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x年,我四(二燈大師)


    小霞,我還是稱唿你為小霞吧。你問過我為什麽會出家當和尚。你問過很多次。我就跟你說說我的事情吧。


    我跟顧城同齡,比他隻晚生了兩個多月。我們是那一代人了。那時候有種種苦難,落實到我們每一個人頭上,那就是每一個青春,每一個人最美麗的年華,整整一代人最美麗的年華。


    我十五歲的時候,也奔赴了遠方。我是單獨去的。


    我是在唐詩宋詞裏泡大的,被我的爸爸每天那麽泡著醃著。所以我的腦子裏,再遠再偏的地方也是詩,而且更是詩。今天許多人說詩和遠方,這就是我腦子裏當年裝著的東西。我想過,我要到最遠最苦的地方去,那裏最美。


    那時候,報紙上經常報導英雄,比如我的同學李誌堅,一個有著男人名字的女生,上海延安中學68屆初中的,早早地去了黑龍江最北麵黑河,晚上出去打水,從結滿了冰的的井台上滑到了上百米深的井裏,第二天早晨才被從深井裏打撈出來。再比如76名青年,赴大興安嶺救火,迎著熊熊烈焰衝上去,被燒成了灰燼。他們都被稱為時代的英雄,青年的榜樣。至於現在是否還有人還記得他們,我想說,至少我還記得,許多我們的同齡人還記得,至少我們要尊重這些年輕生命的付出。他們是那個時代整整一代人的象征。這麽說總沒錯吧?


    我年輕時是最崇拜英雄的,其實我一輩子都崇拜英雄。每一個英雄的故事都能讓我流淚,甚至一遍一遍地讀那些報紙,好多天地流淚。


    每一個這樣的英雄故事都想要把我推出門推到最遙遠的地方去,直到其中一個故事終於讓我行動起來。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叫張勇,又是一個有著男人名字的女生,天津人。她去了內蒙古最北麵的唿倫貝爾大草原,當上了一名牧羊少女,一天,忽然上漲的克魯倫河吞沒了在河邊草地上吃草的羊群,為了救羊,她不向岸邊跑,偏向河裏奔,然後被河淹死了。我在報紙上讀到,人們在河的下方距離她失蹤三十公裏的地方找到了她。在內蒙古的城裏來的青年人從幾十裏甚至上百裏外騎著馬趕去,在那裏聚集了比哪一屆賽馬節都多的馬和騎馬者,追悼活動規模空前巨大。有許多人寫了詩,在那裏朗誦,有許多蒙古族人講述這位少女的事跡。報紙上報導說,張勇經曆了許多磨難,終於成了一名出色的羊倌。但人們這才知道,她根本就不會遊泳,卻為了救羊而不顧一切。


    我又一次流了很多的淚。不光是流淚,我這迴真的出發了。


    我沒有錢。我出發時家裏都不知道。我沒有兄弟姐妹。奶奶在年前去世了,還是裏弄委員會的汪阿姨李叔叔幫著下葬的。汪阿姨讓我住在她家裏,可她家裏本來就小得很,還有兩個比我還小好幾歲的孩子。到頭來,我隻是在汪阿姨家吃了幾頓飯,是被她生拉硬拽拉去的。晚上我還是睡在自己家裏,一個幾年前就一直亂著的家,媽媽稍稍整理過。


    我把我的被子塞在了一個麻袋裏,找到了一個爸爸出差時用過的旅行袋,往裏麵亂塞了一些我的衣服。翻遍了家,總算在媽媽的枕頭套裏找到了幾塊錢。我就揣進了口袋。我隻找到一本隻剩了後半本的《唐詩三百首》和一個隻剩了前半本的《望舒詩草》。其實我那時候根本就不知道戴望舒是誰,隻是在翻找的時候偶然看到這半本書,就也塞進了旅行袋。我在吃飯桌上留了個條子:爸爸媽媽:我走了,我去唿倫貝爾大草原,找張勇姐姐。


    我是走出門後,又走迴去,找了紙筆寫下這個紙條的。放下紙筆,我轉身離開後,又再次轉身。這迴我是把家的鑰匙放在了桌上,壓在那紙條上。我是帶上房門走的。我走得很堅決。鑰匙知道我的心。


    七天後,我到了黑龍江齊齊哈爾。我終於知道了,那時候,離開了上海,所有的城市都是農村,土色土味。但更土色土味的是我。這一路上,我經曆了很多驚險,甚至有三次,在查票的時候,鑽到了廁所頂上的小方洞裏。我走出廁所的時候,引起了一片驚唿。於是我看到,廁所外排著長長的隊,至少有十來個人排著,有男的老的,女的中年的。我一昂脖子,從他們身邊揚長而過。


    那時的我,從上第一列火車開始,還是挺象個樣子的,至少是一個看上去不會沒有教養的半大男孩。偶爾列車上有座位空出來,我坐下去,迎來的還會是和善的或者好奇的一些眼光。


    可是到離開齊齊哈爾登上另一列開得比之前的列車都慢的列車時,所有看著我的眼光都不一樣了。我自己都感覺得到自己身上發出臭味,感覺到肚子裏那種難受的摩擦。那麽多天沒沾水,最後一天什麽都沒吃。前一天晚上,在一個街角,一個橫七豎八躺著幾個小要飯的街角,我打開被子鋪在地上,我已經把自己認同到小要飯的階層裏去了。


    半夜裏,我周圍發生了騷動。我旁邊的小要飯的用他那大腳趾暴露在鞋外麵的腳踢著我說,快跑,警察來抓了。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麽事,我就翻身爬了起來,跑了幾步,再迴過頭來,看到我的被子和旅行袋分別被兩個小要飯的抱著提著了。我說:放下。他們不理我,反而分開從兩個不同的方向跑去。這時我才發現,根本就沒有什麽警察。我不知道我該往哪裏追,我就整個地呆在那裏了,然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於是我變成了一個連小要飯的都不如的肮髒男孩了。


    可是到了海拉爾,一個比齊齊哈爾更土的城市,我的命運卻一下子就變了。


    出了海拉爾車站,我在一個煎餅攤前站著,我站了很久。煎餅攤老板,那是一位穿著蒙古袍的漢子,那袍子油光閃亮,好象在證明著漢子賣煎餅的身份,這位老板溫和地對我笑著,問我:小朋友,是肚子餓了嗎?他的漢話有口音,但還是挺標準的。


    我的側上方一個雄壯的聲音說:額謹,我來吧(我當時以為“額謹”是大叔的意思,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個人名,也就是說,這個漢子跟煎餅攤老板是相識的。可當時他們除了這句話,沒有任何交流)。我抬起頭來,看到一位更雄壯的漢子,比那時的我高出差不多有兩個頭。也就是說,我的頭頂僅及他的胸部,比他的肚子的位置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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