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一家抵達杭州,已是元佑四年七月初了。


    哲宗繼位後的這四年裏,蘇軾從貶謫中起複,到距宰執之位一步之遙,還又是侍讀又是知禮部貢舉的,看似風光無限,實則如飲水者,冷暖自知,他雖然是個天生的樂天派,可這幾年受到的攻擊也讓他對官場,尤其是作京官感到厭倦了。


    他屢遭彈劾,說得太多隻是一方麵,另一個主要原因則是地位使然,文壇的聲望地位為其一,宣麻拜相之勢為其二,他又沒有龐大的勢力做後盾,自然成為最易攻擊的靶子。


    北宋時的杭州還很普通,遠不如東京那麽熱鬧,也沒有後來臨安時的繁華,但對蘇軾而言,杭州卻是不一樣的。


    這是他第二次來杭州做官了,上次是通判,這次是知州,杭州人民愛他,烏台詩案時朝廷來杭州收集蘇軾的詩文做罪證,杭州人便十分鄙夷這種行為,後來蘇軾被貶黃州,杭州人還派代表給蘇軾送過特產。


    所以再次迴到杭州的蘇軾,隱然有歸鄉之感。


    但是在此出生的蘇過,則一點都高興不起來,杭州的知州官邸自然比不上他精心布置的農莊,先行過來的高伸除了買下個空置的工坊外,什麽都沒做,幹等著蘇過到來。


    高家三人中,高俅最為得力,有主見還能說會道,高傑毛躁且沒腦子,但聽話有武力,高伸則不顯山露水,平素最像個商人,所以蘇過才帶上他。


    高伸匯報道:“杭州的吃穿用度皆與北方不同,而且此地人輕浮求奢,喜歡蓋華麗的屋舍,商賈盛行,我們這樣的外來戶很難立足。”


    蘇過點點頭,和他預計的差不多,自神宗皇帝解除海禁之後,杭州作為兩浙路市舶司的所在地,商業氛圍遠比地處中原的東京濃厚,尋常生意在這裏比比皆是,蘇過就算是猛龍過江,也根本掙不到什麽大錢,所以他從一開始的計劃就是響應朝廷“開洋裕國”的號召,進行海上貿易。


    不過也是因為西夏占據了陸上絲綢之路的要道,所以才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聽他這麽說,高伸勸道:“出海所需的船隻、人手,恐怕短時間內都解決不了,帶過來的工匠也完全派不上用場,還是得一邊找點營生,一邊做出海的準備才好。”


    蘇過笑道:“那就隨便製點香水吧,後麵去海外也是要采購香料、藥材的,先把工坊運作起來再說。”


    高伸點頭稱是,畢竟其他東西也競爭不過地頭蛇。


    蘇過想了想,又道:“不要與本地商人起衝突,後麵要出海,指不定還得與他們合作的。”


    高伸笑道:“衙內放心,這個我們省得。”


    在兩人商量生意的時候,蘇軾正在與杭州通判楊蟠商量救災的事。


    浙西一帶自去年冬日起便雨水過多,導致多地的早稻遲遲無法施種,等到五六月間,水是退了,可種下晚稻後,又開始一直不下雨,待蘇軾到時,已成旱災。


    一年中兩季水稻全部遭災,今年的減產是肯定的的,而杭州的米價已然開始上漲,這樣下去,明年的春夏之際,青黃不接之時,浙西百姓肯定會有動蕩。


    所以當務之急是解決缺水的問題,其次是平糧價,籌糧賑災。


    蘇軾的法子簡單粗暴,直接找朝廷要錢要糧,缺水首先需要疏通河道,這自然需要花錢招募人手;糧食方麵不用朝廷給,隻需朝廷暫緩收糧便可,蘇軾上書要求朝廷暫時減收本路今年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上繳米糧,等以後豐收了再分年償還。


    這個方案已經相當人性化了,宋朝在這方麵的製度其實是沒有問題的,可擋不住人有問題,所以蘇軾的折子遞上去很久都沒有得到迴應。


    不過蘇軾可不是一般知州,立馬又給執政的幾位大佬寫信,包括文彥博和呂大防在內都收到了蘇軾的求救信。


    多方唿籲之下,朝廷總算是批下來了,同意地方保留上繳米糧的三分之一。


    所以說你要掀屋頂他就同意開窗的這套邏輯,在哪個時代都適用,另外的一套邏輯則是上司永遠會打點折再答應你的要求,不然他找不到存在的意義。


    這個道理蘇過懂,可蘇軾不聽,選擇缺多少要多少,導致糧食還有缺口。


    這裏麵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蘇軾其實還可以以賑災為由辦理救荒的貸款,這個是有政策的,後麵再讓百姓們償還就是了,但蘇軾沒有這麽做,他采用的是留下部分上繳糧再進行平糴的做法。


    這是他的政治理念,放貸於民無疑會讓他想起新法中的青苗法,他這次的做法蘇過也是讚成的,缺糧的時候給錢肯定不如給糧食。


    蘇過一直專心在蘇軾身邊學習,他太缺少這種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了,後世的人無法解決當世的問題,這很正常,因為基本的邏輯都不一樣。


    像這次浙西這個程度的災害,在這個時代屬於司空見慣的事,古代種田可不就是靠天收,所以朝廷不會專門撥糧,一般都是靠地方自救,和後世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完全不一樣。


    當然,如果遇到了重大災害,朝廷還是會采取糧食賑濟和減免賦稅之類的做法。


    遇到不懂的問題,蘇過便立即向蘇軾請教,讓坡仙這段時間完全找迴了作父親的感覺。


    但也有產生分歧的時候,比如關於度牒一事。


    之前提到過,蘇軾向朝廷要錢,但不是要的金銀銅錢,而是度牒,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證明。


    在宋朝,想要出家,必須先得有一份由中央發下來的度牒,再去寺廟裏麵剃度。別小看了這個東西,它可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最多時甚至超過朝廷歲入的十分之一。


    度牒這麽值錢,並不是因為想出家的人多,哄抬了物價,而是出家的好處太多了,和尚不用服兵役、勞役,不用交稅,寺廟的田產也不交賦稅,所以地主也需要度牒。


    朝廷沒錢,出售度牒也是常規操作,可在蘇過看來,這種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發的度牒越多,不交稅的人就越多,收不了田租的土地就越多,然後就越沒錢。


    蘇軾則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出售的度牒畢竟有限,所以危害並沒有蘇過所說的那麽誇張。


    一次兩次確實沒什麽,但你年年賣,打著各種由頭的賣,年複一年的下來,交稅的人少了倒還沒啥,能收田租的土地越來越少了卻是致命的。


    不過眼下蘇軾無心掰扯這個,因為朝廷的度牒撥下來了,但他被人穿小鞋,杭州僅得了三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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