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永樂帝朱棣在祖製方麵自相矛盾之處，得從洪武初年皇宮門口所立的一塊鐵牌說起。
在那個草創的開國年代，一塊告示牌本沒有什麽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其特別之處在於它的內容，據《明史·宦官一》載，該鐵牌上寫的是“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這句話不長，僅僅寥寥數語，卻殺氣衝天，讓人又迴想起來那一段嚴刑重典的歲月。
當然，朱元璋對宦官的防範不無道理。
時時與宦官接觸，這些人的素質和品行他心裏最清楚；而漢唐的宦官之禍，更令人不寒而栗。
因此，他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
同時，還將鐵牌立於宮內，以示震懾。
以祖訓的形式將宦官排除於國家政治生活之外無疑是個英明之舉。
明太祖對宦官幹政的防範已是快人一步，抓在起跑線上。奇怪的是，到了永樂時期，宦官的勢力卻突然死灰複燃；此後不斷壯大，逐漸形成一個十四監、八局、四司的龐大機構。
這是怎麽迴事呢？
我們還是從永樂時期開始說起吧。
永樂年間，宦官權力從無到有，不斷被委以重任。此後逐漸取得出使、監軍、專征、分鎮等一係列特權，權勢不斷提高。
在這些宦官的機構中，炙手可熱的當然要算司禮監。
司禮監隻不過是一個文書機構，本應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特別就特別在它掌握了帝國的批紅大權。
所謂“批紅”，即皇帝以朱筆對奏章的決策簽批，再下發執行。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批紅大權往往被司禮監掌印太監掌控，故而權力熏天。
掌印太監之下是秉筆太監，雖是司禮監二三號人物，但權勢同樣不容小覷。因為他掌握著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機構——東廠。
東廠於永樂十八年（1420）設在北京東安門北，亦即現在北京市東倉胡同。
它與錦衣衛共同組成了明代的特務機構。這一機構就是皇家禦養的一頭龐然怪獸，其兇狠的目光日夜窺探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的一舉一動，其蹤跡難覓又無孔不入，形成了當時令全國上下毛骨悚然的特務統治。
此外，宦官對國家經濟生活幹預的程度之深也是史無前例的。其中，受害較大的應該要算當時的海外貿易。
洪武年間，海外貿易的管理主要由市舶司負責。
永樂元年（1403），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開創明代宦官掌管海外貿易的先例。這也與宋元時期的管理製度大相徑庭，管理體製為之一變。
此後，越來越多的宦官被差遣到外貿港口城市管理市舶事務。這些市舶太監作為皇帝特使空降到地方，個個都是爺啊。
他們監臨海關，直接領導海外貿易，侵奪了市舶提舉司原有的職權，改變了明初貿易管理的體製。
其選任多用太監，也有少監、監丞等，太監為正四品，少監從四品，監丞正五品，官位高於從五品的市舶司提舉。
既然官品更高，其獨立的公署——市舶府的規模也當然遠遠大於市舶司衙門。
順理成章的，市舶府實際上與市舶司形成上下級隸屬關係，取代了市舶司作為貢舶貿易主管機構的地位與職能，市舶提舉官吏隻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
市舶太監倚仗著皇帝的權威，貪汙受賄，欺辱官員，魚肉百姓，無惡不作。廣東市舶太監韋眷就是這麽一副德性。
成化二十一年（1485），廣東番禺海商黃肆、王凱父子招集夷商，交結中官韋眷出海走私。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知縣高瑤很快獲得情報，遣人搜出大量走私貨物，並呈報布政使陳選。
陳選不畏權貴，頂住重重壓力將案件上奏朝廷。
都察院（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加上最高檢察院）的處理公文很快就下來了，要求巡撫宋旻徹查此案。
看來畢竟還有王法在，百姓皆拍手稱快。
豈料，宋旻雖貴為封疆大吏，卻膽小如鼠，害怕受寵的韋眷，不敢詰問，案情就這麽拖著。
久拖不決必生變，韋眷乘機反咬一口，誣奏高瑤、陳選朋比為奸，真是賊喊捉賊。
如此一來，原告竟成了被告。那麽，最終的裁決是怎樣的呢？
結果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高瑤、陳選被逮捕，解送京城。解押出城的一路上，數萬官民含淚相送，場麵十分悲涼！
更令人痛惜的是，陳選為此憤懣成疾，卒於途中，直到弘治元年（1488）才得以平反；而高瑤最後也被充軍。
從各方麵的情況來看，宦官介入到國家政治生活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並不小。令人奇怪的是，最高統治者偏偏就聽之任之。
現在，我們先來探討，當時朱棣為什麽非要一意孤行，重用宦官呢？
大家可能很快就會想起，不少宦官在靖難之役中立了大功，鄭和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朱棣重用這些有功之人當然順理成章，可是也不可能因為個別宦官的功勞而擴展到起用整個宦官集團吧。
可能也會有人說，朱棣得位不正，欲用宦官作為工具來鉗製天下。
不過，這似乎也經不起推敲。
朱棣貴為一國之君，富有天下，何患無才可用，為什麽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祖製？
在那個草創的開國年代，一塊告示牌本沒有什麽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其特別之處在於它的內容，據《明史·宦官一》載，該鐵牌上寫的是“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這句話不長，僅僅寥寥數語，卻殺氣衝天，讓人又迴想起來那一段嚴刑重典的歲月。
當然，朱元璋對宦官的防範不無道理。
時時與宦官接觸，這些人的素質和品行他心裏最清楚；而漢唐的宦官之禍，更令人不寒而栗。
因此，他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
同時，還將鐵牌立於宮內，以示震懾。
以祖訓的形式將宦官排除於國家政治生活之外無疑是個英明之舉。
明太祖對宦官幹政的防範已是快人一步，抓在起跑線上。奇怪的是，到了永樂時期，宦官的勢力卻突然死灰複燃；此後不斷壯大，逐漸形成一個十四監、八局、四司的龐大機構。
這是怎麽迴事呢？
我們還是從永樂時期開始說起吧。
永樂年間，宦官權力從無到有，不斷被委以重任。此後逐漸取得出使、監軍、專征、分鎮等一係列特權，權勢不斷提高。
在這些宦官的機構中，炙手可熱的當然要算司禮監。
司禮監隻不過是一個文書機構，本應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特別就特別在它掌握了帝國的批紅大權。
所謂“批紅”，即皇帝以朱筆對奏章的決策簽批，再下發執行。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批紅大權往往被司禮監掌印太監掌控，故而權力熏天。
掌印太監之下是秉筆太監，雖是司禮監二三號人物，但權勢同樣不容小覷。因為他掌握著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機構——東廠。
東廠於永樂十八年（1420）設在北京東安門北，亦即現在北京市東倉胡同。
它與錦衣衛共同組成了明代的特務機構。這一機構就是皇家禦養的一頭龐然怪獸，其兇狠的目光日夜窺探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的一舉一動，其蹤跡難覓又無孔不入，形成了當時令全國上下毛骨悚然的特務統治。
此外，宦官對國家經濟生活幹預的程度之深也是史無前例的。其中，受害較大的應該要算當時的海外貿易。
洪武年間，海外貿易的管理主要由市舶司負責。
永樂元年（1403），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開創明代宦官掌管海外貿易的先例。這也與宋元時期的管理製度大相徑庭，管理體製為之一變。
此後，越來越多的宦官被差遣到外貿港口城市管理市舶事務。這些市舶太監作為皇帝特使空降到地方，個個都是爺啊。
他們監臨海關，直接領導海外貿易，侵奪了市舶提舉司原有的職權，改變了明初貿易管理的體製。
其選任多用太監，也有少監、監丞等，太監為正四品，少監從四品，監丞正五品，官位高於從五品的市舶司提舉。
既然官品更高，其獨立的公署——市舶府的規模也當然遠遠大於市舶司衙門。
順理成章的，市舶府實際上與市舶司形成上下級隸屬關係，取代了市舶司作為貢舶貿易主管機構的地位與職能，市舶提舉官吏隻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
市舶太監倚仗著皇帝的權威，貪汙受賄，欺辱官員，魚肉百姓，無惡不作。廣東市舶太監韋眷就是這麽一副德性。
成化二十一年（1485），廣東番禺海商黃肆、王凱父子招集夷商，交結中官韋眷出海走私。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知縣高瑤很快獲得情報，遣人搜出大量走私貨物，並呈報布政使陳選。
陳選不畏權貴，頂住重重壓力將案件上奏朝廷。
都察院（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加上最高檢察院）的處理公文很快就下來了，要求巡撫宋旻徹查此案。
看來畢竟還有王法在，百姓皆拍手稱快。
豈料，宋旻雖貴為封疆大吏，卻膽小如鼠，害怕受寵的韋眷，不敢詰問，案情就這麽拖著。
久拖不決必生變，韋眷乘機反咬一口，誣奏高瑤、陳選朋比為奸，真是賊喊捉賊。
如此一來，原告竟成了被告。那麽，最終的裁決是怎樣的呢？
結果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高瑤、陳選被逮捕，解送京城。解押出城的一路上，數萬官民含淚相送，場麵十分悲涼！
更令人痛惜的是，陳選為此憤懣成疾，卒於途中，直到弘治元年（1488）才得以平反；而高瑤最後也被充軍。
從各方麵的情況來看，宦官介入到國家政治生活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並不小。令人奇怪的是，最高統治者偏偏就聽之任之。
現在，我們先來探討，當時朱棣為什麽非要一意孤行，重用宦官呢？
大家可能很快就會想起，不少宦官在靖難之役中立了大功，鄭和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朱棣重用這些有功之人當然順理成章，可是也不可能因為個別宦官的功勞而擴展到起用整個宦官集團吧。
可能也會有人說，朱棣得位不正，欲用宦官作為工具來鉗製天下。
不過，這似乎也經不起推敲。
朱棣貴為一國之君，富有天下，何患無才可用，為什麽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祖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