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出師表
作者：【三國】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1]不兩立，王業不偏安[2]，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3]。故五月渡瀘[4]，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5]，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6]，又務於東[7]，兵法乘勞[8]，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9]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10]，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11]，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12]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13]坐大，遂並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14]，然困於南陽[15]，險於烏巢[16]，危於祁連[17]，逼於黎陽[18]，幾敗北山[19]，殆死潼關[20]，然後偽定[21]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22]不下，四越巢湖不成[23]，任用李服[24]而李服圖之，委夏侯[25]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26]，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及曲長、屯將[27]七十餘人，突將無前[28]。賨、叟、青羌[29]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30]，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31]，西取巴、蜀[32]，舉兵北征，夏侯授首[33]，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34]，秭歸蹉跌[35]，曹丕稱帝[36]。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37]，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38]也。
注釋：
[1]漢：蜀漢自稱。賊：指曹魏。[2]偏安：指帝王不能統治全國，偏據一方以自安。[3]入南：指建興三年（225）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4]瀘：瀘水，古水名，一名瀘江水，指今雅礱江下流及金沙江會合雅礱江以後一段。[5]蜀都：指成都。[6]賊適疲於西：指建興六年（228）春，諸葛亮初出祁山（今甘肅禮縣東）時，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蜀。[7]又務於東：指建興六年秋，東吳陸遜擊敗魏大司馬曹休於石亭（今安徽潛山東北）事。[8]乘勞：趁敵軍疲憊之機。[9]高帝：指漢高祖劉邦。[10]涉險被創：劉邦曾多次親臨戰地，多次被困受傷。[11]良、平：張良、陳平，為劉邦的謀士和重臣。[12]劉繇（you由）：字正禮，東漢末年任揚州刺史，後被袁紹逼至曲阿（今江蘇丹陽），興平二年（195）為孫策擊敗。王朗：字景興，東漢末年任會稽（今浙江紹興）太守，孫策率軍渡江時，他兵敗投降。[13]孫策：字伯符，孫堅之子，孫權之長兄。堅死後，策收拾殘部依附袁術，興平二年（195）渡江進據江東地區，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後遇刺身亡。[14]孫、吳：指春秋戰國時的軍事家孫武和吳起。[15]困於南陽：建安二年（197）曹操進軍宛城（漢時南陽郡治所，今河南南陽），張繡設計偷襲曹營，操中流矢，長子昂亡於戰事。[16]險於烏巢：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中，袁紹屯糧烏巢（今河南延津東南），兵多糧足，操軍困乏危急，遂夜襲烏巢，焚其糧草，殲其主力，方轉危為安。[17]危於祁連：事不詳。據《通鑒》胡三省注，此祁連可能指鄴城（今河北磁縣東南）附近的祁山。建安九年（204）曹操圍鄴，由祁山還鄴途中，險為袁紹的將領審配所設伏兵射中。[18]逼於黎陽：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紹死，其子譚、尚固守黎陽（今河南鶴壁浚縣東）。九月，操攻黎陽，連戰不克。次年，操轉攻鄴，譚又引兵逼迫其後。[19]幾敗北山：事不詳。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劉爭奪漢中，三月，曹操自長安出斜穀，軍至陽平北山（今陝西漢中市勉縣西），劉備因險拒守。操於五月引軍還歸長安。[20]殆死潼關：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與馬超、韓遂戰於潼關，將北渡黃河，遇馬超軍，避於舟中，追騎沿岸射擊，箭如雨下。脫險後，操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21]偽定：指曹氏統一北方，僭稱國號。[22]昌霸，一稱昌豨。建安四年（199），東海郡昌霸叛，郡縣數萬兵歸附劉備。[23]四越巢湖不成：曹操駐合肥以重軍，南隔巢湖，與駐屯濡須口的孫吳對峙，操始終未能越過巢湖。[24]李服：不詳。據《通鑒》胡三省注：“李服，蓋王服也。”建安四年（199），車騎將軍董承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和劉備等合謀誅操。事泄，董、吳、王被殺。[25]夏侯：指夏侯淵，曹操的大將。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東征張魯，留夏侯淵屯守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出兵漢中，夏侯淵被蜀將黃忠擊殺。[26]漢中：郡名，治所在今南鄭。[27]曲長、屯將：軍隊中的將領。[28]突將：衝鋒突陣的勇將。無前：無敵。[29]賨（cong叢）叟、青羌：蜀軍中少數民族的兵士。[30]敗軍於楚：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劉表。表死，子琮投降。操即追擊劉備，於當陽長阪坡大敗之。當陽古屬楚地，故雲。[31]東連吳、越：指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中劉備派諸葛亮至江東，與孫權聯合抵禦曹操。[32]西取巴、蜀：建安十六年（210）益州牧劉璋恐曹操襲己，聽張鬆計，迎劉備入蜀。後備與璋有隙，劉備自葭萌（今四川廣元西南）進擊益州，諸葛亮、張飛等平定白帝、江州、江陽等地，劉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劉備遂占有巴蜀地區。[33]授首：被殺。事見注[25]。[34]“吳更”二句：赤壁之戰後，劉備領荊州牧。建安十六年（210）劉備入蜀時，留關羽鎮守荊州。劉備既得益州，孫權欲複得荊州，雙方於建安二十年（215）議定共據荊州。二十四年（219），孫權乘關羽北攻曹魏時，襲擊關羽後方，取江陵，擄其家屬。關羽還軍南下，途遭陸遜截擊，羽及子平被殺，孫吳遂獨占荊州。[35]秭歸蹉跌：劉備忿恨孫吳襲擊荊州，於章武元年（221）親率步卒伐吳，破吳軍於秭歸（今屬湖北）。次年，出夷道，為吳將陸遜以火攻敗於虓（xiāo消）亭，劉備還秭歸，收合殘兵，駐屯白帝。蹉跌，失墜。[36]曹丕稱帝：公元220年，曹操亡，其子丕廢獻帝自立，改國號為魏。[37]盡力：一作“盡瘁”。[38]逆睹：預料的意思。
賞析：
《後出師表》是曆代傳誦的名篇，同時又是一篇著作者有爭議的文章。這篇文章未見載於晉陳壽所進原編《諸葛亮集》，而出自三國時吳人張儼的《默記》（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漢晉春秋》），後世頗有人懷疑其真實可靠性，但曆來仍將它視為《前出師表》的姐妹篇，宋司馬光奉敕編集《資治通鑒》時亦將此表全文照錄。而“鞠躬盡瘁（力），死而後已”二句，則成為諸葛亮為國事竭盡心力的千古名言。
細細玩味，前、後兩表所依據的現實，所反映的問題，所喻指的對象，所論述的旨趣並不相同，於是在寫法乃至風格上也就有明顯的差別。
就寫作年代而言，後表作於蜀漢建興六年（228），與前表相距僅一年，但蜀漢帝國麵臨的形勢卻起了變化。一年前，正當諸葛亮率師第一次北伐中原。北伐是蜀漢的既定國策，事前又做過長時期的準備，所以對那次軍事行動朝廷上下都無異言，而諸葛亮需要反複叮囑的也隻限於後方的鞏固問題。可是，首次出征並未取得預期的成果，在小有獲勝之後，前鋒馬謖潰敗於街亭，迫使蜀漢大軍不得不放棄已占有的土地而退守漢中。事隔一年，而今又提出第二次北伐，自然會引起各方麵的疑慮與質詢。《後出師表》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因此，拿後表與前表相比較：前表的主題在內政，後表的重心則轉到了軍事方略；前表的說話對象是後主劉禪，後表的針對性則指向“議者”（持反對意見的人）。這也就決定了前表的基調是規勸和陳情，而後表則轉變為論辯與駁難，其間當然也闡述了作者的正麵見解。
由此可以領會後表在文章組織上的安排。它不像前表那樣以勸諫和述誌作為基本內容，卻是從“破”與“立”兩個方麵來表述自己的主張，從而形成全文的三段式結構：即立論、駁論、結論三個有機部分。
開篇立論，通過三方麵的陳述來實現。首先，以先帝的遺命，即蜀漢的既定國策為依據，揭示了“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基本原則，證明出師北伐的必要性。這一基本原則不可能動搖，作者的論證就有了權威性，於是成為文章的大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不停留於一般地演繹這個大前提，而是把它同具體的政治形勢結合起來考察，指出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之下，“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這就使文章的立論擺脫了純道義說教的迂腐色彩，建築在審時度勢的堅實基礎上，體現了政治家文風的特色。接著，作者迴顧自己受命以來的所作所為，“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並日而食”，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奉先帝之遺意”，進一步說明北伐的勢在必行。而後，又對眼下曹魏政權兩麵受敵，“適疲於西，又務於東”的不利情況作了分析，力主抓住這一大好時機用兵進取。就這樣，由遠至近，一層層闡明了當前再次出師北伐的理由，為全文確立了基點。
光正麵立論不夠，還需要就“議者”的質詢作出迴答，於是轉入駁論。駁論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人們的思想顧慮，即蜀國新敗之後，再次伐魏，是否太擔風險的問題。針對這一疑慮，文章一連舉了六件事實進行辯駁，大致可歸納為三組。前兩例屬曆史的事實。一是漢高祖劉邦，盡管他高明出眾，謀臣精良，在創業過程中也仍然要“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二是漢末割據州郡的劉繇、王朗，隻會“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不敢冒險犯難，從事征戰，結果為別人所兼並。兩個事例一正一反，共同說明了舉大業必須冒危難，不能“坐定天下”的道理，這是反駁的第一層次。中間兩例舉敵方的事實。先說曹操才智過人，善於用兵，但也經曆了“困”、“險”、“危”、“逼”、“幾敗”、“殆死”等一連串磨難，始爭得暫時的安定，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再說曹操素以能幹著稱，打仗亦多次遭受失敗與挫折，自己又“何能必勝”。表麵看來，這兩個事例所包含的意思和前麵差不多，實際上進了一層。前麵隻是一般地解說“危然後安”的道理，這裏則顯然針對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加以辨析，所以列舉曹操困頓、挫敗的情節不厭其詳，並且處處聯係自己作比較申述，這是反駁的第二層次。後麵兩例舉我方的事實。從軍事實力看，幾十年間積聚起來的精兵良將，隨著歲月的消逝將逐漸減損。再從經濟實力看，遷延不決的戰事造成“民窮兵疲”，攻與守“勞費正等”。種種跡象表明，戰爭宜於速決，不宜持久，這更是決策北伐的重要根據。從一般道理說到具體戰役，再到當前國情，六件事實不是漫然征引，而是構成逐層深入的係列，顯示出謹嚴的邏輯性。前人評議這段文字“頓挫抑揚，反複辨論，似是平列，而文義實由淺入深，一氣貫注”（清餘誠《重訂古文釋義新編》），是有見地的。
立論、駁論皆已完成，至結論部分似可順流而進，一錘定音了。可是，文章到這裏卻起了新的波瀾。作者用“夫難平者，事也”一句感喟，引出深一層的反思。想當年，曹操削平群雄，以為天下大定，不料赤壁一戰敗於吳蜀聯軍，出現了三國鼎立的局麵。又看蜀漢建國後，事業蒸蒸日上，更誰知荊州失守、伐吳敗績，幾乎一蹶不振。由此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凡事成敗利鈍，難以預計，自己唯有“鞠躬盡力，死而後已”。這似乎是一個“低調”的結束語，和我們期望中的豪言壯詞不那麽一致，但聯係作者一生在逆境中堅持奮鬥，苦苦支撐大局的立身行事來看，則又是他實實在在的誓言，是他竭誠盡智報效國事的忠貞不貳的表白，所以能流傳千古，使後人景仰不已。
總之，《後出師表》剴切務實，有為而發，立論遠大，文風曉暢，與《前出師表》如出一轍。但由於論說的題旨不一，它也形成了自身的特點。比如行文上不像前表那樣娓娓陳說，舒卷自如，而顯得辯難迭起，議論風發。這不僅使它在篇章結構上更為嚴密，更加條理分明，也使它在語言表達上更有氣勢，更見慷慨沉雄。尤其是駁論部分的六個“臣之未解”，但作反詰，不下按斷，在整飭的布局中寓有疏宕激越之氣，逐層地引向高峰，這種表現形式是《前出師表》所未曾見的。所以，如果我們將前表看作“理”和“情”的完美結合，那麽，本文則更多地顯現為“理”和“氣”的統一，即在說理充分的前提下
作者：【三國】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1]不兩立，王業不偏安[2]，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3]。故五月渡瀘[4]，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5]，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6]，又務於東[7]，兵法乘勞[8]，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9]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10]，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11]，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12]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13]坐大，遂並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14]，然困於南陽[15]，險於烏巢[16]，危於祁連[17]，逼於黎陽[18]，幾敗北山[19]，殆死潼關[20]，然後偽定[21]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22]不下，四越巢湖不成[23]，任用李服[24]而李服圖之，委夏侯[25]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26]，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及曲長、屯將[27]七十餘人，突將無前[28]。賨、叟、青羌[29]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30]，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31]，西取巴、蜀[32]，舉兵北征，夏侯授首[33]，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34]，秭歸蹉跌[35]，曹丕稱帝[36]。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37]，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38]也。
注釋：
[1]漢：蜀漢自稱。賊：指曹魏。[2]偏安：指帝王不能統治全國，偏據一方以自安。[3]入南：指建興三年（225）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4]瀘：瀘水，古水名，一名瀘江水，指今雅礱江下流及金沙江會合雅礱江以後一段。[5]蜀都：指成都。[6]賊適疲於西：指建興六年（228）春，諸葛亮初出祁山（今甘肅禮縣東）時，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蜀。[7]又務於東：指建興六年秋，東吳陸遜擊敗魏大司馬曹休於石亭（今安徽潛山東北）事。[8]乘勞：趁敵軍疲憊之機。[9]高帝：指漢高祖劉邦。[10]涉險被創：劉邦曾多次親臨戰地，多次被困受傷。[11]良、平：張良、陳平，為劉邦的謀士和重臣。[12]劉繇（you由）：字正禮，東漢末年任揚州刺史，後被袁紹逼至曲阿（今江蘇丹陽），興平二年（195）為孫策擊敗。王朗：字景興，東漢末年任會稽（今浙江紹興）太守，孫策率軍渡江時，他兵敗投降。[13]孫策：字伯符，孫堅之子，孫權之長兄。堅死後，策收拾殘部依附袁術，興平二年（195）渡江進據江東地區，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後遇刺身亡。[14]孫、吳：指春秋戰國時的軍事家孫武和吳起。[15]困於南陽：建安二年（197）曹操進軍宛城（漢時南陽郡治所，今河南南陽），張繡設計偷襲曹營，操中流矢，長子昂亡於戰事。[16]險於烏巢：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中，袁紹屯糧烏巢（今河南延津東南），兵多糧足，操軍困乏危急，遂夜襲烏巢，焚其糧草，殲其主力，方轉危為安。[17]危於祁連：事不詳。據《通鑒》胡三省注，此祁連可能指鄴城（今河北磁縣東南）附近的祁山。建安九年（204）曹操圍鄴，由祁山還鄴途中，險為袁紹的將領審配所設伏兵射中。[18]逼於黎陽：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紹死，其子譚、尚固守黎陽（今河南鶴壁浚縣東）。九月，操攻黎陽，連戰不克。次年，操轉攻鄴，譚又引兵逼迫其後。[19]幾敗北山：事不詳。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劉爭奪漢中，三月，曹操自長安出斜穀，軍至陽平北山（今陝西漢中市勉縣西），劉備因險拒守。操於五月引軍還歸長安。[20]殆死潼關：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與馬超、韓遂戰於潼關，將北渡黃河，遇馬超軍，避於舟中，追騎沿岸射擊，箭如雨下。脫險後，操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21]偽定：指曹氏統一北方，僭稱國號。[22]昌霸，一稱昌豨。建安四年（199），東海郡昌霸叛，郡縣數萬兵歸附劉備。[23]四越巢湖不成：曹操駐合肥以重軍，南隔巢湖，與駐屯濡須口的孫吳對峙，操始終未能越過巢湖。[24]李服：不詳。據《通鑒》胡三省注：“李服，蓋王服也。”建安四年（199），車騎將軍董承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和劉備等合謀誅操。事泄，董、吳、王被殺。[25]夏侯：指夏侯淵，曹操的大將。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東征張魯，留夏侯淵屯守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出兵漢中，夏侯淵被蜀將黃忠擊殺。[26]漢中：郡名，治所在今南鄭。[27]曲長、屯將：軍隊中的將領。[28]突將：衝鋒突陣的勇將。無前：無敵。[29]賨（cong叢）叟、青羌：蜀軍中少數民族的兵士。[30]敗軍於楚：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劉表。表死，子琮投降。操即追擊劉備，於當陽長阪坡大敗之。當陽古屬楚地，故雲。[31]東連吳、越：指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中劉備派諸葛亮至江東，與孫權聯合抵禦曹操。[32]西取巴、蜀：建安十六年（210）益州牧劉璋恐曹操襲己，聽張鬆計，迎劉備入蜀。後備與璋有隙，劉備自葭萌（今四川廣元西南）進擊益州，諸葛亮、張飛等平定白帝、江州、江陽等地，劉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劉備遂占有巴蜀地區。[33]授首：被殺。事見注[25]。[34]“吳更”二句：赤壁之戰後，劉備領荊州牧。建安十六年（210）劉備入蜀時，留關羽鎮守荊州。劉備既得益州，孫權欲複得荊州，雙方於建安二十年（215）議定共據荊州。二十四年（219），孫權乘關羽北攻曹魏時，襲擊關羽後方，取江陵，擄其家屬。關羽還軍南下，途遭陸遜截擊，羽及子平被殺，孫吳遂獨占荊州。[35]秭歸蹉跌：劉備忿恨孫吳襲擊荊州，於章武元年（221）親率步卒伐吳，破吳軍於秭歸（今屬湖北）。次年，出夷道，為吳將陸遜以火攻敗於虓（xiāo消）亭，劉備還秭歸，收合殘兵，駐屯白帝。蹉跌，失墜。[36]曹丕稱帝：公元220年，曹操亡，其子丕廢獻帝自立，改國號為魏。[37]盡力：一作“盡瘁”。[38]逆睹：預料的意思。
賞析：
《後出師表》是曆代傳誦的名篇，同時又是一篇著作者有爭議的文章。這篇文章未見載於晉陳壽所進原編《諸葛亮集》，而出自三國時吳人張儼的《默記》（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漢晉春秋》），後世頗有人懷疑其真實可靠性，但曆來仍將它視為《前出師表》的姐妹篇，宋司馬光奉敕編集《資治通鑒》時亦將此表全文照錄。而“鞠躬盡瘁（力），死而後已”二句，則成為諸葛亮為國事竭盡心力的千古名言。
細細玩味，前、後兩表所依據的現實，所反映的問題，所喻指的對象，所論述的旨趣並不相同，於是在寫法乃至風格上也就有明顯的差別。
就寫作年代而言，後表作於蜀漢建興六年（228），與前表相距僅一年，但蜀漢帝國麵臨的形勢卻起了變化。一年前，正當諸葛亮率師第一次北伐中原。北伐是蜀漢的既定國策，事前又做過長時期的準備，所以對那次軍事行動朝廷上下都無異言，而諸葛亮需要反複叮囑的也隻限於後方的鞏固問題。可是，首次出征並未取得預期的成果，在小有獲勝之後，前鋒馬謖潰敗於街亭，迫使蜀漢大軍不得不放棄已占有的土地而退守漢中。事隔一年，而今又提出第二次北伐，自然會引起各方麵的疑慮與質詢。《後出師表》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因此，拿後表與前表相比較：前表的主題在內政，後表的重心則轉到了軍事方略；前表的說話對象是後主劉禪，後表的針對性則指向“議者”（持反對意見的人）。這也就決定了前表的基調是規勸和陳情，而後表則轉變為論辯與駁難，其間當然也闡述了作者的正麵見解。
由此可以領會後表在文章組織上的安排。它不像前表那樣以勸諫和述誌作為基本內容，卻是從“破”與“立”兩個方麵來表述自己的主張，從而形成全文的三段式結構：即立論、駁論、結論三個有機部分。
開篇立論，通過三方麵的陳述來實現。首先，以先帝的遺命，即蜀漢的既定國策為依據，揭示了“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基本原則，證明出師北伐的必要性。這一基本原則不可能動搖，作者的論證就有了權威性，於是成為文章的大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不停留於一般地演繹這個大前提，而是把它同具體的政治形勢結合起來考察，指出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之下，“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這就使文章的立論擺脫了純道義說教的迂腐色彩，建築在審時度勢的堅實基礎上，體現了政治家文風的特色。接著，作者迴顧自己受命以來的所作所為，“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並日而食”，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奉先帝之遺意”，進一步說明北伐的勢在必行。而後，又對眼下曹魏政權兩麵受敵，“適疲於西，又務於東”的不利情況作了分析，力主抓住這一大好時機用兵進取。就這樣，由遠至近，一層層闡明了當前再次出師北伐的理由，為全文確立了基點。
光正麵立論不夠，還需要就“議者”的質詢作出迴答，於是轉入駁論。駁論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人們的思想顧慮，即蜀國新敗之後，再次伐魏，是否太擔風險的問題。針對這一疑慮，文章一連舉了六件事實進行辯駁，大致可歸納為三組。前兩例屬曆史的事實。一是漢高祖劉邦，盡管他高明出眾，謀臣精良，在創業過程中也仍然要“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二是漢末割據州郡的劉繇、王朗，隻會“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不敢冒險犯難，從事征戰，結果為別人所兼並。兩個事例一正一反，共同說明了舉大業必須冒危難，不能“坐定天下”的道理，這是反駁的第一層次。中間兩例舉敵方的事實。先說曹操才智過人，善於用兵，但也經曆了“困”、“險”、“危”、“逼”、“幾敗”、“殆死”等一連串磨難，始爭得暫時的安定，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再說曹操素以能幹著稱，打仗亦多次遭受失敗與挫折，自己又“何能必勝”。表麵看來，這兩個事例所包含的意思和前麵差不多，實際上進了一層。前麵隻是一般地解說“危然後安”的道理，這裏則顯然針對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加以辨析，所以列舉曹操困頓、挫敗的情節不厭其詳，並且處處聯係自己作比較申述，這是反駁的第二層次。後麵兩例舉我方的事實。從軍事實力看，幾十年間積聚起來的精兵良將，隨著歲月的消逝將逐漸減損。再從經濟實力看，遷延不決的戰事造成“民窮兵疲”，攻與守“勞費正等”。種種跡象表明，戰爭宜於速決，不宜持久，這更是決策北伐的重要根據。從一般道理說到具體戰役，再到當前國情，六件事實不是漫然征引，而是構成逐層深入的係列，顯示出謹嚴的邏輯性。前人評議這段文字“頓挫抑揚，反複辨論，似是平列，而文義實由淺入深，一氣貫注”（清餘誠《重訂古文釋義新編》），是有見地的。
立論、駁論皆已完成，至結論部分似可順流而進，一錘定音了。可是，文章到這裏卻起了新的波瀾。作者用“夫難平者，事也”一句感喟，引出深一層的反思。想當年，曹操削平群雄，以為天下大定，不料赤壁一戰敗於吳蜀聯軍，出現了三國鼎立的局麵。又看蜀漢建國後，事業蒸蒸日上，更誰知荊州失守、伐吳敗績，幾乎一蹶不振。由此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凡事成敗利鈍，難以預計，自己唯有“鞠躬盡力，死而後已”。這似乎是一個“低調”的結束語，和我們期望中的豪言壯詞不那麽一致，但聯係作者一生在逆境中堅持奮鬥，苦苦支撐大局的立身行事來看，則又是他實實在在的誓言，是他竭誠盡智報效國事的忠貞不貳的表白，所以能流傳千古，使後人景仰不已。
總之，《後出師表》剴切務實，有為而發，立論遠大，文風曉暢，與《前出師表》如出一轍。但由於論說的題旨不一，它也形成了自身的特點。比如行文上不像前表那樣娓娓陳說，舒卷自如，而顯得辯難迭起，議論風發。這不僅使它在篇章結構上更為嚴密，更加條理分明，也使它在語言表達上更有氣勢，更見慷慨沉雄。尤其是駁論部分的六個“臣之未解”，但作反詰，不下按斷，在整飭的布局中寓有疏宕激越之氣，逐層地引向高峰，這種表現形式是《前出師表》所未曾見的。所以，如果我們將前表看作“理”和“情”的完美結合，那麽，本文則更多地顯現為“理”和“氣”的統一，即在說理充分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