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這麽說,這是從兩個方麵講的。


    第一是賈詡的所謀略之奇之準,頗有些算無遺策的感覺,其所謀影響之巨,無愧於第一謀士之稱。


    第二是因為他是最典型意義上的權術家,不像諸葛亮身擔丞相之職,重在治國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將帥之任,長於領兵作戰。


    賈詡更無意於成為擁兵自重、稱霸一方的軍閥,他的身份永遠在幕後,他不斷地從某個將軍深厚的帷幕後閃身而出,表麵上是獻計,卻往往收到運籌帷幄的效果。


    賈詡給人的感覺是,像一個把謀略本身當作一種美,隻追求謀略才華之展示的唯美主義者:隻要自己的計謀有用武之地,他並不在乎江山變色,他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不是要真心輔佐他們。


    賈詡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張繡沒有遠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於張繡帳下,僅僅是因為張繡能夠對他言聽計從,能使他的謀略得以施展。


    東漢末年,禮教已無法維係人心,喊著忠義的人往往是舉著忠義的旗號,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個人在道德失範的同時,又要麵對風雨飄搖的亂世。


    在這個亂世裏麵,個體生命沒有任何保障,軍閥混戰、外族劫掠、強盜橫行、天災不斷,在這樣一個風雲變色的時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讓位於生存的需要。


    而這些矛盾在賈詡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銳突出。


    僻處西涼的武威,仁義禮教的道德規範本來就淡薄,與遊牧民族鬥爭與雜處的生驗、嚴峻的生存環境的考驗是賈詡不會去在意那些已經變得虛偽的道德,他的謀略隻是關注生存,以他和他周邊的人的生存為第一義,因為沒有精神束縛,他可以縱橫馳騁地展現自己的謀略才華。


    正是在這種精神自由中,他的謀略達到了權變的極至。


    賈詡是曆史的一顆明星,他以時代所賦予他的性格和才華,在不自覺中摧毀了一個滿目創痍的王朝體製。


    舊的體製不摧毀,新的個人及個人精神便不可能誕生。


    我們是無法簡單地用道德的眼光來評價賈詡這個奇人的。


    他像一個在亂世中遊戲人生的人。


    他追求權勢,但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他對哪個勢力都沒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滄桑沉浮他把施展才華看作一種樂趣,看著事件按照自己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你可以說他無情,但在那個時代,賈詡有理由選擇做一個旁觀者和唯美主義的權謀遊戲者。


    賈詡,身懷奇謀,膽識過人,閱曆繁複,誌節深沉。


    他的品質裏也許有著種種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但就客觀效果而論,東漢末年的天下大亂,他難辭其咎。


    當年陳壽撰三國誌時,曾將賈詡與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並列立傳,引起了注家裴鬆之的不滿。


    此事見仁見智,我覺得若撇開道德威望,先注重影響世事的深度,則賈詡與二荀並列,並無不當。


    雖然賈詡常以漢室忠臣自詡,也確曾有功於皇上,但他顯然更熱衷於放縱自己天賦的謀士才華,而較少計較千秋功名。


    在各路軍閥此起彼伏的混戰中,在漢獻帝由長安到洛陽的奔命過程中,在東西二京的喋血殺伐中,我們都能看到賈詡的智慧。


    董卓死後,司徒王允專權。


    王司徒隻是一個碌碌之輩,而且不知體恤,濫開殺戒之弊,他剛剛上台就殺掉了當時的文豪蔡邕。


    但風雨飄搖的漢朝江山畢竟獲得了短暫的喘息機會。董卓手下部將李傕和郭汜,王允若本著首惡既除,協從不問的態度,則這兩個手上握有兵權的家夥便會歸化朝廷,如此,因討伐董卓而起的關東諸雄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權且罷兵。


    中國曆史在步入這一章時,雖然會略嫌平淡,但於國於民,實屬大幸。


    剛愎無用的司徒王允,對李傕、郭汜下達了追殺令。隻有3000飛熊軍的李傕、郭汜等本來也想認命了,他們決定解散部隊,自己再分頭向大西北逃亡。


    如果這樣的話則王允雖然極為不明智,卻畢竟沒有種下惡果,東漢政權暫時還能遷延些時日。


    賈詡恰恰在此時脫影而出發表了一下宏論,李傕、郭汜對賈詡素來敬重,便洗耳恭聽。


    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遲也。”


    當年陳勝、吳廣被迫“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正與賈詡此時的想法相同。


    區別是,無論陳勝、吳廣還是李傕、郭汜,他們都屬當事者,而賈詡則完全是局外人,換言之,這一番建議,雖然可以救李傕、郭汜性命於一時,對賈詡則沒有絲毫好處。


    不然,當李、郭二人成功後欲封賈詡為“尚書仆射“,他也就不會堅決推辭了。


    “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賈詡話說得頗有自知之明。


    初平三年六月,李傕、郭汜打破長安城池,王允被戮,呂布出逃,屍遍長安。


    據說,董卓初死之時,三輔地區百姓尚有數十萬戶,經過李傕、郭汜的放兵劫掠,僅僅兩年間,民已“相食略盡“,好一片淒慘。


    一計可以危邦,片言可以亂國,正賈詡之謂也。


    他側身在殺人如麻的強盜身後,貌似藹然文士,一麵犯下滔天奇罪,一麵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這份能耐,孰能及之?


    你看他以一介遊士的身份閃身在某個諸侯說計道謀,甚至敢讓曹操甘拜下風。


    他年輕時雖也曾被人評為“有良、平之奇,初時察孝廉為郎,因疾病辭官,西還至汧,道上遇見氐人遊牧民族,和同行的數十人皆為他們所抓,賈詡便騙他們說:“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


    當時的太尉段熲,因為久為鎮邊大將,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稱是段熲外甥嚇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還與他盟誓後送他迴去,其餘的人卻都遇害了。


    史稱賈詡此舉是:“權以濟事,鹹此類也”,這個“權”字,用得頗為妥帖,體現了賈詡的深不可測。


    讓強盜俯首帖耳,單靠智慧肯定於事無補,靠膽量也過於籠統。


    因為賈詡身上同樣洋溢著一股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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