學文化、學科學”重要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