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頁
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久，周詒端又提到給子孫買田置地的事。人老了，總想後事，事沒辦妥，心裏就不踏實。左宗棠知道，必須得有一個交代了，他就拍著妻子的肩膀，說：詒端，咱們商量一下，我看最好不買了，你想想，子孫比我強，要田地幹什麽？子孫比我弱，他能守得住？
左宗棠內心更深一層的考慮，是看出自己的後代中，還沒有像自己天分的人，那麽就走常人之路。天才有天才的走法，從“身無半畝”起家，清楚家族怎麽才能興起。何況，從苦水中泡出來的人，希望自己經曆過的，後人也經曆一下。
左宗棠考察三個兒子，左孝寬、左孝勛“性質近厚”，左孝同“天分頗優”。 他相信與其希望兒子中出一個有才幹的人，還不如出一個道德敦厚的人（“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長者。”），左宗棠盼子的最高目標，就是希望他們都成為 “老實秀才”。他對下一代的擔心確實很多，“聰明者怕其沾染名流習氣，庸下者怕其沾染紈絝習氣”。
左宗棠是這樣安排自己的遺產的：他跟二兒子左孝寬交底（長子左孝威已去世），隻拿出2萬兩養廉銀作遺產，三個兒子，每人5千兩；侄子左世延父親死得早，欠了一屁股債，給1千兩還債；再拿部分給自己買祭祀田地和墓地，剩下的捐給國家。
左宗棠清楚，子孫平安幸福，要靠自己開創。如果給得太多，像李鴻章那樣，藉由政府辦企業的洋務運動，將國家的錢基本都賺進自己口袋，給兒子留下2000多萬兩，後人成了紈絝子弟。
當然，也不能給太少，自己當年買秀才要108兩也拿不出，進京趕考還要倒插門得來路費。人窮誌短，會錯失機會。
5000兩最合適，既不假唱道德高調，也不假裝以廉出名，而是實實在在：既可以解決後人衣食之憂，又讓兒子們無法“玩錢喪誌”。到底是魚是龍，是騾子是馬，得靠自己。人可以拚自己，不能“拚爹”。
安排好了遺產，左宗棠也考慮自己身後名。
他很明確，自己要“一藝一伎之名”。
取得這個名的方法很簡單，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取自己該得的實在名聲。
左宗棠對待鄉親的態度，也很特別。從湘陰小地方幹成了封疆大吏，鄉親們聞風而動，隔三岔五找上門來，要錢，求找工作。凡是借錢的，隻要說明困難，他覺得可以借，當場就給了，數目不論大小。隻要是托他幫助找工作，一律沒門。他打發手下的人安排送迴家。路費也不是一次給，在南京給一半，另一半要老鄉去武漢領。這樣就避免了老鄉拿到錢後逗留，亂花光了迴不去。路費一般在50兩銀子左右，迴家還夠花上一陣。人情與原則，都照顧到了。
左宗棠剛做浙江巡撫時，將8000兩平餘銀捐掉，但又不鼓勵別人學他，因為他考慮，其他官員生活未必像他一樣節省，如果家庭開銷大，則會入不敷出，而自己獨自霸占一個清官的虛名，將其他官員都逼進了窘迫的境地。所以自己索取的和給予的都應該以人道與正義作為準繩，而又不能不近人情。（“應知取與皆當準之與義，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有一則小故事，能很清晰地傳達出左宗棠不取道德、文章虛名的人生觀。湘陰準備建一個義莊，以幫助那些鰥寡孤獨的人，擴充備荒穀，在災荒年自救，請左宗棠捐款。左宗棠當即委託李仲雲代自己送過去了。跟兒子談起，他不建議學自己。說：這是義舉，我分內應該做的。局外人有的說我做作，也有人說我清廉，他們都不知道我的心啊。[4]
做自己“分內應該做的”，自己該做的絕不推脫，也決不要求別人都來學習自己，很樸素實在，不高調，真實、不遮掩。這就是著眼辦事官員的風格。左宗棠以這個原則，來帶兵打仗，為官一方。現在他也以這個標準，為自己求得實實在在的“一藝一伎之名”。
左宗棠自做官後對清廷充滿了感激，他“以布衣直取卿相”，緣於朝廷格外厚恩。他通過拚命工作來迴報朝廷，這也是他不斷捐款、私款充公的一個原因；既不是愚忠，也不是盲從。在他的內心裏，物與我，人與我，群與己，界限都分得清清楚楚，他對自己做“分內應該做的”的定位，有著鮮明的理想色彩，這個目標一點也不高，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現在，左宗棠任兩江總督，朝廷獎賞的這種半做官半養老的安排，讓左宗棠晚年終於有時間享受一段天倫之樂。他在柳莊拜親訪朋，再準備將家人從湘陰接到南京。
左宗棠與家人在一起，一般比較嚴肅。畢竟帶兵打仗出身，加上性格剛直，不是慈父形象。但他有時候也開玩笑，開起來比一般人更好笑。去兩江任總督前，在長沙司馬橋住宅，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團聚，他吹噓多年來打仗的事，比較起湖南人物來。
他說：湖南人做上兩江總督，曆史以來隻有三個，陶澍、曾國藩和我，但他們兩個沒有我幸運。
家人納悶，問為什麽？左宗棠說：你想想看，陶澍一生沒有拜相，曾國藩雖然封侯拜相了，但是他沒有迴湖南老家。家人聽明白了，同時“哦”了一聲，有點道理。
不過呢，我也有一點遺憾，我有一點比不上曾國藩。左宗棠又說。
</br>
左宗棠內心更深一層的考慮，是看出自己的後代中，還沒有像自己天分的人，那麽就走常人之路。天才有天才的走法，從“身無半畝”起家，清楚家族怎麽才能興起。何況，從苦水中泡出來的人，希望自己經曆過的，後人也經曆一下。
左宗棠考察三個兒子，左孝寬、左孝勛“性質近厚”，左孝同“天分頗優”。 他相信與其希望兒子中出一個有才幹的人，還不如出一個道德敦厚的人（“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長者。”），左宗棠盼子的最高目標，就是希望他們都成為 “老實秀才”。他對下一代的擔心確實很多，“聰明者怕其沾染名流習氣，庸下者怕其沾染紈絝習氣”。
左宗棠是這樣安排自己的遺產的：他跟二兒子左孝寬交底（長子左孝威已去世），隻拿出2萬兩養廉銀作遺產，三個兒子，每人5千兩；侄子左世延父親死得早，欠了一屁股債，給1千兩還債；再拿部分給自己買祭祀田地和墓地，剩下的捐給國家。
左宗棠清楚，子孫平安幸福，要靠自己開創。如果給得太多，像李鴻章那樣，藉由政府辦企業的洋務運動，將國家的錢基本都賺進自己口袋，給兒子留下2000多萬兩，後人成了紈絝子弟。
當然，也不能給太少，自己當年買秀才要108兩也拿不出，進京趕考還要倒插門得來路費。人窮誌短，會錯失機會。
5000兩最合適，既不假唱道德高調，也不假裝以廉出名，而是實實在在：既可以解決後人衣食之憂，又讓兒子們無法“玩錢喪誌”。到底是魚是龍，是騾子是馬，得靠自己。人可以拚自己，不能“拚爹”。
安排好了遺產，左宗棠也考慮自己身後名。
他很明確，自己要“一藝一伎之名”。
取得這個名的方法很簡單，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取自己該得的實在名聲。
左宗棠對待鄉親的態度，也很特別。從湘陰小地方幹成了封疆大吏，鄉親們聞風而動，隔三岔五找上門來，要錢，求找工作。凡是借錢的，隻要說明困難，他覺得可以借，當場就給了，數目不論大小。隻要是托他幫助找工作，一律沒門。他打發手下的人安排送迴家。路費也不是一次給，在南京給一半，另一半要老鄉去武漢領。這樣就避免了老鄉拿到錢後逗留，亂花光了迴不去。路費一般在50兩銀子左右，迴家還夠花上一陣。人情與原則，都照顧到了。
左宗棠剛做浙江巡撫時，將8000兩平餘銀捐掉，但又不鼓勵別人學他，因為他考慮，其他官員生活未必像他一樣節省，如果家庭開銷大，則會入不敷出，而自己獨自霸占一個清官的虛名，將其他官員都逼進了窘迫的境地。所以自己索取的和給予的都應該以人道與正義作為準繩，而又不能不近人情。（“應知取與皆當準之與義，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有一則小故事，能很清晰地傳達出左宗棠不取道德、文章虛名的人生觀。湘陰準備建一個義莊，以幫助那些鰥寡孤獨的人，擴充備荒穀，在災荒年自救，請左宗棠捐款。左宗棠當即委託李仲雲代自己送過去了。跟兒子談起，他不建議學自己。說：這是義舉，我分內應該做的。局外人有的說我做作，也有人說我清廉，他們都不知道我的心啊。[4]
做自己“分內應該做的”，自己該做的絕不推脫，也決不要求別人都來學習自己，很樸素實在，不高調，真實、不遮掩。這就是著眼辦事官員的風格。左宗棠以這個原則，來帶兵打仗，為官一方。現在他也以這個標準，為自己求得實實在在的“一藝一伎之名”。
左宗棠自做官後對清廷充滿了感激，他“以布衣直取卿相”，緣於朝廷格外厚恩。他通過拚命工作來迴報朝廷，這也是他不斷捐款、私款充公的一個原因；既不是愚忠，也不是盲從。在他的內心裏，物與我，人與我，群與己，界限都分得清清楚楚，他對自己做“分內應該做的”的定位，有著鮮明的理想色彩，這個目標一點也不高，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現在，左宗棠任兩江總督，朝廷獎賞的這種半做官半養老的安排，讓左宗棠晚年終於有時間享受一段天倫之樂。他在柳莊拜親訪朋，再準備將家人從湘陰接到南京。
左宗棠與家人在一起，一般比較嚴肅。畢竟帶兵打仗出身，加上性格剛直，不是慈父形象。但他有時候也開玩笑，開起來比一般人更好笑。去兩江任總督前，在長沙司馬橋住宅，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團聚，他吹噓多年來打仗的事，比較起湖南人物來。
他說：湖南人做上兩江總督，曆史以來隻有三個，陶澍、曾國藩和我，但他們兩個沒有我幸運。
家人納悶，問為什麽？左宗棠說：你想想看，陶澍一生沒有拜相，曾國藩雖然封侯拜相了，但是他沒有迴湖南老家。家人聽明白了，同時“哦”了一聲，有點道理。
不過呢，我也有一點遺憾，我有一點比不上曾國藩。左宗棠又說。
</br>