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卞將他們安頓到都亭西驛,隨即求見趙佶,趙佶決定在第二天朝參後召見蔡卞,同時和諸位宰執們一道聽聽大理如今的現狀。


    雖然趙佶對於大理還算了解,不過那都是後世的隻言片語,蔡卞畢竟到過大理,見識過當地的風土人情,也和大理的權貴交流過,對於當地的實際情況,肯定是對大理的實際情況有一定的了解,由他來向政事堂宰執們解說大理的風土人情更加有說服力一些。


    蔡卞於是將這次出使所見所聞向趙佶和政事堂宰執們匯報,同時還有樞密院、皇城司密探查探來的大理的各項情報。趙佶最關心的就是大理的軍隊。


    大理軍隊分為常備軍、鄉兵和夷卒三種類型。常備軍數量不大,是大理武裝力量的核心。鄉兵則是一種亦兵亦農的武裝力量,以村邑為單位, 按軍事需要編製起來,平時從事農耕,農閑時進行訓練,戰時負擔兵役。 夷卒是指從被征服的各個民族部落中征調而來的臨時兵卒。


    現在大理軍隊主要以夷卒為主,每遇戰事,大理國統治者多借兵於滇東三十七部,說明夷卒在大理國的軍事力量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也說明大理和南詔不同,南詔兵力強盛,而大理則不然,麵對南方交趾的入侵,都需要向滇東借兵,側麵說明了大理原因向大宋稱臣也是有原因的。


    其次就是大理內部的各種政治勢力,這也是大宋君臣十分關心的事情。段氏世襲國王,高氏世襲宰相。 從後理國開始,這種“段氏為王,高氏為相”的權力格局最終成形。大理國政令皆出自高氏,國人稱為“高國主”,段氏僅擁虛位而已。


    不僅如此,高氏還把子孫遍封到大理國的“八府四郡”。由於大理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由高氏控製,段氏雖然名義上還是國王,卻毫無實權,成為徒有虛名的傀儡。政事堂的幾位宰執們對大理這種特殊的政治格局特別感興趣,章惇就直接說道:“段高二姓,名位分離,乃取禍之道也!”


    作為玩政治的老油條,大家都知道什麽段氏為王,高氏為相,不過是高氏權傾朝野,一手遮天的另一個說法罷了,段氏未必肯大權旁落,隻不過現在高氏權勢遮天,段氏不得已而已。


    還有所謂的大理國王出家一事,大家都明白,不過是高氏玩的把戲罷了。這種事情,之前的權臣們幹的多了,隻不過形式不同罷了。在這些“禪位”的國王 中,有些是出於被迫無奈,也有一些則是出於自願。和被廢和避位相比,禪位總算是一件冠冕的 好事,盡管禪位為僧在任何時候都是帝王政治失意後無可奈何的下場。


    大理國後期,段氏表麵上仍然是國王,但實權 一直掌握在世代為相國的高氏手中,整個大理國後期的曆史,就是一部高氏專政的曆史。可以想見,國王皈依佛法其實是自欺欺人的話,出家為僧是走投無路時出於無奈的選擇。


    還有就是楊氏,雖然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楊允賢發動叛亂。嶽侯高智升討平楊允賢,段思廉封高智升為鄯闡侯,並把白崖、茹甸一帶賜給高智升。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楊義貞又在洱海地區發動政變。鄯闡侯高智升命其子高升泰起兵討平楊義貞,並立段壽輝為王。


    楊氏父子反叛,都被高氏討平,但是百足之蟲死而未僵,楊氏作為大理豪族,恐怕沒有那麽容易就被高氏連根拔起,徹底消滅。蔡卞還匯報了這幾本冊子的事情。幾位宰執的判斷和蔡卞一樣,給蔡卞冊子的人不是段氏就是楊氏,目的嘛,也很簡單,就是希望從大宋獲取支持,好扳倒高氏。


    既然人就在使團中,他總會忍不住和蔡卞聯係的,靜觀其變即可。


    趙佶最為關心的就是大理的佛教,若是真的佛教昌盛,反正大宋還有不少禿驢,可以送給大理去。


    正如史料記載大理是佛國,蔡卞在大理確實發現大理佛教昌盛,通過和大理的僧人交談得知,大理佛教,初為密宗,後自唐代起,從中原傳入大理的顯宗逐漸取代了密宗成為大理的主要宗教。


    漢地佛教入滇主要是通過蜀道,即前述“蜀身毒道”之由蜀至滇的這段路程。 有兩條支線,一條由蜀地西出臨邛、靈關,越過大相嶺,經笮都、清溪關、邛都、昆明、青蛉到達葉榆(大理)。因途經重鎮靈關、清溪關, 古代又稱“靈關道”或“清溪道”;另一條路仍從蜀南下,沿岷江水路南下,經嘉州、僰、朱提、漢陽、味縣而西達滇池,這段路又稱“僰道”或“五尺道”。


    這兩條道路也是由蜀入滇必由之路,大理佛教昌盛,僧侶的地位也很高。甚至能夠參與政治,成為官僚。與中原王朝一樣,大理國也開科取士。但是大理的科舉和大宋不同,大理開科取士,定製以僧讀儒書者應該舉。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 設科選擇士,皆出此輩。


    大理的和尚,能夠影響政治,參與國事,大宋日後就可以利用這樣的宗教關係影響大理。尤其是高氏家族,高氏家族作為大理國統治精英階級,更是在各方麵積極支持、發展佛教, 對大理國佛教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高家篤信佛教,熱衷於佛教的傳播,通過在地方上開展一係列宗教活動,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


    大理國舉國崇佛,各級官員都從有文化的僧人中選拔。雖然也仿效中原王朝,實行開科取仕, 而對象多是僧人中的讀儒書者,選拔標準就是 “通釋習儒”,即通曉佛學的義理又熟悉四書五經,因此他們形成了大理國特殊的釋儒階層。高氏通過對佛教的支持,交好釋儒階層,從而穩固高氏的地位。


    釋儒作為大理的官僚隊伍,與高氏交好,而高氏本身又分封子弟於各地,同時與滇東三十七部交好,牢牢掌握住大理的軍隊,楊、段二氏能是高氏的對手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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