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作丘賦的前一年，子產做了一件令貴族們大驚失色的事——鑄刑書！
西周以來，國君立了什麽法律條文，推出了什麽新的政令，都是以“懸象魏”的方式來公布的。
所謂“象”，早期（周初甚至周朝以前），受教育的人很少，識字的人寥若晨星，文字創造得也不多，所以，有什麽法律條令或政令，都是用一大塊紡織品，把法律條令畫成犯罪者受刑的解說性圖畫，以震懾、恐嚇老百姓（“以怖其民”），因此名之曰“象”，圖象的象。後來受教育的人多了，就改為直接用文字書寫，但“象”這個名稱則一直流傳了下來。
所謂“魏”，就是在天子和諸侯的王宮、侯宮的宮門上麵築起一個高台，高台中間建個房子（門屋），所以天子諸侯的宮門又稱“台門”。在門屋的兩旁再各建造一個重屋，使之高出於門屋之上，因為是兩邊的重屋高，中間的門屋低，中間似個缺口，所以重屋又被稱為“雙闕”；又因為重屋最高，可以在上麵向遠處觀望，又稱為“兩觀”，“魏”就是指兩觀和雙闕。而“象”總是懸掛在魏上麵的，所以叫懸象魏。
據《周禮》說，象通常是在正月初一那天懸掛，懸掛十天後就收起來。天子和諸侯之宮的宮城至少也得五六米高吧，城上築個高台，起碼也得三四米，魏建在高台上，離地有十多米，上麵掛一塊寫了字的象，字寫得再大，也沒幾個人能看清，何況又隻在王都或國都裏懸掛，其他城邑，以及廣大的野，根本不懸掛，而且懸掛時間還這麽短，等於沒公布，那根本就是成心不想讓老百姓知道！
法律條文不知道，有權的貴族們暗箱操作，營私舞弊，禍國殃民很是方便，為所欲為，這對國家的安定也是不利的，所以，後來諸侯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律和政令，於是就延長懸象魏的時間，不再是掛十天就收，而是長期地掛著。以魯國為證，魯哀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司鐸宮發生火災時，那象魏還懸掛著沒收起來，估計是全年懸掛的了。
子產鑄刑書，按杜預的解釋，就是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由不成文法變成了成文法。鑄了法律條文的鼎放在宗廟裏或其他老百姓能進去看的地方，讓大家去看。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普法，讓老百姓學法、懂法、守法，同時也可以以法律為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
這一創舉在今人看來，是一大進步，但在當時的貴族階層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貴族們罵啊！就連對子產一向很看重的晉國大夫叔向也向子產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給子產寫信說：“治理國家，靠的是禮儀和道德，如果靠法律，那麽老百姓便隻知有法，對貴族們就不恭敬了，大家都知道法律條文之後，就要照條文把自己的權利爭取到極限，這樣勢必引起在法律框架內的爭奪，國家就難以治理了。現在你治理鄭國，又是為田洫，又是立謗政（受到批評咒罵的政策，即作丘賦），又是鑄刑書，要想安定民眾，不也太難了嗎！在你的有生之年，鄭國就會衰敗。”
子產是這樣給叔向迴信的：“我公孫僑沒有才能，不能考慮到子孫的事，我的政策都隻是用來解決眼前的問題的。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怎敢忘記您賜教之恩！”
事實證明，子產是對的，普法是時代的需要，所以，二十多年後，晉國的執政趙鞅也有樣學樣，鑄了刑鼎。結果招致孔聖人的指責：“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老百姓隻要看看鼎上的條文就知道什麽罪行該定什麽罪，老百姓就都以刑鼎為準則了，對貴族的宣判也就敢質疑了，貴族被質疑，那就失去了尊貴，不能暗箱操作了，貴族也就失去了神秘性和權威性，還有什麽令小民恐懼的權威？
叔向和孔子的批評指責，其目的倒不是為了維護貴族們黑箱操作、營私舞弊的權利，而是為了維護禮。在他們看來，有了偉大的禮就夠了，隻要拚命提倡禮，提倡到人人知禮、守禮，還怎麽可能有人做壞事？還需要什麽法呀刑呀的？可是，人人守禮知禮，那是空想級別的理想，在現實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很多時候，是天子、諸侯在帶頭破壞禮，你怎麽維護？就算在大聖人武王、周公的統治時代，也照樣有法，那就是所謂《九刑》，它是周代的刑書，今已亡佚。可以肯定的是，從西周到春秋，全國各地一直都在沿用這《九刑》。公元前680年，鄭厲公恩將仇報地殺掉弑君後迎接他迴國複位的大夫付瑕時，依據的是《九刑》；公元前609年，季文子驅逐弑父後投奔魯國的莒太子仆時，依據的還是《九刑》！《九刑》，顧名思義，其條款是非常少的，很簡單的一部刑書，在西周和春秋初期，人口少，人的生活簡單且單調，人也沒那麽多花花腸子，犯罪的種類也少，所以，有《九刑》就夠應付了。可到了子產這時代，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生產的糧食多了，人口越來越多，社會越來越複雜，人的花花腸子也越來越多，犯罪情況也複雜化了，那原始落後的《九刑》已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刑法條款必須大大增加，條款多了，貴族營私舞弊更加方便，所以才不得不把它們公布出來，以免亂套。
西周以來，國君立了什麽法律條文，推出了什麽新的政令，都是以“懸象魏”的方式來公布的。
所謂“象”，早期（周初甚至周朝以前），受教育的人很少，識字的人寥若晨星，文字創造得也不多，所以，有什麽法律條令或政令，都是用一大塊紡織品，把法律條令畫成犯罪者受刑的解說性圖畫，以震懾、恐嚇老百姓（“以怖其民”），因此名之曰“象”，圖象的象。後來受教育的人多了，就改為直接用文字書寫，但“象”這個名稱則一直流傳了下來。
所謂“魏”，就是在天子和諸侯的王宮、侯宮的宮門上麵築起一個高台，高台中間建個房子（門屋），所以天子諸侯的宮門又稱“台門”。在門屋的兩旁再各建造一個重屋，使之高出於門屋之上，因為是兩邊的重屋高，中間的門屋低，中間似個缺口，所以重屋又被稱為“雙闕”；又因為重屋最高，可以在上麵向遠處觀望，又稱為“兩觀”，“魏”就是指兩觀和雙闕。而“象”總是懸掛在魏上麵的，所以叫懸象魏。
據《周禮》說，象通常是在正月初一那天懸掛，懸掛十天後就收起來。天子和諸侯之宮的宮城至少也得五六米高吧，城上築個高台，起碼也得三四米，魏建在高台上，離地有十多米，上麵掛一塊寫了字的象，字寫得再大，也沒幾個人能看清，何況又隻在王都或國都裏懸掛，其他城邑，以及廣大的野，根本不懸掛，而且懸掛時間還這麽短，等於沒公布，那根本就是成心不想讓老百姓知道！
法律條文不知道，有權的貴族們暗箱操作，營私舞弊，禍國殃民很是方便，為所欲為，這對國家的安定也是不利的，所以，後來諸侯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律和政令，於是就延長懸象魏的時間，不再是掛十天就收，而是長期地掛著。以魯國為證，魯哀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司鐸宮發生火災時，那象魏還懸掛著沒收起來，估計是全年懸掛的了。
子產鑄刑書，按杜預的解釋，就是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由不成文法變成了成文法。鑄了法律條文的鼎放在宗廟裏或其他老百姓能進去看的地方，讓大家去看。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普法，讓老百姓學法、懂法、守法，同時也可以以法律為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
這一創舉在今人看來，是一大進步，但在當時的貴族階層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貴族們罵啊！就連對子產一向很看重的晉國大夫叔向也向子產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給子產寫信說：“治理國家，靠的是禮儀和道德，如果靠法律，那麽老百姓便隻知有法，對貴族們就不恭敬了，大家都知道法律條文之後，就要照條文把自己的權利爭取到極限，這樣勢必引起在法律框架內的爭奪，國家就難以治理了。現在你治理鄭國，又是為田洫，又是立謗政（受到批評咒罵的政策，即作丘賦），又是鑄刑書，要想安定民眾，不也太難了嗎！在你的有生之年，鄭國就會衰敗。”
子產是這樣給叔向迴信的：“我公孫僑沒有才能，不能考慮到子孫的事，我的政策都隻是用來解決眼前的問題的。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怎敢忘記您賜教之恩！”
事實證明，子產是對的，普法是時代的需要，所以，二十多年後，晉國的執政趙鞅也有樣學樣，鑄了刑鼎。結果招致孔聖人的指責：“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老百姓隻要看看鼎上的條文就知道什麽罪行該定什麽罪，老百姓就都以刑鼎為準則了，對貴族的宣判也就敢質疑了，貴族被質疑，那就失去了尊貴，不能暗箱操作了，貴族也就失去了神秘性和權威性，還有什麽令小民恐懼的權威？
叔向和孔子的批評指責，其目的倒不是為了維護貴族們黑箱操作、營私舞弊的權利，而是為了維護禮。在他們看來，有了偉大的禮就夠了，隻要拚命提倡禮，提倡到人人知禮、守禮，還怎麽可能有人做壞事？還需要什麽法呀刑呀的？可是，人人守禮知禮，那是空想級別的理想，在現實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很多時候，是天子、諸侯在帶頭破壞禮，你怎麽維護？就算在大聖人武王、周公的統治時代，也照樣有法，那就是所謂《九刑》，它是周代的刑書，今已亡佚。可以肯定的是，從西周到春秋，全國各地一直都在沿用這《九刑》。公元前680年，鄭厲公恩將仇報地殺掉弑君後迎接他迴國複位的大夫付瑕時，依據的是《九刑》；公元前609年，季文子驅逐弑父後投奔魯國的莒太子仆時，依據的還是《九刑》！《九刑》，顧名思義，其條款是非常少的，很簡單的一部刑書，在西周和春秋初期，人口少，人的生活簡單且單調，人也沒那麽多花花腸子，犯罪的種類也少，所以，有《九刑》就夠應付了。可到了子產這時代，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生產的糧食多了，人口越來越多，社會越來越複雜，人的花花腸子也越來越多，犯罪情況也複雜化了，那原始落後的《九刑》已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刑法條款必須大大增加，條款多了，貴族營私舞弊更加方便，所以才不得不把它們公布出來，以免亂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