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神於北緯40度線的思考──1986年版代序
徐懷中
至今，隻要一提到唐山，我立即就會想起十年前那個淒冷的“7□28”清晨，來自唐山的地震波所引起的躁動和騷亂；而那個屬於唐山也屬於人類的“7□28”劫難日──它是怎樣到來的，又是怎樣逝去的？它究竟給我們這個星球留下了些什麽？卻始終是個“謎”。
作者錢鋼要解開這個“謎”的創作衝動，我不知緣自何時，隻記得他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學習期間，把第一學年的寒假、暑假，以及國慶節、新年和春節等幾個假日，幾乎全用在了對《唐山大地震》的采訪和寫作上。當時我對他說，春節還是要和家人一起過的。他說：“不，我要去唐山過節。”
在唐山地震十周年前夕，我看了他剛剛完成的手稿。迫不及待地一頁頁翻過去，我看到了那座在頃刻之間被毀滅了的城市，看到了那無數從廢墟上掙紮起來而忘記自己衣不遮體的男女，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麵的二十萬長眠者。在這裏，大自然的景觀和人的心靈世界的景觀迭加映照，宏觀的潑墨和微觀的工筆交融一體，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維和嚴肅科學的嚴肅命題對立而統一，逼真地畫出了一幅屬於唐山也屬於人類的“7□28”劫難日“全息攝影”圖。
有關唐山地震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紀實文學作品，當年曾有一些，但由於種種原因，給予讀者的多是那種“縮小了的災難、放大了的人”的模式化文字。尊重人與事的本體的大型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可說是第一部，在距“7□28”劫難日近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有如此強烈的震撼力。
尊重人與事的本體，應該是報告文學作家的基本素質。作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對猝然襲來的自然災難，不縮小，不諱言，而極寫其肆虐、其暴戾、其戕害；對劫難中的人的力量，不放大，不誇張，而以科學的嚴肅態度去展示人的抗爭力和堅韌性。兩者相互映襯，巨大的反差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瀕死的拂曉”是極寫災難的華彩片段，內中有不少雋永的文字……而在那災難的底色上，躍動著的是人──不屈不撓，生生不息的人！“渴生者”們如此，“在另一個世界裏”的盲人、犯人、精神病人，以及藍眼睛、褐眼睛的國際友人如此，那幸存的三千孤兒和十多萬救災部隊亦如此。的確，當我看到那一位“極美的石化了的姑娘”默默無語地“睡”去時，當我聽到盲人的三弦在無邊的廢墟上重新撥響時，當我隨著“最後的五位男子漢”爬出礦井複見久違十五天的太陽時，我內心感受到了一股強力的衝擊。我不否認，報告文學是一種主觀色彩較強的文學樣式，但若將過多的主觀意識穿插其間，往往容易有悖於人與事的本體。在《唐山大地震》中，作家盡可能地避免了正麵議論，而將主觀意識溶化到對素材的篩選過程中，滲透於“冷靜”的敘述文字裏，更多地采用了白描這一傳統手法，也采用了一些“口述實錄體”形式，看上去平常，卻標誌了作者在藝術上的圓熟。
近年來的報告文學創作中，被評論家們譽為“全景”、“全方位”的大型作品日趨見多，其中確實不乏成功之作。《唐山大地震》借鑒了一些“全景”、“全方位”的結構方法，選取不少頗為精彩的“點”，搭置了一個適當的框架。當然，框架並不等於容量，生活中不是常能見到長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單薄的人嗎？要寫出氣勢，寫出魂魄，寫出應有的內涵，還必須對題材本身作高層次的思考和理解。《唐山大地震》沒有直撲“抗震救災”這一既便當又討“巧”的角度，而是從人與自然的宏觀角度去俯視。寫自然，則極寫自然之博大廣袤、神秘莫測，可知的不可知的，矛盾的而又統一的，凡屬那片廢墟上的自然景觀悉數錄於筆下；寫人情世態，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質之外，筆觸所至，也開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如“搶劫風潮”中的惡，反常人的正常──如犯人請求搶險時的善，至於在“‘方舟’軼事”一節中展現的那個“大家庭”的組合與解體，“政治的一九七六”所透出的反常思維和心態，更足以讓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們去解釋一陣子了；寫人和自然的抗爭與和諧，也時見高度的筆觸輻射力，那發生在“飲恨者群像”中的科學爭論自不待說，那有關“7□28”這個“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的史料、外電報道，又向我們傳遞了多少有價值的信息？而作者凝神於那條詭秘的北緯40度線的思考，圍繞人和自然這個大主題所作的一番暢想，又為我們提出了多少新穎而有價值的問號啊！宏觀的俯視，會產生大量的思想和藝術功效，《唐山大地震》在這方麵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我記得錢鋼說過，這個“結束語”最初的標題是“地問”，不知為什麽舍棄了；我倒以為“地問”更見氣勢，即使以前有古人名篇《天問》，今人作一則“地問”又有何妨？
報告文學創作難免要依賴於采訪，隻是采訪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據，又常常使一些嚴肅的作家陷入苦惱。作者說他過去在接觸某些題材時也曾有這種苦惱，但對於《唐山大地震》的創作，他卻始終充滿自信。原來，他在當年的唐山抗震救災中有近三個月的親身經曆和感受。沒有這“近三個月”，也許他就不可能為我們勾畫出唐山火車站前那些“脖子上掛著縫紉機頭”、“腕上戴著兩塊手表”的孤兒，就不可能讓我們聽到那兩隻從動物園逃出的、在鳳凰山上“石雕一般”的狼發出的“酷似人聲的淒厲嗥叫”，就不可能有那些帶著淚珠的、騰著霧氣的、沾著血痕的真切而透明、鮮亮而生動的一個個細節，更不可能發出“我和我的唐山”那樣深情的唿喊！極而言之，如果不是那位“未諳世事的青年”身上揣著厚厚一疊尋人紙條，執拗地跟隨上海防疫隊奔赴唐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看到的這部長篇報告文學。
錢鋼是把《唐山大地震》作為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的畢業作品來寫的。這當然不隻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為今天和明天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地震學家、心理學家……為我們整個星球上的人們留下的一部關於大毀滅的真實記錄，一部關於蒙受了不可抵禦的災難的人的真實記錄，也留下了他的許多思考和疑問。作者在“我的結束語”中寫道：“我在為明天留取一個參照物，以證明人類畢竟是偉大的。”
是的，人類畢竟是偉大的。
徐懷中
至今，隻要一提到唐山，我立即就會想起十年前那個淒冷的“7□28”清晨，來自唐山的地震波所引起的躁動和騷亂；而那個屬於唐山也屬於人類的“7□28”劫難日──它是怎樣到來的，又是怎樣逝去的？它究竟給我們這個星球留下了些什麽？卻始終是個“謎”。
作者錢鋼要解開這個“謎”的創作衝動，我不知緣自何時，隻記得他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學習期間，把第一學年的寒假、暑假，以及國慶節、新年和春節等幾個假日，幾乎全用在了對《唐山大地震》的采訪和寫作上。當時我對他說，春節還是要和家人一起過的。他說：“不，我要去唐山過節。”
在唐山地震十周年前夕，我看了他剛剛完成的手稿。迫不及待地一頁頁翻過去，我看到了那座在頃刻之間被毀滅了的城市，看到了那無數從廢墟上掙紮起來而忘記自己衣不遮體的男女，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麵的二十萬長眠者。在這裏，大自然的景觀和人的心靈世界的景觀迭加映照，宏觀的潑墨和微觀的工筆交融一體，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維和嚴肅科學的嚴肅命題對立而統一，逼真地畫出了一幅屬於唐山也屬於人類的“7□28”劫難日“全息攝影”圖。
有關唐山地震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紀實文學作品，當年曾有一些，但由於種種原因，給予讀者的多是那種“縮小了的災難、放大了的人”的模式化文字。尊重人與事的本體的大型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可說是第一部，在距“7□28”劫難日近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有如此強烈的震撼力。
尊重人與事的本體，應該是報告文學作家的基本素質。作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對猝然襲來的自然災難，不縮小，不諱言，而極寫其肆虐、其暴戾、其戕害；對劫難中的人的力量，不放大，不誇張，而以科學的嚴肅態度去展示人的抗爭力和堅韌性。兩者相互映襯，巨大的反差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瀕死的拂曉”是極寫災難的華彩片段，內中有不少雋永的文字……而在那災難的底色上，躍動著的是人──不屈不撓，生生不息的人！“渴生者”們如此，“在另一個世界裏”的盲人、犯人、精神病人，以及藍眼睛、褐眼睛的國際友人如此，那幸存的三千孤兒和十多萬救災部隊亦如此。的確，當我看到那一位“極美的石化了的姑娘”默默無語地“睡”去時，當我聽到盲人的三弦在無邊的廢墟上重新撥響時，當我隨著“最後的五位男子漢”爬出礦井複見久違十五天的太陽時，我內心感受到了一股強力的衝擊。我不否認，報告文學是一種主觀色彩較強的文學樣式，但若將過多的主觀意識穿插其間，往往容易有悖於人與事的本體。在《唐山大地震》中，作家盡可能地避免了正麵議論，而將主觀意識溶化到對素材的篩選過程中，滲透於“冷靜”的敘述文字裏，更多地采用了白描這一傳統手法，也采用了一些“口述實錄體”形式，看上去平常，卻標誌了作者在藝術上的圓熟。
近年來的報告文學創作中，被評論家們譽為“全景”、“全方位”的大型作品日趨見多，其中確實不乏成功之作。《唐山大地震》借鑒了一些“全景”、“全方位”的結構方法，選取不少頗為精彩的“點”，搭置了一個適當的框架。當然，框架並不等於容量，生活中不是常能見到長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單薄的人嗎？要寫出氣勢，寫出魂魄，寫出應有的內涵，還必須對題材本身作高層次的思考和理解。《唐山大地震》沒有直撲“抗震救災”這一既便當又討“巧”的角度，而是從人與自然的宏觀角度去俯視。寫自然，則極寫自然之博大廣袤、神秘莫測，可知的不可知的，矛盾的而又統一的，凡屬那片廢墟上的自然景觀悉數錄於筆下；寫人情世態，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質之外，筆觸所至，也開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如“搶劫風潮”中的惡，反常人的正常──如犯人請求搶險時的善，至於在“‘方舟’軼事”一節中展現的那個“大家庭”的組合與解體，“政治的一九七六”所透出的反常思維和心態，更足以讓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們去解釋一陣子了；寫人和自然的抗爭與和諧，也時見高度的筆觸輻射力，那發生在“飲恨者群像”中的科學爭論自不待說，那有關“7□28”這個“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的史料、外電報道，又向我們傳遞了多少有價值的信息？而作者凝神於那條詭秘的北緯40度線的思考，圍繞人和自然這個大主題所作的一番暢想，又為我們提出了多少新穎而有價值的問號啊！宏觀的俯視，會產生大量的思想和藝術功效，《唐山大地震》在這方麵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我記得錢鋼說過，這個“結束語”最初的標題是“地問”，不知為什麽舍棄了；我倒以為“地問”更見氣勢，即使以前有古人名篇《天問》，今人作一則“地問”又有何妨？
報告文學創作難免要依賴於采訪，隻是采訪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據，又常常使一些嚴肅的作家陷入苦惱。作者說他過去在接觸某些題材時也曾有這種苦惱，但對於《唐山大地震》的創作，他卻始終充滿自信。原來，他在當年的唐山抗震救災中有近三個月的親身經曆和感受。沒有這“近三個月”，也許他就不可能為我們勾畫出唐山火車站前那些“脖子上掛著縫紉機頭”、“腕上戴著兩塊手表”的孤兒，就不可能讓我們聽到那兩隻從動物園逃出的、在鳳凰山上“石雕一般”的狼發出的“酷似人聲的淒厲嗥叫”，就不可能有那些帶著淚珠的、騰著霧氣的、沾著血痕的真切而透明、鮮亮而生動的一個個細節，更不可能發出“我和我的唐山”那樣深情的唿喊！極而言之，如果不是那位“未諳世事的青年”身上揣著厚厚一疊尋人紙條，執拗地跟隨上海防疫隊奔赴唐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看到的這部長篇報告文學。
錢鋼是把《唐山大地震》作為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的畢業作品來寫的。這當然不隻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為今天和明天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地震學家、心理學家……為我們整個星球上的人們留下的一部關於大毀滅的真實記錄，一部關於蒙受了不可抵禦的災難的人的真實記錄，也留下了他的許多思考和疑問。作者在“我的結束語”中寫道：“我在為明天留取一個參照物，以證明人類畢竟是偉大的。”
是的，人類畢竟是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