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賈生之論曰“攻守異勢”，駁儒之言也，而周初之事，良有以開之。或《武成》、《戴記》之不足信邪？抑武王、太公之有未得也？今請言之。
攻不足以守，則天下不服；守不足以攻，則天下不信。放牛歸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東征之役起，則亦不足以立信於天下矣。
東人未靖，非不可知，遽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遽偃，姑偃之以安反側，迨其後又徐圖之邪？
則操“朝四暮三”之術以籠愚賤，是術也，固以道貞治，為守天下可久之規者所不屑也。絜陽縱陰操之智計，為或攻或守之權謀，為諼而已矣。
故曰賈生之說，周初之事有以開之也。《武成》之書不足多取，孟子言之矣，而非盡史臣之誣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較之湯、文，則武王實有間焉。
奚以明其然也？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為之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輕重、先後、緩急之權衡，其順其逆，不易之理也。
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誌，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即勢之便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雖易而必難。
事之已難，則不能豫持後勢而立可久之法以昭大信於天下，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有東征之役，而不能黷武以爭伏莽之戎，勢處於不便則，故曰武王實有間焉，非盡史臣之誣也。
夫順逆者輕重之委也，輕重者權衡之所得也。權衡立而輕重不爽，輕重不爽而先後不忒，先後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則大順而無逆。權衡審於理，順逆成於勢，端舉而委從，故曰理外無勢也。
是故成湯之取天下，亦誅君之舉也；文王之專征伐，亦代商之勢也。然而有異焉：湯、文之勢，攻可守也；武王之勢，非以守者攻也。則何以明其然邪？
桀之無道，韋、顧、昆吾助之；紂之無道，崇、黎助之，奄、徐繼助之。夫寧不知三蘖、崇、黎，罪薄於桀、紂？而“有虔秉鉞”，先及三蘖，徐乃為南巢之放；汝墳受索，率以服事，姑用懲於崇、黎之戡；將毋罪罰之輕重不稱，而底定之後先為已拂與？
乃審理以為權衡，而輕重固有不然者。
首惡而為惡之淵藪者重，從惡而為惡之朋黨者輕，此情之輕重也。首惡者君，則以貴治賤，末減而輕；從惡者臣，則用下罔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輕重也。
守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勢。攻天下者，原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是故三蘖、崇、黎，亟試其鈇鉞，而緩桀、紂以悔禍之路。湯、文之為此者以循理，而勢已無不得矣。
故朋兇先翦，獨夫無助，待其怙終不悔，則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無反側之可憂矣。
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後東郊大擾，而西土南國，悠然於《棫樸》、《芣莒》之側，不待覿文匿武以相鎮撫，固已有成效之可睹矣。
借令成湯升陑之後，投兵於淵，焚車於野，數世之內，自可無再誥多方之舉，然而有所不必也。
天下已無奄、徐，帖然相喻於一王之下，日講武於國而自可亡疑也。
牧野之事則異是矣，誠有間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較量乎順逆者拂其理。
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則臣主貿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
冠雖敝也，而亟裂之；源雖濁也，而亟塞之。黨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逍遙而觀望，乃櫜弓戢盾以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瘍者，急肉其從潰之穴，而遽矜勿藥之喜，餘毒旁溢，害且滋深。
故子嬰降而成皋之戰方興，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培義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於理之大經也。
故《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罪均從情，情均從理。邾、鄭伐宋，同為外君，則序邾鄭上，以邾首禍，不以鄭大而畸重之。公及齊人獰於禚，魯親齊疏，則人齊侯，而不貶公，不以魯莊忘仇淫獵而亟誅之。
劉、單從王猛以爭立，王猛尊而劉、單卑，則先二子而書曰以，不以王猛違君父之心，而亟誅其競。
陽虎囚季斯，斯貴而虎賤，則書曰盜，不以斯積僭君之惡，而冀幸其敗。
守《春秋》之法以守天下，即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而莫不信，則牛不必放，馬不必歸，詰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固知其無玉石俱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勢以守，道合於一，而天下平矣。
攻不足以守，則天下不服；守不足以攻，則天下不信。放牛歸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東征之役起，則亦不足以立信於天下矣。
東人未靖，非不可知，遽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遽偃，姑偃之以安反側，迨其後又徐圖之邪？
則操“朝四暮三”之術以籠愚賤，是術也，固以道貞治，為守天下可久之規者所不屑也。絜陽縱陰操之智計，為或攻或守之權謀，為諼而已矣。
故曰賈生之說，周初之事有以開之也。《武成》之書不足多取，孟子言之矣，而非盡史臣之誣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較之湯、文，則武王實有間焉。
奚以明其然也？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為之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輕重、先後、緩急之權衡，其順其逆，不易之理也。
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誌，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即勢之便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雖易而必難。
事之已難，則不能豫持後勢而立可久之法以昭大信於天下，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有東征之役，而不能黷武以爭伏莽之戎，勢處於不便則，故曰武王實有間焉，非盡史臣之誣也。
夫順逆者輕重之委也，輕重者權衡之所得也。權衡立而輕重不爽，輕重不爽而先後不忒，先後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則大順而無逆。權衡審於理，順逆成於勢，端舉而委從，故曰理外無勢也。
是故成湯之取天下，亦誅君之舉也；文王之專征伐，亦代商之勢也。然而有異焉：湯、文之勢，攻可守也；武王之勢，非以守者攻也。則何以明其然邪？
桀之無道，韋、顧、昆吾助之；紂之無道，崇、黎助之，奄、徐繼助之。夫寧不知三蘖、崇、黎，罪薄於桀、紂？而“有虔秉鉞”，先及三蘖，徐乃為南巢之放；汝墳受索，率以服事，姑用懲於崇、黎之戡；將毋罪罰之輕重不稱，而底定之後先為已拂與？
乃審理以為權衡，而輕重固有不然者。
首惡而為惡之淵藪者重，從惡而為惡之朋黨者輕，此情之輕重也。首惡者君，則以貴治賤，末減而輕；從惡者臣，則用下罔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輕重也。
守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勢。攻天下者，原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是故三蘖、崇、黎，亟試其鈇鉞，而緩桀、紂以悔禍之路。湯、文之為此者以循理，而勢已無不得矣。
故朋兇先翦，獨夫無助，待其怙終不悔，則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無反側之可憂矣。
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後東郊大擾，而西土南國，悠然於《棫樸》、《芣莒》之側，不待覿文匿武以相鎮撫，固已有成效之可睹矣。
借令成湯升陑之後，投兵於淵，焚車於野，數世之內，自可無再誥多方之舉，然而有所不必也。
天下已無奄、徐，帖然相喻於一王之下，日講武於國而自可亡疑也。
牧野之事則異是矣，誠有間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較量乎順逆者拂其理。
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則臣主貿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
冠雖敝也，而亟裂之；源雖濁也，而亟塞之。黨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逍遙而觀望，乃櫜弓戢盾以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瘍者，急肉其從潰之穴，而遽矜勿藥之喜，餘毒旁溢，害且滋深。
故子嬰降而成皋之戰方興，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培義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於理之大經也。
故《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罪均從情，情均從理。邾、鄭伐宋，同為外君，則序邾鄭上，以邾首禍，不以鄭大而畸重之。公及齊人獰於禚，魯親齊疏，則人齊侯，而不貶公，不以魯莊忘仇淫獵而亟誅之。
劉、單從王猛以爭立，王猛尊而劉、單卑，則先二子而書曰以，不以王猛違君父之心，而亟誅其競。
陽虎囚季斯，斯貴而虎賤，則書曰盜，不以斯積僭君之惡，而冀幸其敗。
守《春秋》之法以守天下，即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而莫不信，則牛不必放，馬不必歸，詰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固知其無玉石俱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勢以守，道合於一，而天下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