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殖民地x仰上的開放性,使得當時英國殖民地,乃至後來的米國,能夠吸引到更多的移民。


    這些移民,並不僅僅來自於英國本土。


    事實上,由於法國在移民政策上的x仰選擇,即使是法國國內的新j徒,在選擇向北美移民時,也往往會前往英國殖民地。


    而新法蘭西則在初步形成造血機製後,繼續陷入新移民數量不足的囧境。


    以至於當年那800多名“國王的女兒們”,還會被後來的人,稱之為“魁北克的母親”,


    以紀念她們,在加拿大法語區的開拓中,曾經發揮過的關鍵作用。


    對於這些法國女性來說,這固然是一種殊榮,但由此也能看出,法國和“新法蘭西”在吸引人口的方麵,做得多不盡如人意。


    英法兩國隔著一個海峽,然而,這是兩個迥異不同的國家。


    和歐洲大陸特別其代表法國相比,英國在中世紀早期王權是最強的,這可能和王室是征服者,而貴族多是被征服者有關。


    王室的地方管理機構觸角,可以達到郡甚至村鎮,並且少有的在中世紀,對地方擁有征稅權。


    英國的貴族,基本是領土和權力都不大的男爵。


    大憲章又稱男爵法案就是這個原因。這些男爵們不但實力弱小,而且每個男爵的領土,還被碎片化的分布在各個不同郡,有的被分割多大達幾十處。


    同時,他們還受到王室派出機構的監視。


    王室實力強——社會掌控力強——稅收能力強——軍隊和官吏規模大——王室實力強,形成了一個自洽的邏輯閉環。


    因此,英國的貴族包括j會,要對抗英王隻有一個辦法,就是聯合。


    隻有聯合起來,弱小的個體,才有和強者對話的資本。


    這是議會這一政治機構,最早在英國產生並發揚光大的根本原因。


    大憲章是議會所代表的,貴族共和發展的必然結果。


    此外,由於國王強大,貴族弱小,國王有動力也有能力幹涉,貴族領地的內部事務,並以宗j和道德的名義,


    要求給予貴族領土上的人民,更多的自由和權利,這也是對貴族實力的進一步消解。


    所以,英國的村鎮,很早就形成了相對寬鬆的村鎮自治的製度。


    領主通過宗j法庭,在法律的名義下實施領地管理。


    而張家長李家短的村鎮內部事務,則由村民們同樣在宗j法庭中自治解決,領主並不幹預。


    議會製和村鎮自治,也成為後來北美殖民地的兩大社會基石。


    反觀法國、神聖羅馬帝國等大陸國家,國王不過是大一點的貴族,對單個公爵也沒有太大優勢。


    因此,根本無法向諸侯征稅,國家隻不過是軍事同盟而已。


    這也導致其,無法建立強大的軍隊和文官集團來掌控全國,也因此實力始終有限,形成另一個邏輯閉環。


    至於國民,更是隻知領主而不知國王,對貴族領主的依附程度和忠誠度,比英國要高得多。


    國王權力的強大和弱小,很吊詭卻又合情合理的導致了,英國社會的“自由化”和法國社會的凝固化。


    這也使以城市崛起為標誌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臨後,英國反而成為了國王權力更小的立憲國家,而法國成為君主權力最大的君主專製國家。


    關於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再提一些我的看法。


    個人覺得自由主義是一種社會結果。


    背後其實有長期的社會角力為其背書,而且並不是一種普遍現象。


    不同人群,不同階層的自由狀態和自由理念也是不同的。


    中世紀的歐洲,國王的實力較弱,可參考東周時候的周天子,所以諸侯們受到的約束較少,


    整個社會沒有皇權大一統的桎梏,顯得比較開放,各種創造力和行動力,可以在權力的競爭夾縫中,找到生存和滋長的空間。


    我國的春秋戰國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文化大爆炸時代,也是這個原因。


    歐洲中世紀雖然因為宗j的大一統,而在文化多樣性上建樹較少,但商業文明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工商業力量的增長與同時代的我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為後來歐洲城市代表的市場經濟集團崛起,打下了堅實基礎。


    並成為歐洲率先現代化的決定性因素。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歐洲大地在中世紀有著普遍的自由。


    實際上,歐洲的底層民眾所擁有的自由,要遠低於同時期的我國。


    歐洲民眾大多為失去部分行動權,隨土地依附於貴族領主的農奴。


    而我國同時期,則是與地主屬於雇傭關係,並擁有自由身的農民。


    我國民眾有著更高的自由度,歐洲人的自由卻是屬於貴族的。


    當然,我國也有很多民眾,因窮困潦倒或躲避官稅,而依附於豪強大族成為家奴,但主體仍然是自由民。


    另一方麵,歐洲民眾不但缺少自由,且一出生身份就被固定,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存在階層固化。


    雖然平民因某種功績,獲得爵位的案例不是沒有,但隻是極少數,並且沒有製度保障。


    反而是我國,普通民眾存在通過科考改變個人地位的上升通道。


    不管科舉製度有多少弊病,我國的階層流動性都遠高於歐洲。


    事實上,我國的確有很多布衣出生的顯官甚至權相。


    直到資本主義帶來一種全新的階層流動方式,我國的這一社會優勢才在19世紀被逆轉。


    但直到21世紀,國家真正的實權人物和大富豪,依就被那些,曆史悠久的大貴族家族後裔把持著。


    歐洲後來的民眾自由,主要源自逐漸壯大的城市。


    一句中世紀諺語是“城市的空氣令人自由”。


    很多農奴,特別是從事手工業的農奴,從封建莊園逃跑到城市去。


    英國的強勢君主,以及後來法國的君主專製對貴族階層的打壓,也為民眾提升了自由度。


    實際上,那個被砍去頭顱的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給予民眾的自由,是典型中世紀國家無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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