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出主意
重生不幹點啥事能行嗎 作者：人生豈可無酒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二，技術。
技術是投資合作的基礎，擁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一般技術入股都會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樣子；
三，牌照，也就是準入許可。
這個牌照是國家給出的市場準入，由於也是不可替代性，一般以許可入股，也會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四，土地和人力
這個也是不可替代性，隻有政府方麵才有能力和資格提供，一般占股也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五，市場。
這個市場開放當然也是不可替代，還是國家層麵才能夠給出的權利，應該算是屬於當地政府的，這部分也可以占股百分之二十。”
李玉新聽完眼睛就是一亮：
“那總說的這第三、四、五條，都是我們錦州市政府才能給出的，我們要求占百分之五十一沒有問題啊！”
那誌明苦笑道：
“玉新高官，您還記得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的話嗎？
魯迅先生曾在《無聲的中國》中寫道：
“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說在這裏開一個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許的。
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天窗了。”
這種先提出很大的要求來，也就是漫天要價，接著提出一個較小、較少的要求，等於給你一個坐地還錢的機會，在心理學上被稱為“拆屋效應”。
這也是在最適合談判中使用的策略。
你看他們一上來就提出要和我們合資經營，把錦州市政府排除在外，這種安排也符合大家的利益啊！
你看，投入資金的有利益迴報；
投入生產線和技術的也會有利益迴報；
錦州市政府投入土地，有稅收收入的迴報；
還有錦州市老百姓，也可以獲得勞動崗位的迴報。
可是咱們當然不能接受，因為我前麵說的這些個投入，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所以，偉東市長拒絕的時候，大家就都沒有異議，因為這個就是推出來給咱們拒絕的議案。
可是咱們呢？咱們直接就把底線給人家了。”
說到這裏，那誌明又看了一眼李玉新此時充滿懊悔的臉，接著話題一轉，說道：
“我說的這個國際慣例雖然差不多就是準則，可是今天咱們談的有兩個問題：
第一，許可不是隻有錦州市才能給出的，如果真的放任其他城市來競爭，咱們錦州市就不是唯一了。
第二，市場也不是錦州市的市場，而是華夏國的市場。
所以，這兩點要打折扣。
如果咱們錦州市政府這邊早做準備，把這幾點都說到前麵，直接提出占股百分之六十，就算到最後給他們讓一步，也可以占到百分之五十一。
可是今天咱們談判的時候，你直接報出百分之五十一。
雖然我知道這可能真是咱們錦州市這邊的底線，但是人家要是和你致氣，非得要求咱們這邊讓步，這事兒就沒法繼續下去。
所以，這個五十一是必須讓步了。”
李玉新就頹然地向椅子後麵倒了下去，對於將這件事兒完全交給劉偉東來處理，他覺得自己可能是錯了。
雖然自己也沒有這方麵的經驗，但是自己是願意“不恥下問”的人，有什麽不懂的就問人唄。
人這一輩子，誰也不能說啥都懂，你沒經曆過的事情多的去了。
有事情請教一下別人怎麽了？
可是現在也不是說這些的時候，就如那誌明所說，事情進行到了這裏，想想怎麽能盡量爭取合作成功吧。
畢竟，合作成功才是上級領導最想看到的，至於占股比例，實際上沒有哪個部門給出過，不得逾越的紅線。
想到這裏，李玉新重新坐好，又向那誌明請教：
“那總，按你的估計，這件事兒如果想要達成一致，最有可能的占股比例應該是哪個數值？”
那誌明真的有點兒佩服這位上位者，請教問題一再向自己這個有利益瓜葛的人請教。
可是你別說，自己還確實是真心地，幫著在這裏給他出主意，這難道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嗎？
那誌明想了想，也實在是不忍心再讓這位，真心為百姓著想的領導者勞心費力，就給出了一個建議：
“玉新高官，在後續的談判中，您可以增加一些人，不要就是一個偉東市長麵對大家。
雖然老外們非常喜歡在一個位置上用一個人就解決問題，我們卻不必如此。
你讓偉東市長在適當的時候提出讓土地管理部門出麵，把定價做出來，當然是按照國際標準定價。
然後再過一兩天，找個合適的時間拿出國家給出的允許合資的批文。
同時告知對方，這是今年國家給出的唯一批文，咱們已經拿到手了。
再過上一兩天，讓勞動局給出一個報告，列出錦州地區有多少有等級的產業工人，包括車、鉗、鉚、電、焊等。
再讓工會出麵，承諾由政府和工會一起，協調所有人員調入的工作，產生的糾紛和費用由錦州市政府負責。”
李玉新聽著聽著，臉上越來越有精神，可是聽到最後就有些懵了，斟酌著問道：
“這工人的問題有那麽重要？還要這麽正式的去說嗎？”
那誌明就笑了起來，那一臉如陽光般燦爛的笑容，頓時把和李玉新之間，本來有些沉重的交流變成了快樂的溝通：
“玉新高官，您絕對想不到，這件事兒在他們的眼裏，絕對是一頂一的大事兒。
如果搞不定這些工人的問題，他們都寧可不做這個項目。
這麽說吧，他們底特律這幾個企業，現在為什麽願意來跟我們談判，要在咱們這裏建廠投資呢？
因為他們的產業工人見天的遊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資福利，這些要求讓他們焦頭爛額。
即便那些工人非常懶惰，他們也不敢隨便開除工人，因為他們的法律不允許，工人控告的話，法院會判決他們敗訴，那是要賠償很大一筆錢的。
而對於那裏的資本家來說，他們最怕的部門不是政府，而是工會，因為工會代表的是工人這個群體。
技術是投資合作的基礎，擁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一般技術入股都會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樣子；
三，牌照，也就是準入許可。
這個牌照是國家給出的市場準入，由於也是不可替代性，一般以許可入股，也會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四，土地和人力
這個也是不可替代性，隻有政府方麵才有能力和資格提供，一般占股也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五，市場。
這個市場開放當然也是不可替代，還是國家層麵才能夠給出的權利，應該算是屬於當地政府的，這部分也可以占股百分之二十。”
李玉新聽完眼睛就是一亮：
“那總說的這第三、四、五條，都是我們錦州市政府才能給出的，我們要求占百分之五十一沒有問題啊！”
那誌明苦笑道：
“玉新高官，您還記得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的話嗎？
魯迅先生曾在《無聲的中國》中寫道：
“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說在這裏開一個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許的。
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天窗了。”
這種先提出很大的要求來，也就是漫天要價，接著提出一個較小、較少的要求，等於給你一個坐地還錢的機會，在心理學上被稱為“拆屋效應”。
這也是在最適合談判中使用的策略。
你看他們一上來就提出要和我們合資經營，把錦州市政府排除在外，這種安排也符合大家的利益啊！
你看，投入資金的有利益迴報；
投入生產線和技術的也會有利益迴報；
錦州市政府投入土地，有稅收收入的迴報；
還有錦州市老百姓，也可以獲得勞動崗位的迴報。
可是咱們當然不能接受，因為我前麵說的這些個投入，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所以，偉東市長拒絕的時候，大家就都沒有異議，因為這個就是推出來給咱們拒絕的議案。
可是咱們呢？咱們直接就把底線給人家了。”
說到這裏，那誌明又看了一眼李玉新此時充滿懊悔的臉，接著話題一轉，說道：
“我說的這個國際慣例雖然差不多就是準則，可是今天咱們談的有兩個問題：
第一，許可不是隻有錦州市才能給出的，如果真的放任其他城市來競爭，咱們錦州市就不是唯一了。
第二，市場也不是錦州市的市場，而是華夏國的市場。
所以，這兩點要打折扣。
如果咱們錦州市政府這邊早做準備，把這幾點都說到前麵，直接提出占股百分之六十，就算到最後給他們讓一步，也可以占到百分之五十一。
可是今天咱們談判的時候，你直接報出百分之五十一。
雖然我知道這可能真是咱們錦州市這邊的底線，但是人家要是和你致氣，非得要求咱們這邊讓步，這事兒就沒法繼續下去。
所以，這個五十一是必須讓步了。”
李玉新就頹然地向椅子後麵倒了下去，對於將這件事兒完全交給劉偉東來處理，他覺得自己可能是錯了。
雖然自己也沒有這方麵的經驗，但是自己是願意“不恥下問”的人，有什麽不懂的就問人唄。
人這一輩子，誰也不能說啥都懂，你沒經曆過的事情多的去了。
有事情請教一下別人怎麽了？
可是現在也不是說這些的時候，就如那誌明所說，事情進行到了這裏，想想怎麽能盡量爭取合作成功吧。
畢竟，合作成功才是上級領導最想看到的，至於占股比例，實際上沒有哪個部門給出過，不得逾越的紅線。
想到這裏，李玉新重新坐好，又向那誌明請教：
“那總，按你的估計，這件事兒如果想要達成一致，最有可能的占股比例應該是哪個數值？”
那誌明真的有點兒佩服這位上位者，請教問題一再向自己這個有利益瓜葛的人請教。
可是你別說，自己還確實是真心地，幫著在這裏給他出主意，這難道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嗎？
那誌明想了想，也實在是不忍心再讓這位，真心為百姓著想的領導者勞心費力，就給出了一個建議：
“玉新高官，在後續的談判中，您可以增加一些人，不要就是一個偉東市長麵對大家。
雖然老外們非常喜歡在一個位置上用一個人就解決問題，我們卻不必如此。
你讓偉東市長在適當的時候提出讓土地管理部門出麵，把定價做出來，當然是按照國際標準定價。
然後再過一兩天，找個合適的時間拿出國家給出的允許合資的批文。
同時告知對方，這是今年國家給出的唯一批文，咱們已經拿到手了。
再過上一兩天，讓勞動局給出一個報告，列出錦州地區有多少有等級的產業工人，包括車、鉗、鉚、電、焊等。
再讓工會出麵，承諾由政府和工會一起，協調所有人員調入的工作，產生的糾紛和費用由錦州市政府負責。”
李玉新聽著聽著，臉上越來越有精神，可是聽到最後就有些懵了，斟酌著問道：
“這工人的問題有那麽重要？還要這麽正式的去說嗎？”
那誌明就笑了起來，那一臉如陽光般燦爛的笑容，頓時把和李玉新之間，本來有些沉重的交流變成了快樂的溝通：
“玉新高官，您絕對想不到，這件事兒在他們的眼裏，絕對是一頂一的大事兒。
如果搞不定這些工人的問題，他們都寧可不做這個項目。
這麽說吧，他們底特律這幾個企業，現在為什麽願意來跟我們談判，要在咱們這裏建廠投資呢？
因為他們的產業工人見天的遊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資福利，這些要求讓他們焦頭爛額。
即便那些工人非常懶惰，他們也不敢隨便開除工人，因為他們的法律不允許，工人控告的話，法院會判決他們敗訴，那是要賠償很大一筆錢的。
而對於那裏的資本家來說，他們最怕的部門不是政府，而是工會，因為工會代表的是工人這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