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嶽英靈集》序
作者：【唐】殷璠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有餘家，鹹自稱盡善。高聽之士[1]，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纂，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2]，當無詭隨[3]，其應詮簡不精[4]，玉石相混，致令眾口謗鑠，為知音所痛。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至如曹、劉，詩多直語[5]，少切對[6]，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膚受之流[7]，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
自蕭氏[8]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9]。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
璠不揆，竊嚐好事，願刪略群才，讚聖朝之美。爰因退跡[10]，得遂宿心。粵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為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11]，終癸巳。論次於敘，品藻各冠篇額[12]。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13]，終無取焉。
注釋：
[1]高聽：見解高超。[2]身後：當作“身前”。[3]詭隨：隨聲附和。[4]詮簡：選擇。[5]直語：質直。[6]切對：工整的對仗。[7]挈瓶：喻學識淺陋。膚受：學問隻得皮毛。[8]蕭氏：指梁代。梁代皇帝蕭姓。[9]微波：指梁陳綺豔餘風。[10]退跡：辭官歸隱。[11]甲寅：開元二年（714）。[12]篇額：篇首。[13]梁、竇：指梁冀、竇憲，皆東漢時的權門貴戚。
賞析：
在唐人選唐詩中，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專選盛唐詩歌，有著嚴格的選錄標準，並結合對入選詩人、詩作的品評，表達自己對詩歌的見解，是一部重要唐詩選本，曆來受到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史家和選家的重視。這部選集的序，集中表述了編選者選錄當代詩歌的審美標準和嚴肅態度，是詩歌理論批評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獻，也是一篇頗見作者個性的文章。
序文開頭一段，通過批評蕭統《文選》以來許多文學選本“詮簡不精”的弊病，強調選家的選錄標準必須謹嚴，不能“逢詩輒纂”，不加選擇。作者特別提出《文選》以來的選本和“大同（梁武帝年號）至於天寶”這二百二十多年時間，表明對梁陳以來的詩歌及這一時期的選本持嚴格的批評態度。在這一時期近千“把筆者”中，殷璠首先剔除“勢要及賄賂”者，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權勢地位為選錄標準。這正是序中著意強調的一個原則。
第二段從詩歌有神來、氣來、情來及雅、野、鄙、俗諸體之別，推論編選者必須“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能定其優劣，論其取舍。這裏提出了編選者的審美眼光問題。他舉建安時代曹、劉的詩為例，指出它們雖“多直語”、“少切對”，卻有很高的審美價值；那些見識淺薄的人責備他們“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正說明這些選家“但貴輕豔”，不重比興的審美趣向。作者嚴厲批評這種選家及選本，正體現了對梁陳以來輕豔浮靡詩風的批判態度，也透露出他所提出並堅持的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標準。
第三段追溯了從蕭梁到當前這段時期詩歌風貌的變化，並把“開元十五年（727），聲律風骨始備”作為新時期詩歌成熟的時間、風貌標誌。接著，分析了這種新詩風產生的原因，即統治者“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繼承風雅傳統的結果。這一段述詩風演變，要言不煩，頗為治文學史者所稱引。
末段交待編選此集的目的與體例。此編初選、補選時間不同，故入選作品的下限時間有“乙酉”（天寶四載，公元745年）與“癸巳”（天寶十二載）之異文，入選篇數亦有“一百七十首”與二百餘首之異詞。詩選在詩家之前冠以“品藻”，是殷璠開創的融選詩與評詩為一體的新體製，故特加標出。結尾特別強調選錄標準之嚴格，“縱權壓梁（冀）、竇（憲），終無取焉”，遙應篇首“勢要及賄賂”者，是畫龍點睛之筆。這是在曲終奏雅的關鍵處再次強調本編完全以詩人創作的成就及作品的藝術水平為選錄標準，而不以作者的權勢為標準。從本編入選的詩人多為落拓不偶、棲遲簿尉的中下層文人及詩作的藝術水準看，編選者的這一反複強調的標準是鄭重地付諸實踐的。這一點，既是詩壇情況深刻變化的反映，又和殷璠個人的遭際地位密切相關。梁、陳以來輕豔浮靡的宮體詩風，影響直至唐初，其時作者多為帝王貴族和宮廷文人。隨著世族地主文人逐步退出文學舞台，庶族文人逐漸成為詩壇主體，以權勢地位為選錄標準的舊習自然要被革除，殷璠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權勢取詩，正是適應了詩壇的深刻變化。殷璠本人，據今人考證，也有過屢試不中，長期以處士身分困居丹陽（曲阿）的經曆，因此對仕宦不進、困頓坎（左土右稟）的詩人懷有真切同情。以詩而不以勢為標準選詩，正是《河嶽英靈集》的特色和受人重視的原因之一。
序中標舉“聲律風骨”兼備，《集論》中也以“氣骨”、“宮商”並舉，這應該是殷璠評選盛唐詩的重要標準。但實際上，他於二者之中偏重於風骨。這不僅表現在他多選風骨遒勁的古體，而且在評論詩人時也多以風骨作為主要標準。在序中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的古體非常讚賞，對“責古人不辨宮商”的挈瓶膚受之流投以輕蔑，讚頌“惡華好樸”，鼓吹“翕然尊古”，都可看出他的主要審美趣向。
殷璠指出文有“氣來”，本篇正可視為“氣來”的典型。文章從首段批評近世選家“詮簡不精”開始，就貫注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氣勢。以下批評挈瓶膚受之流，曆敘詩風演變以至篇末宣稱“縱勢壓梁、竇，終無取焉”，都有一種對自己的認識和所堅持的觀點的高度自信。因此，文章在論述過程中常帶著銳利的鋒芒和強烈的感情，像首段、次段、末段的結尾，這種特點尤為顯著。
作者：【唐】殷璠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有餘家，鹹自稱盡善。高聽之士[1]，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纂，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2]，當無詭隨[3]，其應詮簡不精[4]，玉石相混，致令眾口謗鑠，為知音所痛。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至如曹、劉，詩多直語[5]，少切對[6]，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膚受之流[7]，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
自蕭氏[8]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9]。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
璠不揆，竊嚐好事，願刪略群才，讚聖朝之美。爰因退跡[10]，得遂宿心。粵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為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11]，終癸巳。論次於敘，品藻各冠篇額[12]。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13]，終無取焉。
注釋：
[1]高聽：見解高超。[2]身後：當作“身前”。[3]詭隨：隨聲附和。[4]詮簡：選擇。[5]直語：質直。[6]切對：工整的對仗。[7]挈瓶：喻學識淺陋。膚受：學問隻得皮毛。[8]蕭氏：指梁代。梁代皇帝蕭姓。[9]微波：指梁陳綺豔餘風。[10]退跡：辭官歸隱。[11]甲寅：開元二年（714）。[12]篇額：篇首。[13]梁、竇：指梁冀、竇憲，皆東漢時的權門貴戚。
賞析：
在唐人選唐詩中，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專選盛唐詩歌，有著嚴格的選錄標準，並結合對入選詩人、詩作的品評，表達自己對詩歌的見解，是一部重要唐詩選本，曆來受到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史家和選家的重視。這部選集的序，集中表述了編選者選錄當代詩歌的審美標準和嚴肅態度，是詩歌理論批評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獻，也是一篇頗見作者個性的文章。
序文開頭一段，通過批評蕭統《文選》以來許多文學選本“詮簡不精”的弊病，強調選家的選錄標準必須謹嚴，不能“逢詩輒纂”，不加選擇。作者特別提出《文選》以來的選本和“大同（梁武帝年號）至於天寶”這二百二十多年時間，表明對梁陳以來的詩歌及這一時期的選本持嚴格的批評態度。在這一時期近千“把筆者”中，殷璠首先剔除“勢要及賄賂”者，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權勢地位為選錄標準。這正是序中著意強調的一個原則。
第二段從詩歌有神來、氣來、情來及雅、野、鄙、俗諸體之別，推論編選者必須“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能定其優劣，論其取舍。這裏提出了編選者的審美眼光問題。他舉建安時代曹、劉的詩為例，指出它們雖“多直語”、“少切對”，卻有很高的審美價值；那些見識淺薄的人責備他們“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正說明這些選家“但貴輕豔”，不重比興的審美趣向。作者嚴厲批評這種選家及選本，正體現了對梁陳以來輕豔浮靡詩風的批判態度，也透露出他所提出並堅持的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標準。
第三段追溯了從蕭梁到當前這段時期詩歌風貌的變化，並把“開元十五年（727），聲律風骨始備”作為新時期詩歌成熟的時間、風貌標誌。接著，分析了這種新詩風產生的原因，即統治者“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繼承風雅傳統的結果。這一段述詩風演變，要言不煩，頗為治文學史者所稱引。
末段交待編選此集的目的與體例。此編初選、補選時間不同，故入選作品的下限時間有“乙酉”（天寶四載，公元745年）與“癸巳”（天寶十二載）之異文，入選篇數亦有“一百七十首”與二百餘首之異詞。詩選在詩家之前冠以“品藻”，是殷璠開創的融選詩與評詩為一體的新體製，故特加標出。結尾特別強調選錄標準之嚴格，“縱權壓梁（冀）、竇（憲），終無取焉”，遙應篇首“勢要及賄賂”者，是畫龍點睛之筆。這是在曲終奏雅的關鍵處再次強調本編完全以詩人創作的成就及作品的藝術水平為選錄標準，而不以作者的權勢為標準。從本編入選的詩人多為落拓不偶、棲遲簿尉的中下層文人及詩作的藝術水準看，編選者的這一反複強調的標準是鄭重地付諸實踐的。這一點，既是詩壇情況深刻變化的反映，又和殷璠個人的遭際地位密切相關。梁、陳以來輕豔浮靡的宮體詩風，影響直至唐初，其時作者多為帝王貴族和宮廷文人。隨著世族地主文人逐步退出文學舞台，庶族文人逐漸成為詩壇主體，以權勢地位為選錄標準的舊習自然要被革除，殷璠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權勢取詩，正是適應了詩壇的深刻變化。殷璠本人，據今人考證，也有過屢試不中，長期以處士身分困居丹陽（曲阿）的經曆，因此對仕宦不進、困頓坎（左土右稟）的詩人懷有真切同情。以詩而不以勢為標準選詩，正是《河嶽英靈集》的特色和受人重視的原因之一。
序中標舉“聲律風骨”兼備，《集論》中也以“氣骨”、“宮商”並舉，這應該是殷璠評選盛唐詩的重要標準。但實際上，他於二者之中偏重於風骨。這不僅表現在他多選風骨遒勁的古體，而且在評論詩人時也多以風骨作為主要標準。在序中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的古體非常讚賞，對“責古人不辨宮商”的挈瓶膚受之流投以輕蔑，讚頌“惡華好樸”，鼓吹“翕然尊古”，都可看出他的主要審美趣向。
殷璠指出文有“氣來”，本篇正可視為“氣來”的典型。文章從首段批評近世選家“詮簡不精”開始，就貫注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氣勢。以下批評挈瓶膚受之流，曆敘詩風演變以至篇末宣稱“縱勢壓梁、竇，終無取焉”，都有一種對自己的認識和所堅持的觀點的高度自信。因此，文章在論述過程中常帶著銳利的鋒芒和強烈的感情，像首段、次段、末段的結尾，這種特點尤為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