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東南亞的資料出自於溫駿軒的《誰在世界的中心》京東，淘寶網，當當網，亞馬遜，上麵有賣。
非常好的一本書，本人看了受益匪淺，這是一個真正的大伽，這本書妙趣橫生，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買來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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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葡萄牙爭奪澳門未果後，天啟四年，荷蘭人轉而將目光投向了台窩灣。
後麵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鄭成功最終從荷蘭人手中奪取台灣，並從地緣政治層麵，將台灣島納入了中央之國核心區的範疇。
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在澳門及台灣的活動，後麵我會詳細的為大家解讀。
現在我們迴到最初的問題上來，那就是荷蘭人在亞洲尤其是南洋的擴張，對華人海外移民動向有什麽影響。
總結西班牙後來的失敗原因，很大程度會歸結於竭澤而漁的“掠奪”開發模式。
比如對印加帝國的掠奪，以及黑奴隸的高消耗使用模式。
這就好像在原始農業時代，燒荒的方式即能平整土地，又得到了種植農作物的肥力。
然而待肥力耗盡之後，如果不想個可循環的方式養土的話，就隻有換個地方繼續燒荒了。
這種原始農業模式被稱之為“遊耕”或者“遷移農業”。
在伊比利亞雙雄聯手打開新世界窗口時，新世界就仿佛是一片可供無限“燒荒”的原始森林。
然而這種原始資源量再大，也終有消耗殆盡的一天。
更何況隨著時間的推移，試圖分一杯羹的競爭者也會越來越多。
與後來資本起主導作用的荷蘭、英國模式相比。
西、葡兩國對殖民地的權力主導模式，的確存在很大的資源浪費。
一切都有如農業進化過程中，粗放農業模式最終被精耕細作模式所取代一樣。
與中央帝國主導的社會相比，商業社會最大的特點是：整個社會的架構是基於“契約”搭建起來的。
契約訂立雙方在法律上的平等關係，更能讓每一個商人感到安全。
在滲透東印度群島之後，荷蘭人在解決人力問題的做法，便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
飽受詬病的黑奴勞動力，並沒有被大規模引入東印度群島，取而代之的是從中國東南沿海招募的“契約華工”。
契約華工或者自願闖蕩南洋，我稱之他為下南洋。
“下南洋”行為的高峰期是在鴉片戰爭後。
鴉片戰爭後至20世紀30年代，以契約華工的形式前往海外謀生的華人，數量將近千萬。
南洋又是華工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僅新加坡一地所轉運的華工，就超過500萬。
很顯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成為海外“華人”比例最高之國，與它的特殊位置和這段曆史是分不開的。
對“契約華工”一事推動最大的，是當時的大英帝國。
奴隸勞動力的使用，本質並不符合工業資本時代的需求。
這也使得英國在19世紀初，最早提出廢除奴隸貿易的國家。
並需要大量的“自由”勞動力，來解決廢奴後的人力資源問題。
另一方麵，中央之國麵臨著巨大的人口壓力，政治的積弱及時代的轉變。
也使得晚清政府不再把人口外流，視為洪水猛獸。
由於需求量巨大，契約華工的簽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很多拐、騙等強迫現象。
以至於曆史上，契約華工又在部分地區稱之為“豬仔”，簽約、轉運華工的行為則被稱之為“賣豬仔”。
然而將整個“契約華工”式的人口外流現象，視為一種變相的拐賣人口。
或者視為“黑奴”製度的變種並不客觀。
大部分流入海外華工，還是抱著“淘金”的目的，自願前往海外的。
“豬仔”一說，很大程度還是因為旅途、工作環境的惡劣，且需要用勞動償還出海的費用，導致喪失一段時間的人身自由。
英國對華工的招募行為，始於19世紀末對開發馬來半島資源開發。
不過最早這樣做的並不是英國而是荷蘭。
161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將位於巽他海峽東側的雅加達，定位為自己在東印度的政治、經濟中心。
彼時的雅加達規模還很小，為了自己在東南亞的長期經營。
荷蘭人不僅將馬來語的“雅加達”更名為荷蘭語的“巴達維亞”，二戰時改迴來了。
更開啟了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契約華工”群體也由此出現。
當地的馬來人的勞動效率問題，是荷蘭人決心引入華工的主要原因。
由於華人很早就開始在南洋各主要港口城市經商甚至定居。
精明的荷蘭商人很快便做出最經濟合理的決定：讓中國人來幫助他們建設殖民地。
不過單純將荷蘭人的招募對象稱為“華工”，倒也不是很準確。
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荷蘭人並不是直接招募中國人做工。
而是把工程或者商業項目，比如種植園包給有實力的中國人做，由後者再進行招募工作。
荷蘭人的這種承包式做法，使得“賣豬仔”一說，並沒有提早到17世紀初。
換句話說，當時前往爪哇等地謀生的中國人，基本是沒有強迫現象的。
整個過程，更像是一種基於各種“契約”而形成的戰略合作關係。
比如在18世紀初，有80%以上的種植園主是華人。
這種合作關係，使得前往荷蘭殖民地謀生的中國人，整體也獲取了不小的經濟利益。
並且在荷蘭人與馬來人之間，形成了一個中間階層的趨勢。
然而華人最終卻並沒有在荷屬東印度形成一個中間階層。
至於這一切是怎麽造成的，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的。
事實上，在包括印尼在內的東南亞各地。
華人並不需要特別的扶植政策，最終都可以做到主導當地經濟的程度。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是勤奮和危機意識。
由於四季交替，高緯度地區一年當中總有一段缺乏食物來源，需要依靠儲蓄來生存的日子。
同時，這種資源的相對匱乏，還會使得族群間的競爭更加激烈。
反觀緯度的熱帶地區，則大都以物產豐沛而著稱，缺幹旱地區除外，幾乎不用為食物來源問題感到困擾。
在自然、人文兩方麵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為勤奮及更有危機意識的溫帶民族，一般在競爭力上優勢明顯。
第二個原因是對教育的重視。
與世界其它溫帶地區不同的是，在華夏乃至整個東亞的文明基因中。
“知識改變命運”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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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麵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鄭成功最終從荷蘭人手中奪取台灣，並從地緣政治層麵，將台灣島納入了中央之國核心區的範疇。
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在澳門及台灣的活動，後麵我會詳細的為大家解讀。
現在我們迴到最初的問題上來，那就是荷蘭人在亞洲尤其是南洋的擴張，對華人海外移民動向有什麽影響。
總結西班牙後來的失敗原因，很大程度會歸結於竭澤而漁的“掠奪”開發模式。
比如對印加帝國的掠奪，以及黑奴隸的高消耗使用模式。
這就好像在原始農業時代，燒荒的方式即能平整土地，又得到了種植農作物的肥力。
然而待肥力耗盡之後，如果不想個可循環的方式養土的話，就隻有換個地方繼續燒荒了。
這種原始農業模式被稱之為“遊耕”或者“遷移農業”。
在伊比利亞雙雄聯手打開新世界窗口時，新世界就仿佛是一片可供無限“燒荒”的原始森林。
然而這種原始資源量再大，也終有消耗殆盡的一天。
更何況隨著時間的推移，試圖分一杯羹的競爭者也會越來越多。
與後來資本起主導作用的荷蘭、英國模式相比。
西、葡兩國對殖民地的權力主導模式，的確存在很大的資源浪費。
一切都有如農業進化過程中，粗放農業模式最終被精耕細作模式所取代一樣。
與中央帝國主導的社會相比，商業社會最大的特點是：整個社會的架構是基於“契約”搭建起來的。
契約訂立雙方在法律上的平等關係，更能讓每一個商人感到安全。
在滲透東印度群島之後，荷蘭人在解決人力問題的做法，便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
飽受詬病的黑奴勞動力，並沒有被大規模引入東印度群島，取而代之的是從中國東南沿海招募的“契約華工”。
契約華工或者自願闖蕩南洋，我稱之他為下南洋。
“下南洋”行為的高峰期是在鴉片戰爭後。
鴉片戰爭後至20世紀30年代，以契約華工的形式前往海外謀生的華人，數量將近千萬。
南洋又是華工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僅新加坡一地所轉運的華工，就超過500萬。
很顯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成為海外“華人”比例最高之國，與它的特殊位置和這段曆史是分不開的。
對“契約華工”一事推動最大的，是當時的大英帝國。
奴隸勞動力的使用，本質並不符合工業資本時代的需求。
這也使得英國在19世紀初，最早提出廢除奴隸貿易的國家。
並需要大量的“自由”勞動力，來解決廢奴後的人力資源問題。
另一方麵，中央之國麵臨著巨大的人口壓力，政治的積弱及時代的轉變。
也使得晚清政府不再把人口外流，視為洪水猛獸。
由於需求量巨大，契約華工的簽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很多拐、騙等強迫現象。
以至於曆史上，契約華工又在部分地區稱之為“豬仔”，簽約、轉運華工的行為則被稱之為“賣豬仔”。
然而將整個“契約華工”式的人口外流現象，視為一種變相的拐賣人口。
或者視為“黑奴”製度的變種並不客觀。
大部分流入海外華工，還是抱著“淘金”的目的，自願前往海外的。
“豬仔”一說，很大程度還是因為旅途、工作環境的惡劣，且需要用勞動償還出海的費用，導致喪失一段時間的人身自由。
英國對華工的招募行為，始於19世紀末對開發馬來半島資源開發。
不過最早這樣做的並不是英國而是荷蘭。
161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將位於巽他海峽東側的雅加達，定位為自己在東印度的政治、經濟中心。
彼時的雅加達規模還很小，為了自己在東南亞的長期經營。
荷蘭人不僅將馬來語的“雅加達”更名為荷蘭語的“巴達維亞”，二戰時改迴來了。
更開啟了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契約華工”群體也由此出現。
當地的馬來人的勞動效率問題，是荷蘭人決心引入華工的主要原因。
由於華人很早就開始在南洋各主要港口城市經商甚至定居。
精明的荷蘭商人很快便做出最經濟合理的決定：讓中國人來幫助他們建設殖民地。
不過單純將荷蘭人的招募對象稱為“華工”，倒也不是很準確。
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荷蘭人並不是直接招募中國人做工。
而是把工程或者商業項目，比如種植園包給有實力的中國人做，由後者再進行招募工作。
荷蘭人的這種承包式做法，使得“賣豬仔”一說，並沒有提早到17世紀初。
換句話說，當時前往爪哇等地謀生的中國人，基本是沒有強迫現象的。
整個過程，更像是一種基於各種“契約”而形成的戰略合作關係。
比如在18世紀初，有80%以上的種植園主是華人。
這種合作關係，使得前往荷蘭殖民地謀生的中國人，整體也獲取了不小的經濟利益。
並且在荷蘭人與馬來人之間，形成了一個中間階層的趨勢。
然而華人最終卻並沒有在荷屬東印度形成一個中間階層。
至於這一切是怎麽造成的，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的。
事實上，在包括印尼在內的東南亞各地。
華人並不需要特別的扶植政策，最終都可以做到主導當地經濟的程度。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是勤奮和危機意識。
由於四季交替，高緯度地區一年當中總有一段缺乏食物來源，需要依靠儲蓄來生存的日子。
同時，這種資源的相對匱乏，還會使得族群間的競爭更加激烈。
反觀緯度的熱帶地區，則大都以物產豐沛而著稱，缺幹旱地區除外，幾乎不用為食物來源問題感到困擾。
在自然、人文兩方麵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為勤奮及更有危機意識的溫帶民族，一般在競爭力上優勢明顯。
第二個原因是對教育的重視。
與世界其它溫帶地區不同的是，在華夏乃至整個東亞的文明基因中。
“知識改變命運”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