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論
作者：【宋】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誌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1]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2]，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3]，無所複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4]。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5]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6]之計，以僥幸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7]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8]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9]。且夫有報人之誌，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10]？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11]，不稱其誌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注釋：
[1]子房受書：見《史記·留侯世家》。[2]以為鬼物：王充《論衡·自然》引人之說雲：“或曰：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3]賁、育：孟賁、夏育，古代勇士。[4]而其末可乘：謂待其力量衰微到極點時始有機會可乘。案：此句一作“而其勢未可乘”。連下文博浪一擊不中，秦皇大索天下，張良變名姓逃亡之事，理亦可通。[5]伊尹、太公：伊尹，商朝開國功臣。太公，又稱太公望，即呂尚，周朝開國功臣。[6]荊軻、聶政：戰國時刺客。荊軻曾為燕太子丹刺殺秦王（始皇），未成被殺。聶政曾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事成後毀容自殺。[7]鮮腆：無禮。[8]鄭伯：即鄭襄公。文中所引楚莊王伐鄭事見於《左傳·宣公十二年》。[9]“勾踐”三句：《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國被吳國打敗後，越王勾踐曾和範蠡入官（臣隸）於吳，勾踐自請為臣，妻為妾，三年後才被放迴越國。他臥薪嚐膽，發奮複仇，終於滅了吳國。[10]“當淮陰”數句：《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韓信平齊後，派人見漢王劉邦，求封為假（暫時代理）齊王以鎮齊。劉邦大罵韓信。張良、陳平暗中踩劉邦足，附耳告以今局勢不利於漢，應善待韓信，以免生變。劉邦頓時醒悟，改口答應，並派張良去立韓信為齊王，征調他的兵攻擊項羽。[11]“太史公”二句：見《史記·留侯世家》文末“太史公曰”。
賞析：
這篇議論文論的是張良。它是作者嘉佑六年（1061）正月應製科時所上“進論”之一，作年當在此前。張良，字子房，輔佐劉邦滅秦破項，建立漢朝，封於留（今江蘇徐州沛縣東南），稱留侯。《留侯論》並不全麵評論他的生平和功業，而隻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麵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內。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將“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又是從“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隻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為抱負甚大，誌向甚遠的緣故。表麵看來，勇和忍似乎是對立的，作者卻指出了它們的統一性，充滿辯證法，非常精警深刻。這是作者的基本論點，也是全篇的主意。雖然這裏並未指名，實際是對張良而言。以下全是對張良的具體論證。
文中舉了張良狙擊秦王、進履受書、勸說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三件事。這三件事表麵看來似無關連，但作者卻敏銳地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係，由此提出了他的獨創見解。
第二段先從前兩件事說。人們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作者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係起來，把他為韓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係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並不在書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所暗示的，都是聖賢間互相警示勸誡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為論證，結構非常嚴密。拂去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係到基本立論，因為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為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麵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為，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於白白送死。老人因為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煉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係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於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著，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裏許路，見張良隻是目送著他，並無異常的表現，這才再走迴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為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入扣。隨後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於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煉。這給作者取為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隻需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其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其（張良）能忍，二者實為一個意思。清人金聖歎說：“此一句（即“且其意不在書”）乃一篇之頭也。”又總評說：“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起，掀翻盡變，如廣陵秋濤之排空而起也。”（《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四）清人沈德潛也說：“‘其意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一）都指出此句是通篇立意的關鍵。
為了加強說服力，第三段又引史為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說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試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張良的情景，證明他的舉動確實是對張良的考察試驗。前者是從動機講，後者是從事實講，行動的目的則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這句係用《論語·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語意，即上文所謂“聖賢相與警戒之義”），後來的結果則是使張良達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張良早年的兩件事而言，第四段又舉他後來在劉邦項籍鬥爭中的一個例證以實之。沒有這個例證，張良在圯上的表現，可以視為偶然；有了這個例證，上麵的論證才開花結果，落到實處。這段的精妙之處在於，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係到劉、項兩家的鬥爭來舉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為齊王的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為係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於張良、對於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圯上老人的啟導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穎，風調翩翩，餘味不盡。
張良一生功業的取得，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能忍起了重要作用，卻無疑義，此文扣住能忍、不能忍，反複論說，見解精辟，辭氣雄辯。因為始終圍繞一個意思說，所以能把問題講得深透，也能使文章奇正相形，虛實相生，變化無窮。文中論張良的忍，就有正說，有反說，有曆史引證，有當代人物作為陪襯，末尾還借司馬遷文加以點染，使文章妙趣橫生。通篇主意本來是論張良能忍，但大半篇幅（整個二三兩大段）又全是講他不能忍，可以說，通篇結構是用他的先不能忍證出他的其後能忍，可稱一奇。明人楊慎《三蘇文範》說：“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裏，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複可以名狀，而尤長於陳述敘事。留侯一論，其立論超卓如此。”王慎中稱“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茅坤《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鈔》卷十四引），都頗能道出此文特色。細讀原文，我們會發現通篇不作一平庸句，不作一平鋪直敘語，所以為後世學文者視為範本。
作者：【宋】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誌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1]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2]，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3]，無所複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4]。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5]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6]之計，以僥幸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7]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8]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9]。且夫有報人之誌，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10]？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11]，不稱其誌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注釋：
[1]子房受書：見《史記·留侯世家》。[2]以為鬼物：王充《論衡·自然》引人之說雲：“或曰：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3]賁、育：孟賁、夏育，古代勇士。[4]而其末可乘：謂待其力量衰微到極點時始有機會可乘。案：此句一作“而其勢未可乘”。連下文博浪一擊不中，秦皇大索天下，張良變名姓逃亡之事，理亦可通。[5]伊尹、太公：伊尹，商朝開國功臣。太公，又稱太公望，即呂尚，周朝開國功臣。[6]荊軻、聶政：戰國時刺客。荊軻曾為燕太子丹刺殺秦王（始皇），未成被殺。聶政曾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事成後毀容自殺。[7]鮮腆：無禮。[8]鄭伯：即鄭襄公。文中所引楚莊王伐鄭事見於《左傳·宣公十二年》。[9]“勾踐”三句：《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國被吳國打敗後，越王勾踐曾和範蠡入官（臣隸）於吳，勾踐自請為臣，妻為妾，三年後才被放迴越國。他臥薪嚐膽，發奮複仇，終於滅了吳國。[10]“當淮陰”數句：《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韓信平齊後，派人見漢王劉邦，求封為假（暫時代理）齊王以鎮齊。劉邦大罵韓信。張良、陳平暗中踩劉邦足，附耳告以今局勢不利於漢，應善待韓信，以免生變。劉邦頓時醒悟，改口答應，並派張良去立韓信為齊王，征調他的兵攻擊項羽。[11]“太史公”二句：見《史記·留侯世家》文末“太史公曰”。
賞析：
這篇議論文論的是張良。它是作者嘉佑六年（1061）正月應製科時所上“進論”之一，作年當在此前。張良，字子房，輔佐劉邦滅秦破項，建立漢朝，封於留（今江蘇徐州沛縣東南），稱留侯。《留侯論》並不全麵評論他的生平和功業，而隻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麵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內。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將“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又是從“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隻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為抱負甚大，誌向甚遠的緣故。表麵看來，勇和忍似乎是對立的，作者卻指出了它們的統一性，充滿辯證法，非常精警深刻。這是作者的基本論點，也是全篇的主意。雖然這裏並未指名，實際是對張良而言。以下全是對張良的具體論證。
文中舉了張良狙擊秦王、進履受書、勸說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三件事。這三件事表麵看來似無關連，但作者卻敏銳地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係，由此提出了他的獨創見解。
第二段先從前兩件事說。人們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作者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係起來，把他為韓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係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並不在書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所暗示的，都是聖賢間互相警示勸誡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為論證，結構非常嚴密。拂去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係到基本立論，因為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為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麵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為，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於白白送死。老人因為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煉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係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於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著，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裏許路，見張良隻是目送著他，並無異常的表現，這才再走迴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為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入扣。隨後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於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煉。這給作者取為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隻需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其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其（張良）能忍，二者實為一個意思。清人金聖歎說：“此一句（即“且其意不在書”）乃一篇之頭也。”又總評說：“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起，掀翻盡變，如廣陵秋濤之排空而起也。”（《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四）清人沈德潛也說：“‘其意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一）都指出此句是通篇立意的關鍵。
為了加強說服力，第三段又引史為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說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試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張良的情景，證明他的舉動確實是對張良的考察試驗。前者是從動機講，後者是從事實講，行動的目的則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這句係用《論語·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語意，即上文所謂“聖賢相與警戒之義”），後來的結果則是使張良達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張良早年的兩件事而言，第四段又舉他後來在劉邦項籍鬥爭中的一個例證以實之。沒有這個例證，張良在圯上的表現，可以視為偶然；有了這個例證，上麵的論證才開花結果，落到實處。這段的精妙之處在於，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係到劉、項兩家的鬥爭來舉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為齊王的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為係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於張良、對於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圯上老人的啟導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穎，風調翩翩，餘味不盡。
張良一生功業的取得，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能忍起了重要作用，卻無疑義，此文扣住能忍、不能忍，反複論說，見解精辟，辭氣雄辯。因為始終圍繞一個意思說，所以能把問題講得深透，也能使文章奇正相形，虛實相生，變化無窮。文中論張良的忍，就有正說，有反說，有曆史引證，有當代人物作為陪襯，末尾還借司馬遷文加以點染，使文章妙趣橫生。通篇主意本來是論張良能忍，但大半篇幅（整個二三兩大段）又全是講他不能忍，可以說，通篇結構是用他的先不能忍證出他的其後能忍，可稱一奇。明人楊慎《三蘇文範》說：“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裏，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複可以名狀，而尤長於陳述敘事。留侯一論，其立論超卓如此。”王慎中稱“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茅坤《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鈔》卷十四引），都頗能道出此文特色。細讀原文，我們會發現通篇不作一平庸句，不作一平鋪直敘語，所以為後世學文者視為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