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文】
陰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征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征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宮室，飾台榭，內yin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飭城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擾，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又曰：“夫天雖有大象布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飛；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雲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後漢竇武上書曰：“間者有喜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吉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又裴楷曰：“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
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湧寶石負鼎，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為魏端，任令於綽齎以問張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以禎祥先見，然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廢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後司馬氏果代魏。
漢武時，巫為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複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複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仿佛在於人間言語聲音，此精神之異也。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
善則生吉，惡則生兇，精氣之際，自然之符異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
《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仇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漢武之時，賦斂繁眾，人民凋敝，故有無形而言至也。其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仇而生妖之類也。故通於道，言正身，則精神萬物形氣各返其本也。”
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複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於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實在修德。
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
《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譯文】
陰陽家大多是從負責天文曆法的官吏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勤勉地通告關係到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這是陰陽家的長處。到後來法古不化的人，則受製於諸多忌諱，隻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類的術數，舍棄人事而信仰鬼神。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陰陽家的方術，博大詳盡，忌諱太多，使人受到許多約束，總是怕這怕那。但他們主張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從事農作，卻是不能不遵守的。陰陽家對於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明確的界定與忌諱。告訴人們如果順從這些規範，就會昌盛得福，否則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完全是這樣。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如果不遵守，那麽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沒有頭緒了，所以說它所規定的‘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說：“天和人之間，如果兩者的精氣互相抵觸，就要彼此發生震蕩，善與惡之間互相鬥爭，彼此也會發生推動作用。事情出現在人間，征兆就會在星空顯示出來。所以陰陽之理，就在於各自都有感應。陰氣發動，寂靜的就會運動，陽氣會被掩蓋，明亮的東西就會變暗，這時水旱之災就會降臨。所以說，日蝕、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現。對於君王來說，臣是陰，同理，兒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國之陰。據《春秋》所載，日蝕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當時有的應驗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權不在國君手中，或者妻子臨駕於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國君、兒子背叛父親。
事情雖然不同，性質卻是一樣的。因此賢明的國王一旦繼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視、聽、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壇，上秉天心，下序民風，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於後宮，歌舞娛心，遊宴打獵，不親自端正這五事，就會錯失於躬身親王，大中之道不確立，那麽災難的征兆就會降臨，六種極大的不幸就會到來。凡是災禍的發生，各種怪異的、象征人事過失的現象就會發生，用來警告世人。”
《左傳》說：“夜間打獵，飲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禮節，奪人農時，或者朝中出現了奸臣，國內有了陰謀，樹木也要出現該直不直、該曲不曲的現象。”又說：“廢棄法規，馳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有了這各種不正常的事情，那麽火焰都不會向上燃燒。”又說“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樓台，宮中淫穢汙亂，侵犯皇親國戚，侮辱父兄，那麽農業生產就不會取得成功。”
又說：“一個國家如果好戰，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鄰國家，那麽刀槍之類的武器連獸皮都割不破。”又說：“簡化宗廟的規格，不設置祈禱上天的祠堂，廢除祭祀，不順天時，那麽連水都不會向下滲透。”
管輅說：“高貴的人有什麽事情都會在天象上有所應驗。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戰爭發生，或者人為的騷亂，就會在物事上有所應驗。在物是指山林鳥魯之類。”又說：“上天如有重大的異象但不能說出來，隻能把其精氣表現在星體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鳥獸物事上，驅動風雲來顯示異象，役使鳥獸來宣告神奇。顯示異象時一定會有或沉或浮的征狀，宣告神奇時一定會有聲音的響動。因此，當宋襄公失德的時候，就有六隻鷁鳥從國都上空倒退著飛過；伯姬將要自fen的時候，會有鳥來歌唱她的災難；四國還沒有發生火災，火神祝融已經刮起了大風；紅雲夾擁著太陽，災難就在楚國降臨。
這是天人感應的明證。”
後漢竇武上書說：“近來，有嘉禾、芝草、黃龍的祥端征兆出現。祥瑞的出現一般來說總是發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運的降臨實質上是由於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無德則有災。陛下的行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應當作喜慶祝賀。”裴楷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以及古代帝王時代，黃河從來沒有清澈過。臣以為黃河是象征諸侯的權位的，清屬陽，濁屬陰。黃河本應混濁，現在反而變清了，這說陰性的東西渴望變成陽性的東西，也就是說諸侯想稱帝。”京房所寫的《易傳》說：“‘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異象，國內妖氣疊出，民間瘟疫流行，三者同時出現而黃河卻變清，這就好比春秋時麟本不該出現卻出現了。孔子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這是反常的表現。”
魏國青龍年間（公元233 年），張掖郡的玄川湧出一塊背著鼎的寶石， 形狀象麟象鳳象龍又象馬，用火一照就各各顯現原形。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魏國的祥瑞之兆，於是命令於綽，攜帶著財寶去請教隱士張臶，張偷偷告訴於綽：“神明隻預言未來，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禎祥之兆預告未來，然後興盛還是衰落才會隨之而來。漢朝滅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還追述什麽興廢之兆呢？這塊寶石今天的變異，隻是將來之吉祥的征兆。”後來司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權。
漢武帝時，巫為皇帝召來了神君，可是隻能聽到神君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它的形體。荀悅對此解釋說：“《周易》認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規則，不能混亂。亂就會有精氣變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來，死去的柳樹複活，這是有形之物的變異；男化為女，死而複生，這是人的變異；鬼神仿佛在人間說話，這是精神的變異。形體和精神的變異，各以其類互相感應。善就生吉祥，惡就生兇厄，精靈與人之間，自然的精靈會與之感應而發生變異。因此，假如違逆了天理，神靈就會失去調節，妖精就會作亂；違逆了地理，形體失去調節，妖怪就會出現；違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體內的神氣失去調節，妖物就會出現。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類的現象，就是精神的變異。”
《春秋》說：“辦事不合時宜，人就會有怨恨，那麽本來不會說話的物體就會說話。”漢武帝時，賦稅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現無形之物說話的現象。在《洪範》中也有因犯上作亂就產生妖異的記載。這都是怨恨會生妖的證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氣就會各歸本體。後漢陳著上書說：“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數十年間沒有出現過災害，那是因為周室已被上天拋棄的緣故。而上天對於漢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災，這是為了提醒陛下除滅妖孽，摒棄邪嬖，實實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書》上說：
‘天子看見怪異就去修德，諸侯看見怪異就去修政，大夫看見怪異就去修職，士人百姓看見怪異就去修身。’神靈不能傷害道，妖孽不能傷害德。”
《漢書》說：“感動人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順應天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彩。”這都是對天人感應之道理的簡略說明。]
【經文】
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賤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嚴而少恩’。至於尊主卑臣，明職分不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譯文】
法家大多出身於管理刑法的官員。他們講信用，賞罰分明，用此輔助禮製來治理天下。這是法家的長處。到了後來，苛刻狠毒的人實行法治，就不講教育，拋開仁愛，隻用刑法了，而且為了達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於殘害親人，把厚恩變為薄情。這是法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法家不分關係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愛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這隻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因此說法家‘嚴而少恩’。至於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準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經文】
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則苟鉤■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譯文】
名家大多出身於掌管禮儀的官員。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到後來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隻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性，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過於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至於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經文】
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兇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於治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關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飯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莫能廢也。”
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對曰：“製度文采玄黃之，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製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製，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製，故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此王道也。”]
【譯文】
墨家大多出身於掌管宗廟之官。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眾、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愛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兇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隻看儉約的好處，於是否定禮製，隻知推崇兼愛，而不分別親近與疏遠。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墨家過於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裏，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標準舉行喪禮。若使天下都象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別了。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儉而難遵’。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漢武帝問董仲舒：“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製作玄黃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輅車，把八佾陳列於朝廷並使頌聲興起。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董仲舒迴答說：“製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製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確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顏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製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孔子說：‘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儉約並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適中的政製，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麵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經文】
縱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製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作諼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作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之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遊之作，主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無正；製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肉之恩，篤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矣。遊說之本生於是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於詐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泛愛容眾，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奸宄矣。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
【譯文】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孔子說：
“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說應當因事製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這是縱橫家的長處。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盟擔骸笆郎嫌小三遊’，他們都是道德的盜賊。一是遊俠，一是?
說，一是遊行。遊俠善於製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黨，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於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奸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眾的讚賞；愛搞遊行的人善於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眾的信任，迎合時尚所好，連絡同黨，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麵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產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別警惕這三種人。‘三遊’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遊’特別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製度不建全，政策法令鬆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誹傍或讚譽作為榮辱的標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愛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內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才下筆。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麵的榮華而拋棄真實的內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性之道被忘得一幹二淨，一心一意隻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諮詢——由於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遊俠源於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於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於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舍上性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遊說本來源於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代表國家進行國際性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於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確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麽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愛思想，廣交天下朋友。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隻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三遊’就會自然被淘汰。”]
【經文】
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
【譯文】
雜家大多出身於議事之官。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匯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這是雜家的流弊。
【經文】
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並耕，悖於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譯文】
農家大多出身於主管農業的官員。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說：“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這是農家的長處。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係。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跡，則貶低隱士，抬高奸雄；敘述財政經濟，則尊崇財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但《史記》擅長敘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曆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讚《史記》為真實的曆史記錄。”]
【經文】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論曰：範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遭運無恆，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乖當。”
嚐試論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飲，理跡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玄聖禦代，則大同極軌，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迭運，文樸遞行，用明居晦，迴遹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眼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仇，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楚衣裳，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
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大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畫一之法。斯實馳張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統乎？
【譯文】
文子說：“聖人做事，殊途同歸。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內心和悅閑適，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範曄說：“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製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遊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那麽，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為什麽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麽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製度也不應該有什麽不同。然而法規、製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隻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隻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黨施以刑罰，雖然寬鬆的程度有區別，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製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比方說吧，穿著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淩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麵。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采用或是舍棄什麽樣的製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麵，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隻有哀悼的眼淚了。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經文】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譯文】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隻偏好於某一種學說。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征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製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隻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
陰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征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征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宮室，飾台榭，內yin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飭城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擾，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又曰：“夫天雖有大象布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飛；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雲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後漢竇武上書曰：“間者有喜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吉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又裴楷曰：“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
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湧寶石負鼎，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為魏端，任令於綽齎以問張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以禎祥先見，然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廢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後司馬氏果代魏。
漢武時，巫為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複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複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仿佛在於人間言語聲音，此精神之異也。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
善則生吉，惡則生兇，精氣之際，自然之符異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
《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仇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漢武之時，賦斂繁眾，人民凋敝，故有無形而言至也。其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仇而生妖之類也。故通於道，言正身，則精神萬物形氣各返其本也。”
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複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於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實在修德。
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
《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譯文】
陰陽家大多是從負責天文曆法的官吏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勤勉地通告關係到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這是陰陽家的長處。到後來法古不化的人，則受製於諸多忌諱，隻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類的術數，舍棄人事而信仰鬼神。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陰陽家的方術，博大詳盡，忌諱太多，使人受到許多約束，總是怕這怕那。但他們主張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從事農作，卻是不能不遵守的。陰陽家對於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明確的界定與忌諱。告訴人們如果順從這些規範，就會昌盛得福，否則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完全是這樣。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如果不遵守，那麽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沒有頭緒了，所以說它所規定的‘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說：“天和人之間，如果兩者的精氣互相抵觸，就要彼此發生震蕩，善與惡之間互相鬥爭，彼此也會發生推動作用。事情出現在人間，征兆就會在星空顯示出來。所以陰陽之理，就在於各自都有感應。陰氣發動，寂靜的就會運動，陽氣會被掩蓋，明亮的東西就會變暗，這時水旱之災就會降臨。所以說，日蝕、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現。對於君王來說，臣是陰，同理，兒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國之陰。據《春秋》所載，日蝕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當時有的應驗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權不在國君手中，或者妻子臨駕於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國君、兒子背叛父親。
事情雖然不同，性質卻是一樣的。因此賢明的國王一旦繼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視、聽、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壇，上秉天心，下序民風，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於後宮，歌舞娛心，遊宴打獵，不親自端正這五事，就會錯失於躬身親王，大中之道不確立，那麽災難的征兆就會降臨，六種極大的不幸就會到來。凡是災禍的發生，各種怪異的、象征人事過失的現象就會發生，用來警告世人。”
《左傳》說：“夜間打獵，飲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禮節，奪人農時，或者朝中出現了奸臣，國內有了陰謀，樹木也要出現該直不直、該曲不曲的現象。”又說：“廢棄法規，馳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有了這各種不正常的事情，那麽火焰都不會向上燃燒。”又說“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樓台，宮中淫穢汙亂，侵犯皇親國戚，侮辱父兄，那麽農業生產就不會取得成功。”
又說：“一個國家如果好戰，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鄰國家，那麽刀槍之類的武器連獸皮都割不破。”又說：“簡化宗廟的規格，不設置祈禱上天的祠堂，廢除祭祀，不順天時，那麽連水都不會向下滲透。”
管輅說：“高貴的人有什麽事情都會在天象上有所應驗。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戰爭發生，或者人為的騷亂，就會在物事上有所應驗。在物是指山林鳥魯之類。”又說：“上天如有重大的異象但不能說出來，隻能把其精氣表現在星體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鳥獸物事上，驅動風雲來顯示異象，役使鳥獸來宣告神奇。顯示異象時一定會有或沉或浮的征狀，宣告神奇時一定會有聲音的響動。因此，當宋襄公失德的時候，就有六隻鷁鳥從國都上空倒退著飛過；伯姬將要自fen的時候，會有鳥來歌唱她的災難；四國還沒有發生火災，火神祝融已經刮起了大風；紅雲夾擁著太陽，災難就在楚國降臨。
這是天人感應的明證。”
後漢竇武上書說：“近來，有嘉禾、芝草、黃龍的祥端征兆出現。祥瑞的出現一般來說總是發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運的降臨實質上是由於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無德則有災。陛下的行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應當作喜慶祝賀。”裴楷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以及古代帝王時代，黃河從來沒有清澈過。臣以為黃河是象征諸侯的權位的，清屬陽，濁屬陰。黃河本應混濁，現在反而變清了，這說陰性的東西渴望變成陽性的東西，也就是說諸侯想稱帝。”京房所寫的《易傳》說：“‘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異象，國內妖氣疊出，民間瘟疫流行，三者同時出現而黃河卻變清，這就好比春秋時麟本不該出現卻出現了。孔子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這是反常的表現。”
魏國青龍年間（公元233 年），張掖郡的玄川湧出一塊背著鼎的寶石， 形狀象麟象鳳象龍又象馬，用火一照就各各顯現原形。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魏國的祥瑞之兆，於是命令於綽，攜帶著財寶去請教隱士張臶，張偷偷告訴於綽：“神明隻預言未來，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禎祥之兆預告未來，然後興盛還是衰落才會隨之而來。漢朝滅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還追述什麽興廢之兆呢？這塊寶石今天的變異，隻是將來之吉祥的征兆。”後來司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權。
漢武帝時，巫為皇帝召來了神君，可是隻能聽到神君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它的形體。荀悅對此解釋說：“《周易》認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規則，不能混亂。亂就會有精氣變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來，死去的柳樹複活，這是有形之物的變異；男化為女，死而複生，這是人的變異；鬼神仿佛在人間說話，這是精神的變異。形體和精神的變異，各以其類互相感應。善就生吉祥，惡就生兇厄，精靈與人之間，自然的精靈會與之感應而發生變異。因此，假如違逆了天理，神靈就會失去調節，妖精就會作亂；違逆了地理，形體失去調節，妖怪就會出現；違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體內的神氣失去調節，妖物就會出現。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類的現象，就是精神的變異。”
《春秋》說：“辦事不合時宜，人就會有怨恨，那麽本來不會說話的物體就會說話。”漢武帝時，賦稅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現無形之物說話的現象。在《洪範》中也有因犯上作亂就產生妖異的記載。這都是怨恨會生妖的證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氣就會各歸本體。後漢陳著上書說：“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數十年間沒有出現過災害，那是因為周室已被上天拋棄的緣故。而上天對於漢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災，這是為了提醒陛下除滅妖孽，摒棄邪嬖，實實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書》上說：
‘天子看見怪異就去修德，諸侯看見怪異就去修政，大夫看見怪異就去修職，士人百姓看見怪異就去修身。’神靈不能傷害道，妖孽不能傷害德。”
《漢書》說：“感動人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順應天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彩。”這都是對天人感應之道理的簡略說明。]
【經文】
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賤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嚴而少恩’。至於尊主卑臣，明職分不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譯文】
法家大多出身於管理刑法的官員。他們講信用，賞罰分明，用此輔助禮製來治理天下。這是法家的長處。到了後來，苛刻狠毒的人實行法治，就不講教育，拋開仁愛，隻用刑法了，而且為了達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於殘害親人，把厚恩變為薄情。這是法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法家不分關係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愛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這隻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因此說法家‘嚴而少恩’。至於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準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經文】
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則苟鉤■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譯文】
名家大多出身於掌管禮儀的官員。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到後來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隻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性，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過於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至於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經文】
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兇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於治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關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飯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莫能廢也。”
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對曰：“製度文采玄黃之，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製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製，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製，故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此王道也。”]
【譯文】
墨家大多出身於掌管宗廟之官。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眾、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愛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兇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隻看儉約的好處，於是否定禮製，隻知推崇兼愛，而不分別親近與疏遠。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墨家過於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裏，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標準舉行喪禮。若使天下都象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別了。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儉而難遵’。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漢武帝問董仲舒：“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製作玄黃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輅車，把八佾陳列於朝廷並使頌聲興起。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董仲舒迴答說：“製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製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確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顏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製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孔子說：‘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儉約並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適中的政製，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麵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經文】
縱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製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作諼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作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之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遊之作，主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無正；製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肉之恩，篤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矣。遊說之本生於是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於詐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泛愛容眾，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奸宄矣。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
【譯文】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孔子說：
“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說應當因事製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這是縱橫家的長處。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盟擔骸笆郎嫌小三遊’，他們都是道德的盜賊。一是遊俠，一是?
說，一是遊行。遊俠善於製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黨，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於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奸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眾的讚賞；愛搞遊行的人善於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眾的信任，迎合時尚所好，連絡同黨，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麵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產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別警惕這三種人。‘三遊’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遊’特別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製度不建全，政策法令鬆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誹傍或讚譽作為榮辱的標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愛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內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才下筆。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麵的榮華而拋棄真實的內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性之道被忘得一幹二淨，一心一意隻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諮詢——由於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遊俠源於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於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於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舍上性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遊說本來源於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代表國家進行國際性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於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確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麽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愛思想，廣交天下朋友。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隻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三遊’就會自然被淘汰。”]
【經文】
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
【譯文】
雜家大多出身於議事之官。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匯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這是雜家的流弊。
【經文】
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並耕，悖於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譯文】
農家大多出身於主管農業的官員。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說：“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這是農家的長處。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係。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跡，則貶低隱士，抬高奸雄；敘述財政經濟，則尊崇財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但《史記》擅長敘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曆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讚《史記》為真實的曆史記錄。”]
【經文】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論曰：範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遭運無恆，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乖當。”
嚐試論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飲，理跡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玄聖禦代，則大同極軌，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迭運，文樸遞行，用明居晦，迴遹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眼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仇，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楚衣裳，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
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大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畫一之法。斯實馳張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統乎？
【譯文】
文子說：“聖人做事，殊途同歸。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內心和悅閑適，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範曄說：“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製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遊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那麽，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為什麽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麽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製度也不應該有什麽不同。然而法規、製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隻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隻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黨施以刑罰，雖然寬鬆的程度有區別，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製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比方說吧，穿著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淩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麵。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采用或是舍棄什麽樣的製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麵，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隻有哀悼的眼淚了。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經文】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譯文】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隻偏好於某一種學說。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征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製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隻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