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華陽說道：“強兵的問題還有很多，提高士兵餉銀隻是其中一項，以後朕還會有更多的措施去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強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這個以後再說，師父身居高位多年，想必早就想過如何解決百姓富足的問題，就請師父講解一二吧。”
文天祥放下筷子說道：“富國之道，首在富民，富民之道，首在富農，隻有農民富足了，糧食豐收了，國家倉廩實，自然就富強了，昔日商鞅變法，二十年內使秦國崛起與東方六國，正是獎勵耕戰，重農抑商，使秦國的國力超越東方六國，最終統一天下，漢朝建立後，漢文帝、漢景帝同樣采用重農抑商，支持農業發展，最終創造了文景之治，為後來的漢武帝劉徹北擊匈奴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楊堅同樣重農抑商，創造了有名的開皇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同樣采用重農抑商政策，使大唐迅速安定下來，僅用數年時間，打敗突厥，成為天可汗，並創造了貞觀之治，這些明君之所以創造盛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重農抑商，所以我大宋要想光複中原，應效仿這幾位明君，采用重農抑商政策，迅速發展農業，使國家府庫迅速充實起來。”
王華陽聽著文天祥的話，想著如何辯駁。
重農抑商政策在中國古代不同曆史時期具體表現必然為經濟形態所決定，重農抑商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製工商業的發展。重農抑商”、“農本商末”政策深深製約和影響中國曆史。
在中國漫漫兩千年曆史長河中，“重農抑商”政策總是與曆史相隨相伴的。它產生於封建製度產生鞏固的春秋戰國，發展於封建製度興盛的秦漢，之後便被後麵的朝代繼承，中古時代的中國是和波斯，緬甸，印度，埃及相似的東方專製封建農業帝國。
曆代王朝都強調“以農為本”。中國社會采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曆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采取一係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
“重農抑商”政策導致地主官僚不斷兼並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農民破產流亡，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激化了階級矛盾，造成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地主官僚集團也因瘋狂兼並土地而更加腐敗。到了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而統治階級依然堅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推行一係列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這些做法，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國自15、16世紀始，在一些經濟相對較發達地區，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當時統治者對這一新事物極端恐懼，采取各種措施加以摧殘。雖然西方商品經濟在中世紀也遭過同樣破壞，但當時多元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商品經濟仍得以頑強發展，古代中國社會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商品交換和商業活動的存在和發展受到很大限約，商業貿易活動必須隸屬於自然經濟體製。
清初，統治者對東南沿海萌芽的資本主義和一度興起的“工商皆本”、“農商皆本”啟蒙思想，不置可否，正當清政府下禁海令和限製礦冶業時，西方各國海上貿易蓬勃發展。統治者完全不了解外部形勢，妄圖追求海疆平安無事，傳統自給自足經濟、重農主義，又使清政府認識不到外貿的重要性。
中國封建統治者極力破壞社會賴以前進的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形成，固守“重農抑商”政策，致使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未得到發展，使中國錯失發展資本主義良機。西方文藝複興、宗教改革，自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迅速席卷西方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浪潮，特別是18世紀資本主義工商業革命，加速、刺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對外殖民擴張。
重農抑商在封建社會早起確實起到了穩定國家，積蓄民力的作用，但是農業的產值是有限的，要想獲得更大的財富，必須要發展商業。
王華陽示意太監將碗筷收走，接過漱口水輸了漱口，並接過毛巾擦洗過雙手。
王華陽慢慢的說道：“師父，農業是國家穩定的基石，畢竟有句古話叫做“無農不穩”嗎，農業豐收，農民就能穩定，農民不造反，國家就能發展，但是咱們現在處在的時代和地方不一樣，昔日商鞅變法，重農抑商，使關中八百裏秦川成為大秦的糧倉，秦國百姓有了糧食，自然參軍的熱情高漲，但是您別忘了，秦國自己重視農業，並不是因為商業不需要，相反，秦國拿出自己的物產與東方六國進行交易，保證自己需要的戰略物資都能夠買到，如今，大宋偏安海外，自身物產有限，單純的發展農業，僅能保證百姓溫飽，不能解決百姓更高水平的生活要求，農業隻能解決溫飽問題，商業才能發展經曆。”
文天祥說道：“皇上，您說的這些三百年前王安石太傅曾經推行過，確實成效顯著，王安石變法期間，大宋國庫積累了朝廷二十年的用度費用，並且出兵收複了現在的甘肅，拓地兩千裏，但是變法最後隨著神宗皇帝的駕崩被取消了。”
王華陽這才想起曆史書上有名的王安石變法，當時曆史書上介紹了整整一頁，原本以為隻是一場普通的變法，現在自己深處這個時代，才發現王安石變法是多麽的超前，如果王安石變法能夠像商鞅變法一樣被後世君王執行下去，就不會有後麵的“靖康之變”，大宋說不定就是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曆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鍾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主導變法，是發生在宋神宗時期的改革，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麵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麵，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製。
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但是曆史書上簡簡單單數百字，根本不足以將王安石變法完整的展現出來。
王華陽問道：“師父可還記得王安石變法的詳細內容？”
文天祥說道：“這個微臣當然記得，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正確的，簡單的修正一下，對現在的大宋也是有幫助的。”
王華陽說道：“那就請師父給朕詳細講一下吧。”
於是文天祥認認真真的將王安石變法的內容給王華陽講了一遍。
文天祥洋洋灑灑的講了一個時辰，並從中加入了自己的見解。
王華陽聽完，歎了一口氣說道：“可惜了，如果當年王安石變法能夠持續五十年，哪還有後麵的這些事情。”
文天祥雖然給王華陽講解了王安石變法，但是因為年代久遠，很多細節文天祥也記得不是太清晰，好在大宋朝廷東渡時，帶來了大量的典籍，王華陽可以通過翻閱皇家檔案找到當年王安石變法的第一手資料，王安石變法基於的是中原王朝的改革，而現在自己僅僅統治大宋三島，國情不同，王安石的變法措施現在隻能等日後光複中原在改革了。
文天祥說道：“曆朝曆代變法，隻要是由大臣發起的，一般會隨著君王的離世被廢止，皇上若要做千古一帝，變法就要由您自己發起，這樣，大臣們就不敢不執行，相對而言會更加順利。”
王華陽對文天祥的話大為讚同。
於是王華陽說道：“既然師父都這樣說了，那朕也說一說自己的想法，朕要廢除“重農抑商”政策，農業是國本，商業同樣是國本，無農不穩，無商不富，隻有發展商業，才能讓大宋富強，一味的重農抑商，雖然可以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國家變得穩定，但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穩定的大宋怎麽能光複中原，剛才你也算了，大宋要想提高士兵的餉銀，需要三百八十萬兩銀子，如果隻從土裏刨銀子，要刨多少土地才能夠刨夠這些銀子，隻有發達的商業才能快速的積累財富，大宋三島本身物產匱乏，能拿出去交換銀子的商品中原地區都有，並且質量還不如中原，我們該怎麽辦，我們隻有通過轉口貿易，將中原地區的商品運往南洋、天竺、阿拉伯國家，再將這些國家的特產運往中原，咱們從中間賺取差價，如此，才能在數年之內積累夠光複中原的財富。”
文天祥說道：“皇上，您說的這些臣不懂，商業的事情您可以找趙瑞大人或者範毅諮詢，臣隻知道自古以來尊卑有序，綱常有倫，天、地、君、臣，士、農、工、商，商人是不入流的角色，地位還不如農民，皇上突然將商人的地位提高到和農民一樣的地位，怕是會引起百姓的不滿，商人不事生產，是一群好吃懶做之徒，將東家的東西賣給西家，從中間謀取利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商人隻是起到一個搬運的作用，東西沒有變化，還是那麽點東西，但是商人從中間收取數倍的銀子作為自己的酬勞，如果商人的地位與農民相當，商人賺取的巨額利潤會讓更多的人去經商，如此，田間將無耕作之人，沒有了耕作之人，糧食就會減少，糧食減少就會引起農民暴亂，從而引發國家的動蕩，數千年來，朝廷都將商人定位下九流的角色，目的就是不能讓更多的人去從事經商，商人即使賺了銀子，但是在官府那裏，其地位也不如農民，商人不得參加科舉，商人不得從政，就是怕商人將這種投機倒把、好吃懶做的惡習帶進官場，如今您把商人的地位提高，恐怕會引起社會上巨大的動亂。”
文天祥對王華陽的話一向言聽計從，沒想到自己剛提出要將商人的地位提高，文天祥的反應就如此強烈。
文天祥繼續說道：“商人持有巨額財富，一旦商人的地位提高，商人就會進入官府，進入到大宋的角角落落，如果商人依靠官府的力量為自己謀取利益，其危害性將不可估量。”
王華陽看著文天祥如此激動，心想要想廢除“重農抑商”，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朝堂之上對商人的誤解，要不然，文天祥如此開明之人都不能接受，朝廷裏那幫文人更不會接受。
文天祥放下筷子說道：“富國之道，首在富民，富民之道，首在富農，隻有農民富足了，糧食豐收了，國家倉廩實，自然就富強了，昔日商鞅變法，二十年內使秦國崛起與東方六國，正是獎勵耕戰，重農抑商，使秦國的國力超越東方六國，最終統一天下，漢朝建立後，漢文帝、漢景帝同樣采用重農抑商，支持農業發展，最終創造了文景之治，為後來的漢武帝劉徹北擊匈奴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楊堅同樣重農抑商，創造了有名的開皇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同樣采用重農抑商政策，使大唐迅速安定下來，僅用數年時間，打敗突厥，成為天可汗，並創造了貞觀之治，這些明君之所以創造盛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重農抑商，所以我大宋要想光複中原，應效仿這幾位明君，采用重農抑商政策，迅速發展農業，使國家府庫迅速充實起來。”
王華陽聽著文天祥的話，想著如何辯駁。
重農抑商政策在中國古代不同曆史時期具體表現必然為經濟形態所決定，重農抑商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製工商業的發展。重農抑商”、“農本商末”政策深深製約和影響中國曆史。
在中國漫漫兩千年曆史長河中，“重農抑商”政策總是與曆史相隨相伴的。它產生於封建製度產生鞏固的春秋戰國，發展於封建製度興盛的秦漢，之後便被後麵的朝代繼承，中古時代的中國是和波斯，緬甸，印度，埃及相似的東方專製封建農業帝國。
曆代王朝都強調“以農為本”。中國社會采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曆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采取一係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
“重農抑商”政策導致地主官僚不斷兼並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農民破產流亡，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激化了階級矛盾，造成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地主官僚集團也因瘋狂兼並土地而更加腐敗。到了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而統治階級依然堅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推行一係列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這些做法，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國自15、16世紀始，在一些經濟相對較發達地區，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當時統治者對這一新事物極端恐懼，采取各種措施加以摧殘。雖然西方商品經濟在中世紀也遭過同樣破壞，但當時多元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商品經濟仍得以頑強發展，古代中國社會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商品交換和商業活動的存在和發展受到很大限約，商業貿易活動必須隸屬於自然經濟體製。
清初，統治者對東南沿海萌芽的資本主義和一度興起的“工商皆本”、“農商皆本”啟蒙思想，不置可否，正當清政府下禁海令和限製礦冶業時，西方各國海上貿易蓬勃發展。統治者完全不了解外部形勢，妄圖追求海疆平安無事，傳統自給自足經濟、重農主義，又使清政府認識不到外貿的重要性。
中國封建統治者極力破壞社會賴以前進的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形成，固守“重農抑商”政策，致使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未得到發展，使中國錯失發展資本主義良機。西方文藝複興、宗教改革，自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迅速席卷西方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浪潮，特別是18世紀資本主義工商業革命，加速、刺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對外殖民擴張。
重農抑商在封建社會早起確實起到了穩定國家，積蓄民力的作用，但是農業的產值是有限的，要想獲得更大的財富，必須要發展商業。
王華陽示意太監將碗筷收走，接過漱口水輸了漱口，並接過毛巾擦洗過雙手。
王華陽慢慢的說道：“師父，農業是國家穩定的基石，畢竟有句古話叫做“無農不穩”嗎，農業豐收，農民就能穩定，農民不造反，國家就能發展，但是咱們現在處在的時代和地方不一樣，昔日商鞅變法，重農抑商，使關中八百裏秦川成為大秦的糧倉，秦國百姓有了糧食，自然參軍的熱情高漲，但是您別忘了，秦國自己重視農業，並不是因為商業不需要，相反，秦國拿出自己的物產與東方六國進行交易，保證自己需要的戰略物資都能夠買到，如今，大宋偏安海外，自身物產有限，單純的發展農業，僅能保證百姓溫飽，不能解決百姓更高水平的生活要求，農業隻能解決溫飽問題，商業才能發展經曆。”
文天祥說道：“皇上，您說的這些三百年前王安石太傅曾經推行過，確實成效顯著，王安石變法期間，大宋國庫積累了朝廷二十年的用度費用，並且出兵收複了現在的甘肅，拓地兩千裏，但是變法最後隨著神宗皇帝的駕崩被取消了。”
王華陽這才想起曆史書上有名的王安石變法，當時曆史書上介紹了整整一頁，原本以為隻是一場普通的變法，現在自己深處這個時代，才發現王安石變法是多麽的超前，如果王安石變法能夠像商鞅變法一樣被後世君王執行下去，就不會有後麵的“靖康之變”，大宋說不定就是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曆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鍾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主導變法，是發生在宋神宗時期的改革，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麵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麵，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製。
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但是曆史書上簡簡單單數百字，根本不足以將王安石變法完整的展現出來。
王華陽問道：“師父可還記得王安石變法的詳細內容？”
文天祥說道：“這個微臣當然記得，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正確的，簡單的修正一下，對現在的大宋也是有幫助的。”
王華陽說道：“那就請師父給朕詳細講一下吧。”
於是文天祥認認真真的將王安石變法的內容給王華陽講了一遍。
文天祥洋洋灑灑的講了一個時辰，並從中加入了自己的見解。
王華陽聽完，歎了一口氣說道：“可惜了，如果當年王安石變法能夠持續五十年，哪還有後麵的這些事情。”
文天祥雖然給王華陽講解了王安石變法，但是因為年代久遠，很多細節文天祥也記得不是太清晰，好在大宋朝廷東渡時，帶來了大量的典籍，王華陽可以通過翻閱皇家檔案找到當年王安石變法的第一手資料，王安石變法基於的是中原王朝的改革，而現在自己僅僅統治大宋三島，國情不同，王安石的變法措施現在隻能等日後光複中原在改革了。
文天祥說道：“曆朝曆代變法，隻要是由大臣發起的，一般會隨著君王的離世被廢止，皇上若要做千古一帝，變法就要由您自己發起，這樣，大臣們就不敢不執行，相對而言會更加順利。”
王華陽對文天祥的話大為讚同。
於是王華陽說道：“既然師父都這樣說了，那朕也說一說自己的想法，朕要廢除“重農抑商”政策，農業是國本，商業同樣是國本，無農不穩，無商不富，隻有發展商業，才能讓大宋富強，一味的重農抑商，雖然可以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國家變得穩定，但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穩定的大宋怎麽能光複中原，剛才你也算了，大宋要想提高士兵的餉銀，需要三百八十萬兩銀子，如果隻從土裏刨銀子，要刨多少土地才能夠刨夠這些銀子，隻有發達的商業才能快速的積累財富，大宋三島本身物產匱乏，能拿出去交換銀子的商品中原地區都有，並且質量還不如中原，我們該怎麽辦，我們隻有通過轉口貿易，將中原地區的商品運往南洋、天竺、阿拉伯國家，再將這些國家的特產運往中原，咱們從中間賺取差價，如此，才能在數年之內積累夠光複中原的財富。”
文天祥說道：“皇上，您說的這些臣不懂，商業的事情您可以找趙瑞大人或者範毅諮詢，臣隻知道自古以來尊卑有序，綱常有倫，天、地、君、臣，士、農、工、商，商人是不入流的角色，地位還不如農民，皇上突然將商人的地位提高到和農民一樣的地位，怕是會引起百姓的不滿，商人不事生產，是一群好吃懶做之徒，將東家的東西賣給西家，從中間謀取利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商人隻是起到一個搬運的作用，東西沒有變化，還是那麽點東西，但是商人從中間收取數倍的銀子作為自己的酬勞，如果商人的地位與農民相當，商人賺取的巨額利潤會讓更多的人去經商，如此，田間將無耕作之人，沒有了耕作之人，糧食就會減少，糧食減少就會引起農民暴亂，從而引發國家的動蕩，數千年來，朝廷都將商人定位下九流的角色，目的就是不能讓更多的人去從事經商，商人即使賺了銀子，但是在官府那裏，其地位也不如農民，商人不得參加科舉，商人不得從政，就是怕商人將這種投機倒把、好吃懶做的惡習帶進官場，如今您把商人的地位提高，恐怕會引起社會上巨大的動亂。”
文天祥對王華陽的話一向言聽計從，沒想到自己剛提出要將商人的地位提高，文天祥的反應就如此強烈。
文天祥繼續說道：“商人持有巨額財富，一旦商人的地位提高，商人就會進入官府，進入到大宋的角角落落，如果商人依靠官府的力量為自己謀取利益，其危害性將不可估量。”
王華陽看著文天祥如此激動，心想要想廢除“重農抑商”，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朝堂之上對商人的誤解，要不然，文天祥如此開明之人都不能接受，朝廷裏那幫文人更不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