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作者：【唐】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1]；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2]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3]；吾人詠歌，獨慚康樂[4]。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穀酒數[5]。
注釋：
[1]逆旅：客舍。[2]大塊：大自然。[3]惠連：南朝宋文學家謝惠連，與其族兄謝靈運並稱“大小謝”。[4]康樂：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謝玄孫，襲封康樂公。[5]金穀酒數：晉石崇宴客洛陽金穀澗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觴。
賞析：
這篇散文小品，洋溢著詩情畫意，像一首優美的詩，長期以來，家弦戶誦，膾炙人口。明代大畫家仇英還把它轉化為視覺形象，繪成圖畫，流傳至今。
從題目看，這是一篇記事文。記事文，一般要包含六個要素：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why（為何）。題目即迴答了四個要素：什麽人？作者與諸從弟。什麽時候？春夜。什麽地方？桃李園。幹什麽？宴飲。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泄露了主題。一看題目就知道文章的基本內容，又怎能引人入勝呢？然而一讀全文，就立刻被那強烈的藝術魅力所吸引，陶醉於美的享受。原因在於：作者結合剩下的兩個要素，對已見於題目中的四個要素作了進一步的、獨特的迴答，從而展現了情景交融、景美情濃的藝術天地。
全文是以議論開頭的：“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文觀止》的編者說這是“點‘夜’字”，即迴答了“何時”。這固然是對的；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還在於迴答了另一個要素：“為何”。白天滿可以“宴”，為什麽要“夜”宴呢？就因為“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所以要及時行樂，連夜間都不肯放過。及時行樂的思想在我們看來是消極的，但在封建社會的某些知識分子和達官貴人中卻是普遍存在的。《古詩十九首》有雲：“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曹丕《與吳質書》有雲：“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作者在行文上的巧妙之處，就表現在他不去說明自己為什麽要“夜”宴，隻說明“古人秉燭夜遊”的原因，而自己“夜”宴的原因，已和盤托出，無煩詞費。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這是萬口傳誦的名句。《古文觀止》的編者說它“點‘春’字”，即與第一段“點‘夜’字”結合，照應題目，迴答了“何時”。這當然不算錯；但不僅如此。它用一個表示進層關係的連詞“況”承接第一段，進一步迴答了“為何”。“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因而應該“夜”宴；更何況這是春季的“夜”，“陽春”用她的“煙景召喚我”，“大塊（天地）”把她的“文章”獻給我，豈容辜負！因而更應該“夜”宴。其所以成為名句，就由於它的確佳妙。第一，隻用幾個字就體現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陽光，暖烘烘，紅豔豔，多麽惹人喜愛！“春”前著一“陽”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人身上感到一陣溫暖，眼前呈現一片紅豔。春天地氣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綃戴縠，分外迷人。那當然不是綃縠，而是彌漫於空氣之中的嫋嫋輕煙。“景”前著一“煙”字，就展現了這獨特的畫麵。此後，“陽春煙景”，就和作者在《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中所創造的“煙花三月”一樣，成為人們喜愛的語言，一經運用，立刻喚起對春天美景的無限聯想。至於把天地間的森羅萬象叫做“文章”，也能給人以文采炳煥、賞心悅目的感受。第二，這兩個句子還把審美客體擬人化。那“陽春”是有情的，她用美麗的“煙景”召喚我；那“大塊”也是有情的，她把絢爛的“文章”獻給我。既然如此，作為審美主體的“我”又豈能無情！自然主客擁抱，融合無間了。
“會桃李之芳園”以下是全文的主體，兼包六個要素，而著重寫“如何”。這一點很重要。試想，與諸從弟夜宴，如果是為了餞別，那就會出現“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白居易《琵琶行》）的場麵，或“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鈴》）的景象，未免大敗人意。如今幸而並非如此。“會桃李之芳園”，不是為了餞別，而是為了“敘天倫之樂事”。這一句，既與第一段“為歡幾何”裏的“歡”字相照應，又賦予它以特定的具體內容。這不是別的什麽“歡”，而是“敘天倫之樂事”的“歡”。看來，作者與從弟們分別很久了。作為封建社會裏的“浮生”，難得享天倫之樂啊！如今，不但相會了，而且相會於流芳溢彩的桃李園中，陽春既召我以煙景，大塊又假我以文章，此時此地，“敘天倫之樂事”，真是百倍的歡樂！當然，“天倫之樂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敘”法。那麽，作者和他的從弟們是什麽樣的人呢？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的族弟謝惠連工詩文，擅書畫，作者便說“群季（諸弟）俊秀，皆為惠連”。以謝惠連比他的幾位從弟，不用說就以謝靈運自比了。“吾人詠歌，獨慚康樂”，不過是自謙罷了。人物如此俊秀，談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雖似雙線並行，實則前賓後主。“賞”的對象，就是前麵所寫的“陽春煙景”、“大塊文章”和“桃李芳園”；“談”的內容，主要是“天倫樂事”，但也可以包括“賞”的對象。“賞”的對象那麽優美，所以“賞”是“幽賞”；“談”的內容那麽歡樂，所以“談”是“高談”。在這裏，美景烘托樂事，幽賞助長高談，從而把歡樂的激情推向高潮。
“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兩句，集中寫“春夜宴桃李園”，這是那歡樂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李”之花。兄弟相會，花月交輝，幽賞高談，其樂無窮，於是繼之以開筵飲宴。“飛羽觴”一句，實在寫得好！《漢書·外戚傳》引班倢伃賦雲：“酌羽觴兮銷憂。”顏師古注采用孟康的解釋：“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爵，是酒器的名稱；而在古代，“爵”字又與“雀”字相通。所謂“作生爵形”，就是其酒器的形狀像活的雀兒，有頭，有尾，有羽翼。正因為有羽翼，所以又稱“爵”為“羽觴”。班倢伃獨自借酒澆愁，“觴”雖有“羽”，卻隻能“酌”，不能“飛”。李白從“羽”字著想，生動地用了個“飛”字，就把兄弟們痛飲狂歡的場景表現得淋漓盡致。
痛飲固然可以表現狂歡，但光痛飲，就不夠“雅”。他們都是詩人，痛飲不足以盡興，就要作詩。於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懷”等句結束了全篇。《古文觀止》的編者說：“末數語，寫一觴一詠之樂，與世俗浪遊者迥別。”是相當中肯的。
開頭以“浮生若夢”等句引出夜宴，在今天看來，思想境界當然不高，但在李白卻有其社會原因。況且，開頭一段，不過是為了引出下文；而其中的“歡”字，又為全文定下了基調。“況”字以下，寫景如畫，充滿著春天的生機；敘事如見，洋溢著健康的歡樂。意境是崇高的，格調是明朗的。誦讀全文，並不會滋生“浮生若夢”的消極情緒，卻能於獲得藝術享受的同時提高精神境界，熱愛自然，熱愛人生。
結尾的“如詩不成，罰依金穀酒數”，用的是石崇《金穀詩序》（《全晉文》卷三三）的典故。李白的這篇序，從體裁、題材上看，也與《金穀詩序》相似。而《金穀詩序》卻說“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情調很悲涼。其他同類作品，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前麵雖說“仰觀天地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結尾卻“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發出“悲夫”的慨歎。孫綽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全晉文》卷六一）也說“樂與時去，悲亦係之”，與王序如出一轍。陶淵明的《遊斜川詩序》亦然：“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調子是低沉的。直到初唐的遊宴詩文，仍跳不出這種老套子。王勃的《滕王閣序》，不是也有“嗚唿！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的感慨嗎？李白同樣寫遊宴，卻完全擺脫了“既喜而複悲”的陳套，給人以樂觀情緒的感染。與古人的同類作品相比，本篇確是別開生麵，“自是錦心繡口之文”。
作者：【唐】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1]；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2]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3]；吾人詠歌，獨慚康樂[4]。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穀酒數[5]。
注釋：
[1]逆旅：客舍。[2]大塊：大自然。[3]惠連：南朝宋文學家謝惠連，與其族兄謝靈運並稱“大小謝”。[4]康樂：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謝玄孫，襲封康樂公。[5]金穀酒數：晉石崇宴客洛陽金穀澗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觴。
賞析：
這篇散文小品，洋溢著詩情畫意，像一首優美的詩，長期以來，家弦戶誦，膾炙人口。明代大畫家仇英還把它轉化為視覺形象，繪成圖畫，流傳至今。
從題目看，這是一篇記事文。記事文，一般要包含六個要素：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why（為何）。題目即迴答了四個要素：什麽人？作者與諸從弟。什麽時候？春夜。什麽地方？桃李園。幹什麽？宴飲。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泄露了主題。一看題目就知道文章的基本內容，又怎能引人入勝呢？然而一讀全文，就立刻被那強烈的藝術魅力所吸引，陶醉於美的享受。原因在於：作者結合剩下的兩個要素，對已見於題目中的四個要素作了進一步的、獨特的迴答，從而展現了情景交融、景美情濃的藝術天地。
全文是以議論開頭的：“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文觀止》的編者說這是“點‘夜’字”，即迴答了“何時”。這固然是對的；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還在於迴答了另一個要素：“為何”。白天滿可以“宴”，為什麽要“夜”宴呢？就因為“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所以要及時行樂，連夜間都不肯放過。及時行樂的思想在我們看來是消極的，但在封建社會的某些知識分子和達官貴人中卻是普遍存在的。《古詩十九首》有雲：“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曹丕《與吳質書》有雲：“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作者在行文上的巧妙之處，就表現在他不去說明自己為什麽要“夜”宴，隻說明“古人秉燭夜遊”的原因，而自己“夜”宴的原因，已和盤托出，無煩詞費。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這是萬口傳誦的名句。《古文觀止》的編者說它“點‘春’字”，即與第一段“點‘夜’字”結合，照應題目，迴答了“何時”。這當然不算錯；但不僅如此。它用一個表示進層關係的連詞“況”承接第一段，進一步迴答了“為何”。“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因而應該“夜”宴；更何況這是春季的“夜”，“陽春”用她的“煙景召喚我”，“大塊（天地）”把她的“文章”獻給我，豈容辜負！因而更應該“夜”宴。其所以成為名句，就由於它的確佳妙。第一，隻用幾個字就體現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陽光，暖烘烘，紅豔豔，多麽惹人喜愛！“春”前著一“陽”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人身上感到一陣溫暖，眼前呈現一片紅豔。春天地氣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綃戴縠，分外迷人。那當然不是綃縠，而是彌漫於空氣之中的嫋嫋輕煙。“景”前著一“煙”字，就展現了這獨特的畫麵。此後，“陽春煙景”，就和作者在《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中所創造的“煙花三月”一樣，成為人們喜愛的語言，一經運用，立刻喚起對春天美景的無限聯想。至於把天地間的森羅萬象叫做“文章”，也能給人以文采炳煥、賞心悅目的感受。第二，這兩個句子還把審美客體擬人化。那“陽春”是有情的，她用美麗的“煙景”召喚我；那“大塊”也是有情的，她把絢爛的“文章”獻給我。既然如此，作為審美主體的“我”又豈能無情！自然主客擁抱，融合無間了。
“會桃李之芳園”以下是全文的主體，兼包六個要素，而著重寫“如何”。這一點很重要。試想，與諸從弟夜宴，如果是為了餞別，那就會出現“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白居易《琵琶行》）的場麵，或“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鈴》）的景象，未免大敗人意。如今幸而並非如此。“會桃李之芳園”，不是為了餞別，而是為了“敘天倫之樂事”。這一句，既與第一段“為歡幾何”裏的“歡”字相照應，又賦予它以特定的具體內容。這不是別的什麽“歡”，而是“敘天倫之樂事”的“歡”。看來，作者與從弟們分別很久了。作為封建社會裏的“浮生”，難得享天倫之樂啊！如今，不但相會了，而且相會於流芳溢彩的桃李園中，陽春既召我以煙景，大塊又假我以文章，此時此地，“敘天倫之樂事”，真是百倍的歡樂！當然，“天倫之樂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敘”法。那麽，作者和他的從弟們是什麽樣的人呢？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的族弟謝惠連工詩文，擅書畫，作者便說“群季（諸弟）俊秀，皆為惠連”。以謝惠連比他的幾位從弟，不用說就以謝靈運自比了。“吾人詠歌，獨慚康樂”，不過是自謙罷了。人物如此俊秀，談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雖似雙線並行，實則前賓後主。“賞”的對象，就是前麵所寫的“陽春煙景”、“大塊文章”和“桃李芳園”；“談”的內容，主要是“天倫樂事”，但也可以包括“賞”的對象。“賞”的對象那麽優美，所以“賞”是“幽賞”；“談”的內容那麽歡樂，所以“談”是“高談”。在這裏，美景烘托樂事，幽賞助長高談，從而把歡樂的激情推向高潮。
“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兩句，集中寫“春夜宴桃李園”，這是那歡樂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李”之花。兄弟相會，花月交輝，幽賞高談，其樂無窮，於是繼之以開筵飲宴。“飛羽觴”一句，實在寫得好！《漢書·外戚傳》引班倢伃賦雲：“酌羽觴兮銷憂。”顏師古注采用孟康的解釋：“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爵，是酒器的名稱；而在古代，“爵”字又與“雀”字相通。所謂“作生爵形”，就是其酒器的形狀像活的雀兒，有頭，有尾，有羽翼。正因為有羽翼，所以又稱“爵”為“羽觴”。班倢伃獨自借酒澆愁，“觴”雖有“羽”，卻隻能“酌”，不能“飛”。李白從“羽”字著想，生動地用了個“飛”字，就把兄弟們痛飲狂歡的場景表現得淋漓盡致。
痛飲固然可以表現狂歡，但光痛飲，就不夠“雅”。他們都是詩人，痛飲不足以盡興，就要作詩。於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懷”等句結束了全篇。《古文觀止》的編者說：“末數語，寫一觴一詠之樂，與世俗浪遊者迥別。”是相當中肯的。
開頭以“浮生若夢”等句引出夜宴，在今天看來，思想境界當然不高，但在李白卻有其社會原因。況且，開頭一段，不過是為了引出下文；而其中的“歡”字，又為全文定下了基調。“況”字以下，寫景如畫，充滿著春天的生機；敘事如見，洋溢著健康的歡樂。意境是崇高的，格調是明朗的。誦讀全文，並不會滋生“浮生若夢”的消極情緒，卻能於獲得藝術享受的同時提高精神境界，熱愛自然，熱愛人生。
結尾的“如詩不成，罰依金穀酒數”，用的是石崇《金穀詩序》（《全晉文》卷三三）的典故。李白的這篇序，從體裁、題材上看，也與《金穀詩序》相似。而《金穀詩序》卻說“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情調很悲涼。其他同類作品，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前麵雖說“仰觀天地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結尾卻“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發出“悲夫”的慨歎。孫綽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全晉文》卷六一）也說“樂與時去，悲亦係之”，與王序如出一轍。陶淵明的《遊斜川詩序》亦然：“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調子是低沉的。直到初唐的遊宴詩文，仍跳不出這種老套子。王勃的《滕王閣序》，不是也有“嗚唿！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的感慨嗎？李白同樣寫遊宴，卻完全擺脫了“既喜而複悲”的陳套，給人以樂觀情緒的感染。與古人的同類作品相比，本篇確是別開生麵，“自是錦心繡口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