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x年，我二（戴望舒）
這幢房子是一個德國人的，德國人迴國公幹去，就讓馬爾蒂管著。馬爾蒂住在一樓，同一樓層住著一位英國爵士，叫巴爾伏。這才真是個老頭，一個紳士派頭實足的老頭。那天，他在花園裏擺弄著花，象個園丁那樣，還圍著圍裙。可是他那嚴肅裏透出一絲微笑的眼神自有一種身份的莊嚴。他透出微笑，自然不是因為我，我看到他是怎麽看著朵朵，又是怎麽看著麗娟的。這種莊嚴裏微笑出來的眼神好象在提醒我什麽。很久以後我才想到，原來我身邊走著的坐著的跳著的睡著的是一種可以讓許多人尤其是許多男人透露出微笑的生物，中國古話俗稱尤物。可惜我後來才想到，很久以後，以後得太晚了的時候。
當時馬爾蒂就說，幾個月後，她要迴法國去了，她邀請我們住進來，還說隻收我們一個象征性的租金。我看到四隻眼睛都在放光，朵朵的和麗娟的，各兩隻，所以我的兩隻眼睛便也放出光來，我說：那太好了，梅西！梅西是法語謝謝的意思。跟後世那個足球明星沒有什麽關係。後來，真的沒多久，馬爾蒂就迴法國去了，我們就真的住進了這個林泉居。
所謂忘乎所以，說的就是我。我幾乎忘了我到香港去時的初衷。我的初衷是，在香港安頓好妻女，然後迴到內地去，象大家一樣，象許多人一樣，去抗日。雖然到哪裏去並沒有想好，但是去是想好的。
真正打消我初衷的，是一個叫胡好的年輕人。這就說到我到香港後遇到的兩個方麵的好運氣的第二個方麵了，就是工作方麵的運氣。用現在的話說，胡好應該算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至少是媒（體）二代。他是《星島日報》的少年老板，年輕，卻充滿了活力，不僅有活力，而且謙恭有禮。
也是在維多利亞咖啡館，他請我喝咖啡吃蛋糕，同時請我到他那裏去掌管文藝副刊《星座》。在他一大堆的恭維（大詩人，最大的詩人，詩壇盟主等等）之後，我說：我知道你們報紙的，我太太的哥哥就在你那裏做事。他說：你太太，怕凍（他也說怕凍，多半是受了我的感染），你太太的哥哥叫什麽？我說：穆時英。他一拍手，說：我說呢！怕凍，其實就是時英兄推薦我找你的，不過我還不知道你們是親戚。時英兄管著我們的時事欄。
他一開始就稱我為“你”。其實並非僅僅是為了套近乎，實際上，在整個南方，都沒有“您”這個稱唿。在上海，所有的“你”都是“儂”，就跟英語裏所有的“你”都是“油”一樣。我喜歡這樣，因為我就是南方人，不喜歡見到一個人還要想用什麽稱唿更好，更不喜歡人家用您稱我。總覺得把我叫老了。
我當時就說了一堆辦副刊的想法，我說一條他說一句好，最後總結性地說全部照辦，還說這個副刊就是你的，你想辦成什麽樣子就是什麽樣子。
他請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也就是那年的8月1日。
其實在這之前，我剛跟艾青一起推出了名為《頂點》的詩刊。去了《星島日報》，我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參與《頂點》的工作了。那時候，艾青也是成了大詩人的，在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之後，那時發表的短詩《我愛這土地》最負盛名。我跟艾青說：你那兩句，為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兩句詩太精彩太經典了。艾青說：你知道嗎？我最喜歡的詩是你還沒有發表的那一首。我哈哈了一下。然後我說，是的，我已經拋棄了雨巷了，我會寫出更符合時代要求的詩的。艾青說：我不是這個意思。《雨巷》你是拋棄不了的，它已經刻在你骨頭裏了，也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裏了。我也不是諷刺你。我知道，以我認識的戴望舒，還會寫出更精彩，至少同樣精彩的詩來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謝謝你的勉勵。我心裏在哈哈著了。我心裏想，這個人好不會說話。用後世的話說，這叫毫無情商可言。哈哈。
到香港不到三個月，腳還沒有走熱（我不喜歡屁股坐沒坐熱的說法，那有點俗。其實跟屁股有關的或者圍繞著屁股的話我都不願意直白地說出來，比如排泄，我就說上所，我發明的，廁所的所，分小所和大所。有人說我長得五大三粗，象李逵。其實我的心裏細致得很呢。我管這個細致叫教養，或者文明），腳還沒有走熱，我就有了工作了，而且是不錯的工作。最吸引我的是胡小老板說的那句話：我想辦成什麽樣就辦成什麽樣。
我跟胡好說的副刊方案，重點是抗戰文藝。胡好當時就說好，應該的，我們都是中國人。我真的是這麽去做的，我真的想把《星座》副刊辦成抗戰的一個文藝據點，把全國一大批作家團結在抗戰事業的周圍。胡好看好我還真的是有道理有眼光的，我的名氣還真的是有不小的號召力。有不少著名作家和詩人投稿給我，比如鬱達夫、徐遲、蕭乾、沈從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蕭紅。
可惜的是這些事情做得並不是那麽順暢。豈止是不順暢。簡直是難得很。那時美國還沒有對日本宣戰，英國與日本還是友邦，害怕得罪了日本人，給日本人打到香港來一個理由，港英當局嚴格控製中國人的抗日言行，專門成立了特別檢查組，不定期給各報編輯下文。好幾次，還要我們修改，並發表修正聲明。我沒有理他們。於是，我受到香港警察署的傳喚。那洋警長還對我發出了口頭警告。迴到報社，我對同仁們說：現在還沒有亡國，就嚐到了亡國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國奴，這寄人籬下的生活，還怎麽過？沒想到，我這番牢騷後來幫到了我。在一些人汙蔑我投敵的時候，有同仁站出來複述了我的議論。
年底，我收到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從重慶發來的信，邀請我參加該協會香港分會的籌備工作。樓適夷也為此專程來了香港，找我談了幾次。隻是分會成立時，當局提出異議，分會不得不改名為留港會員通訊處，連全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留港會員通訊處都沒有放在牌子上。分會選出理事會九名幹事，即理事，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八位是許地山、樓適夷、歐陽予倩、葉靈鳳、劉思慕、蔡楚生、陳衡哲、陸丹林。我和葉君健擔任分會研究部西洋文學組負責人。
這幢房子是一個德國人的，德國人迴國公幹去，就讓馬爾蒂管著。馬爾蒂住在一樓，同一樓層住著一位英國爵士，叫巴爾伏。這才真是個老頭，一個紳士派頭實足的老頭。那天，他在花園裏擺弄著花，象個園丁那樣，還圍著圍裙。可是他那嚴肅裏透出一絲微笑的眼神自有一種身份的莊嚴。他透出微笑，自然不是因為我，我看到他是怎麽看著朵朵，又是怎麽看著麗娟的。這種莊嚴裏微笑出來的眼神好象在提醒我什麽。很久以後我才想到，原來我身邊走著的坐著的跳著的睡著的是一種可以讓許多人尤其是許多男人透露出微笑的生物，中國古話俗稱尤物。可惜我後來才想到，很久以後，以後得太晚了的時候。
當時馬爾蒂就說，幾個月後，她要迴法國去了，她邀請我們住進來，還說隻收我們一個象征性的租金。我看到四隻眼睛都在放光，朵朵的和麗娟的，各兩隻，所以我的兩隻眼睛便也放出光來，我說：那太好了，梅西！梅西是法語謝謝的意思。跟後世那個足球明星沒有什麽關係。後來，真的沒多久，馬爾蒂就迴法國去了，我們就真的住進了這個林泉居。
所謂忘乎所以，說的就是我。我幾乎忘了我到香港去時的初衷。我的初衷是，在香港安頓好妻女，然後迴到內地去，象大家一樣，象許多人一樣，去抗日。雖然到哪裏去並沒有想好，但是去是想好的。
真正打消我初衷的，是一個叫胡好的年輕人。這就說到我到香港後遇到的兩個方麵的好運氣的第二個方麵了，就是工作方麵的運氣。用現在的話說，胡好應該算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至少是媒（體）二代。他是《星島日報》的少年老板，年輕，卻充滿了活力，不僅有活力，而且謙恭有禮。
也是在維多利亞咖啡館，他請我喝咖啡吃蛋糕，同時請我到他那裏去掌管文藝副刊《星座》。在他一大堆的恭維（大詩人，最大的詩人，詩壇盟主等等）之後，我說：我知道你們報紙的，我太太的哥哥就在你那裏做事。他說：你太太，怕凍（他也說怕凍，多半是受了我的感染），你太太的哥哥叫什麽？我說：穆時英。他一拍手，說：我說呢！怕凍，其實就是時英兄推薦我找你的，不過我還不知道你們是親戚。時英兄管著我們的時事欄。
他一開始就稱我為“你”。其實並非僅僅是為了套近乎，實際上，在整個南方，都沒有“您”這個稱唿。在上海，所有的“你”都是“儂”，就跟英語裏所有的“你”都是“油”一樣。我喜歡這樣，因為我就是南方人，不喜歡見到一個人還要想用什麽稱唿更好，更不喜歡人家用您稱我。總覺得把我叫老了。
我當時就說了一堆辦副刊的想法，我說一條他說一句好，最後總結性地說全部照辦，還說這個副刊就是你的，你想辦成什麽樣子就是什麽樣子。
他請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也就是那年的8月1日。
其實在這之前，我剛跟艾青一起推出了名為《頂點》的詩刊。去了《星島日報》，我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參與《頂點》的工作了。那時候，艾青也是成了大詩人的，在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之後，那時發表的短詩《我愛這土地》最負盛名。我跟艾青說：你那兩句，為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兩句詩太精彩太經典了。艾青說：你知道嗎？我最喜歡的詩是你還沒有發表的那一首。我哈哈了一下。然後我說，是的，我已經拋棄了雨巷了，我會寫出更符合時代要求的詩的。艾青說：我不是這個意思。《雨巷》你是拋棄不了的，它已經刻在你骨頭裏了，也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裏了。我也不是諷刺你。我知道，以我認識的戴望舒，還會寫出更精彩，至少同樣精彩的詩來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謝謝你的勉勵。我心裏在哈哈著了。我心裏想，這個人好不會說話。用後世的話說，這叫毫無情商可言。哈哈。
到香港不到三個月，腳還沒有走熱（我不喜歡屁股坐沒坐熱的說法，那有點俗。其實跟屁股有關的或者圍繞著屁股的話我都不願意直白地說出來，比如排泄，我就說上所，我發明的，廁所的所，分小所和大所。有人說我長得五大三粗，象李逵。其實我的心裏細致得很呢。我管這個細致叫教養，或者文明），腳還沒有走熱，我就有了工作了，而且是不錯的工作。最吸引我的是胡小老板說的那句話：我想辦成什麽樣就辦成什麽樣。
我跟胡好說的副刊方案，重點是抗戰文藝。胡好當時就說好，應該的，我們都是中國人。我真的是這麽去做的，我真的想把《星座》副刊辦成抗戰的一個文藝據點，把全國一大批作家團結在抗戰事業的周圍。胡好看好我還真的是有道理有眼光的，我的名氣還真的是有不小的號召力。有不少著名作家和詩人投稿給我，比如鬱達夫、徐遲、蕭乾、沈從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蕭紅。
可惜的是這些事情做得並不是那麽順暢。豈止是不順暢。簡直是難得很。那時美國還沒有對日本宣戰，英國與日本還是友邦，害怕得罪了日本人，給日本人打到香港來一個理由，港英當局嚴格控製中國人的抗日言行，專門成立了特別檢查組，不定期給各報編輯下文。好幾次，還要我們修改，並發表修正聲明。我沒有理他們。於是，我受到香港警察署的傳喚。那洋警長還對我發出了口頭警告。迴到報社，我對同仁們說：現在還沒有亡國，就嚐到了亡國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國奴，這寄人籬下的生活，還怎麽過？沒想到，我這番牢騷後來幫到了我。在一些人汙蔑我投敵的時候，有同仁站出來複述了我的議論。
年底，我收到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從重慶發來的信，邀請我參加該協會香港分會的籌備工作。樓適夷也為此專程來了香港，找我談了幾次。隻是分會成立時，當局提出異議，分會不得不改名為留港會員通訊處，連全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留港會員通訊處都沒有放在牌子上。分會選出理事會九名幹事，即理事，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八位是許地山、樓適夷、歐陽予倩、葉靈鳳、劉思慕、蔡楚生、陳衡哲、陸丹林。我和葉君健擔任分會研究部西洋文學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