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誤，全盤皆輸，這是令人悲哀之事；然而，人生還不如弈棋，因為不可能再來一局，也不能悔棋——弗洛伊德。
很多時候，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意外，意外是一輩子的人生，意外又不意外，不意外又意外，是人生的永恆主題......
我意外地沒能考上研究生，因此也就沒能去成吳箐偉所長的研究所。
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我準備迴裏弄生產組去，自行研究微型計算機應用時，突然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來自美國的信！
我打開一看，是我在美國的嬢嬢寫來的，她說美國加州現在出現了一個叫“矽穀”的地方，發展很快，特別是計算機。
她還說，在“矽穀”，如果像我這樣在畢業設計時有這樣好的成績的，早就被一些大公司搶去了，言下之意我應該去美國發展。
是留下來在裏弄生產組——現在變成了街道工廠謀求發展，還是去美國發展？
即使在今天，相信不少的人仍然會選擇去美國！
然而這又成了一道擺在我麵前的選擇題，而且是一道比之前所有的選擇都難以下決心的選擇題。
何去何從？
我必須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不過，在1982年，中國還沒有出現出國留學熱，當時出國的基本都是親屬移民，因此如何出國留學？這手續又該如何辦理，有什麽樣要求等等都是難題。
此外，對我來說，去美國，在心理上還有三個需要邁過去的坎：
首先，我是帶薪念書的，在我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念書的三年半中，我所在的單位——高泰電訊組依然按照國家規定支付了我三年半的全額工資，中國有句成語，叫“點滴之恩，湧泉相報”，還有一句成語，叫“知恩不報非君子，施恩圖報是小人”，這二句成語是我爺爺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教我的，因此我有迴饋原單位的義務。
其次，我剛剛答應了錢廠長，如果我考研不成，將留下來安心工作三年半，我需要遵守我的承諾。
講誠信是我的做人原則，否則，言而無信，何以為言？人若無信，何以為人？這也是我爺爺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教我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沒有忘記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第一堂高等數學課上華羅庚的那段開場白：
“同學們：目前中國正在建設“四個現代化”，而建設“四個現代化”少不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國家現在急需大學生，但目前中國的教育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在世界排名倒數第2位；每萬人口中僅有11.6人接受過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倒數第9位。而你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你們肩負著複興中華的曆史使命！！！”
我同樣沒有忘記吳箐偉所長給我說的話：
“現在中國的主流儀表還是模擬電路的ddz-ii型單元組合儀表。這相當國外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因為60年代中期後，中國的儀器儀表就停止了發展。”
“但國外發達國家不會等我們，現在已經發展了以數字電路為主的單元組合儀表，而1976年後，中國也開始發展數字電路的ddz-iii單元組合儀表，但困難很大，一直無法量產，而最近國外已經開始發展下一代的基於微型計算機的智能化儀表，可以說中國已經嚴重落後了。”
我更沒有忘記吳箐偉所長給我講的錢學森的故事！
我感到我剛大學畢業，國家也正急需要大學生，因此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
然而，去美國，對我的誘惑同樣巨大：
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對美國是仰視的，而且還是站在一個窪地裏向上仰視。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有遠比中國著名的高等學府，美國有遠比中國發達的科學技術，美國有遠比中國豐富得多的物質生活。
一句話：那時的美國和中國的差距就如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和黃土高原上的農村那樣的差距！
下麵是一組比較數據：
1982年，美國的人均gdp是$14，410美元，世界排名第7位；而中國的人均gdp卻隻有$282美元，世界排名第127位，二者的人均gpd相差51倍；
1982年，排在中國後麵的，即第128位的是蘇丹，就是現在“中國籃盔”代表聯合國在那裏維和的地方；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因此當時的美國在世人的心中就是“天堂”的代名詞！
糾結中，我不禁想起了一件事：
上海巨鹿路，一棟鋼窗樓房的二樓的屋內，屋內十分淩亂，一個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在整理行李箱，一個舉止優雅的少婦在收拾衣服和日用品，靠窗的桌上放著一封信。
信是日文的，大意是：甘先生，悉聞您和您的夫人均畢業於帝國的早稻田大學，今大日本的帝國準備在上海組建新政府來推進泛東亞的共同繁榮，有意邀請您和您的夫人出來為上海新政府的醫療衛生事業出一份力。
舉止優雅的少婦一麵收拾衣服一麵埋怨道：“這說走就走，難道我們自己醫院裏的那台x光機也不要了？那可是德國進口的，全上海也隻有三台啊！”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一麵往行李箱裏塞文件資料，一麵決然地說道：“不要了！太大，沒法帶走。”
舉止優雅的少婦扔下手中整理中的衣服，看著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用不無可惜的語氣說道：“那我們的損失也太大了！”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聽舉止優雅的少婦這麽說，就停止了往行李箱裏塞文件資料，轉過身去，歎了口氣，用一種無奈的口氣對舉止優雅的少婦說道：“沒辦法！日本人叫我們去新政府任職，如果不去，結果你是知道的！”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說完，走到書架前，捧了幾本書想塞進已經是滿滿的行李箱裏，同時自言自語道：“我們是中國人，不能為了錢，讓良心給狗吃了！”
舉止優雅的少婦見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塞了半天都沒有把書塞進箱子裏去，就走過來幫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整理行李箱，把書都放了進去，然後一麵扣著行李箱的搭扣，一麵對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說道：
“那怎麽走？現在整個中原都在打仗，黃河也決堤了，形成了一大片的黃泛區，去重慶根本沒有路可走！”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聞言直起腰來，拎起整理好的行李箱，放到了牆角邊上，然後轉身對舉止優雅的少婦說道：“去廣東，然後繞道廣西，進雲南，最後去昆明！”
這頭發稀少的中年男子就是我的外公——後來的雲南名醫甘列民，而那個舉止優雅的中年女子是我的外婆。
我外公和外婆二人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的，迴國後，在上海開了個醫院。
8.13後，上海淪陷了，日本人看我外公和外婆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於是想請他出來當個衛生局長之類的。
我外公不願意給日本人做事，雖然說如果願意，憑著他留日留德的經曆，以及他的醫術和在上海開的醫院水平都不低，當時上海一共三台從德國進口的x光機，一台就在我外公的醫院，因此出來當個衛生局長之類的，這錢也是“大大”地。
但我外公說這“良心不能賣給錢了”，於是連夜和我外婆逃離上海，後經廣東、廣西到了昆明。
抗戰時期，雲南變成了大後方，而昆明變成了當時中國政府控製的除重慶之外的第二個後方大城市，當時清華、北大等許許多多的著名大學都搬遷到了這裏，成立了當時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
隨著昆明人口的迅速增加，這生病的人自然也多了，因此對醫生的需求也隨之而大大增加。
外公和我外婆到了昆明後，一開始是在昆明及周邊的城鎮和農村行醫，當時雲南交通還很不發達，加上多山地，所以隻能靠步行，因為外公醫術很高超，因此很快成了雲南名醫。
隨著找他來看病的人越來越多，他和當時昆明的一個英國教會醫院——“惠滇醫院”合作，一起創辦了今天的昆明兒童醫院......
後來有一次，那是1981年，我外公來上海，我曾經好奇地問他：“為什麽要開一個兒童醫院？而不是一個給所有的人都看病的醫院？”
我外公迴答說：“那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剛剛開始，中日二國的國力相差甚遠，因此他感到要戰勝日本侵略者，可能要幾代人不懈的努力才行，因此他要為中國的兒童看病，讓中國的每個兒童都有一個強壯的體魄，將來長大後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所以當時，我外公在昆明，愛小孩是出了名的，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再哭再鬧的小孩，到了我外公這裏，都不哭不鬧。
我從小就有個理想，希望將來長大了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並做成一點事，但一個人要做什麽樣的人才算是有用的人？一個人要做什麽樣的事才算做成了點事？我都不知道。
之前通過和吳箐偉所長的談話，我知道了一個人要做什麽樣的事，那就是要做對社會對國家有益的事。
但什麽樣的人才是有用的人？我仍不知道！
而通過這一次和我外公的談話，我明白了：一個有用的人就是一個有擔當的人，他\/她的腦子裏不能光想著自己和錢，而是必須有點使命感——做一個對國家、對民族有用的人！
`
瀑布選擇了懸崖，它便跌宕成了一首奔騰的歌；
種子選擇了泥土，它才成就了一片蓬勃的綠；
蚌選擇了創傷，它才孕育出奪目的珍珠；
老鷹選擇了藍天，它才成為勇敢者的化身。
最後，我選擇了留在國內，在一個裏弄街道工廠謀求發展！
當時很多人已經不是說我傻了，而是說我的腦袋是不是被驢踢了？
他們認為我簡直不可思議：這麽簡單的用腳趾頭都能想明白的事，怎麽就想不明白？！
實際上，不是我的腦袋被驢踢了，而是說這些話的人對美國並不了解！
後來，當有一天我真的去了美國，我發現當年我所作出的選擇和在國內所付出的努力，全都是值得的——命運隻有一個，但人生卻有多種選擇......
如果用一句上海話來說：那就是“戇有戇福！”意思是傻瓜往往有傻瓜的福氣。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的改革，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打破原有的體製束縛。
但當時，國營企業和所謂的大集體企業，其老板都是國家，區別僅僅在於前者是國家，後者是地方。
而隻有我當時所在的裏弄生產組，其財產所有權是屬於私有性質的，但不是屬於某個個人，而是屬於一個群體，因此被稱為小集體。
由於體製上的僵化，因此無論國營企業還是集體企業，都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極大的阻力。
隻有當時的裏弄生產組，由於其小集體私有的性質，因此反倒具有了極大的靈活性而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很快就發展成了街道工廠，並在1983年開啟的中國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成為了衝在最前麵的排頭兵。
正因如此，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我獲得了即使去了美國也無法獲得的巨大的、可遇不可求的發展和鍛煉的機會，當然這是後話。
在人生的道路上，人們常常站在岔道口上徘徊，因此選擇在所難免，然而當你選擇了其中一個，就意味著你放棄了另外一個，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麽！
如果說：
進入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參加微型計算機培訓班是我人生道路上一個最重要的起步；
參加八省二市的畢業設計答辯決賽是展現在我麵前的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機遇；
那麽選擇迴到裏弄生產組——現在是街道工廠了，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沒有之一！
我選擇的雖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然而：
逆境給人寶貴的磨煉機會——鬆下幸之助。
貝多芬在失聰後，在心靈的搏擊與撞擊下，選擇了《第九交響曲》；
梵高在窮困潦倒後，在心靈的掙紮與痛苦下，選擇了《向日葵》；
二千年前的韓信若非選擇從那痞子胯下屈辱鑽過，那大漢的曆史恐怕就得改寫！
由此我跨過了我人生中的第三道坎......
決定命運是什麽的，不是你擁有的能力，而是你的選擇——楊瀾。
【下章看點】
x迴到了裏弄生產組——現在已經變成了街道工廠了，新來的錢廠長讓x來當技術副廠長，想不到x略加思索後就果斷地拒絕了......
x為什麽要拒絕當技術副廠長呢？
難道這裏麵有什麽特殊的情況嗎？
還是x有著自己的特殊考慮？
欲知詳情，請見下一章分解。
很多時候，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意外，意外是一輩子的人生，意外又不意外，不意外又意外，是人生的永恆主題......
我意外地沒能考上研究生，因此也就沒能去成吳箐偉所長的研究所。
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我準備迴裏弄生產組去，自行研究微型計算機應用時，突然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來自美國的信！
我打開一看，是我在美國的嬢嬢寫來的，她說美國加州現在出現了一個叫“矽穀”的地方，發展很快，特別是計算機。
她還說，在“矽穀”，如果像我這樣在畢業設計時有這樣好的成績的，早就被一些大公司搶去了，言下之意我應該去美國發展。
是留下來在裏弄生產組——現在變成了街道工廠謀求發展，還是去美國發展？
即使在今天，相信不少的人仍然會選擇去美國！
然而這又成了一道擺在我麵前的選擇題，而且是一道比之前所有的選擇都難以下決心的選擇題。
何去何從？
我必須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不過，在1982年，中國還沒有出現出國留學熱，當時出國的基本都是親屬移民，因此如何出國留學？這手續又該如何辦理，有什麽樣要求等等都是難題。
此外，對我來說，去美國，在心理上還有三個需要邁過去的坎：
首先，我是帶薪念書的，在我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念書的三年半中，我所在的單位——高泰電訊組依然按照國家規定支付了我三年半的全額工資，中國有句成語，叫“點滴之恩，湧泉相報”，還有一句成語，叫“知恩不報非君子，施恩圖報是小人”，這二句成語是我爺爺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教我的，因此我有迴饋原單位的義務。
其次，我剛剛答應了錢廠長，如果我考研不成，將留下來安心工作三年半，我需要遵守我的承諾。
講誠信是我的做人原則，否則，言而無信，何以為言？人若無信，何以為人？這也是我爺爺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教我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沒有忘記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第一堂高等數學課上華羅庚的那段開場白：
“同學們：目前中國正在建設“四個現代化”，而建設“四個現代化”少不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國家現在急需大學生，但目前中國的教育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在世界排名倒數第2位；每萬人口中僅有11.6人接受過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倒數第9位。而你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你們肩負著複興中華的曆史使命！！！”
我同樣沒有忘記吳箐偉所長給我說的話：
“現在中國的主流儀表還是模擬電路的ddz-ii型單元組合儀表。這相當國外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因為60年代中期後，中國的儀器儀表就停止了發展。”
“但國外發達國家不會等我們，現在已經發展了以數字電路為主的單元組合儀表，而1976年後，中國也開始發展數字電路的ddz-iii單元組合儀表，但困難很大，一直無法量產，而最近國外已經開始發展下一代的基於微型計算機的智能化儀表，可以說中國已經嚴重落後了。”
我更沒有忘記吳箐偉所長給我講的錢學森的故事！
我感到我剛大學畢業，國家也正急需要大學生，因此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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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去美國，對我的誘惑同樣巨大：
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對美國是仰視的，而且還是站在一個窪地裏向上仰視。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有遠比中國著名的高等學府，美國有遠比中國發達的科學技術，美國有遠比中國豐富得多的物質生活。
一句話：那時的美國和中國的差距就如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和黃土高原上的農村那樣的差距！
下麵是一組比較數據：
1982年，美國的人均gdp是$14，410美元，世界排名第7位；而中國的人均gdp卻隻有$282美元，世界排名第127位，二者的人均gpd相差51倍；
1982年，排在中國後麵的，即第128位的是蘇丹，就是現在“中國籃盔”代表聯合國在那裏維和的地方；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因此當時的美國在世人的心中就是“天堂”的代名詞！
糾結中，我不禁想起了一件事：
上海巨鹿路，一棟鋼窗樓房的二樓的屋內，屋內十分淩亂，一個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在整理行李箱，一個舉止優雅的少婦在收拾衣服和日用品，靠窗的桌上放著一封信。
信是日文的，大意是：甘先生，悉聞您和您的夫人均畢業於帝國的早稻田大學，今大日本的帝國準備在上海組建新政府來推進泛東亞的共同繁榮，有意邀請您和您的夫人出來為上海新政府的醫療衛生事業出一份力。
舉止優雅的少婦一麵收拾衣服一麵埋怨道：“這說走就走，難道我們自己醫院裏的那台x光機也不要了？那可是德國進口的，全上海也隻有三台啊！”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一麵往行李箱裏塞文件資料，一麵決然地說道：“不要了！太大，沒法帶走。”
舉止優雅的少婦扔下手中整理中的衣服，看著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用不無可惜的語氣說道：“那我們的損失也太大了！”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聽舉止優雅的少婦這麽說，就停止了往行李箱裏塞文件資料，轉過身去，歎了口氣，用一種無奈的口氣對舉止優雅的少婦說道：“沒辦法！日本人叫我們去新政府任職，如果不去，結果你是知道的！”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說完，走到書架前，捧了幾本書想塞進已經是滿滿的行李箱裏，同時自言自語道：“我們是中國人，不能為了錢，讓良心給狗吃了！”
舉止優雅的少婦見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塞了半天都沒有把書塞進箱子裏去，就走過來幫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整理行李箱，把書都放了進去，然後一麵扣著行李箱的搭扣，一麵對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說道：
“那怎麽走？現在整個中原都在打仗，黃河也決堤了，形成了一大片的黃泛區，去重慶根本沒有路可走！”
頭發稀少的中青年男子聞言直起腰來，拎起整理好的行李箱，放到了牆角邊上，然後轉身對舉止優雅的少婦說道：“去廣東，然後繞道廣西，進雲南，最後去昆明！”
這頭發稀少的中年男子就是我的外公——後來的雲南名醫甘列民，而那個舉止優雅的中年女子是我的外婆。
我外公和外婆二人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的，迴國後，在上海開了個醫院。
8.13後，上海淪陷了，日本人看我外公和外婆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於是想請他出來當個衛生局長之類的。
我外公不願意給日本人做事，雖然說如果願意，憑著他留日留德的經曆，以及他的醫術和在上海開的醫院水平都不低，當時上海一共三台從德國進口的x光機，一台就在我外公的醫院，因此出來當個衛生局長之類的，這錢也是“大大”地。
但我外公說這“良心不能賣給錢了”，於是連夜和我外婆逃離上海，後經廣東、廣西到了昆明。
抗戰時期，雲南變成了大後方，而昆明變成了當時中國政府控製的除重慶之外的第二個後方大城市，當時清華、北大等許許多多的著名大學都搬遷到了這裏，成立了當時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
隨著昆明人口的迅速增加，這生病的人自然也多了，因此對醫生的需求也隨之而大大增加。
外公和我外婆到了昆明後，一開始是在昆明及周邊的城鎮和農村行醫，當時雲南交通還很不發達，加上多山地，所以隻能靠步行，因為外公醫術很高超，因此很快成了雲南名醫。
隨著找他來看病的人越來越多，他和當時昆明的一個英國教會醫院——“惠滇醫院”合作，一起創辦了今天的昆明兒童醫院......
後來有一次，那是1981年，我外公來上海，我曾經好奇地問他：“為什麽要開一個兒童醫院？而不是一個給所有的人都看病的醫院？”
我外公迴答說：“那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剛剛開始，中日二國的國力相差甚遠，因此他感到要戰勝日本侵略者，可能要幾代人不懈的努力才行，因此他要為中國的兒童看病，讓中國的每個兒童都有一個強壯的體魄，將來長大後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所以當時，我外公在昆明，愛小孩是出了名的，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再哭再鬧的小孩，到了我外公這裏，都不哭不鬧。
我從小就有個理想，希望將來長大了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並做成一點事，但一個人要做什麽樣的人才算是有用的人？一個人要做什麽樣的事才算做成了點事？我都不知道。
之前通過和吳箐偉所長的談話，我知道了一個人要做什麽樣的事，那就是要做對社會對國家有益的事。
但什麽樣的人才是有用的人？我仍不知道！
而通過這一次和我外公的談話，我明白了：一個有用的人就是一個有擔當的人，他\/她的腦子裏不能光想著自己和錢，而是必須有點使命感——做一個對國家、對民族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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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選擇了懸崖，它便跌宕成了一首奔騰的歌；
種子選擇了泥土，它才成就了一片蓬勃的綠；
蚌選擇了創傷，它才孕育出奪目的珍珠；
老鷹選擇了藍天，它才成為勇敢者的化身。
最後，我選擇了留在國內，在一個裏弄街道工廠謀求發展！
當時很多人已經不是說我傻了，而是說我的腦袋是不是被驢踢了？
他們認為我簡直不可思議：這麽簡單的用腳趾頭都能想明白的事，怎麽就想不明白？！
實際上，不是我的腦袋被驢踢了，而是說這些話的人對美國並不了解！
後來，當有一天我真的去了美國，我發現當年我所作出的選擇和在國內所付出的努力，全都是值得的——命運隻有一個，但人生卻有多種選擇......
如果用一句上海話來說：那就是“戇有戇福！”意思是傻瓜往往有傻瓜的福氣。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的改革，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打破原有的體製束縛。
但當時，國營企業和所謂的大集體企業，其老板都是國家，區別僅僅在於前者是國家，後者是地方。
而隻有我當時所在的裏弄生產組，其財產所有權是屬於私有性質的，但不是屬於某個個人，而是屬於一個群體，因此被稱為小集體。
由於體製上的僵化，因此無論國營企業還是集體企業，都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極大的阻力。
隻有當時的裏弄生產組，由於其小集體私有的性質，因此反倒具有了極大的靈活性而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很快就發展成了街道工廠，並在1983年開啟的中國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成為了衝在最前麵的排頭兵。
正因如此，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我獲得了即使去了美國也無法獲得的巨大的、可遇不可求的發展和鍛煉的機會，當然這是後話。
在人生的道路上，人們常常站在岔道口上徘徊，因此選擇在所難免，然而當你選擇了其中一個，就意味著你放棄了另外一個，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麽！
如果說：
進入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參加微型計算機培訓班是我人生道路上一個最重要的起步；
參加八省二市的畢業設計答辯決賽是展現在我麵前的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機遇；
那麽選擇迴到裏弄生產組——現在是街道工廠了，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沒有之一！
我選擇的雖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然而：
逆境給人寶貴的磨煉機會——鬆下幸之助。
貝多芬在失聰後，在心靈的搏擊與撞擊下，選擇了《第九交響曲》；
梵高在窮困潦倒後，在心靈的掙紮與痛苦下，選擇了《向日葵》；
二千年前的韓信若非選擇從那痞子胯下屈辱鑽過，那大漢的曆史恐怕就得改寫！
由此我跨過了我人生中的第三道坎......
決定命運是什麽的，不是你擁有的能力，而是你的選擇——楊瀾。
【下章看點】
x迴到了裏弄生產組——現在已經變成了街道工廠了，新來的錢廠長讓x來當技術副廠長，想不到x略加思索後就果斷地拒絕了......
x為什麽要拒絕當技術副廠長呢？
難道這裏麵有什麽特殊的情況嗎？
還是x有著自己的特殊考慮？
欲知詳情，請見下一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