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誌繼續道：“邊疆遊牧民族狡詐而兇殘，打起戰來也是不要命的。禦林軍新成立也是一支新軍，戰士們沒有打過什麽大戰，硬戰，這是軟肋。”劉丹道，“我們的軍隊還很年輕，你們也沒有什麽作戰經驗，將來我們要和西突厥、星月教硬碰硬幹一仗，最後的結果會怎樣還說不定呢。俗話說‘藝高人膽大’，沒有高強的軍事本領就不會有頑強的戰鬥作風。軍事訓練的過程，既是練就技能、戰法的過程，也是練就作風的過程。你們將來如果進了禦林軍，帶兵打仗，平時要多深入基層，了解戰士們的思想動態，練兵養兵，其實養兵比練兵還重要，要和戰士們同甘共苦，才能得到戰士們的衷心擁護。”
一席話說得眾人心服口服，茅塞頓開，唐九郎能打開這個一個大局麵，果然有兩下子。唐誌也苦口婆心，希望能影響帶動一大批人。世界上沒有萬世的帝國，萬世的傳承也很少，劉丹也不知道今後會怎麽樣，隻是想建立一個相對好的製度，給後世打下一個相對好的基礎。
崔家子弟知道唐誌的很多學問都是來自於英格蘭和亞特蘭蒂斯大陸，於是問起了那個神奇大陸的奇聞軼事。
唐誌當然是信口開河了，把西歐大航海、血腥的資本積累、英國和西班牙無敵艦隊海戰等等精彩故事都拿出來，把這些土著唬得一愣一愣的。說著說著，他突然想編寫一本《西洋列國誌》，把《大國崛起》和明清的曆史全部搬到亞特蘭蒂斯大陸，讓他們見識見識近代工業文明和海外殖民這段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讓他們也睜眼看世界。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段曆史可以讓他們直觀清醒地認識到科學技術這頭怪獸出來的時候，將給世界帶了多麽巨大的改變和災難。
這場從西歐開始興起的曆史變革對亞洲兩個超級大國產生了及其深刻的影響，一個是西亞的奧斯曼土耳其，一個是東亞的我大清。因為奧斯曼帝國離西方最近，受到的衝擊最早，被稱為西亞病夫，後來列強到了震旦，於是東亞也成了另一個病夫。兩者同樣是老大帝國，同樣受到衝擊，同樣決心變法，但是最終采取的方式不同，最終導致不同的結果。
震旦有個新文化運動，土耳其有個凱末爾世俗改革，把兩者作一個比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到共和國的過渡，就如震旦從大清到共和的轉變一樣的艱難曲折；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將軍就如震旦的胡適、魯迅等知識精英一樣，希望以對傳統文化破舊立新的態度來救國存亡、重振民族信心。
這兩個國家曲折的現代化進程，都令其根深蒂固的社會係統和價值係統逐漸解體，滋生了其國內因傳統文化缺失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
“破舊而難立新，破舊而未立新。”雖然土耳其和震旦的精英們都以“向西看”為目標，致力於摒除本國傳統舊文化，不斷地普及西方的新文化，但他們都未能如願地以西方的價值觀，完全替代本國的傳統價值觀，或者產生新舊融合的新價值體係。這兩段艱難“向西”的進程折射出了這兩個曾經燦爛輝煌的古老文明在現代化洪流中的徘徊與困境。
學習西方先進軍事製度的精英最終掌握了土耳其的政權，其代表人物就是凱末爾。他認為西方的強大來源於其先進的政治製度，而西方的政治製度又是建立在他們政教分離和世俗化社會的基礎之上。所以按照他的願景，土耳其若要走出二戰失利與帝國解體的陰霾，必先開展社會與文化的世俗化進程。
與凱末爾的邏輯相同，震旦國內知識人廣泛認為，西方的軍事強大來源於其政治體製的優越，而其政治體製又是建立在其“優越”的文化基礎之上。由於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涉及到宗教、語言、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的各個方麵，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由知識精英推動、以對待語言教育和傳統宗教為中心的改革倡導。
凱末爾廢除官方和民間傳統宗教組織的決定，與震旦知識精英等對儒家倫理的批評十分類似。奧斯曼帝國的宗教不僅有宗教上的意義，而且在社會生活中充當了傳統倫理觀的道德標準。
雖然儒家並不同於土耳其等傳統意義上的宗教，但是儒家價值是兩千年來維係著中國民間社會的精神力量，其概念已經滲入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方方麵麵。
在政治上，凱末爾以軍隊為後盾，頂住巨大的壓力，廢除了蘇丹製度和哈裏發製度，從而徹底瓦解了宗教權威的基礎。
在法製上，他廢除了宗教法，取締了宗教法庭，頒布了以民主共和製為指導思想的國家憲法，建立了以歐洲大陸法係為藍本的現代化法律體係。
在教育上，他用現代化的世俗教育取代了神學教育，以國家法令的形式規定學校必須在監督之下教授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和思維方式。廢除了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語改用拉丁字母，一切出版物禁止使用阿拉伯語。
在社會習俗上，他禁止在清真寺以外的地方進行宗教活動或穿著宗教服裝，要求男性脫掉傳統服裝改穿西裝。
這一改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的****，一樣的狂飆急進，一樣的成果驚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短短二十年，凱末爾就建立了一個與阿拉伯文化徹底切割的西方化的現代土耳其國。
但是，像絕大多數後進國家的改革一樣，土耳其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這裏的“上”指的是凱末爾為首的少數精英，他們大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希望通過西方式的世俗化改革使土耳其徹底擺脫傳統宗教社會的生活方式，從而融入他們認為的“唯一”的文明——歐洲文明。
而“下”，則是占人口90%以上的虔誠的教徒，他們生活在安納托利亞內陸，對西方不甚了解，極端保守，有著根深蒂固的宗教傳統。
從凱末爾當初遷都安卡拉就可以看出，這“上”與“下”之間存在偌大的鴻溝，無論凱末爾締造了怎樣世俗化的政府、法院、大學、軍隊，這些虔誠的宗教教徒都無法真正的世俗化，指導他們的永遠不可能是來自西方的現代民主理念，而是1300多年前起源於麥地那的古老信仰。
建國後的兩個國家走到這一步，算是有了一個良好的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但是兩國的政黨在這裏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最終土耳其選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製度，給了保守的宗教勢力反撲之機，也即將最終導致土耳其世俗化的徹底失敗。
凱末爾世俗化改革的核心是西方現代主義，而現代民主是西方式的現代主義最重要的核心內容。於是土耳其在1945年開始建立多黨製的政治體製，24個反對黨成立，不少政黨在綱領中強調了宗教傳統價值觀甚至是原教旨主義原則的重要性。
1946年，民主黨成立，他們被看成是將普通民眾由政治精英主導的世俗化改革中解救出來的“救世主”，並獲得大量支持。1950年，民主黨掌權，宗教傳統價值觀被再次提起。
1960年，凱末爾主義者主導的軍方發動政變，扞衛世俗化改革成果，權力再次迴到堅守世俗主義親西方的軍事和官僚精英手中。
1971年，宗教運動複興，極端主義不斷增長，政府無力控製局麵，軍方再次政變。
……
忠於凱末爾主義的軍方不斷發動軍事政變來糾正民選政府的宗教複興運動，這樣就形成一種悖論：要世俗化改革，就必須實行民主。要實行民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不讚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眾就會掌握權力。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不讚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眾掌握了權力，世俗化改革就要失敗。一旦世俗化改革失敗，土耳其社會自然又要再宗教化。在這種兩難困境的約束下，土耳其的曆史恰好形成了一道u型彎。
問題在哪呢？西方的民主啟蒙運動經曆了幾百年的曆史，期間還發生過資產階級革命，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在歐洲以外的國家呢？大多是還是封建、宗教的專製國家。現在你突然改變了，大多數人的內心是抗拒的，他們還是喜歡迴到原來的價值觀念，生活秩序。
現在你們來了個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那正好合我的意。在中東、東南亞包括埃及和南美，所有實行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的國家最後都陷入了混亂，也包括後來的獨聯體國家。
而與之相反，震旦非常巧妙地避開了西方這種民主製度的陷阱，猶如神助，可謂天佑中華。當年震旦的領導人也是看到一人一票民主製度的亂象，當時東歐解體的時候實行民主改革，一夜之間1000多黨派冒出來，簡直是群魔亂舞。後來又來了個阿拉伯之春，把中東全部搞亂了，埃及軍方很不錯，堅決鎮壓，這才沒有波及到。最後越南好死不死也學這一套，等待他們的也將是社會動蕩。
古代震旦中央政府對於如何管轄龐大的帝國疆域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春秋時期的《管子·法禁》規定下列行為是禁止的：
“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製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閑，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
審飾小節以示民，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
守委閑居，博分以致眾。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
大家看看這些聖王禁止的東西，都是民主製度下那些結黨營私的參選的家夥經常幹的。“非上以為名”，這是攻擊政府或者官員取得名聲；“議言為民者”，這是政治動物，打著為民請願的旗號專門吃政治飯的；“審飾小節以示民，言大事以動上。”這是沽名釣譽者；“濟人以買譽”，這是花錢收買人心的。這麽多行為都要禁止，為什麽？恰恰正是動亂之源，而那些西方民主特別推崇這玩意兒。
當然，有人說一黨製不好，那麽多黨製就好嗎？人性中惡多善少，生活在最底層的人都是滿腹牢騷、對現實不滿的，沒有處在權利中心的家夥也是心懷鬼胎的，這就是人性。如果沒有一個政治組織，這些人也就發發牢騷算了，如果組織起來，那就要搞事，集會、遊行、或者暴力，思想化為行動。
換一屆政府也是一樣，沒人會對現狀滿足的，這就是動亂之源。隻有一個黨，那麽這個黨也許能代表巨大多數利益，而多黨製就決定了它隻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因為你不可能討好所有的人。
而且很多問題不是投票表決能解決的，南美洲國家大多實行選舉，他們經濟發展了嗎？都窮得鬼一樣。震旦這麽大一個國家，怎麽去一人一票？
震旦5000年的曆史積累了大量的如何掌控一個龐然大國的經驗，不管是什麽政治製度，社會的穩定是第一位的，沒有這個，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用，你說那是美麗的風景線，到頭來這道風景就會降臨到你的頭上。這麽多年世界動蕩，隻有震旦穩如磐石，就是最好的證明。
傳統是無法割舍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根，也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這是深植於民族意識深處的群體無意識。沒有博大精深中華文明、沒有五千年傳承不斷的民族曆史，沒有道釋儒三足鼎立，震旦什麽也不是，泯然於眾，被西方所左右，更不用說複興和超越。
一席話說得眾人心服口服，茅塞頓開，唐九郎能打開這個一個大局麵，果然有兩下子。唐誌也苦口婆心，希望能影響帶動一大批人。世界上沒有萬世的帝國，萬世的傳承也很少，劉丹也不知道今後會怎麽樣，隻是想建立一個相對好的製度，給後世打下一個相對好的基礎。
崔家子弟知道唐誌的很多學問都是來自於英格蘭和亞特蘭蒂斯大陸，於是問起了那個神奇大陸的奇聞軼事。
唐誌當然是信口開河了，把西歐大航海、血腥的資本積累、英國和西班牙無敵艦隊海戰等等精彩故事都拿出來，把這些土著唬得一愣一愣的。說著說著，他突然想編寫一本《西洋列國誌》，把《大國崛起》和明清的曆史全部搬到亞特蘭蒂斯大陸，讓他們見識見識近代工業文明和海外殖民這段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讓他們也睜眼看世界。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段曆史可以讓他們直觀清醒地認識到科學技術這頭怪獸出來的時候，將給世界帶了多麽巨大的改變和災難。
這場從西歐開始興起的曆史變革對亞洲兩個超級大國產生了及其深刻的影響，一個是西亞的奧斯曼土耳其，一個是東亞的我大清。因為奧斯曼帝國離西方最近，受到的衝擊最早，被稱為西亞病夫，後來列強到了震旦，於是東亞也成了另一個病夫。兩者同樣是老大帝國，同樣受到衝擊，同樣決心變法，但是最終采取的方式不同，最終導致不同的結果。
震旦有個新文化運動，土耳其有個凱末爾世俗改革，把兩者作一個比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到共和國的過渡，就如震旦從大清到共和的轉變一樣的艱難曲折；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將軍就如震旦的胡適、魯迅等知識精英一樣，希望以對傳統文化破舊立新的態度來救國存亡、重振民族信心。
這兩個國家曲折的現代化進程，都令其根深蒂固的社會係統和價值係統逐漸解體，滋生了其國內因傳統文化缺失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
“破舊而難立新，破舊而未立新。”雖然土耳其和震旦的精英們都以“向西看”為目標，致力於摒除本國傳統舊文化，不斷地普及西方的新文化，但他們都未能如願地以西方的價值觀，完全替代本國的傳統價值觀，或者產生新舊融合的新價值體係。這兩段艱難“向西”的進程折射出了這兩個曾經燦爛輝煌的古老文明在現代化洪流中的徘徊與困境。
學習西方先進軍事製度的精英最終掌握了土耳其的政權，其代表人物就是凱末爾。他認為西方的強大來源於其先進的政治製度，而西方的政治製度又是建立在他們政教分離和世俗化社會的基礎之上。所以按照他的願景，土耳其若要走出二戰失利與帝國解體的陰霾，必先開展社會與文化的世俗化進程。
與凱末爾的邏輯相同，震旦國內知識人廣泛認為，西方的軍事強大來源於其政治體製的優越，而其政治體製又是建立在其“優越”的文化基礎之上。由於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涉及到宗教、語言、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的各個方麵，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由知識精英推動、以對待語言教育和傳統宗教為中心的改革倡導。
凱末爾廢除官方和民間傳統宗教組織的決定，與震旦知識精英等對儒家倫理的批評十分類似。奧斯曼帝國的宗教不僅有宗教上的意義，而且在社會生活中充當了傳統倫理觀的道德標準。
雖然儒家並不同於土耳其等傳統意義上的宗教，但是儒家價值是兩千年來維係著中國民間社會的精神力量，其概念已經滲入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方方麵麵。
在政治上，凱末爾以軍隊為後盾，頂住巨大的壓力，廢除了蘇丹製度和哈裏發製度，從而徹底瓦解了宗教權威的基礎。
在法製上，他廢除了宗教法，取締了宗教法庭，頒布了以民主共和製為指導思想的國家憲法，建立了以歐洲大陸法係為藍本的現代化法律體係。
在教育上，他用現代化的世俗教育取代了神學教育，以國家法令的形式規定學校必須在監督之下教授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和思維方式。廢除了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語改用拉丁字母，一切出版物禁止使用阿拉伯語。
在社會習俗上，他禁止在清真寺以外的地方進行宗教活動或穿著宗教服裝，要求男性脫掉傳統服裝改穿西裝。
這一改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的****，一樣的狂飆急進，一樣的成果驚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短短二十年，凱末爾就建立了一個與阿拉伯文化徹底切割的西方化的現代土耳其國。
但是，像絕大多數後進國家的改革一樣，土耳其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這裏的“上”指的是凱末爾為首的少數精英，他們大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希望通過西方式的世俗化改革使土耳其徹底擺脫傳統宗教社會的生活方式，從而融入他們認為的“唯一”的文明——歐洲文明。
而“下”，則是占人口90%以上的虔誠的教徒，他們生活在安納托利亞內陸，對西方不甚了解，極端保守，有著根深蒂固的宗教傳統。
從凱末爾當初遷都安卡拉就可以看出，這“上”與“下”之間存在偌大的鴻溝，無論凱末爾締造了怎樣世俗化的政府、法院、大學、軍隊，這些虔誠的宗教教徒都無法真正的世俗化，指導他們的永遠不可能是來自西方的現代民主理念，而是1300多年前起源於麥地那的古老信仰。
建國後的兩個國家走到這一步，算是有了一個良好的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但是兩國的政黨在這裏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最終土耳其選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製度，給了保守的宗教勢力反撲之機，也即將最終導致土耳其世俗化的徹底失敗。
凱末爾世俗化改革的核心是西方現代主義，而現代民主是西方式的現代主義最重要的核心內容。於是土耳其在1945年開始建立多黨製的政治體製，24個反對黨成立，不少政黨在綱領中強調了宗教傳統價值觀甚至是原教旨主義原則的重要性。
1946年，民主黨成立，他們被看成是將普通民眾由政治精英主導的世俗化改革中解救出來的“救世主”，並獲得大量支持。1950年，民主黨掌權，宗教傳統價值觀被再次提起。
1960年，凱末爾主義者主導的軍方發動政變，扞衛世俗化改革成果，權力再次迴到堅守世俗主義親西方的軍事和官僚精英手中。
1971年，宗教運動複興，極端主義不斷增長，政府無力控製局麵，軍方再次政變。
……
忠於凱末爾主義的軍方不斷發動軍事政變來糾正民選政府的宗教複興運動，這樣就形成一種悖論：要世俗化改革，就必須實行民主。要實行民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不讚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眾就會掌握權力。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不讚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眾掌握了權力，世俗化改革就要失敗。一旦世俗化改革失敗，土耳其社會自然又要再宗教化。在這種兩難困境的約束下，土耳其的曆史恰好形成了一道u型彎。
問題在哪呢？西方的民主啟蒙運動經曆了幾百年的曆史，期間還發生過資產階級革命，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在歐洲以外的國家呢？大多是還是封建、宗教的專製國家。現在你突然改變了，大多數人的內心是抗拒的，他們還是喜歡迴到原來的價值觀念，生活秩序。
現在你們來了個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那正好合我的意。在中東、東南亞包括埃及和南美，所有實行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的國家最後都陷入了混亂，也包括後來的獨聯體國家。
而與之相反，震旦非常巧妙地避開了西方這種民主製度的陷阱，猶如神助，可謂天佑中華。當年震旦的領導人也是看到一人一票民主製度的亂象，當時東歐解體的時候實行民主改革，一夜之間1000多黨派冒出來，簡直是群魔亂舞。後來又來了個阿拉伯之春，把中東全部搞亂了，埃及軍方很不錯，堅決鎮壓，這才沒有波及到。最後越南好死不死也學這一套，等待他們的也將是社會動蕩。
古代震旦中央政府對於如何管轄龐大的帝國疆域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春秋時期的《管子·法禁》規定下列行為是禁止的：
“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製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閑，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
審飾小節以示民，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
守委閑居，博分以致眾。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
大家看看這些聖王禁止的東西，都是民主製度下那些結黨營私的參選的家夥經常幹的。“非上以為名”，這是攻擊政府或者官員取得名聲；“議言為民者”，這是政治動物，打著為民請願的旗號專門吃政治飯的；“審飾小節以示民，言大事以動上。”這是沽名釣譽者；“濟人以買譽”，這是花錢收買人心的。這麽多行為都要禁止，為什麽？恰恰正是動亂之源，而那些西方民主特別推崇這玩意兒。
當然，有人說一黨製不好，那麽多黨製就好嗎？人性中惡多善少，生活在最底層的人都是滿腹牢騷、對現實不滿的，沒有處在權利中心的家夥也是心懷鬼胎的，這就是人性。如果沒有一個政治組織，這些人也就發發牢騷算了，如果組織起來，那就要搞事，集會、遊行、或者暴力，思想化為行動。
換一屆政府也是一樣，沒人會對現狀滿足的，這就是動亂之源。隻有一個黨，那麽這個黨也許能代表巨大多數利益，而多黨製就決定了它隻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因為你不可能討好所有的人。
而且很多問題不是投票表決能解決的，南美洲國家大多實行選舉，他們經濟發展了嗎？都窮得鬼一樣。震旦這麽大一個國家，怎麽去一人一票？
震旦5000年的曆史積累了大量的如何掌控一個龐然大國的經驗，不管是什麽政治製度，社會的穩定是第一位的，沒有這個，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用，你說那是美麗的風景線，到頭來這道風景就會降臨到你的頭上。這麽多年世界動蕩，隻有震旦穩如磐石，就是最好的證明。
傳統是無法割舍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根，也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這是深植於民族意識深處的群體無意識。沒有博大精深中華文明、沒有五千年傳承不斷的民族曆史，沒有道釋儒三足鼎立，震旦什麽也不是，泯然於眾，被西方所左右，更不用說複興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