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聽聞先生欲以秦時法家去革新今日之事，”沈銘很是疑惑，“可方才所言與絕非法家之言。”
“非也，即使在秦朝，法也非一支獨大，法可解決君主與臣民、與百姓的關係，是帝王之術，但術可有效於一時，卻無法根植於人心，法可讓君主駕馭群臣，但無法駕馭人心，所以有漢以來，半儒半法早已是常態。我之所以以法家自居，是討厭了某些儒士們的虛假一麵，一心想著去編織一個形而上學的體係，卻無意於解決現實問題。如今國勢危矣，整日還把心思置於‘仁義’、‘修善’、‘孝悌’上，若不繼續改變，那確實無異於‘亡國之教’了，”覃陽子解釋，“商君當年的所有政策，實際上都圍繞著‘耕戰’展開，即農業生產與對外戰爭，而實事上，沒有嚴苛律法作為保證，此目標根本實現不了，應該說是商君之策順應了現實需要而已，而苛法隻不過是為了推動這些政策，所以，治理國家應當是現實的。聽聞沈主事自小便熟讀四經五書，既然敢與我談論天下事，想必也必然是有一些不同往日的新想法了？”
“確實如此，”麵對覃陽子的反問，沈銘很是無奈，“讀了很多年書，反倒逐漸不知道孰是孰非，夫子之言自然無可辯駁，老莊之述也不無道理，可國家卻日益衰微，讓我很是疑惑，所以我想聽先生心中的法家之術？”
“那我可就得給沈主事好好上一課了，主事若有不同異議，也盡可與我探討，”覃陽子半切著身，“先秦百家，唯法家見用，不想居然能以之取天下，這絕非偶然，依我之見，一來，春秋之時列國間互相侵奪，內則暴政，外則殺戮，的確需要一個霸或王出來救世，法家初始也並未意在一統天下，亦不過成就一個霸或王而已。而要成就霸業，就必須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就必須練其民，使其為國效力，法家正是所需，二來，一國如一身，若脖頸粗重必然導致腰腹受傷，一國之中若有一部分特別發達則必然傷害君王以至整個國家，這一部分掌握特權，要不與民爭利，要不與國爭利，法家也就是想了幾個辦法對付他們而已。”
“法家主要的辦法就是所謂的‘法’，”覃陽子接著說，“一方麵要依民於農戰，商賈與民爭利，遊士爭賞於兵士，所以要抑商賈，退遊士。法家另一個核心是‘術’，重在臣主異利，臣即為朋黨，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時期，總有一部分人可以為了大眾的利益而不恤自己犧牲，整個國家走向上下取決於這部分人能否掌權周否，而法術之士就是這樣一個團體。依照上麵宗旨，實行起來，首先是官僚的任用，打倒了秦國的舊貴族，荀老夫子有言，‘入秦，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
“所以，這都是選用新進士人的結果，秦國政治之所以整飭，得力於此，”沈銘接過話來，“所以，任用賢士很重要，但絕非那麽簡單。”
“其次是練兵之策，練兵須有財政支持，齊國練兵在多，而魏國在精，唯秦國的法，刑賞並用，使其民非戰無以利，才可練就百萬精兵，而這也源於商君變法之術。以上便是‘法術’之學應用到實際的效果。說到此，結合我之前所言，沈主事應該可以悟出法家之真諦了吧。”
“我想應該迴到先生之前的那句話吧，治國乃是一種現實的選擇，理想並不能供給食用。”沈銘迴答。
“是的，農事礦藏也是如此。儒家主張恢複井田，而法家主張開阡陌，儒家對商業興起還說‘市厘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而法家則主張將山川湖澤、鹽鐵礦產收歸國營，輕重斂散和借貸也由國家操控，以免有少部分人奪其利。”
“這些政策我們也有過，可最終卻無法得到實施啊。”沈銘哀歎。
“所以重在實施，而法家行其道則盡於‘法自然’，其意有二，一是冷酷，法家最忌事法而認情，二是必然，信賞必罰。”覃陽子挪了挪身子。
“可利總有定數，國得之民必損之，民窮則國必亂，暴秦不也亡於苛法嗎？”沈銘追問。
“非也，即使在秦朝，法也非一支獨大，法可解決君主與臣民、與百姓的關係，是帝王之術，但術可有效於一時，卻無法根植於人心，法可讓君主駕馭群臣，但無法駕馭人心，所以有漢以來，半儒半法早已是常態。我之所以以法家自居，是討厭了某些儒士們的虛假一麵，一心想著去編織一個形而上學的體係，卻無意於解決現實問題。如今國勢危矣，整日還把心思置於‘仁義’、‘修善’、‘孝悌’上，若不繼續改變，那確實無異於‘亡國之教’了，”覃陽子解釋，“商君當年的所有政策，實際上都圍繞著‘耕戰’展開，即農業生產與對外戰爭，而實事上，沒有嚴苛律法作為保證，此目標根本實現不了，應該說是商君之策順應了現實需要而已，而苛法隻不過是為了推動這些政策，所以，治理國家應當是現實的。聽聞沈主事自小便熟讀四經五書，既然敢與我談論天下事，想必也必然是有一些不同往日的新想法了？”
“確實如此，”麵對覃陽子的反問，沈銘很是無奈，“讀了很多年書，反倒逐漸不知道孰是孰非，夫子之言自然無可辯駁，老莊之述也不無道理，可國家卻日益衰微，讓我很是疑惑，所以我想聽先生心中的法家之術？”
“那我可就得給沈主事好好上一課了，主事若有不同異議，也盡可與我探討，”覃陽子半切著身，“先秦百家，唯法家見用，不想居然能以之取天下，這絕非偶然，依我之見，一來，春秋之時列國間互相侵奪，內則暴政，外則殺戮，的確需要一個霸或王出來救世，法家初始也並未意在一統天下，亦不過成就一個霸或王而已。而要成就霸業，就必須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就必須練其民，使其為國效力，法家正是所需，二來，一國如一身，若脖頸粗重必然導致腰腹受傷，一國之中若有一部分特別發達則必然傷害君王以至整個國家，這一部分掌握特權，要不與民爭利，要不與國爭利，法家也就是想了幾個辦法對付他們而已。”
“法家主要的辦法就是所謂的‘法’，”覃陽子接著說，“一方麵要依民於農戰，商賈與民爭利，遊士爭賞於兵士，所以要抑商賈，退遊士。法家另一個核心是‘術’，重在臣主異利，臣即為朋黨，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時期，總有一部分人可以為了大眾的利益而不恤自己犧牲，整個國家走向上下取決於這部分人能否掌權周否，而法術之士就是這樣一個團體。依照上麵宗旨，實行起來，首先是官僚的任用，打倒了秦國的舊貴族，荀老夫子有言，‘入秦，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
“所以，這都是選用新進士人的結果，秦國政治之所以整飭，得力於此，”沈銘接過話來，“所以，任用賢士很重要，但絕非那麽簡單。”
“其次是練兵之策，練兵須有財政支持，齊國練兵在多，而魏國在精，唯秦國的法，刑賞並用，使其民非戰無以利，才可練就百萬精兵，而這也源於商君變法之術。以上便是‘法術’之學應用到實際的效果。說到此，結合我之前所言，沈主事應該可以悟出法家之真諦了吧。”
“我想應該迴到先生之前的那句話吧，治國乃是一種現實的選擇，理想並不能供給食用。”沈銘迴答。
“是的，農事礦藏也是如此。儒家主張恢複井田，而法家主張開阡陌，儒家對商業興起還說‘市厘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而法家則主張將山川湖澤、鹽鐵礦產收歸國營，輕重斂散和借貸也由國家操控，以免有少部分人奪其利。”
“這些政策我們也有過，可最終卻無法得到實施啊。”沈銘哀歎。
“所以重在實施，而法家行其道則盡於‘法自然’，其意有二，一是冷酷，法家最忌事法而認情，二是必然，信賞必罰。”覃陽子挪了挪身子。
“可利總有定數，國得之民必損之，民窮則國必亂，暴秦不也亡於苛法嗎？”沈銘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