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政事堂終於擬定了考成法的詳細內容，由首相韓忠彥上疏奏明趙佶，趙佶收到後，立刻召集兩製以上大臣討論此事。
為了體現對此事的重視，趙佶沒有選擇在垂拱殿商量此事，而是選擇在大慶殿討論此事，並命給參加會議的兩製以上大臣都賜坐。一眾臣子麵麵相覷，之前大宋也是可以君臣坐而論道，但是要麽是年老德昭的大臣，要麽是政事堂的相公們，從來沒有給這麽多臣子們同時賜坐的先例。
趙佶笑道：“諸位入座吧，吾聞唐時君臣坐而論道，共商國是，私竊慕之，故今日在大慶殿請諸卿坐而論道，公議考成法。韓相先說吧！”
諸位大臣入座後，韓忠彥出班說道：“官家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誌。”
韓忠彥此話一出，一眾兩製以上的大臣都在竊竊私語，如果這話從章惇或者曾布、呂惠卿他們嘴裏說出來，他們一點都不稀奇，但是從一貫保守的韓忠彥嘴裏說出來，就有些不太相信了。其實確實不是韓忠彥的本意，實際上趙佶的本意，趙佶無恥的剽竊了太嶽相公的陳六事疏，將其交給韓忠彥，沒想到韓忠彥將此事都攬到自己身上，也就相當於將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了。
韓忠彥接著陳述了大宋目前製度的弊端，考成法本質上就是就是一種官員考課製度。考課，是考查在職官員的功過和政績的工作。考課不僅關係到政府官員升降、獎懲、俸祿，也是整頓吏治、激勵官員的有效手段，甚至也是一種製度性設計，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大宋的考課製度不重實績，隻重資曆。考課流於形式化、空洞化。
針對這種情況，韓忠彥提出一個主張，就是“言必責其實”的主張。即強調注重實效,不尚空談，以實績考核官員。現在大宋對於官吏的考課分為考滿（勘磨）與考察兩種。所謂考滿，也就是考滿是“論一身所曆之俸”，“內外官滿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 即所謂的“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遺意”。就是以年限定資曆，決定官吏提拔的原因。
而考察是“通天下內外官計之，其目有八，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罷、曰不謹”。明確了考察的期限，而且還製定了程序以及考察的內容。規定考察官必須明白所察官員在任職期間的政、德、勤、能等多方麵的情況，如實上報，“以憑考察”。 被考察的官員，如有誣陷或不公，或有誹謗任情、混淆是非及自相矛盾者，允許言官彈劾上奏，聽本部台諫“指實參奏”，再根據情節輕重進行處理，以保證考察落到實處。
看起來大宋製定了一套嚴密的官吏考核製度，但是要是真是如此，就不會出現冗官的現象。一是考課的考語出自各個政府機構的長官，例如“本衙門正官”、“台諫禦史”、“堂上官”等等。這個考課是非常主觀的，隻要能夠討的他們歡心，得到一個不錯的考語並非難事。二是考課體係看似嚴厲，但手段卻極為空洞無力，“察其行能，驗其勤惰，從公考核明白”。如何察其行能？怎樣驗其勤惰？以什麽樣的標準去察驗？如果考察沒有明確具體可以操作的標準，那麽，一個官員的行能就無處可察，勤惰也無處可驗，這個考課也就是個不明不白的考課，甚至為考課的官員隨心所欲、主觀臆斷或徇私枉法開來方便之門。
這兩個考課的漏洞帶來的後果就是兩個考課漏洞帶來的最大隱患就是滋生腐敗。考課製度無具體標準，操作起來，可緊可鬆，可嚴可寬，具有很大的伸縮性、不確定性。這無異於逼迫官員阿諛奉迎、溜須拍馬乃至送禮行賄。退一步，即使沒有能力賄賂討好考課官員，但隻要不犯嚴重錯誤，沒有“不稱職”的考語，也可苟且偷安，穩拿俸祿。大宋這麽多冗官就是這麽來的。
更可怕的就是，考課在新舊兩黨的黨爭中淪為黨爭的工具，互相洗牌，徹底失去了考察官吏的作用。官吏製度腐朽不堪，空談政治流毒甚廣。行賄受賄成風，拉幫結派，朋黨橫行。法令不能通行，禁令得不到實施，整個文官係統一步步走向癱瘓的邊緣。官員們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勾結，送禮行賄，通過座主門生、同年鄉誼、至親好友等各種關係，結幫拉派，官官相護，狼狽為奸。
趙佶借用張太嶽的話，韓忠彥拿來說道：“而今之事，唯有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當務之急就是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上下官吏要熟悉自己的本職工作。對於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者，要從嚴考核。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輒令奏報，部、院等衙門，大小率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複。該部裏立號薄，登記注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製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
韓忠彥將考成法的本質說明白了，就是推翻緣由的考課製度，實施一套客觀的官吏考察製度。做到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為官員的考核提供了統一而明確的標準，並且進一步將考核的權力集權到中央機構。
韓忠彥說完後，趙佶說道：“韓相所言，吾以為切中時弊，當大行之，凡官吏考核，具用考成之法，重循吏，棄空談，方為治國之要。”
韓忠彥都已經把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了，趙佶也不能退縮，一定要將考成法推行下去。
為了體現對此事的重視，趙佶沒有選擇在垂拱殿商量此事，而是選擇在大慶殿討論此事，並命給參加會議的兩製以上大臣都賜坐。一眾臣子麵麵相覷，之前大宋也是可以君臣坐而論道，但是要麽是年老德昭的大臣，要麽是政事堂的相公們，從來沒有給這麽多臣子們同時賜坐的先例。
趙佶笑道：“諸位入座吧，吾聞唐時君臣坐而論道，共商國是，私竊慕之，故今日在大慶殿請諸卿坐而論道，公議考成法。韓相先說吧！”
諸位大臣入座後，韓忠彥出班說道：“官家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誌。”
韓忠彥此話一出，一眾兩製以上的大臣都在竊竊私語，如果這話從章惇或者曾布、呂惠卿他們嘴裏說出來，他們一點都不稀奇，但是從一貫保守的韓忠彥嘴裏說出來，就有些不太相信了。其實確實不是韓忠彥的本意，實際上趙佶的本意，趙佶無恥的剽竊了太嶽相公的陳六事疏，將其交給韓忠彥，沒想到韓忠彥將此事都攬到自己身上，也就相當於將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了。
韓忠彥接著陳述了大宋目前製度的弊端，考成法本質上就是就是一種官員考課製度。考課，是考查在職官員的功過和政績的工作。考課不僅關係到政府官員升降、獎懲、俸祿，也是整頓吏治、激勵官員的有效手段，甚至也是一種製度性設計，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大宋的考課製度不重實績，隻重資曆。考課流於形式化、空洞化。
針對這種情況，韓忠彥提出一個主張，就是“言必責其實”的主張。即強調注重實效,不尚空談，以實績考核官員。現在大宋對於官吏的考課分為考滿（勘磨）與考察兩種。所謂考滿，也就是考滿是“論一身所曆之俸”，“內外官滿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 即所謂的“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遺意”。就是以年限定資曆，決定官吏提拔的原因。
而考察是“通天下內外官計之，其目有八，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罷、曰不謹”。明確了考察的期限，而且還製定了程序以及考察的內容。規定考察官必須明白所察官員在任職期間的政、德、勤、能等多方麵的情況，如實上報，“以憑考察”。 被考察的官員，如有誣陷或不公，或有誹謗任情、混淆是非及自相矛盾者，允許言官彈劾上奏，聽本部台諫“指實參奏”，再根據情節輕重進行處理，以保證考察落到實處。
看起來大宋製定了一套嚴密的官吏考核製度，但是要是真是如此，就不會出現冗官的現象。一是考課的考語出自各個政府機構的長官，例如“本衙門正官”、“台諫禦史”、“堂上官”等等。這個考課是非常主觀的，隻要能夠討的他們歡心，得到一個不錯的考語並非難事。二是考課體係看似嚴厲，但手段卻極為空洞無力，“察其行能，驗其勤惰，從公考核明白”。如何察其行能？怎樣驗其勤惰？以什麽樣的標準去察驗？如果考察沒有明確具體可以操作的標準，那麽，一個官員的行能就無處可察，勤惰也無處可驗，這個考課也就是個不明不白的考課，甚至為考課的官員隨心所欲、主觀臆斷或徇私枉法開來方便之門。
這兩個考課的漏洞帶來的後果就是兩個考課漏洞帶來的最大隱患就是滋生腐敗。考課製度無具體標準，操作起來，可緊可鬆，可嚴可寬，具有很大的伸縮性、不確定性。這無異於逼迫官員阿諛奉迎、溜須拍馬乃至送禮行賄。退一步，即使沒有能力賄賂討好考課官員，但隻要不犯嚴重錯誤，沒有“不稱職”的考語，也可苟且偷安，穩拿俸祿。大宋這麽多冗官就是這麽來的。
更可怕的就是，考課在新舊兩黨的黨爭中淪為黨爭的工具，互相洗牌，徹底失去了考察官吏的作用。官吏製度腐朽不堪，空談政治流毒甚廣。行賄受賄成風，拉幫結派，朋黨橫行。法令不能通行，禁令得不到實施，整個文官係統一步步走向癱瘓的邊緣。官員們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勾結，送禮行賄，通過座主門生、同年鄉誼、至親好友等各種關係，結幫拉派，官官相護，狼狽為奸。
趙佶借用張太嶽的話，韓忠彥拿來說道：“而今之事，唯有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當務之急就是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上下官吏要熟悉自己的本職工作。對於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者，要從嚴考核。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輒令奏報，部、院等衙門，大小率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複。該部裏立號薄，登記注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製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
韓忠彥將考成法的本質說明白了，就是推翻緣由的考課製度，實施一套客觀的官吏考察製度。做到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為官員的考核提供了統一而明確的標準，並且進一步將考核的權力集權到中央機構。
韓忠彥說完後，趙佶說道：“韓相所言，吾以為切中時弊，當大行之，凡官吏考核，具用考成之法，重循吏，棄空談，方為治國之要。”
韓忠彥都已經把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了，趙佶也不能退縮，一定要將考成法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