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五年可以做些什麽?五年這個時間不長也不短。對於朱厚煊來說,在這段時間中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修習金剛不壞神功。沒錯金剛不壞神功雖然連成是非自己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隻會使用,根本就不知道是如何修煉的。


    但這也打不消朱厚煊的念頭。同時也是為了韜光養晦,消除朱厚照忌憚之心,朱厚煊在即襲榮王後選擇迎娶李氏女,交出朱無視時期護龍山莊勢力(不包括朱厚煊自己建立的勢力),這樣他能做的就是修煉了,畢竟成仙做祖嘛。


    於是乎,朱厚煊就時不時的找來成是非,讓他施展金剛不壞神功,然後用真氣感知金剛不壞神功的運行方式。可惜這畢竟是第三方了,所以進展不大。本來朱厚煊都準備放棄了,但不知素心不知從哪裏得知朱厚煊想要練金剛不壞神功,於是出乎意料的拿出來當初古三通和朱無視從天池怪俠處拿出的金剛不壞神功原本。這卻是當初素心與古三通完婚後,古三通交給她保管的。而雖然得到了秘籍,但朱厚煊一時半會也沒有進展,畢竟古三通練了近二十年才能變成金人。


    所以在金剛不壞神功修習陷入水磨工夫的時候,朱厚煊就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尋找種植花生、玉米、番薯、土豆上。在朱厚煊看來明代滅亡,清軍隻是外因,根本原因是以李自成與張獻忠兩股農民軍為代表的農民起義。農軍哪來的?來自陝北延安。李自成與張獻忠都是陝北人,骨幹也以陝北饑民為主。


    為何陝北鬧饑荒?因為地主兼並土地,民不聊生?不對。陝北土地貧瘠,以小農為主,地主不多。他們沒比普通農民多幾畝地,要是鬧旱災,他們也一樣束手無策。其實,饑荒的原因很簡單:明末人口逼近2億,而糧食增長的空間耗盡,難以負荷,各方麵都出現崩潰的征兆。


    與此同時,西北(特別是陝北)的軍人及預備役軍人很多,是明軍的兵庫。全世界,軍人都是必須安撫的,就是現在美國,招公務員也優先照顧退伍軍人。然而,西北明軍活得實在很慘。崇禎時,都督盧象升巡視邊防後給朝廷匯報西北軍人慘狀:“今逋餉愈多,饑寒逼體,向之拿錢借債,勉製弓矢槍刀,依然典賣矣。多兵擺列武場,金風如箭,餒而病、僵而仆者紛紛見告矣。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絝者,有少鞋襪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實際上,明亡之前二三十年,部隊因為欠餉嘩變的屢見不鮮。


    難道明朝官員沒腦子,故意開罪軍人?不是。農軍起義之初,總督楊鶴計劃招撫,出糧賑濟。農軍一聽政府有糧食補助,便偃旗息鼓,招撫受降,不鬧事了。但陝北多少人,多少張嘴,政府賑濟得過來?本來賑濟就杯水車薪,再碰上克扣,“所救不及十一”。最後陝北義軍卷土重來,席卷南北,也就天下大亂,不可收拾了。


    如果農軍是普通農民,政府或許可以動用職業軍人擊敗,但農軍的骨幹也是職業士兵,明軍就打不贏了。原因很簡單:同為職業軍人,一邊是有飯吃的官軍,另一邊是快餓死的叛軍,你說誰的鬥誌強?而且,官軍也鬧糧荒,不少官軍跟農民軍打著打著,餓極了,也造反了。


    這個現象,人類史上叫做“馬爾薩斯問題”。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長必定高於糧食供應,最終導致人類大危機。而且他認為,這個問題無法根本解決,就算糧食暫時增長了,人口也會跟著增長,但糧食不可能永遠增長,因為土地和產量必定有限。那怎麽辦?一種辦法是節育,馬爾薩斯讚成這辦法,但在避孕藥和***之前的明朝,節育隻能當作社會奇談。另一種辦法,馬爾薩斯也說了,但不讚成,那就是打仗,互相殺戮,殺到最後,人死得差不多了,殘存者又可以繼續生活。


    很不幸,大明帝國隻剩下這條路。


    饑荒引發叛亂,反過來,叛亂又破壞秩序,秩序一亂,種糧食的人也就少了。這樣便是惡性循環:越亂,越沒人種糧食;越沒人種糧食,越亂。據記載,義軍狠,官軍也狠,雙方瘋狂搶糧,叛亂席卷的四川,最後吃光了糧食,吃光了農民,最後部隊內部互相殘殺,吃自己人的肉,慘不忍睹。


    除了節育與殺人,大明帝國就沒有別的解救辦法?


    答曰:有。正在這時,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那就是花生、玉米、番薯、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當時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業革命正在全世界進行。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印第安人培育的作物如番薯、玉米、馬鈴薯、煙草、辣椒等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包括中國,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


    對歐洲人來說,最重要的是1588年到來的馬鈴薯,馬鈴薯最先到達愛爾蘭,而且來的正是時候。愛爾蘭不適宜穀類生長,糧食問題向來嚴重。偏偏屋漏又逢連夜雨,英國人又殖民愛爾蘭,把好耕地搶走了,愛爾蘭人隻能在缺水的貧瘠土地上種點東西糊口,經常鬧饑荒。馬鈴薯改變了這一切。愛爾蘭人發現,貧瘠的土地種出的馬鈴薯足夠養活家人和牲畜,而且不費什麽力氣。於是100年間,愛爾蘭人口從300萬猛增到800萬!德國、俄國和法國也大力種植馬鈴薯,從而結束了歐洲北部的營養不良症和周期性饑荒。原先,歐洲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因為小麥在這裏長得很好,馬鈴薯的出現導致了歐洲政治力量的北移,這種影響持續到今天。


    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則是花生、番薯與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這些作物,今天講起來平平常常,當年卻相當於好幾個“超級袁隆平”接連問世。比如,番薯耐寒,耐澇,耐堿,適應各種土壤和環境,抗蟲能力強,產量極高,據記載:“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而且一年可種數季。明代較好的水田也不過畝產720斤左右,平均畝產不過240斤。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土地養活的人口可以增加好幾倍!多出來的田改種其他作物,又能養活更多的牛羊豬狗。土地出產的糧食和肉類大大增加,人口膨脹的壓力也就大大減輕了。


    花生約1530年到達中國,玉米是1531年,番薯則是1593年。它們到達中國東南時,明末大戰亂還未開始。如果崇禎皇帝真有眼力,發現這些高產作物的價值,及時引種到西北,緩解極度緊張的糧食問題,或許可以避免1644年的滅亡悲劇。


    真正吃到大餡餅的是清朝。正是清朝的大力推廣,這些高產作物才遍植中國,導致從西漢末到明末從未超過2億的中國人口,在乾隆六十年達到前所未有的2.9億!


    所以在朱厚煊看來康乾盛世,它們的基礎,不是君賢臣能,而是玉米、番薯與花生,這就是“糧食政治學”了。


    就這樣五年中,朱厚煊花了近兩年時間命人尋找,再花了三年時間培育種子,這才有一點成效,隻待推廣種植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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