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坳村設立了村民“紅黑榜”並進行公示，紅榜上公布了徐家坳村獲得“最美誌願者”、“最美家庭”。“最美婆婆”，“最美媳婦”等頭銜的多名村民及其事跡，紅榜上的村民都配上了照片，黑榜村民沒有照片，隻有姓名。
黑榜上隻公示一個人，此人是徐家強的本家叔叔徐茂修，人送外號“徐老歪”，是個典型的“躺平式村民”。
徐茂修平日無所事事，生活漫無目的，小農意識，追求較低，脫貧致富願望不強，自身發展動力不足，懶惰思想嚴重。
“‘脫貧致富願望不強’的村民該不該上黑榜公示？”村民們問。
桃花鎮黨高官王雪琴說：“徐家坳村在村裏設立‘紅黑榜’是為了鼓勵先進、激勵後進，這種做法是當下不少地方文明創建的一種創新，主要是通過村民自治等形式，加強道德教化，引領村風民風。
一般來說，紅榜不會有多大爭議，設定的條款也比較合理科學。隻是黑榜就比較謹慎了，畢竟這關乎人的臉麵，而於國人來說，講麵子真是比較大的一件事情。
就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凡是上黑榜的，一般都是涉及違法犯罪之類的情形。不過，說句實話，很少有真正把黑榜公示出來的，畢竟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還真不好辦，即使是有違法犯罪行為的村民，恐怕也不一定就上了黑榜。
在有的地方，為了平衡紅黑之衝突，還設置了一個黃榜。
就當前的基層社會治理來說，如何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真正引領良好的社會風氣，還真是一件比較難辦的事情。
這些年，不少地方探索紅黑榜、道德銀行、道德積分等方式，希望通過評選表彰、獎勵互助、物質激勵等方式，不斷提升文明水平，應該要予以鼓勵和提倡。
就上述的黑榜名單而言，我覺得有一點值得商榷，就是其被評上黑榜的理由，不太充分，也難以找到足夠的合法性。
從其表述來看，其人主要表現就是‘懶惰’，‘懶惰’當然不好，但是不是就夠得上黑榜？這讓我想起上個世紀讀小學時，當時的確有學生因為沒有完成家庭作業，結果被老師責令掛上‘懶漢’的牌子，站在操場示眾。
這位村民其實也在示眾，好在沒有貼上照片。
其實，在脫貧工作當中，的確有類似的懶惰村民，他們隻是想著‘等靠要’，不願意吃苦，不想勤勞致富，甚至是拿著扶貧款去打牌賭博，實在讓基層幹部大傷腦筋，以致於後來有人提出‘扶貧先扶智’的問題。
或許，當下的躺平都是不允許的，必須要遭到批評教育。
但是，在我看來，可以批評教育，如果村民要上黑榜，還得真要有‘黑’的行為或結果，至少要以法律為底線。何況一個良好的法治社會，即使是違法犯罪分子，也不能隨意示眾，包括姓名也常常以‘某某’出現，盡管老百姓對此頗有怨言、十分不解，覺得一個違法犯罪分子，為什麽不能公布他們的姓名？
所以，實行紅黑榜可以探索推進，卻要以法治為保障，切實與自治、德治相融合，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促進鄉風文明。”
“村民因‘致富願望不強’被上黑榜公示，誰該反思？”村民們又問。
王雪琴說：“貧窮不是罪過，‘脫貧致富願望不強’更不是‘製度性羞辱’的理由，打著‘杜絕不文明行為’的旗號討伐個人生活態度，這種方式本身‘文明’嗎？
實際上，麵對‘脫貧致富願望不強’的村民，非但不應該大加撻伐，反而應該躬身自省，村民為什麽‘脫貧致富願望不強’？是自身能力不足導致的缺乏信心動力，還是客觀條件有限造成了畏難情緒？辨明村民的實際需求，才能激活貧困群眾的造血功能，拔掉思想上的窮根。扶貧工作貴在精準，相比起那些浮於表麵的評價榜單，深入了解困難群眾的心理狀態和生活情況，在此基礎上開展有針對性的幫扶行動，才是解決‘脫貧致富願望不強’問題的關鍵所在。”
有的村民認為人和人差距很大的，永遠不要想著改變別人。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的人追求財富和權利，有的人追求豐富的經曆，有的人追求活得夠長，有的人追求活的有意義，有的人追求改變世界，人各有誌。
還有的村民則讚成這種做法，認為這個榜設的挺好，對督促後進很有用！
為了脫貧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徐家坳與楊家坳接續推進鄉村振興，鞏固脫貧成果，促進兩村農民增收。
楊家坳村支書楊進堂上：“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接續推進鄉村振興，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全村上下把鞏固脫貧成果、促進農民增收，當作一項必須抓緊抓好的政治責任、政治任務。
為確保村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切實維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戰取得的成果，村委堅決落實‘四個不摘’要求，下大力氣穩固脫貧基礎，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對脫貧戶和監測對象落實到戶到人幫扶措施，對年人均純收入1萬元以下、有勞動力的脫貧家庭開展‘一對一’重點幫扶。”
徐家強說：“為了讓脫貧群眾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隊，堅持把一切為了農民增收特別是脫貧人口增收作為中心任務和鮮明工作導向，通過實施產業增量提質、鄉村旅遊、建立完善聯農帶農機製、發展村集體經濟、培育致富帶頭人、實施農業市場主體倍增行動、消費幫扶等方式，千方百計拓寬增收渠道。
增加脫貧人口收入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關鍵。將持續錨定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三年行動目標，以更堅定的信心、更務實的作風、更有力的舉措，促進脫貧人口和監測對象持續增收，以更高質量的脫貧成果鞏固，為鄉村振興築牢根基。”
“讓黨組織強起來，帶領村民穩脫貧能致富。”楊進堂說。
“歸雁‘能人’示範帶動鄉村發展，助力村民增收致富，推動農業生產向著規模化、市場化、專業化發展，助力群眾增收致富，激發鄉村振興新動能。”徐家強說。
“農村低保要改革了，不光會扶貧，還會約束好村幹部村霸！”楊進堂說。
“並不是所有的貧困戶都需要補助，貧窮但具備以下問題的人將不會擁有低保資格一是好逸惡勞、有勞動能力的；二是因婚禮導致舉債致貧；三是酗酒、賭錢等不良行為的；四是有土地可以種，但不去種田，靠低保生活的。”徐家強說。
“排查力度加大，避免聯係低保，情麵低保等，如果發現將持久撤銷低保資格，還會追究法律責任。同時國家出台治標治本的解決方案，即從村幹部選舉上開始，根本上杜絕低保被冒領，克扣的問題。”楊進堂說。
王雪琴說：“農村人的生活，除了土地之外就是外出打工。兩者如果能有一個可以的話，生活基本上還是可以有保障的。但是很多農村的家庭卻沒有一樣可以維持生活的，這樣的家庭就是我們口中的貧困戶。這樣的家庭一般都是殘缺不全的，有的是無兒無女，有的是兒女殘疾不能照顧自己。此時能給他們提供幫助的，就是隻有國家的低保政策。作為一項福利政策，應該是盡量去幫助哪些有需要的家庭，而不是變成某些人謀取私利的手段。”
“失去勞動能力的三級肢體殘疾人享不享受低保？”徐家強問。
“如果僅憑三級殘疾證，不能辦低保，但是當事人有三級殘疾證，還有其他能證明自己的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材料的，可以依法向戶籍所在地的街道辦事處或者鎮人民政府申請低保。”王雪琴說。
“三級殘疾人每月可以領多少補貼？”徐家強又問。
“三級殘疾人國家補助金額如下：享受低保待遇的殘疾人，按照每月100元的標準；未享受低保待遇的、失業且無穩定性收入的殘疾程度為一級、二級、三級的精神殘疾人和智力殘疾人，殘疾程度為一級、二級的肢體殘疾人和視力殘疾人，按其戶籍類別參照城市或農村低保標準按月給予一定生活補助。”王雪琴說。
“每個月100元錢太少了，我們能不能從村福利基金給殘疾人生活保障金？”徐家強再問。
“能，除了扶弱助殘之外，按照新時代文明實踐標準舉行的婚禮，不大操大辦的，福利基金也會進行補貼，每年的結餘積累到下一年，基金用於扶弱助殘和特定的人群。”王雪琴說。
“現在桃花鎮33個村，村村都有了福利基金，根據各村的經濟發展狀況，基金有多有少。你們村是怎麽做的？”王雪琴問徐家強。
“這筆基金有專門的人管理，黨員村民代表大會每次都要進行公示，例如去照顧村裏弱勢家庭，哪個村民去的，多少錢，都有照片有記錄。”徐家強說。
王雪琴說：“‘村福利基金’的設立和運行代表了黨對弱勢家、困難群體的一份暖心，進一步增強社會救助力量，為底線民生、基本民生、質量民生保障提供新活力、新途徑、新方式。同時，也推動社會救助理念從被動救助向主動救助轉變，困難群眾沒有來求助，也要及時發現、及時介入、即時救助。”
在桃花村就有這麽一戶人家，一位70多歲的殘疾老人，照顧兩個未成年的孫子。老人家有一個兒子，但是兒子多年前因為妻子跟被人跑了，變得精神失常。後來一次外出，就再也沒有迴來過。就這樣老人家照顧兩個孫子依靠家裏的幾畝地艱難度日。由於身有殘疾，農活都是由鄰居幫忙完成的。這一點微薄的收入讓這個殘缺的家庭變得一場清苦。很多人都勸老人家去申請一個低保，至少可以多一點生活上的補助。於是老人推著輪椅跑了很多次的村委會，去讓村幹部幫助申請低保。得到的迴複不是條件不符合就是等候消息。就這樣一直拖到現在也沒辦成一個低保。
由於農村假低保事件的頻繁發生，上級部門逐漸也重視起來，開展了低保的排查工作，具體的內容就是走訪貧困戶家庭，看看這些貧困戶家庭，是不是真的符合吃低保的條件。很快走訪組，來到了桃花村，並且開始在村裏到處走訪，此時好心的村民給老人出了一個注意，讓老人推著輪椅到走訪組那裏說明情況，看看能不能盡快的落實自己的低保。老人去的時候，很多熱心的村民也都跟著去了。其實很多的村民對於農村低保都是非常不滿的，隻是礙於形勢都是選擇保持緘默。但是此時聽說上級下來排查了，都想把自己的想法說一說，不管有沒有用，至少心裏痛快了。
當走訪組詢問村裏低保現狀的時候，很多村民的話匣子一下子打開了。說什麽的都有，但是說的最多的就是關於這位老人的。
有的村民說：“你們覺得這樣的生活困難的家庭，應不應該吃低保。”
走訪組的人員說到：“應該的。”
村民又接著說到：“那為啥她申請了這麽多次這麽長時間一直都沒有申請到呢？”
此時旁邊的村幹部搭話到：“她的低保申請已經遞上去了，等上麵批準就可以了。”
其他村民說到：“你每次都說遞上去了，可以等了一年了咋還沒有結果。你們是不是壓根就沒遞上去，就是在敷衍人家。”
眼見群情激憤，走訪組的領導對村幹部說：“這樣的應該吃的低保的。”
村幹部點頭說：“是，我們會注意辦理的。”
就在走訪組走的第二天，村裏的幹部就到這位殘疾老人家裏，要戶口本身份證等證件，說可以給老人家辦理低保戶了。這期間村幹部不止一次的來到，老人的家裏，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為了盡快的給老人家辦好的低保。
很多人看到這裏想必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為啥村民跑十次都辦不成的事情，領導一句話的事情就可以辦成了。村幹部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領導服務的，這樣的辦事態度，讓村裏的百姓怎麽看待我們的村幹部呢？
如果換作以前，肯定沒有村民敢這麽當著村幹部的麵說村裏的事情，而此時很多的村民卻都積極發言，表達自己內心的不滿。說民村民們已經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不僅如此，這件事件也側麵的說明了，農村人不再是以前膽小怕事的形象，隨著眼界的開闊，越來越多的農民敢於起身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了。
王雪琴說：“農村人生活本就不易，靠天吃飯辛苦勞作，為何很多人卻要從貧苦大眾的身上攫取利益了？”
“以前光靠種地，農民的生活僅能溫飽。現在除了種地之外，還可以外出打工，生活上雖然有了提高，但是生活質量卻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徐家強說。
“為什麽？”王雪琴問。
“因為很農村家庭都是異地分居，過著家人分離的生活。尤其是很多的農村貧困家庭，本來就生活的十分艱難，難得有好的政策可以幫助自己，自己卻無法獲得，內心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徐家強說。
“當那些家庭殷實，卻安享低保的家庭在慶祝盛世繁華的時候，可曾想到還有很多家庭在生存的溫飽線上苦苦掙紮呢？”王雪琴不解地問。
“這就反映了黨員幹部的黨性問題，也反映了他們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態度。”徐家強說。
黑榜上隻公示一個人，此人是徐家強的本家叔叔徐茂修，人送外號“徐老歪”，是個典型的“躺平式村民”。
徐茂修平日無所事事，生活漫無目的，小農意識，追求較低，脫貧致富願望不強，自身發展動力不足，懶惰思想嚴重。
“‘脫貧致富願望不強’的村民該不該上黑榜公示？”村民們問。
桃花鎮黨高官王雪琴說：“徐家坳村在村裏設立‘紅黑榜’是為了鼓勵先進、激勵後進，這種做法是當下不少地方文明創建的一種創新，主要是通過村民自治等形式，加強道德教化，引領村風民風。
一般來說，紅榜不會有多大爭議，設定的條款也比較合理科學。隻是黑榜就比較謹慎了，畢竟這關乎人的臉麵，而於國人來說，講麵子真是比較大的一件事情。
就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凡是上黑榜的，一般都是涉及違法犯罪之類的情形。不過，說句實話，很少有真正把黑榜公示出來的，畢竟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還真不好辦，即使是有違法犯罪行為的村民，恐怕也不一定就上了黑榜。
在有的地方，為了平衡紅黑之衝突，還設置了一個黃榜。
就當前的基層社會治理來說，如何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真正引領良好的社會風氣，還真是一件比較難辦的事情。
這些年，不少地方探索紅黑榜、道德銀行、道德積分等方式，希望通過評選表彰、獎勵互助、物質激勵等方式，不斷提升文明水平，應該要予以鼓勵和提倡。
就上述的黑榜名單而言，我覺得有一點值得商榷，就是其被評上黑榜的理由，不太充分，也難以找到足夠的合法性。
從其表述來看，其人主要表現就是‘懶惰’，‘懶惰’當然不好，但是不是就夠得上黑榜？這讓我想起上個世紀讀小學時，當時的確有學生因為沒有完成家庭作業，結果被老師責令掛上‘懶漢’的牌子，站在操場示眾。
這位村民其實也在示眾，好在沒有貼上照片。
其實，在脫貧工作當中，的確有類似的懶惰村民，他們隻是想著‘等靠要’，不願意吃苦，不想勤勞致富，甚至是拿著扶貧款去打牌賭博，實在讓基層幹部大傷腦筋，以致於後來有人提出‘扶貧先扶智’的問題。
或許，當下的躺平都是不允許的，必須要遭到批評教育。
但是，在我看來，可以批評教育，如果村民要上黑榜，還得真要有‘黑’的行為或結果，至少要以法律為底線。何況一個良好的法治社會，即使是違法犯罪分子，也不能隨意示眾，包括姓名也常常以‘某某’出現，盡管老百姓對此頗有怨言、十分不解，覺得一個違法犯罪分子，為什麽不能公布他們的姓名？
所以，實行紅黑榜可以探索推進，卻要以法治為保障，切實與自治、德治相融合，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促進鄉風文明。”
“村民因‘致富願望不強’被上黑榜公示，誰該反思？”村民們又問。
王雪琴說：“貧窮不是罪過，‘脫貧致富願望不強’更不是‘製度性羞辱’的理由，打著‘杜絕不文明行為’的旗號討伐個人生活態度，這種方式本身‘文明’嗎？
實際上，麵對‘脫貧致富願望不強’的村民，非但不應該大加撻伐，反而應該躬身自省，村民為什麽‘脫貧致富願望不強’？是自身能力不足導致的缺乏信心動力，還是客觀條件有限造成了畏難情緒？辨明村民的實際需求，才能激活貧困群眾的造血功能，拔掉思想上的窮根。扶貧工作貴在精準，相比起那些浮於表麵的評價榜單，深入了解困難群眾的心理狀態和生活情況，在此基礎上開展有針對性的幫扶行動，才是解決‘脫貧致富願望不強’問題的關鍵所在。”
有的村民認為人和人差距很大的，永遠不要想著改變別人。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的人追求財富和權利，有的人追求豐富的經曆，有的人追求活得夠長，有的人追求活的有意義，有的人追求改變世界，人各有誌。
還有的村民則讚成這種做法，認為這個榜設的挺好，對督促後進很有用！
為了脫貧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徐家坳與楊家坳接續推進鄉村振興，鞏固脫貧成果，促進兩村農民增收。
楊家坳村支書楊進堂上：“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接續推進鄉村振興，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全村上下把鞏固脫貧成果、促進農民增收，當作一項必須抓緊抓好的政治責任、政治任務。
為確保村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切實維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戰取得的成果，村委堅決落實‘四個不摘’要求，下大力氣穩固脫貧基礎，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對脫貧戶和監測對象落實到戶到人幫扶措施，對年人均純收入1萬元以下、有勞動力的脫貧家庭開展‘一對一’重點幫扶。”
徐家強說：“為了讓脫貧群眾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隊，堅持把一切為了農民增收特別是脫貧人口增收作為中心任務和鮮明工作導向，通過實施產業增量提質、鄉村旅遊、建立完善聯農帶農機製、發展村集體經濟、培育致富帶頭人、實施農業市場主體倍增行動、消費幫扶等方式，千方百計拓寬增收渠道。
增加脫貧人口收入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關鍵。將持續錨定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三年行動目標，以更堅定的信心、更務實的作風、更有力的舉措，促進脫貧人口和監測對象持續增收，以更高質量的脫貧成果鞏固，為鄉村振興築牢根基。”
“讓黨組織強起來，帶領村民穩脫貧能致富。”楊進堂說。
“歸雁‘能人’示範帶動鄉村發展，助力村民增收致富，推動農業生產向著規模化、市場化、專業化發展，助力群眾增收致富，激發鄉村振興新動能。”徐家強說。
“農村低保要改革了，不光會扶貧，還會約束好村幹部村霸！”楊進堂說。
“並不是所有的貧困戶都需要補助，貧窮但具備以下問題的人將不會擁有低保資格一是好逸惡勞、有勞動能力的；二是因婚禮導致舉債致貧；三是酗酒、賭錢等不良行為的；四是有土地可以種，但不去種田，靠低保生活的。”徐家強說。
“排查力度加大，避免聯係低保，情麵低保等，如果發現將持久撤銷低保資格，還會追究法律責任。同時國家出台治標治本的解決方案，即從村幹部選舉上開始，根本上杜絕低保被冒領，克扣的問題。”楊進堂說。
王雪琴說：“農村人的生活，除了土地之外就是外出打工。兩者如果能有一個可以的話，生活基本上還是可以有保障的。但是很多農村的家庭卻沒有一樣可以維持生活的，這樣的家庭就是我們口中的貧困戶。這樣的家庭一般都是殘缺不全的，有的是無兒無女，有的是兒女殘疾不能照顧自己。此時能給他們提供幫助的，就是隻有國家的低保政策。作為一項福利政策，應該是盡量去幫助哪些有需要的家庭，而不是變成某些人謀取私利的手段。”
“失去勞動能力的三級肢體殘疾人享不享受低保？”徐家強問。
“如果僅憑三級殘疾證，不能辦低保，但是當事人有三級殘疾證，還有其他能證明自己的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材料的，可以依法向戶籍所在地的街道辦事處或者鎮人民政府申請低保。”王雪琴說。
“三級殘疾人每月可以領多少補貼？”徐家強又問。
“三級殘疾人國家補助金額如下：享受低保待遇的殘疾人，按照每月100元的標準；未享受低保待遇的、失業且無穩定性收入的殘疾程度為一級、二級、三級的精神殘疾人和智力殘疾人，殘疾程度為一級、二級的肢體殘疾人和視力殘疾人，按其戶籍類別參照城市或農村低保標準按月給予一定生活補助。”王雪琴說。
“每個月100元錢太少了，我們能不能從村福利基金給殘疾人生活保障金？”徐家強再問。
“能，除了扶弱助殘之外，按照新時代文明實踐標準舉行的婚禮，不大操大辦的，福利基金也會進行補貼，每年的結餘積累到下一年，基金用於扶弱助殘和特定的人群。”王雪琴說。
“現在桃花鎮33個村，村村都有了福利基金，根據各村的經濟發展狀況，基金有多有少。你們村是怎麽做的？”王雪琴問徐家強。
“這筆基金有專門的人管理，黨員村民代表大會每次都要進行公示，例如去照顧村裏弱勢家庭，哪個村民去的，多少錢，都有照片有記錄。”徐家強說。
王雪琴說：“‘村福利基金’的設立和運行代表了黨對弱勢家、困難群體的一份暖心，進一步增強社會救助力量，為底線民生、基本民生、質量民生保障提供新活力、新途徑、新方式。同時，也推動社會救助理念從被動救助向主動救助轉變，困難群眾沒有來求助，也要及時發現、及時介入、即時救助。”
在桃花村就有這麽一戶人家，一位70多歲的殘疾老人，照顧兩個未成年的孫子。老人家有一個兒子，但是兒子多年前因為妻子跟被人跑了，變得精神失常。後來一次外出，就再也沒有迴來過。就這樣老人家照顧兩個孫子依靠家裏的幾畝地艱難度日。由於身有殘疾，農活都是由鄰居幫忙完成的。這一點微薄的收入讓這個殘缺的家庭變得一場清苦。很多人都勸老人家去申請一個低保，至少可以多一點生活上的補助。於是老人推著輪椅跑了很多次的村委會，去讓村幹部幫助申請低保。得到的迴複不是條件不符合就是等候消息。就這樣一直拖到現在也沒辦成一個低保。
由於農村假低保事件的頻繁發生，上級部門逐漸也重視起來，開展了低保的排查工作，具體的內容就是走訪貧困戶家庭，看看這些貧困戶家庭，是不是真的符合吃低保的條件。很快走訪組，來到了桃花村，並且開始在村裏到處走訪，此時好心的村民給老人出了一個注意，讓老人推著輪椅到走訪組那裏說明情況，看看能不能盡快的落實自己的低保。老人去的時候，很多熱心的村民也都跟著去了。其實很多的村民對於農村低保都是非常不滿的，隻是礙於形勢都是選擇保持緘默。但是此時聽說上級下來排查了，都想把自己的想法說一說，不管有沒有用，至少心裏痛快了。
當走訪組詢問村裏低保現狀的時候，很多村民的話匣子一下子打開了。說什麽的都有，但是說的最多的就是關於這位老人的。
有的村民說：“你們覺得這樣的生活困難的家庭，應不應該吃低保。”
走訪組的人員說到：“應該的。”
村民又接著說到：“那為啥她申請了這麽多次這麽長時間一直都沒有申請到呢？”
此時旁邊的村幹部搭話到：“她的低保申請已經遞上去了，等上麵批準就可以了。”
其他村民說到：“你每次都說遞上去了，可以等了一年了咋還沒有結果。你們是不是壓根就沒遞上去，就是在敷衍人家。”
眼見群情激憤，走訪組的領導對村幹部說：“這樣的應該吃的低保的。”
村幹部點頭說：“是，我們會注意辦理的。”
就在走訪組走的第二天，村裏的幹部就到這位殘疾老人家裏，要戶口本身份證等證件，說可以給老人家辦理低保戶了。這期間村幹部不止一次的來到，老人的家裏，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為了盡快的給老人家辦好的低保。
很多人看到這裏想必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為啥村民跑十次都辦不成的事情，領導一句話的事情就可以辦成了。村幹部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領導服務的，這樣的辦事態度，讓村裏的百姓怎麽看待我們的村幹部呢？
如果換作以前，肯定沒有村民敢這麽當著村幹部的麵說村裏的事情，而此時很多的村民卻都積極發言，表達自己內心的不滿。說民村民們已經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不僅如此，這件事件也側麵的說明了，農村人不再是以前膽小怕事的形象，隨著眼界的開闊，越來越多的農民敢於起身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了。
王雪琴說：“農村人生活本就不易，靠天吃飯辛苦勞作，為何很多人卻要從貧苦大眾的身上攫取利益了？”
“以前光靠種地，農民的生活僅能溫飽。現在除了種地之外，還可以外出打工，生活上雖然有了提高，但是生活質量卻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徐家強說。
“為什麽？”王雪琴問。
“因為很農村家庭都是異地分居，過著家人分離的生活。尤其是很多的農村貧困家庭，本來就生活的十分艱難，難得有好的政策可以幫助自己，自己卻無法獲得，內心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徐家強說。
“當那些家庭殷實，卻安享低保的家庭在慶祝盛世繁華的時候，可曾想到還有很多家庭在生存的溫飽線上苦苦掙紮呢？”王雪琴不解地問。
“這就反映了黨員幹部的黨性問題，也反映了他們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態度。”徐家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