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正公集》敘
作者：【宋】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1]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2]。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範、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
嘉佑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範公沒；既葬，而墓碑[3]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麵，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4]待軾，曰：“恨子不識範文正公。”其後三年[5]，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6]，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7]，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槁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
嗚唿！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嚐試為之，而僥幸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8]。”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9]。”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注釋：
[1]總角：指童年。兒童將頭發梳成左右兩個辮子，叫總角。[2]石守道：石介，字守道。《慶曆聖德詩》所讚十一人，杜衍、章德象、晏殊、賈昌朝、範仲淹、富弼、韓琦幾人同時執政，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幾人均為諫官。據《東坡誌林》卷二，蘇軾八歲入小學，老師為道士張易簡。[3]墓碑：指歐陽修所作《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範公神道碑銘》和富弼所作《墓誌銘》。[4]國士：一國中的傑出人才。[5]其後三年：指嘉佑五年（1060），蘇軾居母喪期滿自蜀返京，過許州（今河南許昌），遇範仲淹次子範純仁（字堯夫）。[6]又六年：指治平二年（1065），蘇軾罷鳳翔（今屬陝西）府簽判至京任職，遇範仲淹第三子範純禮（字彝叟）。[7]又十一年：指熙寧十年（1077），蘇軾由密州（今山東諸城）改知徐州，時範仲淹第四子範純粹（字德孺）知滕縣（今屬山東），時縣屬徐州，因稱同僚。[8]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語。[9]“我戰則克”二句：《禮記·禮器》引孔子語，是引述知禮之人自稱戰則必勝，祭祀則必得福。
賞析：
此文一本篇末有“元佑四年（1089）四月二十一日”句，當即作於此時。範仲淹，字希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諡文正。他是北宋愛國將領，一代名臣，作者對他非常崇敬。
此文前半篇寫作者對範仲淹的景仰和終身不得一見的遺恨。文章以四十七年前一件小事開頭：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作者八歲，入鄉校讀小學，讀到當時文學家石介寫的《慶曆聖德詩》，知道了範仲淹。由老師之口，引出韓、範、富、歐陽，讚為人傑，自然逼真，文章也極靈動跳脫。如開篇即由作者發一通議論，就會落入此類文章的窠臼。四十七年前的事曆曆如在目前，可見印象何等深刻，說明範仲淹在作者的幼小心靈中，已具有崇高地位。如今重又道及，不僅見出作者對範氏的景仰、眷戀之深，還包含著對他的深切悼念。字麵平平敘述，實則情深無比，而這正是作者撰寫此文的原由。下麵分年敘事，敘嘉佑二年（1057）入京讀範仲淹墓碑，識範之次子堯夫，見範之三子彝叟，與範之幼子德孺同僚，均是用的這種寫法。這五件事，直接講到範仲淹的前兩件詳寫，集中地抒寫不得一見範仲淹的痛悼、抱恨之情。讀墓碑而流涕，將不得一見範仲淹歸之為“命”；從歐陽修、韓琦、富弼等人“恨子不識範文正公”的話，寫出不僅作者以此為恨，歐陽修等也引以為憾。這些文字，凝結著作者傷心的淚水。講到範仲淹三子則簡寫，但不合寫而一次一次分寫，每寫一次，又把這種感情加重渲染一次。通過這一係列敘述，蓄勢已滿，最後用“嗚唿”一節文字，歸結到“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把這種感情寫得如海之深，如地之厚，強烈地激蕩著讀者的心。從鄉校“私識”到寫作此文，共敘七事，前兩件標明慶曆、嘉佑年號，後五件則全用後多少年形式，以表明所隔時間之長，最後點出“今四十七年矣”，這不僅使寫法富有變化，也是為了更強烈地表達四十七年終不得一見範仲淹之麵的“平生之恨”。在作此文的前五年，即元豐八年（1085），有《跋範文正公帖》雲：“軾自省事，便欲一見範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跡，至於泫然。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可見他對範仲淹的這種感情正是始終繚繞於心的。
後半篇讚範仲淹的事功文章，重點寫事功。這段寫法同上段不同，它沒有具體條列範仲淹的種種功勳，而是把他同古代傑出人物作比擬，從總的方麵加以極精練地概括。伊尹是商朝的開國功臣，太公即呂尚，又稱太公望，是周朝的開國功臣。他們得遇商湯、周文王之前，都是平民，伊尹耕於萃（在今山東菏澤曹縣北）野，太公隱於渭（在今陝西）濱。管仲，名夷吾，輔佐齊桓公，使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樂毅，燕國名將，燕昭王時曾大勝齊軍，連下七十二城。淮陰侯即韓信，他曾向劉邦分析劉（邦）、項（羽）的有利不利條件，建議劉邦東取三秦（今陝西一帶）。劉邦采納其言，後來果得實現。諸葛亮隱居隆中（今湖北襄陽西）時，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向劉備評說曹操、孫權，建議他西取益州（劉璋為益州牧），聯合東吳孫權，共抗曹操，然後統一中國。劉備死後，諸葛亮輔佐劉禪，為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據《宋史·範仲淹傳》記載，範在天聖中監楚州（今江蘇淮安）糧料院，母喪去官，時晏殊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晏殊不久後即任副宰相），聞仲淹名，召置府學，範仲淹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遊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共萬餘言。康定元年（1043），範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威鎮西北，羌人稱為“龍圖老子”。慶曆三年春任樞密副使，其秋改任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慶曆新政”，又上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事。“居太夫人憂（為母居喪），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暗用其《嶽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語意。範仲淹的這些經曆，同伊尹、太公、諸葛亮、韓信等人很相似，作者把他同他們比擬，突出他早年身居卑位時，即已抱負遠大，懷有治國方略，這樣更能充分表現他對國家人民的卓越貢獻；如果具體條列他的事功，反而顯得瑣碎而沒有力量。
範仲淹是作者非常崇敬的先賢，對於他的文章，自然不能去具體評論其短長，文中隻用“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兩個生動的比喻，總的論讚，最後引出“有德者必有言”，“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文章事功，雙收作結。《宋史·範仲淹傳》說：“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裏中，以贍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裏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足見蘇軾對他的崇高評價，絕非諛辭虛譽。
蘇軾是一個至性至情的人，本篇就是一篇至情之文。一般地說，寫一個人，從沒見過他的麵，很難寫出感情；本篇卻恰恰相反，從數十年景仰思慕而終未一見立意，把對範仲淹的感情寫得像江河大海，深厚無比。在序引中抒情的不少，但像本篇這樣感人的，卻極罕見。蓋作者心中本有無限深情，文辭又足達之。前人稱此文是“率意而書”，“識度自遠”（明茅坤《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曆敘因緣慕望處，情文並妙”（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東坡集錄》卷五），都看到它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
作者：【宋】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1]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2]。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範、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
嘉佑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範公沒；既葬，而墓碑[3]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麵，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4]待軾，曰：“恨子不識範文正公。”其後三年[5]，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6]，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7]，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槁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
嗚唿！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嚐試為之，而僥幸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8]。”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9]。”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注釋：
[1]總角：指童年。兒童將頭發梳成左右兩個辮子，叫總角。[2]石守道：石介，字守道。《慶曆聖德詩》所讚十一人，杜衍、章德象、晏殊、賈昌朝、範仲淹、富弼、韓琦幾人同時執政，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幾人均為諫官。據《東坡誌林》卷二，蘇軾八歲入小學，老師為道士張易簡。[3]墓碑：指歐陽修所作《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範公神道碑銘》和富弼所作《墓誌銘》。[4]國士：一國中的傑出人才。[5]其後三年：指嘉佑五年（1060），蘇軾居母喪期滿自蜀返京，過許州（今河南許昌），遇範仲淹次子範純仁（字堯夫）。[6]又六年：指治平二年（1065），蘇軾罷鳳翔（今屬陝西）府簽判至京任職，遇範仲淹第三子範純禮（字彝叟）。[7]又十一年：指熙寧十年（1077），蘇軾由密州（今山東諸城）改知徐州，時範仲淹第四子範純粹（字德孺）知滕縣（今屬山東），時縣屬徐州，因稱同僚。[8]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語。[9]“我戰則克”二句：《禮記·禮器》引孔子語，是引述知禮之人自稱戰則必勝，祭祀則必得福。
賞析：
此文一本篇末有“元佑四年（1089）四月二十一日”句，當即作於此時。範仲淹，字希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諡文正。他是北宋愛國將領，一代名臣，作者對他非常崇敬。
此文前半篇寫作者對範仲淹的景仰和終身不得一見的遺恨。文章以四十七年前一件小事開頭：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作者八歲，入鄉校讀小學，讀到當時文學家石介寫的《慶曆聖德詩》，知道了範仲淹。由老師之口，引出韓、範、富、歐陽，讚為人傑，自然逼真，文章也極靈動跳脫。如開篇即由作者發一通議論，就會落入此類文章的窠臼。四十七年前的事曆曆如在目前，可見印象何等深刻，說明範仲淹在作者的幼小心靈中，已具有崇高地位。如今重又道及，不僅見出作者對範氏的景仰、眷戀之深，還包含著對他的深切悼念。字麵平平敘述，實則情深無比，而這正是作者撰寫此文的原由。下麵分年敘事，敘嘉佑二年（1057）入京讀範仲淹墓碑，識範之次子堯夫，見範之三子彝叟，與範之幼子德孺同僚，均是用的這種寫法。這五件事，直接講到範仲淹的前兩件詳寫，集中地抒寫不得一見範仲淹的痛悼、抱恨之情。讀墓碑而流涕，將不得一見範仲淹歸之為“命”；從歐陽修、韓琦、富弼等人“恨子不識範文正公”的話，寫出不僅作者以此為恨，歐陽修等也引以為憾。這些文字，凝結著作者傷心的淚水。講到範仲淹三子則簡寫，但不合寫而一次一次分寫，每寫一次，又把這種感情加重渲染一次。通過這一係列敘述，蓄勢已滿，最後用“嗚唿”一節文字，歸結到“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把這種感情寫得如海之深，如地之厚，強烈地激蕩著讀者的心。從鄉校“私識”到寫作此文，共敘七事，前兩件標明慶曆、嘉佑年號，後五件則全用後多少年形式，以表明所隔時間之長，最後點出“今四十七年矣”，這不僅使寫法富有變化，也是為了更強烈地表達四十七年終不得一見範仲淹之麵的“平生之恨”。在作此文的前五年，即元豐八年（1085），有《跋範文正公帖》雲：“軾自省事，便欲一見範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跡，至於泫然。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可見他對範仲淹的這種感情正是始終繚繞於心的。
後半篇讚範仲淹的事功文章，重點寫事功。這段寫法同上段不同，它沒有具體條列範仲淹的種種功勳，而是把他同古代傑出人物作比擬，從總的方麵加以極精練地概括。伊尹是商朝的開國功臣，太公即呂尚，又稱太公望，是周朝的開國功臣。他們得遇商湯、周文王之前，都是平民，伊尹耕於萃（在今山東菏澤曹縣北）野，太公隱於渭（在今陝西）濱。管仲，名夷吾，輔佐齊桓公，使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樂毅，燕國名將，燕昭王時曾大勝齊軍，連下七十二城。淮陰侯即韓信，他曾向劉邦分析劉（邦）、項（羽）的有利不利條件，建議劉邦東取三秦（今陝西一帶）。劉邦采納其言，後來果得實現。諸葛亮隱居隆中（今湖北襄陽西）時，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向劉備評說曹操、孫權，建議他西取益州（劉璋為益州牧），聯合東吳孫權，共抗曹操，然後統一中國。劉備死後，諸葛亮輔佐劉禪，為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據《宋史·範仲淹傳》記載，範在天聖中監楚州（今江蘇淮安）糧料院，母喪去官，時晏殊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晏殊不久後即任副宰相），聞仲淹名，召置府學，範仲淹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遊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共萬餘言。康定元年（1043），範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威鎮西北，羌人稱為“龍圖老子”。慶曆三年春任樞密副使，其秋改任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慶曆新政”，又上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事。“居太夫人憂（為母居喪），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暗用其《嶽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語意。範仲淹的這些經曆，同伊尹、太公、諸葛亮、韓信等人很相似，作者把他同他們比擬，突出他早年身居卑位時，即已抱負遠大，懷有治國方略，這樣更能充分表現他對國家人民的卓越貢獻；如果具體條列他的事功，反而顯得瑣碎而沒有力量。
範仲淹是作者非常崇敬的先賢，對於他的文章，自然不能去具體評論其短長，文中隻用“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兩個生動的比喻，總的論讚，最後引出“有德者必有言”，“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文章事功，雙收作結。《宋史·範仲淹傳》說：“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裏中，以贍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裏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足見蘇軾對他的崇高評價，絕非諛辭虛譽。
蘇軾是一個至性至情的人，本篇就是一篇至情之文。一般地說，寫一個人，從沒見過他的麵，很難寫出感情；本篇卻恰恰相反，從數十年景仰思慕而終未一見立意，把對範仲淹的感情寫得像江河大海，深厚無比。在序引中抒情的不少，但像本篇這樣感人的，卻極罕見。蓋作者心中本有無限深情，文辭又足達之。前人稱此文是“率意而書”，“識度自遠”（明茅坤《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曆敘因緣慕望處，情文並妙”（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東坡集錄》卷五），都看到它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