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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諸侯王逐漸達成一種共識：怎樣將黃河沿線的無數自由的小政權統一起來，不要再因人為挖河而造成災難？大一統的內在需求，開始沉澱為民族潛意識。
黃河流域土地肥沃，適合耕種。耕種需要耐心守候，三五成群，你耕我種，不需要流動遷徙。種族繁衍下來，一個世代守候土地的熟人社群逐漸形成。封建宗法製應“熟人社會”需求發明，被實踐應用。[1]
這樣一個依靠封建宗法建立起來的社會，最根本的特點，處理一切事情，隻講情感，不講理性。《論語·為政》對它做了規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儒家規定，理性的政令、法律，必須讓位給情感的道德、禮儀。文化定下來後，中國人心順著這個方向來發育，進化出一套強大的“心靈文化”：追求心心相印，以猜測、揣摩他人的心為目標，以對方的情緒、感受，作為待人接物的依據。所以民國學者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建立大一統國家的強烈內在需求，隻講情感不講理性的宗法社會規範，兩者結合，直接催生出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度的需求。
封建帝國製度在秦朝建立後首次實現。
封建王朝不但要大，而且要“老大”。是梁啓超說的“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
“老大帝國”有三個特點：一追求地域規模大；二追求內部和諧統一；三追求權力高度集中。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大一統”的世界觀，讓中國人文化血脈裏種下家國天下意識。
群體意識具體承載了家國天下意識。表現為：家庭意識、集體意識、團體意識、階層意識、階級意識、民族意識、社會整體意識。
群體意識是構建中國家庭、社會、國家的基石。國家怎樣在意識形態層麵，將上述群體意識輸入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便成了穩定政權的關鍵。
群體意識的核心，是“群體為大、個體為小，個體服從群體”。在這樣一種價值觀的規範下，每個中國人都需要找到組織、單位、圈子。個人隻有依附群體，才能得到社會認可，個體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群體核心意識與儒家等級觀念結合，群體大於個體，組織、單位大於個人，國家大於組織、單位，就成為一種不需證明的公理。
這個價值體係的形象化的比方是：組織、單位是國家的螺絲釘，每個人是組織、單位的一個螺絲釘。個人隨時要為組織、單位奉獻自己、犧牲自己，組織、單位隨時要為國家奉獻自己、犧牲自己。
在強大的群體麵前，每個人都是渺小與無助的個人。群體意識逐漸侵占個人的一切，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但問題由此而起：在群體中，每個人都開始驚慌失措，他們已經找不到自我。
人最恐懼的事情，是失去自我存在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證明。這逼迫中國人發問：群己界限到底在哪裏？如果群體始終大於個體，而個體沒有獨立的依據，每個人都會感到群體是個巨大的包袱。
群體文化一開始就有這麽強大的魔力嗎？中華文化在奠定時並不是這樣。群體與個體到底誰大？兩端都有人主張。“為群體”還是“為個體”？兩種價值觀都有人選擇。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楊朱說：“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這種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利己主義，影響一時，社會人心歸附。楊朱的理由是：天下固然不是拔一根毛就可以救得了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愛惜自己，將自己保護得完好，不損失一根汗毛，那麽天下就已經是最美好的理想社會了，還用得著一幫“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去救嗎？由此結論：“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楊朱實踐了他的學說，自私到了頭，沒有為後人留下一個字。因為讓這些話留下來，對別人已經有利，與自己的學說矛盾了。他的觀點所以流傳至今，全靠對手批判他時附帶記了下來。
不能說楊朱觀點全對，也不能說沒有道理。社會科學，哪裏去找無懈可擊的絕對真理？隻有在各說各話中讓更多人接受的思想。莊子的“不可知論”，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但在哲學層麵，卻直逼社會學真理。
一個好的社會，真正要有思想，就得讓各種思想都可以自由表達出來，社會選擇接受還是拒絕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楊朱的粉絲剛開始很多，時人形容，“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於墨”。
但楊朱、墨翟、先秦諸子百家自由思想的好日子不長，秦國既然統一了中國，集權政治就要來統一思想。楊朱第一個被當作極端個人主義而被否定掉了。
楊朱被批判，根本原因，在他的學說雖然對天下民眾有利，但對皇帝製度不利。皇帝要大一統，要集權，要獨裁，這必然需要每個子民都沒有自我。如果每個人都有自我，看重自我，可以自由表達，自由選擇，那麽自由權就出來了，這需要用選舉的方式來產生國家、確定政治製度。這將從根本上顛覆大一統、集權、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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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流域土地肥沃，適合耕種。耕種需要耐心守候，三五成群，你耕我種，不需要流動遷徙。種族繁衍下來，一個世代守候土地的熟人社群逐漸形成。封建宗法製應“熟人社會”需求發明，被實踐應用。[1]
這樣一個依靠封建宗法建立起來的社會，最根本的特點，處理一切事情，隻講情感，不講理性。《論語·為政》對它做了規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儒家規定，理性的政令、法律，必須讓位給情感的道德、禮儀。文化定下來後，中國人心順著這個方向來發育，進化出一套強大的“心靈文化”：追求心心相印，以猜測、揣摩他人的心為目標，以對方的情緒、感受，作為待人接物的依據。所以民國學者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建立大一統國家的強烈內在需求，隻講情感不講理性的宗法社會規範，兩者結合，直接催生出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度的需求。
封建帝國製度在秦朝建立後首次實現。
封建王朝不但要大，而且要“老大”。是梁啓超說的“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
“老大帝國”有三個特點：一追求地域規模大；二追求內部和諧統一；三追求權力高度集中。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大一統”的世界觀，讓中國人文化血脈裏種下家國天下意識。
群體意識具體承載了家國天下意識。表現為：家庭意識、集體意識、團體意識、階層意識、階級意識、民族意識、社會整體意識。
群體意識是構建中國家庭、社會、國家的基石。國家怎樣在意識形態層麵，將上述群體意識輸入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便成了穩定政權的關鍵。
群體意識的核心，是“群體為大、個體為小，個體服從群體”。在這樣一種價值觀的規範下，每個中國人都需要找到組織、單位、圈子。個人隻有依附群體，才能得到社會認可，個體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群體核心意識與儒家等級觀念結合，群體大於個體，組織、單位大於個人，國家大於組織、單位，就成為一種不需證明的公理。
這個價值體係的形象化的比方是：組織、單位是國家的螺絲釘，每個人是組織、單位的一個螺絲釘。個人隨時要為組織、單位奉獻自己、犧牲自己，組織、單位隨時要為國家奉獻自己、犧牲自己。
在強大的群體麵前，每個人都是渺小與無助的個人。群體意識逐漸侵占個人的一切，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但問題由此而起：在群體中，每個人都開始驚慌失措，他們已經找不到自我。
人最恐懼的事情，是失去自我存在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證明。這逼迫中國人發問：群己界限到底在哪裏？如果群體始終大於個體，而個體沒有獨立的依據，每個人都會感到群體是個巨大的包袱。
群體文化一開始就有這麽強大的魔力嗎？中華文化在奠定時並不是這樣。群體與個體到底誰大？兩端都有人主張。“為群體”還是“為個體”？兩種價值觀都有人選擇。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楊朱說：“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這種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利己主義，影響一時，社會人心歸附。楊朱的理由是：天下固然不是拔一根毛就可以救得了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愛惜自己，將自己保護得完好，不損失一根汗毛，那麽天下就已經是最美好的理想社會了，還用得著一幫“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去救嗎？由此結論：“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楊朱實踐了他的學說，自私到了頭，沒有為後人留下一個字。因為讓這些話留下來，對別人已經有利，與自己的學說矛盾了。他的觀點所以流傳至今，全靠對手批判他時附帶記了下來。
不能說楊朱觀點全對，也不能說沒有道理。社會科學，哪裏去找無懈可擊的絕對真理？隻有在各說各話中讓更多人接受的思想。莊子的“不可知論”，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但在哲學層麵，卻直逼社會學真理。
一個好的社會，真正要有思想，就得讓各種思想都可以自由表達出來，社會選擇接受還是拒絕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楊朱的粉絲剛開始很多，時人形容，“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於墨”。
但楊朱、墨翟、先秦諸子百家自由思想的好日子不長，秦國既然統一了中國，集權政治就要來統一思想。楊朱第一個被當作極端個人主義而被否定掉了。
楊朱被批判，根本原因，在他的學說雖然對天下民眾有利，但對皇帝製度不利。皇帝要大一統，要集權，要獨裁，這必然需要每個子民都沒有自我。如果每個人都有自我，看重自我，可以自由表達，自由選擇，那麽自由權就出來了，這需要用選舉的方式來產生國家、確定政治製度。這將從根本上顛覆大一統、集權、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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