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頌
作者：【唐】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崪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
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1]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2]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嚐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3]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4]乃萬世之標準也。餘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注釋：
[1]微子：殷紂王庶兄，名啟。數諫紂不聽，去國。周武王滅商，他稱臣於周。後封於宋，為宋國始祖。[2]武王：周武王。周文王子，名發。起兵伐紂，滅商，建立周王朝。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輔助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封於魯。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曾東征平武庚、管叔、蔡叔。相傳周代禮樂製度均為他所製訂。[3]叔齊：商末孤竹君的次子，伯夷弟。[4]聖人：指周武王、周公。
賞析：
韓文重情，這篇《伯夷頌》稱許“信道篤”“自知明”為特立獨行，強調人自身的品格素養，與殷、周之際的曆史是非並無特別的同步性。
首先，確立標準。“特立”“獨行”意思相近。獨特的建樹，超凡的品行，是士人最看重的人格因素。“特立獨行”就是行為合乎社會準則，不顧及世俗人情之是非，信道誠篤而又有自知之明。從行文上說，“士之特立獨行”與“適於義而已”兩句承順銜接，氣勢通貫，而“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三句顯然是倒置。將“皆豪傑之士”嵌置在“不顧人之是非”與“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之間，使本來一氣暢通的句式造成一個暫時的節製，這個節製形成的頓挫，為下文的一氣奔放做好了準備。其次，這個行文上的頓挫，又使“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兩句特別引人注目，突出了“特立獨行”的實在性，為下文的伯夷出場做了意蘊上的鋪墊。隨後，作者用三個句式相似的層遞句，層層逼進，由一家非之、一國一州非之進而為舉世非之，將特立獨行的信道篤而自知明的傑出人物推至“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的巔峰。行文至此，似乎文意已足，文氣已極，但是，韓愈卻能妙手迴春，更翻一層，將伯夷“不顧人之是非”翻到“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九十九重天。翻上了高度，立即緊扣題旨“頌”，用排比句橫向展開，一則將伯夷“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特立獨行強化，二則將伯夷的特立獨行情化，兩者的目的合而為一——頌伯夷：“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崪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由開頭確立理性標準到引出本文的核心人物，再到三頌伯夷的“特立獨行”的明、高、大，從正麵將伯夷的特立獨行展示在讀者麵前。
其次，進行比較。微子和伯夷同是殷末周初的人，並且微子還是殷的宗室、帝乙的長子、紂王的庶兄。作者以“抱祭器而去之”一句，點明他在周滅殷過程中的態度。韓愈以為，微子雖然被稱為賢者，但是他躲避禍亂，不言是非，稱不上信道篤、自知明，更不能算是特立獨行之士。司馬遷《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述微子後來被周封於宋，而子孫綿延。避禍為後來和周合作作好了政治準備。其命意大約也與韓愈相似。不過從論證問題的角度看，以微子與伯夷相比，兩者都是“個體”，以“個別”比“個別”，在邏輯上容易陷入片麵性。為了突出伯夷的“特立獨行”，還必須將伯夷的“個別”和殷、周交替之際的賢人（“一般”）相比較。“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嚐聞有非之者也”，正是起著這個作用。天下賢人、諸侯皆從武王周公攻殷，而伯夷、叔齊卻以為不可，這才真正顯示出伯夷、叔齊的“不顧人之是非”和“信道篤而自知明”的豪傑性格和“適於義”的情懷。據《史記》記載，伯夷、叔齊原是周的屬臣，武王伐紂時，曾叩馬而諫，說周武王父死不葬，急於戰事，不孝；周是殷的屬臣，以臣討君，不仁。周勝殷敗之後，義不食周粟，在首陽山采薇而食，終至餓死。在韓愈看來，微子先諫於殷，不聽而去，是“顧是非”，不是“特立獨行”；周勝從周，也是“顧是非”，不是“特立獨行”，皆未曾做到“信道篤而自知明”。同理，天下賢人、諸侯皆從周伐殷，也不是具備“特立獨行”“信道篤而自知明”的人物，隻有伯夷，篤信仁孝之道，敢於叩馬而諫，具備“自知之明”，故周勝後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凡此種種，說明伯夷是不以時人之是非為是非，不以賢人之是非為是非，不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特立獨行”之士，將上文的“日月不足為明”“泰山不足為高”“天地不足為容”作了事實上的論證，使題目中的“頌”具有實際的社會價值。
最後，議論時人。韓文尚奇，布局常出奇製勝。為了以伯夷“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高標絕韻為準的，先以當時之人以一人稱譽為“有餘”，一人貶之為“不足”，媚俗從眾做鋪墊，綴以“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彼”是指伯夷。在行文上，“今世之所謂士”將伯夷托上高峰，而“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反彈一句，峭拔至九十九重天之上。迴應前文，強調全文的主旨之後，突然以“雖然”二字，引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的警世之論。“圖窮而匕首見”，至此，才揭示頌伯夷而誅“亂臣賊子”的真意。韓愈之世，藩鎮為患，朝廷大臣或依負幽隱，作惡猖狂，斥亂臣賊子是韓愈一貫主張。勵士人處亂世而不亂，一則應有“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勇氣，二則需要“信道篤而自知明”的品格。
人或以周伐殷是合乎曆史的需要，頌伯夷有背曆史趨勢，是著眼於政治。而韓愈著眼於人格素質，在文章中反複強調“特立獨行”“信道篤”。不過，兩者都是從各自的時代需要著眼，似可兩說並存，不必加以軒輊。
作者：【唐】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崪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
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1]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2]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嚐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3]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4]乃萬世之標準也。餘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注釋：
[1]微子：殷紂王庶兄，名啟。數諫紂不聽，去國。周武王滅商，他稱臣於周。後封於宋，為宋國始祖。[2]武王：周武王。周文王子，名發。起兵伐紂，滅商，建立周王朝。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輔助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封於魯。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曾東征平武庚、管叔、蔡叔。相傳周代禮樂製度均為他所製訂。[3]叔齊：商末孤竹君的次子，伯夷弟。[4]聖人：指周武王、周公。
賞析：
韓文重情，這篇《伯夷頌》稱許“信道篤”“自知明”為特立獨行，強調人自身的品格素養，與殷、周之際的曆史是非並無特別的同步性。
首先，確立標準。“特立”“獨行”意思相近。獨特的建樹，超凡的品行，是士人最看重的人格因素。“特立獨行”就是行為合乎社會準則，不顧及世俗人情之是非，信道誠篤而又有自知之明。從行文上說，“士之特立獨行”與“適於義而已”兩句承順銜接，氣勢通貫，而“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三句顯然是倒置。將“皆豪傑之士”嵌置在“不顧人之是非”與“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之間，使本來一氣暢通的句式造成一個暫時的節製，這個節製形成的頓挫，為下文的一氣奔放做好了準備。其次，這個行文上的頓挫，又使“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兩句特別引人注目，突出了“特立獨行”的實在性，為下文的伯夷出場做了意蘊上的鋪墊。隨後，作者用三個句式相似的層遞句，層層逼進，由一家非之、一國一州非之進而為舉世非之，將特立獨行的信道篤而自知明的傑出人物推至“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的巔峰。行文至此，似乎文意已足，文氣已極，但是，韓愈卻能妙手迴春，更翻一層，將伯夷“不顧人之是非”翻到“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九十九重天。翻上了高度，立即緊扣題旨“頌”，用排比句橫向展開，一則將伯夷“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特立獨行強化，二則將伯夷的特立獨行情化，兩者的目的合而為一——頌伯夷：“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崪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由開頭確立理性標準到引出本文的核心人物，再到三頌伯夷的“特立獨行”的明、高、大，從正麵將伯夷的特立獨行展示在讀者麵前。
其次，進行比較。微子和伯夷同是殷末周初的人，並且微子還是殷的宗室、帝乙的長子、紂王的庶兄。作者以“抱祭器而去之”一句，點明他在周滅殷過程中的態度。韓愈以為，微子雖然被稱為賢者，但是他躲避禍亂，不言是非，稱不上信道篤、自知明，更不能算是特立獨行之士。司馬遷《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述微子後來被周封於宋，而子孫綿延。避禍為後來和周合作作好了政治準備。其命意大約也與韓愈相似。不過從論證問題的角度看，以微子與伯夷相比，兩者都是“個體”，以“個別”比“個別”，在邏輯上容易陷入片麵性。為了突出伯夷的“特立獨行”，還必須將伯夷的“個別”和殷、周交替之際的賢人（“一般”）相比較。“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嚐聞有非之者也”，正是起著這個作用。天下賢人、諸侯皆從武王周公攻殷，而伯夷、叔齊卻以為不可，這才真正顯示出伯夷、叔齊的“不顧人之是非”和“信道篤而自知明”的豪傑性格和“適於義”的情懷。據《史記》記載，伯夷、叔齊原是周的屬臣，武王伐紂時，曾叩馬而諫，說周武王父死不葬，急於戰事，不孝；周是殷的屬臣，以臣討君，不仁。周勝殷敗之後，義不食周粟，在首陽山采薇而食，終至餓死。在韓愈看來，微子先諫於殷，不聽而去，是“顧是非”，不是“特立獨行”；周勝從周，也是“顧是非”，不是“特立獨行”，皆未曾做到“信道篤而自知明”。同理，天下賢人、諸侯皆從周伐殷，也不是具備“特立獨行”“信道篤而自知明”的人物，隻有伯夷，篤信仁孝之道，敢於叩馬而諫，具備“自知之明”，故周勝後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凡此種種，說明伯夷是不以時人之是非為是非，不以賢人之是非為是非，不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特立獨行”之士，將上文的“日月不足為明”“泰山不足為高”“天地不足為容”作了事實上的論證，使題目中的“頌”具有實際的社會價值。
最後，議論時人。韓文尚奇，布局常出奇製勝。為了以伯夷“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高標絕韻為準的，先以當時之人以一人稱譽為“有餘”，一人貶之為“不足”，媚俗從眾做鋪墊，綴以“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彼”是指伯夷。在行文上，“今世之所謂士”將伯夷托上高峰，而“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反彈一句，峭拔至九十九重天之上。迴應前文，強調全文的主旨之後，突然以“雖然”二字，引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的警世之論。“圖窮而匕首見”，至此，才揭示頌伯夷而誅“亂臣賊子”的真意。韓愈之世，藩鎮為患，朝廷大臣或依負幽隱，作惡猖狂，斥亂臣賊子是韓愈一貫主張。勵士人處亂世而不亂，一則應有“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勇氣，二則需要“信道篤而自知明”的品格。
人或以周伐殷是合乎曆史的需要，頌伯夷有背曆史趨勢，是著眼於政治。而韓愈著眼於人格素質，在文章中反複強調“特立獨行”“信道篤”。不過，兩者都是從各自的時代需要著眼，似可兩說並存，不必加以軒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