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隱齋記
作者：【金】元好問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遊長安，舍於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
予曰：“若[1]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鬆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幹沒氏[2]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壟斷，利嘴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3]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蹠[4]行，伯夷[5]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
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
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6]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歎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7]。奚以此為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
貞佑丙子[8]十二月日，河東[9]元某記。
注釋：
[1]若：你。[2]幹沒氏：指投機牟利的人。[3]錐刀：亦作“刀錐”，喻微末的小利。唐陳子昂《感遇》詩：“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4]盜蹠：春秋戰國之際人，名蹠。《莊子·盜蹠》說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盜蹠”是對他的誣稱。[5]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與其弟叔齊都不願繼承父位。武王伐紂後，與叔齊均不願食周粟（因反對武王伐紂），餓死首陽山。[6]韓伯休：韓康，字伯休，東漢京兆霸陵（今陝西西安市東）人。以采藥賣藥為生，口不二價。後隱居山中。[7]“言，身之文”五句：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大意是：以言語來述說人的好處，是為了顯示其光彩。一個人將要去隱居了，還要這些光彩幹什麽？如仍這樣做，那就是想求得顯達，而不是想隱居了。[8]貞佑丙子：金宣宗貞佑四年（1216）。[9]河東：古地名。元好問為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秀容古屬河東。
賞析：
市隱即隱居於鬧市之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隱士的世界應該在山水林泉之中，將鬧市與他們並置是那麽地不協調。然而古人曾說：“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文選·反招隱》）又說：“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相比之下，古人更讚美隱於朝市。在他們看來，每日在朝市中與塵俗接觸而不為所染的人，更為難得。
元好問這篇《市隱齋記》所記的隱者，自題其齋曰“市隱”，他是儼然以大隱自居的。然而讀罷全文，我們不僅沒有感到這位市隱齋主婁公是一位大隱，反而覺得他是個沽名釣譽之徒。何以得出這種印象呢？這主要在於對隱逸之義的辨析。作者首先為隱居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夫隱，自閉之義也。”這也是文章的“主腦”，全文都是圍繞著這個“主腦”而生發出來的。作者就以此為標準，指出隻要能夠符合這個意義，隱於農工商卜醫等各行各業，都無所不可，不必一定要在“深山之中，蓬蒿之下”。文中暗用典故，以古代著名隱士薑太公、趙國隱士毛公、薛公的事跡，來證明其說，顯得充分、有力。既然隱居隻要符合“自閉之義”，就無所而不可隱，那麽古人為什麽又有大隱之說呢？作者進而對此作了闡明：“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大小隱的實質在此也得到了透徹的解說。文章至此是從正麵論隱居，邏輯嚴謹，無懈可擊。由於隱逸一直被視為高士，因而為許多人所仿效。但眾所同趨，其類必雜，在隱逸這種高尚之行中有時不免也滲進了一些卑劣的企圖，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就譴責了那些“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的假隱士。這類假隱士曆代不乏其人，作者筆鋒一轉，針對這種現象加以批駁：“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鬆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懸羊頭，賣狗脯，盜蹠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作者以聲色俱厲的反詰，表達了對欺世盜名的假隱士的深惡痛絕。毫無疑問，欺世盜名是不符合“自閉之義”的。文章寫了真假兩種隱士，而市隱齋主婁公屬於哪一種人呢？作者用“顯”與“隱”進行對比，揭露出婁公行為的矛盾之處，這種矛盾的行為與隱居的“自閉之義”是大相徑庭的。這位“市隱婁公”是何許人，便已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礙於情麵，作者又為婁公找了一個下台的階梯：“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很明顯，這是托詞，然而，畢竟為婁公留下了一點迴旋的餘地，這也許體現了“溫柔敦厚”的文風。
這篇《市隱齋記》，當記敘市隱齋得名之由來，或其所處之環境、條件，或讚美其齋主隱居樂道之美德等等。然而元好問卻采取了不同一般的寫法。文章集中筆墨論隱居之義，圍繞著對隱居之義的正反兩方麵的闡述而組織全文。乍看起來，文章不符合“記”的體例而更近似於“論”，但這正是作者的匠心獨運之處。文章隻記敘作者與李生論辯是否為婁公作記的對話，真正意義上的“記”，似乎始終沒有出現。這種“不記之記”的形式，正體現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點，符合這類雜記文的通則。文章純以理勝，而筆端又飽含了作者對世風的感慨，表達了對婁公之類沽名釣譽行為的反感。這又使文章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
論理嚴密，行文自然，情感真實，可以說是這篇文章的特點，也正是金元明八大家之一的元好問文章的特色。
作者：【金】元好問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遊長安，舍於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
予曰：“若[1]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鬆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幹沒氏[2]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壟斷，利嘴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3]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蹠[4]行，伯夷[5]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
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
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6]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歎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7]。奚以此為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
貞佑丙子[8]十二月日，河東[9]元某記。
注釋：
[1]若：你。[2]幹沒氏：指投機牟利的人。[3]錐刀：亦作“刀錐”，喻微末的小利。唐陳子昂《感遇》詩：“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4]盜蹠：春秋戰國之際人，名蹠。《莊子·盜蹠》說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盜蹠”是對他的誣稱。[5]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與其弟叔齊都不願繼承父位。武王伐紂後，與叔齊均不願食周粟（因反對武王伐紂），餓死首陽山。[6]韓伯休：韓康，字伯休，東漢京兆霸陵（今陝西西安市東）人。以采藥賣藥為生，口不二價。後隱居山中。[7]“言，身之文”五句：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大意是：以言語來述說人的好處，是為了顯示其光彩。一個人將要去隱居了，還要這些光彩幹什麽？如仍這樣做，那就是想求得顯達，而不是想隱居了。[8]貞佑丙子：金宣宗貞佑四年（1216）。[9]河東：古地名。元好問為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秀容古屬河東。
賞析：
市隱即隱居於鬧市之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隱士的世界應該在山水林泉之中，將鬧市與他們並置是那麽地不協調。然而古人曾說：“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文選·反招隱》）又說：“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相比之下，古人更讚美隱於朝市。在他們看來，每日在朝市中與塵俗接觸而不為所染的人，更為難得。
元好問這篇《市隱齋記》所記的隱者，自題其齋曰“市隱”，他是儼然以大隱自居的。然而讀罷全文，我們不僅沒有感到這位市隱齋主婁公是一位大隱，反而覺得他是個沽名釣譽之徒。何以得出這種印象呢？這主要在於對隱逸之義的辨析。作者首先為隱居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夫隱，自閉之義也。”這也是文章的“主腦”，全文都是圍繞著這個“主腦”而生發出來的。作者就以此為標準，指出隻要能夠符合這個意義，隱於農工商卜醫等各行各業，都無所不可，不必一定要在“深山之中，蓬蒿之下”。文中暗用典故，以古代著名隱士薑太公、趙國隱士毛公、薛公的事跡，來證明其說，顯得充分、有力。既然隱居隻要符合“自閉之義”，就無所而不可隱，那麽古人為什麽又有大隱之說呢？作者進而對此作了闡明：“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大小隱的實質在此也得到了透徹的解說。文章至此是從正麵論隱居，邏輯嚴謹，無懈可擊。由於隱逸一直被視為高士，因而為許多人所仿效。但眾所同趨，其類必雜，在隱逸這種高尚之行中有時不免也滲進了一些卑劣的企圖，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就譴責了那些“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的假隱士。這類假隱士曆代不乏其人，作者筆鋒一轉，針對這種現象加以批駁：“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鬆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懸羊頭，賣狗脯，盜蹠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作者以聲色俱厲的反詰，表達了對欺世盜名的假隱士的深惡痛絕。毫無疑問，欺世盜名是不符合“自閉之義”的。文章寫了真假兩種隱士，而市隱齋主婁公屬於哪一種人呢？作者用“顯”與“隱”進行對比，揭露出婁公行為的矛盾之處，這種矛盾的行為與隱居的“自閉之義”是大相徑庭的。這位“市隱婁公”是何許人，便已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礙於情麵，作者又為婁公找了一個下台的階梯：“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很明顯，這是托詞，然而，畢竟為婁公留下了一點迴旋的餘地，這也許體現了“溫柔敦厚”的文風。
這篇《市隱齋記》，當記敘市隱齋得名之由來，或其所處之環境、條件，或讚美其齋主隱居樂道之美德等等。然而元好問卻采取了不同一般的寫法。文章集中筆墨論隱居之義，圍繞著對隱居之義的正反兩方麵的闡述而組織全文。乍看起來，文章不符合“記”的體例而更近似於“論”，但這正是作者的匠心獨運之處。文章隻記敘作者與李生論辯是否為婁公作記的對話，真正意義上的“記”，似乎始終沒有出現。這種“不記之記”的形式，正體現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點，符合這類雜記文的通則。文章純以理勝，而筆端又飽含了作者對世風的感慨，表達了對婁公之類沽名釣譽行為的反感。這又使文章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
論理嚴密，行文自然，情感真實，可以說是這篇文章的特點，也正是金元明八大家之一的元好問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