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達與仁多保忠談判時，趙佶正在察看經筵講義。
趙佶本來以為通過召試館閣貼職還可以拖延一些時日，沒想到過了幾日，蘇軾親自主持考核，蘇軾認為周武仲才學卓然，可以授予館職，這樣趙佶的經筵講官班子就算齊了。
楊時由於路途遙遠，一時還未能趕來，現在在東京的就是周武仲和曾布。周武仲上任沒幾天就向趙佶遞交了經筵講義，要求經筵。
趙佶正在翻閱經筵講義，不禁感歎，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強，再頭鐵方麵，周武仲顯然已經超越了在座的臣子們，基本上向包拯靠攏了。
周武仲的經筵內容是新五代史伶官傳序，這不就是在暗諷趙佶不務正業嗎？
趙佶指著這個講義問道：“曾相以為如何？”
曾布笑著說道：“官家，講官進講，凡無避諱之處，皆可得講，官家何必過於執著於此事。”
趙佶心想，好家夥，反正媽的不是你是吧！萬一這兄弟真的頭鐵，當場整活，尷尬的可就是自己了。再說了，自己開設經筵的目的是為了讓朝廷裏各種政治勢力都有個發聲的平台，也是作為皇帝獲取信息的一個渠道，不是真的當好學生去的。
趙佶說道：“開設經筵本為察納雅言，聽取民意，開拓視野的，不是逮住吾的一點愛好，就含沙射影，出名搏位，想成全自己所謂直臣、諍臣的名聲。曾相覺得，這是忠臣還是奸佞呢？”
曾布笑道：“官家，這事老夫不敢說。老臣大半生都成為奸佞，實在是不知道忠臣是個什麽味道。”
趙佶哈哈大笑，說道：“那照曾相的話說，吾的朝堂上，不是奸佞治國，幸臣當道了！”
曾布隻是笑笑，大半輩子都被人罵成奸佞，對於此，他早就不在乎了。什麽奸佞、忠臣，都不過是身後之名罷了，自己身前之事能夠勉強做好就行。
曾布說道：“官家，本朝設立經筵是以帝王教育為其本質的，在這一針對帝王的教化傳播活動中，經筵講官與君主是“師友之臣”。主講官為“師”，對君主負有“輔導”之責，有“勸誡”“正過”之義務。如程頤所言，人君之師要授其君道與君德、保其身體，經筵官對君主在公眾場合的衣食、言語、行止是否得當都負有督導之責。”
曾布的話雖然沒有說完，趙佶已經明白了曾布的意思，臣子們把經筵當作一次難得的對皇帝的教育機會，對趙佶繼位以來的所作所為，很多官員都有不少的意見，尤其是一些基層的官吏，隨著考成法的實施，他們對趙佶的怨氣是很大的，希望通過經筵這種方式給趙佶上上眼藥，也是情有可原的。
曾布、呂惠卿他們都是久經考驗的，對這種事情早就見怪不怪了，但是他們擔心趙佶被這種情況嚇到，所以準備先給趙佶提個醒。
趙佶笑笑說道：“仁宗皇帝開設經筵本意為何？”
曾布笑著說道：“推考其原本，概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聖人之德，莫大於學。故帝王之學，至重也！”
曾布拿出一本書來，給趙佶說道：“這是範祖禹《帝學》，對帝王之學和經筵之製，說得極為詳細，官家可以作為參照。”
曾布走後，趙佶拿起《帝學》認真看起來，這本書算是大宋士大夫們為皇帝製定的行為規範，也就是士大夫心目中完美的帝王形象，趙佶決定拿來看看。
仔細讀了一遍後，趙佶才算對大宋的經筵製度有所了解，士大夫們認為，帝王被視為當時一國之表率，教化天下始於天子，天子如以上率下，則能育物化人、成就治事，北宋文治導向，必然要求帝王本身也應以務學求師為修身之要。
更重要的是，大宋從立國以來推崇文治，曆代大宋官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得整個士大夫階層因與皇帝共治天下，其政治責任感顯著增強，正如北宋範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北宋士大夫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相連接，主人翁意識很強，而這種強烈的政治主體意識也使得他們自身成為了帝王務學修身的監督者，他們積極響應著皇帝文治天下、共治天下的舉措，同時反過來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要求著皇帝，希望皇帝也能好讀經史、以明治道。
但是自仁宗以來，這種製度的缺陷就一步步顯露出來，一是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修，麵對西夏的入侵，北宋根本無力抵抗，二是長時間的片麵強調文治，文官集團的力量空前強大，武官地位低微，軍隊毫無戰鬥力，國家在麵對各種內憂外患時都顯得力不從心。
故此自神宗起，銳意變法，其中關於經筵，最著名的就是坐立爭論。所謂“坐立”，是指講官在給皇帝講讀經史時的坐立問題。在宋仁宗時期，天聖（1023 年）以前，講讀官都是坐著侍奉皇帝讀書，景佑（1034 年）之後，改為站著侍奉，又到皇佑三年（1051 年），仁宗體恤講讀官之不易，需長久為皇帝解說和問詢，遂下令隻讓當天講讀的臣僚站著應對，其他講讀官則可以坐著待命，“講者立、侍者坐”從此遂為定製。到神宗朝，卻發生了“坐立”之爭。
其具體的爭論如下：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認為，現在講者立、侍者坐的做法是不合適的，應當按照乾興以前的做法，讓講經者坐著，其他侍從站著，即“講者坐、侍者立”。另外，判太常寺韓維、刁約以及同知太常禮院胡宗愈等也認為，祖宗以來，執經而講者多賜坐，因為他們為帝王闡述經史、啟明治道，當有此禮遇，所以應該恢複天禧舊製，讓講者坐著講經；與以上看法不同的是，判太常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認為，應該保持現在的做法即“講者立、侍者坐”，因為執經而講者隻是解說章句而已，不能稱之為“師”，再者，侍者班製位次很多都比講經者高，如果講經者坐，其他列侍之臣將不知如何自處。
說白了，就是是否給與經筵講官帝師身份的問題。
趙佶也查看過曆代實錄，講讀官的稱謂主要有“師友”、“師傅”、“師儒之臣”等。帝王將講讀官視為師臣，所謂師臣者，又師又臣，既可以師禮待之，又可以臣子待之，因此，既可以賜坐，又可以使站立。但是趙佶顯然不這麽看。
現在他要繼續推行神宗、哲宗時的一些措施，勢必要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權威，對經筵製度勢必也要加以更改，除了老臣碩德和宰執大臣外，都應該站立，要不然皇帝的尊嚴在哪裏去了。
大宋文臣的傲嬌，也該改一改了，大宋士大夫往往“以道自任”，如果自己的政見不被皇帝采納，則生辭官之心。一次，司馬光與呂惠卿爭辯，自覺意見不被采納，便對宋神宗直言：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
一般來說，臣子對皇帝進言，可則行，不可則止，大宋則不同，時臣子以道自任而罷官進退，這種政治主體意識顯然普遍高於君主專權政治文化下臣子的政治主體意識，其相應的主體立場也已經超越普通臣子身份而成為與帝王一同治理天下的共治天下者。
如果是正常情況，有臣子們對皇帝加以勸諫，並非不是好事。但是現在趙佶要推動一係列改革，需要的是統一高效率的朝堂，不是誰都來插一嘴菜市場，這種行為肯定要加以糾正。
程頤曾經對經筵做過一個評價：“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大宋的士大夫，對於經筵那是十分看重的，把他當成士大夫階層影響皇帝的重要手段。
而且皇帝們對於經筵也是非常積極，英宗雙日召侍臣講讀。神宗自熙寧至元豐之末，間日禦經筵，風雨不易。可以說在大宋官家心目中，經筵比常朝重要得多。
作為長期擔任經驗講官得範祖禹，對於經筵的非常推崇。作為經筵講官的範祖禹非常推崇宋仁宗，認為仁宗一直是以堯舜為師法，後來即對當時年幼的哲宗表達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哲宗能效法仁宗，向仁宗學習，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範祖禹認為如能做到同仁宗一般實也就離堯舜之道不遠了。
用範祖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要也。
這也是所有參與經筵的士大夫的目的，他們希望一個像仁宗一樣相對弱勢的皇帝，這樣的話士大夫們的權力就會增加。但是趙佶明白，現在可不是討論什麽治國之道的時候，大變在即，是該加強國力，積極備戰的時候。作為官家，趙佶要盡可能的加強自己的權威。
當年，趙佶自己也認為帝王學與不學以及學的怎麽樣從一開始就被與整個天下的治理相掛鉤，認為是天下治亂的決定性因素，如果不學或者學的不好則天下不能得治，隻有學的好天下才能得治，甚至由於帝王被認為“據有天下”，學習也就成了其本身應盡的義務，苟不學則無聞於後、亂日長久，這是帝王應當引以為戒的。
但是像範祖禹認為的：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儀軌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群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萬年其有永觀矣。
趙佶是無法認同的，要是僅僅照搬曆代先王就可以治理天下的話，那還用變什麽法。
對於經筵的內容，趙佶也有不同的看法，士大夫們認為“儒家經典”、“帝王之史”、“帝王訓戒與祖宗之法”，體現了對入世安民的追求以及對傳統和習俗的尊重，是與政治生活直接關聯的知識，也是“政治”特性即政治事物本性的集中體現，因而成為了“帝王之學”具體內容的三個大的方麵。也是經筵最重要的內容。
但是趙佶覺得經筵作為皇帝和臣子們交流學術的活動，要更加實用，不要空談聖人之道，而是要更加偏向於解決大宋如今麵臨的實際問題，大家集思廣益，而不是清談誤國。
像範祖禹說得：帝王之學，所以學為堯舜也。趙佶是完全不同意的，堯舜時和現在，時移事易，再說趙佶對成為堯舜沒有任何興趣，對成為李世民還是頗有興趣的。
同樣是經筵講官，呂公著的話就深得趙佶的心意，呂公著認為：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
這才是經筵的作用，考察有用的治國之道，並將這些道理用於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才是重要的。
至於什麽修養聖德，皇帝要德行？趙佶這百多斤的德行賣給你你要嗎？你要不然去問問李世民不講武德開玄武門的時候德行好不好？再去問問朱棣進南京的時候德行好不好。
安重榮雖然是個軍閥，但是有句話其實說得不錯就是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老趙家怎麽得的這天下，是因為德行好嗎？說這話的人都該到太宗皇帝那裏領一玉斧。
範純仁有句話說得好：“人君讀書，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謂學也。”
範祖禹這本帝學，是他給哲宗皇帝編的政治教科書，更是對之前經筵製度的一個總結。趙佶仔細翻閱了這本書，還圈閱了一些。然後對梁師成說道：“明日朝參後，召諸位宰執到垂拱殿議事！”
趙佶本來以為通過召試館閣貼職還可以拖延一些時日，沒想到過了幾日，蘇軾親自主持考核，蘇軾認為周武仲才學卓然，可以授予館職，這樣趙佶的經筵講官班子就算齊了。
楊時由於路途遙遠，一時還未能趕來，現在在東京的就是周武仲和曾布。周武仲上任沒幾天就向趙佶遞交了經筵講義，要求經筵。
趙佶正在翻閱經筵講義，不禁感歎，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強，再頭鐵方麵，周武仲顯然已經超越了在座的臣子們，基本上向包拯靠攏了。
周武仲的經筵內容是新五代史伶官傳序，這不就是在暗諷趙佶不務正業嗎？
趙佶指著這個講義問道：“曾相以為如何？”
曾布笑著說道：“官家，講官進講，凡無避諱之處，皆可得講，官家何必過於執著於此事。”
趙佶心想，好家夥，反正媽的不是你是吧！萬一這兄弟真的頭鐵，當場整活，尷尬的可就是自己了。再說了，自己開設經筵的目的是為了讓朝廷裏各種政治勢力都有個發聲的平台，也是作為皇帝獲取信息的一個渠道，不是真的當好學生去的。
趙佶說道：“開設經筵本為察納雅言，聽取民意，開拓視野的，不是逮住吾的一點愛好，就含沙射影，出名搏位，想成全自己所謂直臣、諍臣的名聲。曾相覺得，這是忠臣還是奸佞呢？”
曾布笑道：“官家，這事老夫不敢說。老臣大半生都成為奸佞，實在是不知道忠臣是個什麽味道。”
趙佶哈哈大笑，說道：“那照曾相的話說，吾的朝堂上，不是奸佞治國，幸臣當道了！”
曾布隻是笑笑，大半輩子都被人罵成奸佞，對於此，他早就不在乎了。什麽奸佞、忠臣，都不過是身後之名罷了，自己身前之事能夠勉強做好就行。
曾布說道：“官家，本朝設立經筵是以帝王教育為其本質的，在這一針對帝王的教化傳播活動中，經筵講官與君主是“師友之臣”。主講官為“師”，對君主負有“輔導”之責，有“勸誡”“正過”之義務。如程頤所言，人君之師要授其君道與君德、保其身體，經筵官對君主在公眾場合的衣食、言語、行止是否得當都負有督導之責。”
曾布的話雖然沒有說完，趙佶已經明白了曾布的意思，臣子們把經筵當作一次難得的對皇帝的教育機會，對趙佶繼位以來的所作所為，很多官員都有不少的意見，尤其是一些基層的官吏，隨著考成法的實施，他們對趙佶的怨氣是很大的，希望通過經筵這種方式給趙佶上上眼藥，也是情有可原的。
曾布、呂惠卿他們都是久經考驗的，對這種事情早就見怪不怪了，但是他們擔心趙佶被這種情況嚇到，所以準備先給趙佶提個醒。
趙佶笑笑說道：“仁宗皇帝開設經筵本意為何？”
曾布笑著說道：“推考其原本，概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聖人之德，莫大於學。故帝王之學，至重也！”
曾布拿出一本書來，給趙佶說道：“這是範祖禹《帝學》，對帝王之學和經筵之製，說得極為詳細，官家可以作為參照。”
曾布走後，趙佶拿起《帝學》認真看起來，這本書算是大宋士大夫們為皇帝製定的行為規範，也就是士大夫心目中完美的帝王形象，趙佶決定拿來看看。
仔細讀了一遍後，趙佶才算對大宋的經筵製度有所了解，士大夫們認為，帝王被視為當時一國之表率，教化天下始於天子，天子如以上率下，則能育物化人、成就治事，北宋文治導向，必然要求帝王本身也應以務學求師為修身之要。
更重要的是，大宋從立國以來推崇文治，曆代大宋官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得整個士大夫階層因與皇帝共治天下，其政治責任感顯著增強，正如北宋範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北宋士大夫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相連接，主人翁意識很強，而這種強烈的政治主體意識也使得他們自身成為了帝王務學修身的監督者，他們積極響應著皇帝文治天下、共治天下的舉措，同時反過來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要求著皇帝，希望皇帝也能好讀經史、以明治道。
但是自仁宗以來，這種製度的缺陷就一步步顯露出來，一是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修，麵對西夏的入侵，北宋根本無力抵抗，二是長時間的片麵強調文治，文官集團的力量空前強大，武官地位低微，軍隊毫無戰鬥力，國家在麵對各種內憂外患時都顯得力不從心。
故此自神宗起，銳意變法，其中關於經筵，最著名的就是坐立爭論。所謂“坐立”，是指講官在給皇帝講讀經史時的坐立問題。在宋仁宗時期，天聖（1023 年）以前，講讀官都是坐著侍奉皇帝讀書，景佑（1034 年）之後，改為站著侍奉，又到皇佑三年（1051 年），仁宗體恤講讀官之不易，需長久為皇帝解說和問詢，遂下令隻讓當天講讀的臣僚站著應對，其他講讀官則可以坐著待命，“講者立、侍者坐”從此遂為定製。到神宗朝，卻發生了“坐立”之爭。
其具體的爭論如下：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認為，現在講者立、侍者坐的做法是不合適的，應當按照乾興以前的做法，讓講經者坐著，其他侍從站著，即“講者坐、侍者立”。另外，判太常寺韓維、刁約以及同知太常禮院胡宗愈等也認為，祖宗以來，執經而講者多賜坐，因為他們為帝王闡述經史、啟明治道，當有此禮遇，所以應該恢複天禧舊製，讓講者坐著講經；與以上看法不同的是，判太常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認為，應該保持現在的做法即“講者立、侍者坐”，因為執經而講者隻是解說章句而已，不能稱之為“師”，再者，侍者班製位次很多都比講經者高，如果講經者坐，其他列侍之臣將不知如何自處。
說白了，就是是否給與經筵講官帝師身份的問題。
趙佶也查看過曆代實錄，講讀官的稱謂主要有“師友”、“師傅”、“師儒之臣”等。帝王將講讀官視為師臣，所謂師臣者，又師又臣，既可以師禮待之，又可以臣子待之，因此，既可以賜坐，又可以使站立。但是趙佶顯然不這麽看。
現在他要繼續推行神宗、哲宗時的一些措施，勢必要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權威，對經筵製度勢必也要加以更改，除了老臣碩德和宰執大臣外，都應該站立，要不然皇帝的尊嚴在哪裏去了。
大宋文臣的傲嬌，也該改一改了，大宋士大夫往往“以道自任”，如果自己的政見不被皇帝采納，則生辭官之心。一次，司馬光與呂惠卿爭辯，自覺意見不被采納，便對宋神宗直言：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
一般來說，臣子對皇帝進言，可則行，不可則止，大宋則不同，時臣子以道自任而罷官進退，這種政治主體意識顯然普遍高於君主專權政治文化下臣子的政治主體意識，其相應的主體立場也已經超越普通臣子身份而成為與帝王一同治理天下的共治天下者。
如果是正常情況，有臣子們對皇帝加以勸諫，並非不是好事。但是現在趙佶要推動一係列改革，需要的是統一高效率的朝堂，不是誰都來插一嘴菜市場，這種行為肯定要加以糾正。
程頤曾經對經筵做過一個評價：“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大宋的士大夫，對於經筵那是十分看重的，把他當成士大夫階層影響皇帝的重要手段。
而且皇帝們對於經筵也是非常積極，英宗雙日召侍臣講讀。神宗自熙寧至元豐之末，間日禦經筵，風雨不易。可以說在大宋官家心目中，經筵比常朝重要得多。
作為長期擔任經驗講官得範祖禹，對於經筵的非常推崇。作為經筵講官的範祖禹非常推崇宋仁宗，認為仁宗一直是以堯舜為師法，後來即對當時年幼的哲宗表達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哲宗能效法仁宗，向仁宗學習，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範祖禹認為如能做到同仁宗一般實也就離堯舜之道不遠了。
用範祖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要也。
這也是所有參與經筵的士大夫的目的，他們希望一個像仁宗一樣相對弱勢的皇帝，這樣的話士大夫們的權力就會增加。但是趙佶明白，現在可不是討論什麽治國之道的時候，大變在即，是該加強國力，積極備戰的時候。作為官家，趙佶要盡可能的加強自己的權威。
當年，趙佶自己也認為帝王學與不學以及學的怎麽樣從一開始就被與整個天下的治理相掛鉤，認為是天下治亂的決定性因素，如果不學或者學的不好則天下不能得治，隻有學的好天下才能得治，甚至由於帝王被認為“據有天下”，學習也就成了其本身應盡的義務，苟不學則無聞於後、亂日長久，這是帝王應當引以為戒的。
但是像範祖禹認為的：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儀軌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群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萬年其有永觀矣。
趙佶是無法認同的，要是僅僅照搬曆代先王就可以治理天下的話，那還用變什麽法。
對於經筵的內容，趙佶也有不同的看法，士大夫們認為“儒家經典”、“帝王之史”、“帝王訓戒與祖宗之法”，體現了對入世安民的追求以及對傳統和習俗的尊重，是與政治生活直接關聯的知識，也是“政治”特性即政治事物本性的集中體現，因而成為了“帝王之學”具體內容的三個大的方麵。也是經筵最重要的內容。
但是趙佶覺得經筵作為皇帝和臣子們交流學術的活動，要更加實用，不要空談聖人之道，而是要更加偏向於解決大宋如今麵臨的實際問題，大家集思廣益，而不是清談誤國。
像範祖禹說得：帝王之學，所以學為堯舜也。趙佶是完全不同意的，堯舜時和現在，時移事易，再說趙佶對成為堯舜沒有任何興趣，對成為李世民還是頗有興趣的。
同樣是經筵講官，呂公著的話就深得趙佶的心意，呂公著認為：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
這才是經筵的作用，考察有用的治國之道，並將這些道理用於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才是重要的。
至於什麽修養聖德，皇帝要德行？趙佶這百多斤的德行賣給你你要嗎？你要不然去問問李世民不講武德開玄武門的時候德行好不好？再去問問朱棣進南京的時候德行好不好。
安重榮雖然是個軍閥，但是有句話其實說得不錯就是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老趙家怎麽得的這天下，是因為德行好嗎？說這話的人都該到太宗皇帝那裏領一玉斧。
範純仁有句話說得好：“人君讀書，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謂學也。”
範祖禹這本帝學，是他給哲宗皇帝編的政治教科書，更是對之前經筵製度的一個總結。趙佶仔細翻閱了這本書，還圈閱了一些。然後對梁師成說道：“明日朝參後，召諸位宰執到垂拱殿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