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牙製度是中國古代商業管理中的一項重要製度，其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牙商便出現在牲畜交易市場中。
隨著社會的發展，牙商的職能不再局限於牲畜行業，逐漸擴展到其他行業。
到了唐宋時期，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牙商的身影出現在各種商品交換中。
明清時期，官牙製度正式成為全國通行的製度，牙商被官府正式引入商業控製中，成為集商、官、吏於一體的商業群體，承擔著監督商人、協助征收商稅、維護市場治安和商業秩序等官方職能。
官牙製度的實施，體現了中國古代政府對市場監管的創新嚐試。
政府通過行政發包的方式，將部分行政權力賦予具有一定官方性質的牙行，利用牙行的居間特性，掌握市場交易情況，提高征稅效率。
牙行向政府領請“牙帖”開業，獲得合法化的官方背景，同時向政府交納牙稅，替政府辦事。
這種製度將牙行完全引入政府行政體係當中，實現了政府對市場的間接管理，減少了政府監督和決策成本，同時通過牙行協管市場，延伸了監管觸角。
此外，官牙製度還體現了政府對市場管理的精細化和規範化。
符合主體資格的牙行需“官給印信文簿”方可營業，並需建立經營台賬，記錄客商信息。
政府通過公權力保障“官給牙帖”製度的實施，禁止私充牙行，並對包庇隱瞞的官牙埠頭采取連帶責任，以確保市場的公平交易和稅收的準確征收。
知道“官牙製度”以後，魏廣德就有過深入了解。
其實，這已經說大明商稅的一種嚐試了。
隻不過因為種種原因，稅收並沒有全部實現，大部分落入官吏和牙人手裏。
原因很簡單，此時的明朝官府並沒有產生通過牙行收取商稅。
官府從牙行收取的銀錢，發放牙貼的行為，本質上更加接近後世的印花稅。
也就是根據民間交易，牙行按照交易金額收取一定的稅錢，起到中介證明的作用。
印花稅是對在經濟活動和經濟交往中書立、領受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的行為征收的一種稅，其因采用在應稅憑證上粘貼印花稅票作為完稅的標誌而得名。
但是對交易額來說，明朝並沒有正如如同後世那樣的營業稅、稅金附加和消費稅。
魏廣德盤算的大明商稅，因為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規矩，如今成為朝堂百官們口中的祖製，動起來頗為麻煩，他也懶得和這幫人打嘴仗，還要拉幫結派也是麻煩。
後世來人，自然腦瓜子比較靈活。
其實，也不是說後世人就比較聰明，不過是見識的東西多了，可以借鑒的辦法自然就多，其實也都是前人智慧的結晶。
既然正麵硬杠麻煩，那就繞過去，隻要目的達到了，也是一樣的效果。
這次，魏廣德提出在月港加稅，其實本質上就是利用月港交易缺失的一環，也就是官牙。
以後進出月港的貨物，都必須登記價格，牙行開具票據作為交易鑒證，同時代替官府收取三成商稅。
月港投石問路，摸索出一套經驗來，以後在需要的時候直接推向全國。
這裏，還必須說說魏廣德謹慎的一麵，那就是非不到萬不得已，這條稅法就不拿出來說。
不是他魏廣德舍不得交這些稅銀，而是貿然推出，還是針對全國征稅，那後果必然嚴重，勢必引起那些和商人關係密切的官紳家族不滿，認為朝廷在搶他們的錢。
這次，朝廷需要銀子彌補虧空，有張居正和王國光在前麵頂著。
魏廣德敲敲邊鼓，也就把事兒糊弄過去了，不用他直麵那些海商。
說起來，他其實不知不覺中也算成為海商中的一員，要是被他們知道他在“吃裏扒外”，影響終歸還是不好。
而全國征收交易環節的商稅是在什麽時候呢？
魏廣德其實也有想過，那就是在發生朝廷嚴重財政危機的時候拿出來。
這時候有個好處，就是為了環節朝廷嚴重的財政危機，最起碼，絕大部分官員會站在他這一邊。
大明的進士，終歸在骨子裏還是崇拜才學，歧視商人的。
雖然有時候不得不和銅臭為伍，但自認為也是高人一等，其實不願意主動和商人合作。
在他們心中的誌向，終究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
朝廷出現財政危機，已經影響到治國甚至是平天下，那時候自然不存在其他考慮。
合適的政策推出，還是考慮在適當的時間，否則很容易出現好政策因為生不逢時而半途夭折的情況。
魏廣德知道這些，所以這個時候利用張居正提出的財政虧空，正好用月港加稅嚐試彌補，收集經驗，完善整個政策。
有了這麽多考量，所以在張居正問出要如何征稅的時候，魏廣德也是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朝廷在月港施行官牙，統製市場、管理商業，順便就把這部分加征關稅給收了，進出貨物接收三成稅，交市舶押運進京。”
魏廣德開口道，看到呂調陽猶豫的表情，魏廣德知道他是擔心稅率過高，於是繼續說道：“賣給夷人的貨物，自然不存在加三成就阻擋夷人出手購買的可能。
先前我已經說了，三成稅對於他們這些商人能獲得的利潤來說，真不算什麽。
倒是夷人送來的商品，或許會有些阻力。
但是我也得說一下，買得起夷人商品的，都隻會是地方上富戶，普通百姓是不會去買他們的東西。
其實保障民生”
說到這裏，魏廣德又想到，貌似這個時代還沒有這個詞，於是解釋道：“就是民間百姓生計，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衣食而已。
衣，百姓多是自己織造粗布自己做衣服，吃的糧食也是自己種出來的，也就是鹽需要向官府購買。
其實，隻要保證百姓有低價鹽可買，民生就不會出大問題。
當然，遇到天災除外，那個需要朝廷減免賦稅，甚至撥糧賑濟。”
這年代，中國還是小農經濟，其實對外的需求並不旺盛。
因為大部分家庭都是農戶，他們的糧食都是自產自銷。
雖然要經受官府和地主的賦稅、地租盤剝，但如果風調雨順的情況下，日子還是很過得去的。
“天仙配”裏最有名那段歌詞，“你耕田來我織布”其實反映的就是古代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生活。
小農經濟，也稱為自然經濟，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模式，其特點是自給自足。
在這種模式下，家庭成員分工合作，男性負責耕作，女性則負責紡織。
這種分工體現了小農經濟的核心特征，即男耕女織。
小農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規模小，雖然達不到豐衣足食的程度，但能夠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這種經濟模式在古代中國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近代才逐漸被現代化的工業經濟所取代。
不過現在的大明距離工業經濟時代還早的很，魏廣德自幼就長在崩山堡，周圍都是軍戶，除了編入百戶所的人外，其他軍戶也是過的這樣的生活，所以並不陌生。
而且，或許是後世不常見的緣故，所以魏廣德對這樣的生活其實還蠻有好感的。
他知道這樣的家庭最需要的是什麽，他們其實主食不缺，衣服也是自己做，雖然粗糙一些不如棉布穿在身上舒服，但確實沒有什麽購買的需要。
唯一必須花錢買的，也就是鹽巴這東西。
不過大明的鹽政，也是一言難盡。
別說窮苦百姓，就是他家那樣的百戶家庭，吃鹽其實也挺費錢的。
這也是明清時期為什麽大商人多是大鹽商的原因，仗著食鹽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壟斷經營的產業，肆意加價剝削百姓。
魏廣德早就有心好好整治一下這些人，不過他們的關係更加盤根錯節，非常難以應付。
其實，大明隻要清理了鹽政上的蛀蟲，以大明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不遭遇明末那樣連年大旱，朝廷因為財政窘迫無力賑災，其實根本就亂不起來。
可魏廣德既然有了收商稅的念頭，又成功進行嚐試，完善經驗，真遭遇那樣的大災大難，通過對國內，主要是針對江南征收商稅去賑濟北方災民，想來也是能緩解一些的。
何況，大明現在還把觸手伸進南洋，到時候在南洋大肆采購糧食救援北方災區，也就不存在大規模暴亂的可能了。
小農經濟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不把百姓逼急了，誰會造反。
魏廣德說出的理由，張居正和呂調陽等人自然明白。
普通百姓自然不會買那些做工精巧的西洋玩意兒，也隻有地方上的富戶，還有就是官紳勳貴才會有興趣。
而他們，也不會差那麽點銀子。
所以，加月港的稅，隻要能保證夷人接受，貌似還隻能就沒什麽問題。
正如魏廣德所說，大明對外出口的商品就在那裏，隻此一家，別無分號，他們根本就沒得選。
除非，你不買大明的東西。
而放眼周邊，除了大明能提供這些商品，還有誰能有？
“另外，我還覺得可以考慮讓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這三處市舶司從今年起，不斷壓縮朝貢貿易。
說起來朝廷讓他們管理藩國朝貢，但是看看他們每年的收益，我之前查看過，廣州市舶司收稅最多的一年也不過四萬兩銀子。
三處年入不過十萬兩，如此低效要來何用？”
魏廣德又拿出市舶司說事兒，用月港收取的稅收和他們三個市舶司做對比，那效果自然就黑白分明。
其實，市舶司這一塊油水巨大，隻不過油水沒有流入朝廷，而是進了地方官府一些人的腰包。
想想之前三大市舶司統治大明對外貿易，是的，大明雖然名義上禁海，但是不管是朱元璋還是朱棣，亦或者其他皇帝，都不是傻子。
唐宋開始形成的中華貿易圈就在那裏，發揮的效果其實很容易理解。
其實自唐朝起，中國對外貿易就是官府控製，當然是為了收稅。
明朝不過是繼承下來而已，所以也有自己的市舶司。
但是，位於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和廣東廣州的三大市舶司貌似都形成默契，每年上報的稅銀都是大差不差，感覺都差不多的樣子。
其實，隻要是明眼人，多少都能看出來其中的貓膩。
魏廣德這個時候借助此時炮轟市舶司，其實也有將市舶司的貿易擠壓到月港來做的目的。
相比市舶司的抽分，月港的稅率自然更高，如果不對市舶司進行更加嚴格的管控，弄不好一些商人會鑽空子，從市舶司那邊拿到低價貨物在公海轉賣給夷人。
那樣，損失的就是朝廷的稅銀，也會讓他提出的這項舉措大打折扣。
這是魏廣德不願意看到的。
既然是他提出來，自然希望取得最好的效果。
雖然提高抽分，貌似也可以達到月港加稅一樣的結果，但其實不然。
因為在市舶司進行交易的外國商人，都是必須持有朝貢憑證、表文、號簿等文件，是以外國使節身份，經市舶司檢驗無誤後才允許入貢。
外國使節運來的貨物，除貢品上交朝廷外，其他貨物可在京師會同館開市，政府對貢品賞以優價，參與開市商品貨物，一律免納商稅；對運到市舶司所在地的商品貨物，由市舶司按“給價收買“政策，進行收購，不征收商稅。
貢品免稅和合理，但是對於使節采買貨物免稅，魏廣德就覺得有些蛋疼。
這就是個孔子可鑽的地方，而且市舶司的抽分，其實是針對其中超過貿易額部分收取一點商稅。
這也是市舶司收稅很少的緣故，市舶司官員上下其手，可不就撿了大便宜。
增加朝廷關稅，勢必要封堵這些缺口，否則月港的生意很可能就因此而停滯。
現在魏廣德在月港投入頗大，集舉國之力供養起月港，對他來說才是最大的利益。
隨著社會的發展，牙商的職能不再局限於牲畜行業，逐漸擴展到其他行業。
到了唐宋時期，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牙商的身影出現在各種商品交換中。
明清時期，官牙製度正式成為全國通行的製度，牙商被官府正式引入商業控製中，成為集商、官、吏於一體的商業群體，承擔著監督商人、協助征收商稅、維護市場治安和商業秩序等官方職能。
官牙製度的實施，體現了中國古代政府對市場監管的創新嚐試。
政府通過行政發包的方式，將部分行政權力賦予具有一定官方性質的牙行，利用牙行的居間特性，掌握市場交易情況，提高征稅效率。
牙行向政府領請“牙帖”開業，獲得合法化的官方背景，同時向政府交納牙稅，替政府辦事。
這種製度將牙行完全引入政府行政體係當中，實現了政府對市場的間接管理，減少了政府監督和決策成本，同時通過牙行協管市場，延伸了監管觸角。
此外，官牙製度還體現了政府對市場管理的精細化和規範化。
符合主體資格的牙行需“官給印信文簿”方可營業，並需建立經營台賬，記錄客商信息。
政府通過公權力保障“官給牙帖”製度的實施，禁止私充牙行，並對包庇隱瞞的官牙埠頭采取連帶責任，以確保市場的公平交易和稅收的準確征收。
知道“官牙製度”以後，魏廣德就有過深入了解。
其實，這已經說大明商稅的一種嚐試了。
隻不過因為種種原因，稅收並沒有全部實現，大部分落入官吏和牙人手裏。
原因很簡單，此時的明朝官府並沒有產生通過牙行收取商稅。
官府從牙行收取的銀錢，發放牙貼的行為，本質上更加接近後世的印花稅。
也就是根據民間交易，牙行按照交易金額收取一定的稅錢，起到中介證明的作用。
印花稅是對在經濟活動和經濟交往中書立、領受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的行為征收的一種稅，其因采用在應稅憑證上粘貼印花稅票作為完稅的標誌而得名。
但是對交易額來說，明朝並沒有正如如同後世那樣的營業稅、稅金附加和消費稅。
魏廣德盤算的大明商稅，因為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規矩，如今成為朝堂百官們口中的祖製，動起來頗為麻煩，他也懶得和這幫人打嘴仗，還要拉幫結派也是麻煩。
後世來人，自然腦瓜子比較靈活。
其實，也不是說後世人就比較聰明，不過是見識的東西多了，可以借鑒的辦法自然就多，其實也都是前人智慧的結晶。
既然正麵硬杠麻煩，那就繞過去，隻要目的達到了，也是一樣的效果。
這次，魏廣德提出在月港加稅，其實本質上就是利用月港交易缺失的一環，也就是官牙。
以後進出月港的貨物，都必須登記價格，牙行開具票據作為交易鑒證，同時代替官府收取三成商稅。
月港投石問路，摸索出一套經驗來，以後在需要的時候直接推向全國。
這裏，還必須說說魏廣德謹慎的一麵，那就是非不到萬不得已，這條稅法就不拿出來說。
不是他魏廣德舍不得交這些稅銀，而是貿然推出，還是針對全國征稅，那後果必然嚴重，勢必引起那些和商人關係密切的官紳家族不滿，認為朝廷在搶他們的錢。
這次，朝廷需要銀子彌補虧空，有張居正和王國光在前麵頂著。
魏廣德敲敲邊鼓，也就把事兒糊弄過去了，不用他直麵那些海商。
說起來，他其實不知不覺中也算成為海商中的一員，要是被他們知道他在“吃裏扒外”，影響終歸還是不好。
而全國征收交易環節的商稅是在什麽時候呢？
魏廣德其實也有想過，那就是在發生朝廷嚴重財政危機的時候拿出來。
這時候有個好處，就是為了環節朝廷嚴重的財政危機，最起碼，絕大部分官員會站在他這一邊。
大明的進士，終歸在骨子裏還是崇拜才學，歧視商人的。
雖然有時候不得不和銅臭為伍，但自認為也是高人一等，其實不願意主動和商人合作。
在他們心中的誌向，終究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
朝廷出現財政危機，已經影響到治國甚至是平天下，那時候自然不存在其他考慮。
合適的政策推出，還是考慮在適當的時間，否則很容易出現好政策因為生不逢時而半途夭折的情況。
魏廣德知道這些，所以這個時候利用張居正提出的財政虧空，正好用月港加稅嚐試彌補，收集經驗，完善整個政策。
有了這麽多考量，所以在張居正問出要如何征稅的時候，魏廣德也是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朝廷在月港施行官牙，統製市場、管理商業，順便就把這部分加征關稅給收了，進出貨物接收三成稅，交市舶押運進京。”
魏廣德開口道，看到呂調陽猶豫的表情，魏廣德知道他是擔心稅率過高，於是繼續說道：“賣給夷人的貨物，自然不存在加三成就阻擋夷人出手購買的可能。
先前我已經說了，三成稅對於他們這些商人能獲得的利潤來說，真不算什麽。
倒是夷人送來的商品，或許會有些阻力。
但是我也得說一下，買得起夷人商品的，都隻會是地方上富戶，普通百姓是不會去買他們的東西。
其實保障民生”
說到這裏，魏廣德又想到，貌似這個時代還沒有這個詞，於是解釋道：“就是民間百姓生計，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衣食而已。
衣，百姓多是自己織造粗布自己做衣服，吃的糧食也是自己種出來的，也就是鹽需要向官府購買。
其實，隻要保證百姓有低價鹽可買，民生就不會出大問題。
當然，遇到天災除外，那個需要朝廷減免賦稅，甚至撥糧賑濟。”
這年代，中國還是小農經濟，其實對外的需求並不旺盛。
因為大部分家庭都是農戶，他們的糧食都是自產自銷。
雖然要經受官府和地主的賦稅、地租盤剝，但如果風調雨順的情況下，日子還是很過得去的。
“天仙配”裏最有名那段歌詞，“你耕田來我織布”其實反映的就是古代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生活。
小農經濟，也稱為自然經濟，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模式，其特點是自給自足。
在這種模式下，家庭成員分工合作，男性負責耕作，女性則負責紡織。
這種分工體現了小農經濟的核心特征，即男耕女織。
小農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規模小，雖然達不到豐衣足食的程度，但能夠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這種經濟模式在古代中國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近代才逐漸被現代化的工業經濟所取代。
不過現在的大明距離工業經濟時代還早的很，魏廣德自幼就長在崩山堡，周圍都是軍戶，除了編入百戶所的人外，其他軍戶也是過的這樣的生活，所以並不陌生。
而且，或許是後世不常見的緣故，所以魏廣德對這樣的生活其實還蠻有好感的。
他知道這樣的家庭最需要的是什麽，他們其實主食不缺，衣服也是自己做，雖然粗糙一些不如棉布穿在身上舒服，但確實沒有什麽購買的需要。
唯一必須花錢買的，也就是鹽巴這東西。
不過大明的鹽政，也是一言難盡。
別說窮苦百姓，就是他家那樣的百戶家庭，吃鹽其實也挺費錢的。
這也是明清時期為什麽大商人多是大鹽商的原因，仗著食鹽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壟斷經營的產業，肆意加價剝削百姓。
魏廣德早就有心好好整治一下這些人，不過他們的關係更加盤根錯節，非常難以應付。
其實，大明隻要清理了鹽政上的蛀蟲，以大明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不遭遇明末那樣連年大旱，朝廷因為財政窘迫無力賑災，其實根本就亂不起來。
可魏廣德既然有了收商稅的念頭，又成功進行嚐試，完善經驗，真遭遇那樣的大災大難，通過對國內，主要是針對江南征收商稅去賑濟北方災民，想來也是能緩解一些的。
何況，大明現在還把觸手伸進南洋，到時候在南洋大肆采購糧食救援北方災區，也就不存在大規模暴亂的可能了。
小農經濟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不把百姓逼急了，誰會造反。
魏廣德說出的理由，張居正和呂調陽等人自然明白。
普通百姓自然不會買那些做工精巧的西洋玩意兒，也隻有地方上的富戶，還有就是官紳勳貴才會有興趣。
而他們，也不會差那麽點銀子。
所以，加月港的稅，隻要能保證夷人接受，貌似還隻能就沒什麽問題。
正如魏廣德所說，大明對外出口的商品就在那裏，隻此一家，別無分號，他們根本就沒得選。
除非，你不買大明的東西。
而放眼周邊，除了大明能提供這些商品，還有誰能有？
“另外，我還覺得可以考慮讓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這三處市舶司從今年起，不斷壓縮朝貢貿易。
說起來朝廷讓他們管理藩國朝貢，但是看看他們每年的收益，我之前查看過，廣州市舶司收稅最多的一年也不過四萬兩銀子。
三處年入不過十萬兩，如此低效要來何用？”
魏廣德又拿出市舶司說事兒，用月港收取的稅收和他們三個市舶司做對比，那效果自然就黑白分明。
其實，市舶司這一塊油水巨大，隻不過油水沒有流入朝廷，而是進了地方官府一些人的腰包。
想想之前三大市舶司統治大明對外貿易，是的，大明雖然名義上禁海，但是不管是朱元璋還是朱棣，亦或者其他皇帝，都不是傻子。
唐宋開始形成的中華貿易圈就在那裏，發揮的效果其實很容易理解。
其實自唐朝起，中國對外貿易就是官府控製，當然是為了收稅。
明朝不過是繼承下來而已，所以也有自己的市舶司。
但是，位於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和廣東廣州的三大市舶司貌似都形成默契，每年上報的稅銀都是大差不差，感覺都差不多的樣子。
其實，隻要是明眼人，多少都能看出來其中的貓膩。
魏廣德這個時候借助此時炮轟市舶司，其實也有將市舶司的貿易擠壓到月港來做的目的。
相比市舶司的抽分，月港的稅率自然更高，如果不對市舶司進行更加嚴格的管控，弄不好一些商人會鑽空子，從市舶司那邊拿到低價貨物在公海轉賣給夷人。
那樣，損失的就是朝廷的稅銀，也會讓他提出的這項舉措大打折扣。
這是魏廣德不願意看到的。
既然是他提出來，自然希望取得最好的效果。
雖然提高抽分，貌似也可以達到月港加稅一樣的結果，但其實不然。
因為在市舶司進行交易的外國商人，都是必須持有朝貢憑證、表文、號簿等文件，是以外國使節身份，經市舶司檢驗無誤後才允許入貢。
外國使節運來的貨物，除貢品上交朝廷外，其他貨物可在京師會同館開市，政府對貢品賞以優價，參與開市商品貨物，一律免納商稅；對運到市舶司所在地的商品貨物，由市舶司按“給價收買“政策，進行收購，不征收商稅。
貢品免稅和合理，但是對於使節采買貨物免稅，魏廣德就覺得有些蛋疼。
這就是個孔子可鑽的地方，而且市舶司的抽分，其實是針對其中超過貿易額部分收取一點商稅。
這也是市舶司收稅很少的緣故，市舶司官員上下其手，可不就撿了大便宜。
增加朝廷關稅，勢必要封堵這些缺口，否則月港的生意很可能就因此而停滯。
現在魏廣德在月港投入頗大，集舉國之力供養起月港，對他來說才是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